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指共产国际“七大”——引者注）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据考证，这“16日”应为1935年12月16日。从电报中可以看出，林育英是以“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出面的，而且他“带有密码”，可以在陕北与共产国际直接通电报。密电码是刘长胜带回来的，他稍晚于林育英从莫斯科到达陕北，从此陕北与莫斯科有了电报联系。
林育英
会师之后，12月7日，中革军委调整、扩大为二十三人，成为红军最高指挥部，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又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此时，他担当起说服张国焘，防止中共大分裂的重任。他以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不断给张国焘发电报，进行说服工作。
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
这样，张国焘也就致电林育英，称“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虽然张国焘仍坚持他那个“中央”是“党中央”，但已愿“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林育英既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又跟张国焘有着患难之交，而这时他是共产国际特使。中共中央决定，由林育英出面，以共产国际派员的身份，对张国焘进行说服工作——张国焘不服从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总应服从了吧。
这么一来，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他那个“中央”。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林育英出现在陕北。他出席了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除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之外，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
此后，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虽口口声声承认错误，但实际上却耿耿于怀。终于，在1938年4月4日，他乘去祭黄陵之际，投奔国民党。他随身只带警卫员张海一人。当张海发觉张国焘反叛中共时，不愿跟他走。张国焘后来成为国民党的特务，晚景凄凉，1979年12月3日冻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城养老院医院。
经过电报一次次切磋，林育英告诉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引者注）的政治路线”，“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指共产国际代表团——引者注）”。
林育英在中共党内，具有很深的资历。曾任中国共青团书记的林育南，就是他的胞弟。林育南还是中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那次突遭国民党特务大搜捕时，林育南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1931年2月7日，林育南死于上海龙华刑场。林育英早在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跟恽代英、陈潭秋过从甚密。1924年秋，他和李求实一起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翌年回国，化名林春山，先在上海工作、不久出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当毛泽东上井冈山时，他是中共湖南省委成员，两人结下友谊。此后，他又在上海、东北从事秘密工作，出席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0年12月，他在抚顺的火车上遭捕。寒天腊月，他被泡在冰水中受刑，仍坚不吐实。在狱中十三个月，遭受百般折磨，以多病之身获释，他被中共送往莫斯科，一边治病，一边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1937年3月2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国焘作了检查，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完全战胜了张国焘。张国焘的错误被定为“右倾分裂主义”。
他们（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引者注）既与共产国际联络上了。我们也就不必旧事重提，斤斤于谁是谁非，大家团结要紧。
这样，中共避免了大分裂，红军避免了大分裂。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时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她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林育英同志系湖北籍的知识青年，林彪的叔父（应为林彪的堂兄——引者注），他和他的弟弟林育南曾与我共过患难。他于1922年参加中共后，即随我从事职工运动，也曾在汉口一问工厂里做工。1933年他代表中国工会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成为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的一员。他回陕北后，为了保密的理由，他用“张浩”的名字出现。
林育英那“源源而来”的电报，迄今仍可从档案中查到。如其中的一份，全文如下：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
16日9时
林育英则于1942年3月6日病故干延安，毛泽东、朱德亲自为他执绋。毛泽东亲笔为他的墓碑写了“张浩同志之墓”六个大字。
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所率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于西康甘孜。接着，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的三大主力终于大会师，变成一支统一的军队。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这样记叙：
保安的红军学校校长林彪率领学生队伍到郊外欢迎我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会时一样，站在学生们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讲台上，我们都发表演说，互致祝贺。我的演词是强调时外抗日对内团结。那时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了的事，而是策划未来。
1936年12月2日，张国焘终于率红四方面军来到陕北保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