《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北宋末年徽宗赵佶在东京汴梁城内登宝津楼上观看“左右军”演百戏的情况。演出时先由十几名鼓手簇拥着一名手执摇鼓的歌手向观众“致词”，然后鼓笛声大作，由人扮的狮、虎、豹等动物上场舞蹈，类似傩舞，拉开了正式演出的序幕。突然，爆竹声响，烟火大作，有头戴假面长髯，穿绿袍靴筒扮钟馗者，在旁有一人以小锣相招作舞步，谓之舞判。不久又响起爆竹，又放烟火，然后艺人相继出场表演各种杂技，有射箭、武打、哑杂剧，还有艺人“破面剖心”演“七圣刀”幻术。最后，以惊险的马戏表演收场。这种情景，在北宋末年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有所描绘。
由于宋室暗弱，外事活动的规模较小，也就摆不出像汉、唐时代的神气样子。残唐五代时期，由于社会动荡，许多宫廷杂技艺人流散到各地，到了宋代初年，这些艺人及其后代、门人，大多在民间演出谋生。只有数量极少的艺人，被宋室宫廷收录，如“应祇人”、“露台子弟”中就有一些是水平较高的杂技艺人，又如皇帝禁军中的“左右军”，便是由杂技艺人组成的演出机构。至南宋中期，宋室将教坊废除，杂技艺人几乎都流入民间，促进了民间杂技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在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记载：
宋朝杂乐百戏，有踏球、蹴球、踏跷、藏挟、杂旋、弄枪、鋺瓶、龊〔chuo绰〕剑、踏索、寻橦、筋斗、拗腰、透剑门、飞弹丸、女伎、百戏之类，皆隶左右军而散居。每大飨燕，宣徽院按籍召之。
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恭帝柴宗训显德七年(公元960年)，通过陈桥兵变夺取了柴宗训的皇位，建立了宋朝，改年号为建隆元年。此后，赵匡胤又用了13年的时间，才统一天下。但是，宋朝建国后，国势一直比较暗弱，而且在它的周围还先后出现了辽、西夏、金、元等契丹族、回族、女真族、蒙古族的政权，宋朝常常受到他们的侵袭，并被迫接受入侵者提出的屈辱性条件。
“左右军”并非真正的作战部队，指那些名在军籍的艺人，实际上是宋室官办的杂技组织。皇室把许多身怀奇技的艺人征集在一起，给予“官身”，分成左军和右军，住在京师坊市的两厢，平时由教坊司管理，按月发饷。北宋时期在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设“左右军”，南宋之后改设在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除了每逢节日、朝会、御宴，“左右军”的艺人奉诏专为宫廷庆贺演出，余暇也可以在专业场所从事营业表演，有时还在官民合办的元宵会、庙会等活动中起骨干作用。因为在宋代隶属于宫廷的杂技艺人人数较少，所以在举行较大规模的演出，或逢盛大的节日庆祝活动时，人手不够，还必须临时拉入一些民间艺人联合演出。
在一些大城市，因贸易繁荣，市民阶层逐渐扩大，要求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和文化娱乐，于是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供各种伎艺演出的公共场所，叫作“瓦子”或“瓦舍”。这对杂技艺术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在每个“瓦舍”之内，又分为若干个“勾栏”，从事不同艺术门类、项目的演出。北宋时东京汴梁城内最大的勾栏内，可以容纳上千名观众。在南宋都京临安城内，有“瓦舍”多达20余处。有的艺人还固定在某处专场献艺，如临安的小张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栏说话，不曾去别瓦作场，人叫作小张四郎勾栏”(宋代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瓦舍的规模较大，各个勾栏的演出分工也比较精细，有些艺人占用的场地也比较固定。
宋室在统一了大江南北后，采取“招徕流亡，奖励农垦”，实行从免税、轻税到重税的逐步加强剥削政策，又从过去的劳役地租制改为基本上交纳实物地租，使佃农对地主的经济依附和人身依附有所削减，从而解放了生产力，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再加上农民起义和各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使农民占有了一些空地，遂使农业生产在五代十国时期的经济大破坏之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由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使城市繁荣，人口增加，在一些水陆交通的码头，商业尤为发达，于是以京师开封为首，洛阳、扬州、杭州、成都等城市，很快成为国内外贸易的热闹城市，也成为杂技艺术繁荣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