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提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由于共产国际所属三十一个支部和组织均同意解散共产国际，主席团正式决议解散。
毛泽东此信，表明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一是不搞他的“五十大寿庆贺”；二是“自觉”他的思想“没有成熟”。
不久，凯丰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斗争中，凯丰明确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为此，凯丰的一篇文章，曾使张国焘大为光火。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及：
凯丰，在遵义会议上激烈地反对过毛泽东，这在陈云手稿中有着明明白白的记载：“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在扎西，当张闻天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凯丰当众宣称：“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不过，凯丰的可爱之处，也正在这里——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
午餐时，我的秘书长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给我看。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文章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应为副部长——引者注）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文。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出于共产国际解散而更需要宣传自己的领袖的原因，这时毛泽东已坚实地奠定领袖地位并已正式担任中共主席，再过些日子便是毛泽东五十大寿——1943年12月26日，于是，出于中共中央宣传部本职工作的考虑，凯丰正在他的窑洞里制订宣传毛泽东的计划。
就在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主席不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其原因是“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地处理面临的问题”。
他在《何克全（凯丰）自传》中，曾这么写及：
在红军第二次回遵义时，党中央派凯丰到九军团工作。
据他自云，“顶牛顶了两个月，就转过弯来了”！
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错误还不了解，在遵义会议上坚持了错误的方向。现在想起来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二个月光景）。在威信的干部会时，就实行了时自己错误的初步批评。
我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由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
在批判张国焘时，凯丰也是打头阵的。1937年2月27日，他完成近三万言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他在延安作长篇报告，从十四个方面系统批判张国焘。这样，凯丰1937年8月在陕西洛川县冯家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遵义会议时他还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如今，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可见到第一句话便是：“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那是指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报告时，大会是由凯丰主持（顺便提一笔，“党八股”一词是张闻天首创的）。此时，凯丰着手制订宣传毛泽东、庆贺毛泽东五十大寿的计划。毛泽东见了凯丰的宣传计划，于1943年4月22日写了一封信给凯丰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