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于1943年12月16日在自述材料中说，王明、周恩来决定离开上海时，提出新中央的名单，“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所以我记得当时特别提到无总书记问题。”
向忠发之死，造成中共中央总书记空缺。谁来出任中共中央新的总书记呢？
除了顾顺章、向忠发落入敌人之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十天——1月17日及18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公安局、英租界闸北捕房突然大规模出动，一下子在上海天津路二七五号，中山旅社六号房间、三马路（今汉口路）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等处，密捕了共产党干部三十多人，内中有十位是中共省、市委书记，包括何盂雄、林育南等，也包括作家李求实、柔石、冯铿、胡电频、殷夫等。2月7日，其中的二十四人饮弹于上海龙华刑场！
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的原始记录，有关当事人的谈话，透露了当年如何“婉拒”了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的要求：
中共是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后，才决定不设总书记的，在此之前设有总书记，并由张闻天担任。
那广东工人模样的男子，便是周恩来。他朝广东汕头进发，特意打扮成广东工人。临行时，邓颖超在那杂货铺楼上。只是为了不引人注目，没有下楼送行。
借口进屋捡皮球，他们侦察了中共江苏省委机关，紧接着，便来了一个大搜捕……
直至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才重设总书记。
从此，他在那安全的“红色保险箱”里，和米夫一起遥控着中国共产党。
卢福坦叛变后，居然摇身一变，加入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担任中统徐州特区行动股股长、上海区情报行动股股长。
此时，卢福坦却十分“勇敢”，明确表示想当总书记！
王明跟卢福坦没有很深的关系，他不愿让此人出任总书记。他早已选好了接班人——博古！博古跟他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同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回国后一起反对过立三路线，一起反对过瞿秋白……博古成了他最亲密、最可信任的伙伴。
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江西中央苏区。这使命和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前往鄂豫皖苏区一样，是为了加强那里的领导工作。周恩来取道汕头，沿着一条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他一上船，一个绰号叫“小广东”的地下交通员便跟他接上了头。
1931年10月18日，随着黄浦江上一艘日本轮船汽笛长鸣，徐徐起航，王明和他的妻子孟庆树，以及吴克坚、卢镜如，离开了上海。
那是接二连三的人头落地，使王明心惊胆战。在敌人的刺刀下的上海干秘密工作，毕竟时时刻刻都存在着丧生的危险。
看来，新的总书记，要在周恩来、王明和卢福坦三人中选择。
最可能的人选，自然是王明。虽说此时米夫已经返回苏联，但米夫扶植王明上台之意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明明白白表露由来。王明本人也早想成为总书记。不过，当上总书记，就务必留在国内领导中国共产党。向忠发被捕才两天就毙命——尽管他跪在地上向敌人求饶，也无济于事。这不能不使王明顾虑重重。何况他有过被捕的经历，尝过铁牢的滋味。就连营救他出狱的赤色职工国际驻上海代表、瑞士人牛兰也在向忠发被捕前一周入狱。
后来，博古于1933年1月19日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张闻天比他早几天到达那里，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便由卢福坦任负总责。
博古于1943年11月1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这么谈及他成为“负总责”的经过：向忠发被捕后，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博古“到酒店开会决定不设总书记。当时决定我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就这样，在那不知名的酒店里的四人聚会，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权力的移交——交给了博古，而不是交给“想当总书记的卢福坦”。
《上海党史研完》1993年第6期发表的吴景平为叶永烈所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所写的书评中提到：“中共是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后，才决定不设总书记的，在此之前设有总书记，井由张闻天担任。”笔者认为上述说法是不确切的……
不过，即便在米夫、王明控制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博古也未能得以进入中央委员之列。因博古的党内地位比卢福坦要低得多。一下子使博古成为总书记，显然不负众望。
周恩来干1943年11月2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谈及：“在分配工作时，曾向卢福坦解释不设总书记。”
由于卢福坦提供了线索，位于上海北四川路天潼路的中共江苏省委处于中统特务的监视之中。两个不满十八岁的中统特务蒋某和吴某在马路上踢皮球，故意把皮球踢进三楼的房间中。
卢福坦出任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三个多月——因为在1933年4月（也有人说是2月，如中统特务庄祖方的回忆），他就落进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手中。
王明手中的权力不断膨胀。总书记向忠发挂名不干事，直至被捕、叛变。照理，王明取向忠发而代之，早已不成问题。可是，此时王明却另打主意——溜！他不愿呆在上海，筹划着重回莫斯科。
这次大搜捕，据查是《红旗日报》交通唐虞（又名王掘夫、唐禹）告密。但当时王克全则说是“中央告密”（见《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1931年2月22日）。此处“中央”即指王明——因为被捕者大多数是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反对王明的人。但究竟是谁，迄今仍未最后查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钱听涛则同意笔者的意见，对吴景平的文章表示不同看法。他写了《张闻天担任过党的总书记吗——兼谈1931年至七大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演变情况》一文，指出：
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使王明丧魂落魄。他和妻子孟庆树躲进上海郊区的疗养院，惶惶不可终日。
卢福坦这么快就叛变，连中统特务也感到意外！
王明于同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那天，赶到莫斯科，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卢福坦此人，实在知名度太差，现今的读者几乎很少听说过这一名字。他当时在中共党内的知名度也很差，以至在中共“六大”的中央委员名单上，他被写成“鲁福坦”！
张闻天的后来的自述以及周恩来、博古后来的谈话，不仅说明了当时如何“婉拒”了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的要求，而且说明了从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其中央“无总书记”、“不设总书记”。
就在王明离沪后一个月，暮色笼罩着上海滩，华灯初上，从海宁路与山西路交叉口的一家烟纸杂货店里，走出两名男子。他们跳上两辆人力车，直奔黄浦江畔的十六铺码头。其中一个男子，穿对襟哗叽中式短上衣、蓝色哔叽中式裤子，广东工人模样，车上放一只手提箱。另一男子为他送行，送他登上一艘小火轮。
这么一来，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博古和张闻天，一下子擢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常委，而且排名于原政治局委员卢福坦之前！
当年的中统上海行动区副区长陈蔚如（又名陈俊德），后来在其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中，这么写及卢福坦被捕后的情景：
死了向忠发，走了王明、张国焘、周恩来，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便由博古负总责，张闻天和卢福坦成为他的副手。在这里要特别指出，“负总责”与“总负责”，只是两个字颠倒了一下，含义不完全相同：“负总责”只是表明肩负的责任，而“总负责”除了包含“负总责”的意思之外，还多一层意思，是一种职务的名称。早些时候的中共党史书籍中大都写作“总负责”，现在都改用“负总责”一词。
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卢福坦于1933年4月被密捕后，临时关押在小东门东方旅馆内，这里环境比较好，不像在上海市警察局里面那样阴森、恐怖。根据卢福坦在中共党内的所史和地位，其意志应该是比较坚定的，可是在劝降特务和他谈话之后，他很快表示愿意自首，井为中统上海区对中共江苏省委的连续破坏提供了很多情报，成为可耻的叛徒特务。
六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三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已死，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留在上海的只有周恩来。
上海解放后，卢福坦被捕。1969年被处决。
当本书——《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初版本出版后，1993年第6期《上海党史研究》发表了吴景平对本书的书评《以文现史的佳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的成功尝试和若干不足之娃》。吴景平在书评中对本书提出不同看法：
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周恩来。周恩来在党内具有很高的威信，有很好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富有组织才华。可是，他向来谦逊，六届三中全会本应由他主持，他却把瞿秋白推了上去。显然，此时此际，他不会出任总书记，更何况他早已觉察壬明咄咄逼人，野心勃勃。
由王明提出，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六人组成，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其中常委三人，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由博古负总责。
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周恩来外，只有王明和卢福坦。
电就是说，从1931年6月至1956年9月这二十五年零三个月的漫长岁月，中共中央“无总书记”、“不设总书记”。
卢福坦是何等人物？他是山东淄博市人，工人出身。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他作为山东省代表，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正遇上过分强调工人成分，于是他不仅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下子进入中共高层。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成了政治局委员。
1931年4月，6月，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周恩来被迫将赴江西苏区，王明则将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9月下旬经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补选博古、张闻天、康生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陈云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再加原政治局委员卢福坦和另一个牵竹声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来再设总书记。
王明的最后抉择是让总书记空缺，而指定博古负总的责任。这样，一邑他有机会从苏联回国，便可担任总书记。
这么一来，周恩来不想当，王明不敢当，剩下的人选便是卢福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