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禁要把阿萨・坎德勒的一生看作是一出道德剧，把他比作威利・洛曼（美国著名话剧《推销员之死》的主人公）一类的人物，挡不住功名利禄的诱惑，烦恼不安因此相随而生，甚至在他的事业达到辉煌鼎盛之时也无二致。由于缺乏信心，他拼命地寻找最基本的信仰，并最终在美国资本主义、卫理公会教徒的上帝、理想化的妇女和人类的福音饮料可口可乐中发现了它们。没有阿萨・坎德勒，可口可乐不会成为世界上广告做得最好的产品，也不会销往全美国。他渴望不朽，并最终在他的饮料里如愿以偿了。
自1916年5月，当查尔斯・休斯宣布他对大小桶案的毁灭性判决时，64岁的阿萨・坎德勒认为，这是美国政府迫害他的又一证明：税收宰割他，法院起诉他，检查员折磨他。
这个新工厂计划其实是自信心持续膨胀的结果。两周后的2月24日，上诉法庭引证“不清白的手”说法，裁定J.C.梅菲尔德胜诉。这个判决表示，因为可口可乐中曾经含有“致命的药物可卡因”，所以它根本没有权利可言。此外，饮料中的大部分咖啡因都来自茶树叶，而不是可乐果。因此，法庭认为，可口可乐公司涉嫌阻止法院提供任何法律救助的做法是一种欺骗、造假、愚弄和不道德的行为。正如一位作家在《全国瓶装商公报》上指出的那样：“在这种裁决下，不管仿冒者有多么大胆，可口可乐公司都不能彻底防御他们。”他还补充说，这把公司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境地。可口可乐公司立刻把“Koke”案上诉到最高法院，但对审判结果依然毫无把握，因为三年前正是这家法院在大小桶案中裁决可口可乐公司败诉。
在霍华德・坎德勒的内心深处，一定很渴望经常都可以像弗兰克一样反抗父亲的命令。在人兽之战中，他的同情心倾向于哪边再清楚不过了。然而，无论怎样不满，霍华德总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感掩饰得很好。1919年伍德拉夫接管公司之后，萨姆・多布斯当上了总裁，他对此并不抱怨。第二年，当瓶装商发起反对新主人运动时，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可口可乐人。
战争也意味着征税更多。约翰・坎德勒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时声明，反对向软饮料征收10%的特别税。他说：“我的客户都愿意付税，他们也希望付税，并无意逃税。”但是经营利润如此之低，使得可口可乐公司不能接受这项税收提议。“我们所要求的仅仅是我们不被摧毁。”坎德勒请求政客们网开一面。他向他们解释说，公司不可能让瓶装商负担这个税，因为他们签订的是固定价格合同；瓶装商和冷饮柜店主的提价也不会超过惯常的5美分，否则会引发公众的抗议。简而言之，在坎德勒看来，软饮料业将会被伤害，政府只会得到更少而不是更多的税收。
还不清楚的是，神秘的“辛迪加”究竟从这桩交易中赚了多少钱。知道内情的人显然以每股5美元的价格购买了83000股，但是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欧内斯特・伍德拉夫为他的2万股付了款。信托公司清理可口可乐公司时股票，有权以5美元的价格进购24900股，从此就不用再为钱发愁了。据估计，其直接利润在200万～500万美元之间。瓶装商后来愤然抱怨不法投机者在幕后“操纵”，但除了旷日持久的美国国内收入署税收案件以外，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触犯了法律。
7.威胁瓶盖生产商，如果不停止向竞争者供应瓶盖，就起诉他们；
尽管原先计划的资本结构调整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被拖延了，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司重组却从来没有进行过。根据1918年6月4日的会议记录：“现在看来，当初没有放弃老公司是明智的选择。”然而，科尔比和布朗已经签发了2500万美元的“实益拥有权证明书”，作为可口可乐公司出售股份的回报。科尔比和布朗威胁要起诉公司违约，最后他们得到了价值100万美元的股票，事情才算了结。到1918年夏季作出此项决策的时候，坎德勒的孩子们才完全合法地控制了整个可口可乐公司。紧随着大小桶案的解决，阿萨・坎德勒将他所有的不动产权益全部移交给了他的孩子们。1917年12月，作为圣诞礼物，他把自己拥有的股票几乎全部送给了家人，只给自己留下了象征性的7股。
6.给可口可乐的经销商发奖金，但仅限于那些不经营其他可乐饮料的人；
阿萨的苦命
资本主义的化身明显符合亚特兰大的需要。在12月6日的选举中，坎德勒轻松获任市长一职。亚特兰大许多市民欣喜地把“阿萨叔叔”比作救世主，以为他会用数百万的家产解决这个城市的一切问题。当他把年薪4000美元捐赠给慈善机构的时候，他们备受鼓舞。可是除此之外，坎德勒在任期内竟然一毛不拔，仅仅是在自来水厂改造时赞助了一些资金。选举结束后，一位愤世嫉俗者评论说：“某个普通的家伙靠廉价商品、软饮料、药丸和安全别针发了财，成了市长的最佳人选，真是滑稽。”
第二年，70岁的坎德勒通知全家，他打算娶一个离过婚的天主教女人，新奥尔良的万兹玛・马歇尔。他的主教弟弟沃伦颇为尴尬和惊诧，使出浑身解数阻止他们结合。沃伦知道阿萨不会听他的话，便说服两人共同熟悉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善意的劝阻信。坎德勒在信上潦草地写上“还有你，布鲁图”和“为什么要再刺一刀呢”，寄了回去。当阿萨最终屈从于家庭重压而取消婚约时，马歇尔小姐起诉他违背誓言，主教的一位朋友因此写道：“我越来越相信，你哥哥的一切麻烦均是有预谋的，她想为天主教会争取到他的百万家产。”
1918年夏，公司被迫做出了其他一些重大的调整。美国参加一战，导致糖的限量供应。可口可乐打出广告宣称“白糖应征参战”，请求公众对糖供给的减少保持耐心。另外一则爱国主义的广告刻画了一双捧着可口可乐饮料杯的手，背景是举着火把的自由女神像。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发觉，这实际是在恳求瓶装商不要去开拓新的市场，因为公司已经不能保证供应足够的糖浆。
阿萨・坎德勒市长
9.对竞争者获得的订单、签订的合同千方百计予以取消或破坏。
可是，赫希错了。很快，新的管理层和瓶装商之间就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他不得不决定何去何从。
特拉华州公司的财务报告反映出了最为重要的变化。资产负债表的开头账目显示，不动产、建筑物、机器和设备总价值不到200万美元，但是无形资产价值高达2496万美元。这些无形资产构成了可口可乐价值的核心，包括配方、商标和好口碑。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会计报表。事实上，伍德拉夫辛迪加真正买下的不是原始的糖浆工厂，而是美国消费者心目中的好口碑。随后几年，这种无形的口碑效应会逐渐放大，进而产生有形的经济效益。可口可乐公司1919年的1股原始股到2000年已经分裂成了4608股。如果用这样1股原始股的股息再继续投资于可口可乐公司股票，当时40美元（或内部价5美元）的投资到2000年时的价值近700万美元。这样算来，如果谁的曾祖父在1892年购买了1股阿萨的可口可乐公司股票（面值为100美元），那到今天，收益就将近73.4亿美元。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伍德拉夫都小心谨慎、低调行事，因为他知道，坎德勒家族，尤其是竞争对手、银行家阿萨，宁愿把他们在南方的公司卖给不知名的纽约某利益集团，也不愿卖给臭名昭著的欧内斯特・伍德拉夫。尽管伍德拉夫很富有，但他对金钱的极端吝啬反倒让阿萨・坎德勒成了一名挥霍者。伍德拉夫因在小事上的过分节俭而声名狼藉。他积攒酒店的香皂，把一沓沓的债券藏在衣服里面以省去运费。曾经有一个行李生等他给小费，可伍德拉夫把身上的口袋摸索一遍后，不仅没有摸出一分钱来，而且嘴里还咕哝道：“我好像有一枚25美分的硬币。”行李生说：“伍德拉夫先生，如果你确信你有一枚25美分的硬币，那它就一定还在你身上。”甚至连一向尊重他的报纸专栏作家在赞扬他的商业才干之余，也承认伍德拉夫让人不愉快的本性。1919年亚特兰大一位编辑说：“没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也没有人了解他的私事。他是一个低调沉默、不好相处的人，没什么亲密朋友。可当他需要金钱时，美元就出现了。”
坎德勒市长任期满一年后，他的许多支持者都幡然醒悟了。他的内阁建议提高水费，这样势必损害穷人的利益。其他人想提高富人的税赋，坎德勒当即反对。一篇社论这样写道：“去年秋季，阿萨的支持者难道真的相信，这位老绅士会把自己的钱财当作一份免费礼物来填补城市财政赤字吗？”贝茜・史密斯夫人撰写并于1917年秋天发表的小册子《亚特兰大市民》似乎就是专门为了给坎德勒当头一棒。史密斯夫人写道。
最终，参议员们还是通过了这项征收10%的税法。但一点也不奇怪的是，软饮料行业仍然存活了下来。可口可乐公司让瓶装公司支付了部分税金，瓶装公司又把税赋转嫁到瓶装厂身上，从而引起了巨大的不满。面临坎德勒家族和瓶装公司要求保持5美分零售价不变的强大压力，许多瓶装商认为这是商业自杀，于是纷纷向批发商要高价，最后导致零售价涨到6美分或7美分。一位瓶装商写道：“今年我必须赚钱，否则我的处境堪虞。我购置制冰机花了3000美元，买卡车用了6000美元，还有去年的所得税6000美元未付。”
几乎就在坎德勒收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正式通知的时候，亚特兰大的一群商人和政客支持、簇拥他竞选市长。亚特兰大市的财政收入几近枯竭，背负着15万美元的债务，学校破败不堪，街道急需修整；已经被解雇的警察局局长正准备起诉，要求回到工作岗位；电车售票员威胁要发起罢工。最初，坎德勒拒绝参加竞选——他是一个商人，不是政客——但是很快，他的自负心就战胜了一切疑惑。1916年6月19日，就在收到联邦贸易委员会那封信的第4天，他同意作为市长候选人。显然，这场市长竞选给他提供了一个退休的借口——坎德勒“心甘情愿，有时甚至是近乎渴望地想要摆脱可口可乐公司”，他的儿子说。
宣告坎德勒的候选资格后，他立刻启程去了密歇根州的一个矿泉疗养地，打算一直在那里疗养，直至竞选结束。但是他的政治顾问说，一位千万富翁一直隐居在密歇根州，甚至连假装参与竞选的姿态都没有，这实在是太傲慢了。坎德勒觉得他的话有道理，于是在离初选仅剩8天的时候回到亚特兰大，开始了紧张的、为期一周的政治演讲。“我站在这里，不是要告诉你们我对这个职位不感兴趣，甚至不想得到它。事实上，我很想得到这个职位，”他告诉他的支持者，“如果我可以为你们所有的人尽一份责任，我将会得到一顶桂冠，即使在我百年之后它还会继续带给我荣耀。”他的竞争者，某工会的一个排版操作工，对“不朽的名声”不感兴趣，而是用“人民的候选人”赢取穷人的支持。他评价坎德勒是“资本主义的化身”。
瓶装公司和实际瓶装厂对辛迪加动向几乎一无所知。回到查塔努加，乔治・亨特听到了很多关于纽约召开秘密会议的传闻，接着他便发电报给哈罗德・赫希，要他“挤出一点时间，写信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处于谈判核心位置的赫希在1919年8月8日回信时再次向瓶装公司保证：“大财团正在接管这家公司，一定能获得成功，但是瓶装商的权利一定会受到绝对的保护，无须担心。”
8月2日，信托公司召开董事会，“广泛讨论”有关可口可乐公司的收购事宜，萨姆・多布斯以信托公司董事的身份列席了会议。伍德拉夫陈述了他的理由：这是一个靠零散资本运作获得巨大利润的家族式小企业。只要管理恰当，规模将会成指数增长，尤其是在对外业务方面。此外，刚刚通过的沃尔斯特禁酒法案于1920年1月16日正式开始施行之后，也将会极大地提高可口可乐的销量。
然而，坎德勒的吝啬习惯也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在他离任时，城市的预算已经做到了收支平衡。整体说来，他似乎是一位保守、正派、诚实的市长，即使他优先考虑的事情有时候显得有些奇怪。坎德勒市长的成就之一就是通过了一部《冰激凌和软饮料条例》，从而确保了冷饮柜台“有良好的照明和通风设施，远离老鼠、苍蝇或其他昆虫”。他还主张礼拜日尽量休闲娱乐，认为这有利于身心健康，不这样做会“陷入令人担忧的境地，甚至比德国皇帝在悬而未决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还令人担忧”。当然，批评者对他的回应也是信手拈来：冷饮柜店员在安息日忙于销售可口可乐又作何解释呢？
3.恶意起诉竞争者；
然而，这一切对可口可乐生意的影响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大。1916年，糖浆销量接近1000万加仑。191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00多万加仑。第二年，又下降到1000万加仑。虽然可口可乐总的需求量在稳步上升，但由于不能获得足够的糖，可口可乐明显失去许多生意。冷饮柜台前贴出了这样的告示：“可口可乐供不应求，我们提供质量稍差一点的非洲可乐。”许多其他冷饮柜台和瓶装商没有那么诚实，由此滋生了大量冒牌货。
只有长子霍华德似乎总是符合父亲的期望。然而，站在霍华德的角度看，他却恨透了阿萨。作为公司的总裁，霍华德批准了把公司的秘方卖给伍德拉夫辛迪加的提议，尽管他知道这件事会要了父亲的命。霍华德的内心充满了罪过、羞愧、热爱和压抑等复杂情感，正是在这些复杂的情绪状态下，他写了一本关于父亲的传记。表面上看，这本传记尽用一些令人厌恶的奉承话来刻画阿萨・坎德勒，却对其违背誓言的那次起诉以及失败的第二次婚姻只字未提。但是，霍华德巧妙地在字里行间设法报复了他那位专制的父亲，令他的形象经常被损坏，特别是在弗兰克小马这则故事里尤其突出：
仅仅几个月后，阿萨・坎德勒娶了梅・利特尔，坎德勒大厦里37岁的速记员。“明天我将给自己找一个生活伴侣，”他写信给霍华德，“我相信，她是喜欢我的，这是对我的一个安慰。”新坎德勒夫人带着一对10岁的双胞胎女儿搬进了位于莱昂大街的豪宅。但是8个月后，她上了《纽约时报》头条，因为她被当场抓住和两个男人一起喝私酿酒。“我们正在开一个小型派对。”她告诉警察。1924年6月，结婚刚满一年，坎德勒在起草的离婚书上写道，“从一开始”，他的妻子就忽略他的“舒适和便利”，早上很早就离开家去找“一个男人陪伴一起开车到乡间”。那年10月，坎德勒夫人摇晃着在公路上逆行时，碾死了一个5岁的女孩。
另外，彭伯顿的最后一个合伙人J.C.梅菲尔德像芒刺一样再次出现在坎德勒的身边。梅菲尔德和坎德勒一样忙碌，但他的许多商业投机活动却没有坎德勒那么成功。除了软饮料以外，他还投资房地产、油井和醋厂。1909年，他的“芹菜可乐”因含可卡因违反《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而被查封。
原告现在向法庭作以下陈述并宣誓一切属实：1919年夏季的一段时间里，许多发起人构想出了一套控制上述佐治亚公司股票的计划。由于战争引发的通货膨胀和人们产生的投机心理……上面提到的发起人就这样得到了公司的控制权……
5.诽谤竞争者的品格和业务；
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整个销售过程也就清楚明朗了。坎德勒家族一夜暴富，并且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们的大厦迅速遍及整个亚特兰大。萨姆・多布斯获得了新公司总裁的职位，而霍华德・坎德勒则被明升暗降，成了董事会主席。然而，公司真正的实权却掌握在“投票受托人”这个三人小组手里，他们是伍德拉夫、斯泰森和多布斯。股东在公司经营方面没有任何发言权，多布斯这个坎德勒唯一的亲属在公司里的票数也没超过其他两位银行家。
在坎德勒竞选期间，他曾对我们许诺……他几乎是说，我们的灵魂可以免除罪过，他用天才般的手就能抹去我们所有的债务……迄今为止，如果说他为亚特兰大办成了什么好事，我们用最高倍的显微镜也观察不到，不过他倒是增添了自己的荣誉和利益。
然而，梅菲尔德是不会轻易被打倒的，没有什么能让他长期意志消沉下去。他重新启用了“Koke”名称（这是他最初使用过的名称之一），还买下了另外一个名为“麻醉药酒（Dope）”的可口可乐仿制品的所有权，不久就以“美国可口可乐公司”（Koke Company of America）的名义在全美大部分地区销售这两种仿制饮料。1914年，作为保护可口可乐商标的系列行动之一，赫希起诉了梅菲尔德。然而，不像其他仿冒者，梅菲尔德有足够的资金聘请律师为他打这场严酷而漫长的法庭战争。
关于这笔资金，信托公司没有多余的储备金。它只有180万美元存款，目前是亚特兰大7家银行中规模最小的一家。即便如此，伍德拉夫仍然对转嫁成功很有信心。8月22日他公布合约的那天，《亚特兰大宪政报》用头号大标题在报纸的头版写道：“可口可乐被亚特兰大人收购：佐治亚信托公司得到了全民饮料！”同一天，银行邮寄了一封题头印着“绝密”字样的信给它的股东们，因为这封信语义含糊，股东们只有被逐一解释后才能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信托公司的股东们可以按照持有的银行股用1∶1的比例购买可口可乐股份，只要他们在5天之内为每股股票预付195美元定金即可。这封信还承诺说，10月1日辛迪加解散之时会实行一次财产分配。这种模糊的用语掩饰了背后的实情，那些拿钱收购可口可乐的人在清理股份时，使劲地购买了每股仅5美元的可口可乐公司股票，十月份就可得到每股190美元的返还金。8月26日上午9:00，股票公开发行的时候，每股售价40美元。到当天下午3:45，股票被超额认购14万股，股票销售大获全胜。将近半数的股票被亚特兰大人买走了。
2.威胁起诉竞争者的客户；
在“Koke”案件的证词中，可口可乐早期许多可疑的活动均被暴露无遗。在证人席上，梅菲尔德讲述了约翰・彭伯顿的吗啡瘾、查尔斯・彭伯顿复出及自己独立生产“YumYum”和“Koke”的1888个日日夜夜。他有些令人信服地宣称，他合法而直接地从可口可乐发明者那里得到了原始配方。此外，他的律师们还找到了多齐尔夫人。她坚持认为，在两个至关重要的权益文件上，她的签名都是伪造的。所有这些材料在被埋藏了25年多之后又重新浮出水面，阿萨・坎德勒对此感到惶恐不安。
迄今为止，白糖一直是可口可乐中最贵的成分。多年以来，白糖的批发价一直在每磅5美分左右徘徊。到1917年5月的时候，价格上涨到8美分，这就需要给每加仑糖浆加价5美分。萨姆・多布斯“命令”瓶装公司多支付一些，但哈罗德・赫希不同意，因为装瓶合同上规定了固定价格不变。赫希建议采用灵活的外交策略，而非强硬的军事命令。于是，萨姆・多布斯飞到查塔努加，同乔治・亨特商讨这个问题。自从1914年亨特的舅舅本杰明去世之后，亨特就接掌了托马斯公司。鉴于战时的“特殊情况”，亨特同意在必要的时候暂时涨价。
伍德拉夫辛迪加
很多次，上完马具、备妥马和四轮车以后，父亲在座位上坐好，拉着马背上的缰绳，吆喝着马驹前进。然而，他没有办法让马驹弗兰克往前走，弗兰克最多只是撒开四蹄蹲下来，浑身颤抖。这个时候，父亲会卸下马具，右手顺势抓住马嚼子旁边的绳子，气急败坏地用左手拿起一根长长的柳条，狠狠地鞭打弗兰克，并用他尖锐而激动的嗓音训诫弗兰克听从他的指挥——但这一切都没有用。
权杖交接
矮小结实、下巴突出的伍德拉夫是一个富有的面粉厂老板的儿子。像约翰・彭伯顿一样，他也从佐治亚州的哥伦比亚来到亚特兰大；但与彭伯顿不同的是，他在旧金山时就已经很成功了，一系列交易使他获得了令人羡慕（和敬畏）的地位。伍德拉夫寻找那些快要倒闭的小公司，然后把它们合并成像亚特兰大制冰与煤炭公司、亚特兰大钢铁厂、帝国棉油公司、卜纳特实验室和大陆轧棉公司这样的大企业。但他职业生涯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要算这次与可口可乐公司的洽谈，到目前为止，这是发生在南方的一宗最大的交易。
次年1月，霍华德・坎德勒决定终止回扣方案，一方面是想阻止大量购买，另一方面是想躲避他预感即将来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起诉。（1918年2月15日，联邦贸易委员会案件最终开始审判。就连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们都缺乏十分有力的证据反对可口可乐公司。1919年11月17日，案件被迫撤销。）同月，他发表声明说，工厂开始停产，直到新的糖原料送到为止。应政府的要求，软饮料生产商把产量都减少了一半。“但是，我们连减半供给的糖都弄不到。”他说道。
在他的孩子签署收购合约前，阿萨・坎德勒对收购事宜一无所知。他的儿子在传记中写道，他当时相当震惊。在收购是既成事实后，他拒绝出席佐治亚公司的最后一次董事会。对这位老人而言，这个时机实在是太糟糕了。坎德勒夫人露西在他的市长任期结束不久后，于1919年3月死于乳腺癌。现在，这位企业界的大亨又要放弃公司。他感受到了背叛的滋味和权力尽失的苦楚，仿佛暴风雨来临时的李尔王一样。失去了可口可乐，阿萨・坎德勒迅速变成了一个可怜人。他曾真心地写道：“我的精神状态一点也不能让生活真正快乐起来。”
三天后，可口可乐公司召开了一次喧闹的董事会。1920年，法庭要求呈递当天的会议记录时，这些档案和科尔比致布朗的那封信碰巧一起失踪了，仅存的一份年度报告里只有含义模糊的一句话：“阿萨・坎德勒作了一个口头报告。”我们完全可以推测，他的“口头报告”是对出售公司计划的严厉叱责。正如《纽约时报》后来报道的那样：“这场交易泡汤了，因为坎德勒家族的那个大股东拒不同意。”在董事会上，坎德勒像往常一样安静地坐着，听着建议和陈述。如果他不同意，就会逐渐变得焦躁不安，不停地抚弄拇指。然后，他用尖锐的声音急切而果断地说：“我，阿萨・坎德勒，公司股票90%的持有者，表示反对霍华德・坎德勒先生的提议。”
“Koke”案的最终判决结果笼罩着公司的未来。1919年7月1日，萨姆・多布斯在纽约市的华尔道夫酒店与欧内斯特・伍德拉夫会晤，商谈出售可口可乐公司的事宜。伍德拉夫是佐治亚州信托公司的主席，在纽约交际甚广，很可能就是1917年最初企图收购可口可乐公司的幕后主使者。据他说，“某利益集团”同样愿意出价2500万美元收购可口可乐公司。除了来自“Koke”案的威胁，多布斯还意识到了公司沉重的税务负担，这也是他赞同出售公司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样做将会大大减少累计收益税以及战争期间的超额收益税。超额收益税是指政府对公司的小量资本投入超过“合理”比例部分的超额利润所征收的税赋。多布斯满腔热情地答应把伍德拉夫的提案带回亚特兰大考虑。
伍德拉夫辛迪加包括大通国民银行和纽约担保信托公司，但是这两家银行都没有官方入股。为了隐瞒幕后买主的真实身份，多布斯带回亚特兰大的合同都没有签名。然而，不久之后，担保信托公司的副总裁尤金・斯泰森就放弃使用匿名，正式到亚特兰大参与这场交易谈判，欧内斯特・伍德拉夫则仍然留在纽约的临时办公室里，用一根专用电话线与亚特兰大保持联系。由多布斯作为中间人，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商讨后，截止至7月26日，大多数合同书都已签订。这样，辛迪加只要在8月28日以前付清2500万美元，就能获得实际拥有权证明书。
1916年过了大半，“Koke”案件仍悬而未决，梅菲尔德又为可口可乐公司制造了更多的麻烦。他向1914年成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控告：可口可乐对仿冒者采取的惩戒行为是非法的。在1915年秋季和第二年春季的时候，司法部的一个特工向可口可乐瓶装商和他们的竞争者询问了一些重要问题。1916年夏天，阿萨・坎德勒接到了来自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的一封信，正式通知他这些控状并要求给予回复。坎德勒恼怒的时候，常在信纸上潦草地写下他的辩驳之词。在1916年大多数指控的旁边，他都写着“不属实”：
反抗序言
——可口可乐瓶装公司诉可口可乐公司案起诉书
事实上，伍德拉夫成功地完成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友好型融资收购（Friendly leveraged buyout）”。佐治亚州可口可乐公司将被卖给一家新公司，即特拉华州可口可乐公司（该州以宽松的公司税政策而闻名）。股东们（比如坎德勒家族）将收到1500万美元的现金及价值1000万美元、利率为7%的优先股。此外，为了逃税，公司向公众发行50万支未规定票面价值的普通股。信托公司只筹集到450万美元现金，但需求量为1500万美元。这样推算起来，余下的资金应该来自辛迪加股份的其他签名承受者。
史密斯夫人指出，虽然坎德勒主张热心公益事业的市民为提高城市的税基而高估财产的价值，但市长本人的纳税申报却减少了10.8万美元。她还极为痛快地报道说，坎德勒吝啬之极，当他从报童手里接过报纸后，快速浏览完标题就还给了报童，而不肯付区区3美分买下。
他说，他所有的成就都化为了灰烬，他所拥有的只剩下灰烬。他开始逐渐生活在神秘的过去里，在乡下度过的少年时期泛着无可挽回的伊甸园的光泽。“在这些年劳心、忧虑、心神烦乱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过去那黄金般的岁月。有时候，我以为我过去是住在天堂，四处徘徊却迷失了方向。”1921年，坎德勒悲哀地写信给霍华德说：“我也算得上是亚特兰大的建设者，是佐治亚州的激进分子——你们的顾问——可惜，我现在无人陪伴，公司既不需要我上班，也不再征询我的意见。”坎德勒内心充满自怜的感伤，于是决定找一个新太太。
当然，这次收购是一场赌博，胜负取决于具有潜在影响的“Koke”案能否获得有利的裁决。于是，公司最终决定，只有当银行的律师们在最高法院对收购可口可乐公司的把握性做出肯定表示以后，才能实施收购方案。到8月13日，司法部门可能已经开了绿灯。“兹决议，因已购得代表可口可乐公司股份的共享证书，辛迪加已经收购可口可乐公司。”欧内斯特・伍德拉夫个人得到2万股认股权，因为“考虑到他为这场交易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1.拒绝向有竞争力的其他可乐饮料经销商出售可口可乐；
战争时期的糖供应
4.如果全年购买可口可乐并做大量的广告，就会得到回扣，因此，我们认为这么做实际上是逼迫经销商只购买可口可乐公司的产品；
8.保留间谍系统，调查竞争者的客户名单和其他商业秘密；
在绝望之中，其他瓶装商为了延续糖浆供应，采用白糖的类似替代品，比如玉米糖浆、蜂蜜糖和糖精。1918年11月战争结束后，可口可乐公司自豪地吹嘘说：“成分没有改变，质量没有降低，浓度没有稀释，可口可乐从战争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不变。”但是这很显然歪曲了事实。
我们并不能责怪坎德勒感到深受迫害。他一定觉得美国政府疯了。作为一名精明的商人，为了保护自己产品的信誉和完整性，他采取积极的促销策略和合理的关注，却横遭毁谤。
亚特兰大药剂师J.B.彭德格拉斯特证明说：“当有人到我的冷饮柜台要一杯‘麻醉药酒’时，我明白他指的是‘可口可乐’。”当顾客说出一大堆有趣的昵称，如“兴奋剂”或“坎德勒大厦的另一块砖”时，彭德格拉斯特也明白他们指的是可口可乐。
作为当选市长，坎德勒兼任法律与秩序委员会主席，帮助终止电车工人的罢工运动。但伴随着电车爆炸、枪击事件及“流氓！坏蛋！”的呼喊声，亚特兰大第一起严重的劳工骚乱使整个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工人们要求重视工会、缩短工时和提高工资。最后，留用的司机工资稍微提高了一点，但是工会被解散了，而且工会组织者也被开除了。现在，坎德勒用更加雄辩的口吻谴责劳工动乱的领袖：“煽动者的激进举动威胁到了商业制度的稳定性……这是一种政治寄生虫，来自用无知堆积起来的垃圾，靠着大众偏见的脓液养得肢肥体胖。”他继续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说：“商业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自私而卑下。相反，它是世界进步的道路和带给人类无限福泽的途径。”
1924年年底，阿萨・坎德勒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当坎德勒最后一次被传唤到法庭上作证时（作为“我的可乐”案件的辩护证人），他为弗兰克・鲁滨逊的去世哀恸不已。“每个人都死了，只剩下我，我也应该去的，只是还没有死。我已经活得太久了，从摇篮到坟墓，一辈子经历了太漫长的岁月。”他独自在纽约比尔特莫尔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度过了圣诞节。他写道，他“一点也不喜欢外出”，因为房间里很暖和。他恳求他的孩子们“尽量想起我以前的样子”。坎德勒再也没有恢复健康，他的精神和身体每况愈下。1929年，77岁的坎德勒与世长辞。
坎德勒希望能活着看到他的孩子们创下伟大的事业，可他们却因专横、凡事绝对化的父亲、轻松到手的财富和多灾多难的命运而饱受磨难。小阿萨，也就是巴迪，是一个酒鬼，他在自家前院经营公共的游泳池、洗衣店和动物园。他给自己的四头大象分别取名为古柯、可乐、清新、可口，还曾因为他饲养的一只狒狒爬过栅栏吃掉邻居钱包里的60美元而被起诉。阿萨的另一个儿子沃尔特卷入了一场声名狼藉的诉讼案件，因为凌晨3:00他在一艘豪华游轮上欲强奸有夫之妇时被当场捉住。他的儿子威廉建造了一流的亚特兰大比尔特莫尔旅馆，却在佐治亚州南部开车时撞上一头迷路的母牛而身亡。阿萨的女儿露西・坎德勒的第二任丈夫海因茨死于一起血腥的谋杀案，一个黑人盗贼因此被监禁，但谣言传说杀害海因茨的凶手是他们的某个亲戚。
在1916年1月21日的董事会上，霍华德・坎德勒以公司总裁的身份正式接管了可口可乐公司，但是他的父亲仍然持有大部分的股份。阿萨・坎德勒虽然忙于新的工作，但还是很快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并不打算放弃可口可乐公司的控股权，至少现在不会。这场斗争影响到了家族出售公司的系列计划。纽约的两位律师班布里奇・科尔比和埃德・布朗代表某个辛迪加集团，计划出价2500万美元收购可口可乐公司。除去净赚的巨额利润，出售公司将会在税收方面获得更大的好处：以投资资本形式赚取的2500万美元需要缴纳的累计收益税，比起其他形式的同值收入需要缴纳的税金要少得多，而且公司也不必再支付那些特别股息了。1917年1月15日的一封信中一一列明了收购细节。
“Koke”案件充满了讽刺意味。多年来，坎德勒和赫希一直严厉谴责用俚语称呼可口可乐（特别是那些暗指可卡因成分的称谓），但是现在他们却发现，他们不得不召集药剂师到证人席上证明“可乐”和“麻醉药酒”是公众对可口可乐的普遍称呼，而不是指梅菲尔德所生产的饮料。
一战之后的1919年注定是可口可乐公司特别兴旺的一年。“那些回国的士兵会很饥渴，”一位瓶装商预言说，“他们会记起当年最合心意的东西是什么。”可口可乐糖浆的需求量迅速超出了供应能力。在2月12日的董事会上，霍华德・坎德勒建议，在北大街购买一块地，建造一座新型的生产工厂，包括一幢办公大楼、厂房、制桶厂和糖加工厂，总共耗资近85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