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大国家党于2002年2月27日举行了中央委员会，对总统候选人竞选方式与党指导体制变更的相关党宪修正案进行了最终确认，但最终还是否决了废除总裁制、区分总统候选人与总裁的提议。
我下了结论，必须改正这种错误的政党体制与政治文化，才能扶正我国的政治。政党改革可谓政治改革的核心，所以尽管常被人说引发党内纷乱，甚至被排挤，我还是一贯坚信党内必须改革。也因为这样，我被挂上了“非主流”的名号。
对于一直主张党改革的我而言，退党是不得已做出的选择。
之前我也提过很多方案以求改进政党的问题，没想到执政党先发表了类似的内容。虽然我对执政党此举感到非常惊讶，但另一方面，我心里产生了希望：如果在野党与执政党都互争要改革政党，那么原本预想很难推动的改革说不定会比想象中更快达成。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帝王式的总裁制应该废除，这才是核心。最重要的政党改革问题，竟说要日后再做，讨论的重点还停留于“总统候选人竞选规则要如何制定”、“国民参与的选举名单要如何确定、比率应如何调整”，这样的情况令我感到惋惜且郁闷。
踏入政界后的两年期间，我已大致掌握我国政治的问题点。我发现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政治体系的问题，政党正是这个错误体系的核心。
对于我这样的主张，党指导部开始出现“总统大选即将到来，党内最好不要有变动，所以不行”、“为了政权交替，现在党内必须团结才对”等等说法。而且还说虽然可以接受国民参与百分之五十的总统候选人竞选，但是在总统大选前废除总裁制与导入集团指导体制是不可行的。
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发生了。因为贪腐以及相关事件而失去民心之后，如今执政党也要进行政党改革了。执政党不但决定废除总裁制，而且要导入改良式的公荐制，导入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国民参与竞选制等，在当时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划时代的方案。
为了党的民主化与透明化，我提出了很多主张，但是我的主张形同“荒野的回音”，讲了一次又一次却没有任何改变。我心里非常郁闷，究竟该如何做才能改变党？经过一番苦思后，我决定参选党代表。在竞选过程中，可以让党员们更了解党改革，进而带动实质的改变。
我的信念是以国民利益为出发点，所以绝对不会改变。2003年于国政监查会。大国家党的场外集会原本是因为执政党的错而开始的，却演变成了长期集会，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副作用。我一开始也常上台批评执政党，但我认为既然国民都已经知道情况了，就该中断场外斗争，回归国会才对。与其在场外，不如在国会会场与执政党抗争，这样才更容易让国民安心，更能获得国民的支持。许多国会议员私底下表示同意我这样的想法，但到了公众场合却不愿提及。从我国政治文化看来，是因为他们如果发声，到头来都会对自己非常不利。
在我刚正式踏进政界时，经常发生一些违背我信念的事情。例如，我没有去参加大国家党举行的1999年1月的马山集会以及2000年9月的釜山与大邱集会，随即党内责备的声音就如雨点般不断袭来。
我国的政治是政党政治，不论执政党或在野党都一样，党内的总裁一个人就拥有公荐权等党内所有的决定权，这是过时的政党体系。所以再怎么聪明的人只要进了政党都必须排队等待，不是看国民的脸色，而是看拥有公荐权的党总裁的脸色，这样也就自然花费更多时间在政党上，而将国会摆于次要位置。这是我们的政党体制与政治文化的问题所在。
最后我决心要退党。在中央委员会拒绝我的主张后，立刻于隔天，也就是2月28日表明自己的立场：“在看不到政党改变的情况下，如果还期待国民给予支持，等于是欺骗国民，所以我必须这么做。”随即便退出了大国家党。
执政党都这样了，在野党应该至少要比执政党多改革一项吧？所以我提议在总统大选前废除总裁制，使党权与大选权分离，用改良式公荐制来改革以往的公荐制度，并且将政党的财政营运透明化，导入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国民参与竞选制。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废除总裁制、公荐、财政透明化。国民参与竞选制现在已经一般化了，但当时还是有很多人质疑，他们认为党的总统候选人应由党员选出而不需一般国民参与。
当选为副总裁之后，我的首要任务就是政治改革与政党改革。有史以来所有国家的兴亡盛衰都是由政治所左右，国家的发展以及国民是否过得好，都与政治是否发挥了应有角色有关。我们国家的情况是，政治没能好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点成了国家危机的核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