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可口可乐对文化的影响力、对人们的饮用习惯、对地区（和少数族裔）民俗的改变，远比许多评论家认识到的还要强大。例如，在墨西哥恰帕斯州等地区，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代替了传统的酒精饮料Poch被用于玛雅宗教祭祀，评论家们吓坏了。那个场景肯定是让人惊讶的，穿着传统玛雅服饰的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上倒了一杯可口可乐进行供奉。但事实是，他们仍然穿着传统服饰，传统仪式仍然存在。
可口可乐营销人员谈论“消费者胃口空间”之争，高管讨论“消费者思维份额”，这都是令人紧张不安的话题。不过可口可乐在我们思绪中的“份额”确实在不断膨胀，占领着那些可能有其他用途的大脑细胞。可口可乐还要赢得你的心，激发“品牌之爱”。卫星、有线电视、手机、互联网和Facebook把“真实的可口可乐”带到千家万户，走进他们的生活。可口可乐总是在那里以它无比的魅力让人们“畅爽开怀”。郭思达曾经说过：“如今，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品牌消费品彼此联系在一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可口可乐高管必须成为世界公民。“在可口可乐，我们愈加关注舒适地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不管在孟买还是德国，或是肯尼亚内罗毕。”穆泰康说。
可口可乐不可能为所有现代生活问题负责，即便如此，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对可口可乐持续的全球化趋势持反对态度。在许多评论家眼里，可口可乐代表着最糟糕的西方文化。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德国人嘲笑说：“可口可乐是美国的燃料，就像电视是美国的灵魂。”二十年前，阿德莱・史蒂文森问道：“超市就像我们的教堂，载歌载舞的商业广告就是我们的祷歌，我们是不是要让世界充满这种不可抗拒的美式意志和激昂的生活方式呢？”现在看来，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一个响亮的“是！”，可口可乐确实教会了世界与它一起歌唱，或者说它正在尽快这样做。
大多数宗教都依赖某种掺了药的饮料。基督教尊崇的是圣餐葡萄酒，其实可口可乐已经在梵蒂冈的圣餐上取代葡萄酒很多次了。希腊诸神喝的是琼浆玉液，狄俄尼索斯被封为酒神。日耳曼人的神则喜欢豪饮蜜酒。信仰伊斯兰教的苏非派僧侣用咖啡来保持午夜祈祷的清醒。在印度，苏摩植物的汁液能够安抚众神。纵观历史，萨满巫师靠古柯、烟草、咖啡因和其他致幻药物来催眠和通神。《人类、神话和魔法》杂志的一位撰稿人说：“人是一种不满足的动物，摇摆在无聊和精神需求之间，受到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困扰，世界各地对药物的广泛使用就是例证。”就像罗伯特・伍德拉夫和穆泰康说的那样，世界属于不满足于现状的人。
1986年可口可乐官方从南非撤资是不带政治考虑的例外情况，不过民意显然是支持这个决定的。在南非，可口可乐官员确实在为人道主义服务。可口可乐公司高管实行一种企业穿梭外交政策，不断会见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黑人领袖并向他们保证公司反对种族隔离，确保可口可乐的新秩序。一旦发生种族流血冲突，可口可乐的销量必然会下降。曼德拉担任南非总统期间，可口可乐一直与他保持着稳定的关系，并在南非重新建立了一些浓缩液生产厂。
可口可乐友情“客串”了数百部电影（付费植入或无偿出镜都有），从1933年的《金刚》到2006年的《皇家赌场》，它是电影历史上出现在银幕里次数最多的产品。一些电影人方便地把可口可乐拿来作为西方文明的象征，比如《奇爱博士》和《海滨》，这两部电影都使用可乐瓶作为讽刺意象，代表人类在末日大战时肤浅的价值观。在《上帝也疯狂》里，从天而降的可乐瓶掉到卡拉哈里沙漠腹地，作为一种具有图腾意义的现代文明标志，它完全改变了住在那里的原始的布须曼人的生活，就像伊甸园的苹果之于夏娃。《可口可乐小子》讲述的是发生在澳大利亚类似的故事。在所有这些电影里，软饮料均象征着邪恶的力量或危险的预兆。除去这种明显带政治立场的隐喻，在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萨尔瓦多・达利和罗伯特・劳森伯格那里，可口可乐瓶成了唯物资本主义觉醒的标志。学术派民俗学家更是创造了“可乐民俗学”分支，科马克・麦卡锡在他的著名末日小说《路》中醒目地描绘了可口可乐，为这一学科添加了资料。
难怪我母亲不让我喝可口可乐，它简直是精神鸦片嘛。她认为这种饮料对我不好：会腐蚀我的牙齿，让我晚上睡不着觉，还在我的身体里传播化学物质。然而，这种深色的泡沫饮料是有它的神秘感和诱惑性的。上高中的时候，当读到《麦克白》中女巫的咒语，我自然而然地假设她们正在坩埚里煮着可口可乐。跟上几代人一样，我渴望着这种被禁止喝的饮料。那时候，我和比利・科伦森踢完足球，一起去他家里，他妈妈常招待我们喝加了碎冰块的可口可乐。没有什么比这种当年带着负罪感喝下的饮料更好喝的东西了。另一个偷偷喝可口可乐的人描述说：“那股汽又冲又涩，像刀子一样锋利；有种阿拉伯腐败香料的味道，或许——还带点硫黄的气味。”
在可口可乐高管梦想的完美的世界中，最大的冲突大概就类似于1995年世界小姐和环球小姐之间的争斗——后者与可口可乐公司签署了广告合约，而前者则为百事可乐摇旗呐喊。或者，2008年贝拉克・奥巴马在丹佛市的百事中心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可口可乐只能放置回收桶回收空瓶；而当奥巴马在丹佛景顺球场发表获胜演讲的时候，可口可乐的产品随处可以买到。在这个完美的世界里，全球政治不是由眼光狭隘、战争倾向、民族中心主义的人所控制的，而是由温和善意的跨国公司所主导，它们只希望你能买他们的饮料。可口可乐公司的瓶装商们，无论他原籍何处——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胡图人、图西族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中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美国人、阿拉伯人——都会无一例外地阻止冲突的发生，因为这样才可以提高人均消费量。喝瓶可乐，打个通畅的嗝儿——这就是你恢复平静所需要的全部。
肥胖症却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还在不断扩大。自这本书的上一版出版之后，我写了《爆发内幕》，讲的是传染病情报部（EIS）的历史，这是一家亚特兰大的机构，职责是为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提供疾病的最新情报。那本书主要专注于写传染病，但写到快结尾的时候，我发现因心脏病和中风而去世的人数占全世界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而两者通常由糖尿病演化而来，而且都与肥胖有关。“人类最严重的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我写到。
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将当前的文化交融认同为一种文化进化，而非同质化。正如《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说的那样，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平的，但冲撞和差异仍然存在。而且弗里德曼也承认，在某些方面，互联网的发展导致了更广泛的个人主义和反抗意识。已故的澳大利亚随笔作家罗伯特・休斯评述道：“种族、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各种历史之间的不同，至少跟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一样深刻而持久。”他预言未来属于那些“思维和行动上能够游刃于不同种族、文化和语言上的人”——这简直就是当今可口可乐公司优秀经理的真实写照。
重生
但我必须在这里加一条谨慎的备注。当另一位退休的可口可乐人得知我在写这本书的新版时，他感叹说：“我不确定这本书的标题是否还讲得通，虽然20年前确实是很合理的。有很多原因让我觉得现在的‘可口可乐人’不如20年前多了，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全球可口可乐文化
可口可乐官方不跟这些说法纠缠。事实上，公司已经表现得相当克制了。从约翰・彭伯顿、弗兰克・鲁滨逊、阿萨・坎德勒时代起，可口可乐的制造商开始把这种软饮料/专利药吹捧为神奇的药水，随着时间的变迁，宣传的内容已经改变，原有的药用观点被放弃，变成了积极的、愉悦的以及其他让人浮想联翩的属性。尽管如此，它仍然和传说中炼金术士寻找的长生不老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18世纪的参考书中，“长生不老药”被定义为一种“由许多成分组成的深色药剂，溶解在强溶剂中”——完全是这种酸性的、焦糖色的软饮料的写照。
不管可口可乐是否应该得到这样的评价，它无疑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年前，有个可口可乐高管告诉他的下属：“你们是在进入他人的生活……影响人数之多，远胜其他任何产品或意识形态，甚至超过基督教的影响。”这一真相随着时间的流逝显得越发的深刻。尽管谷歌、苹果和其他全球品牌正在崛起，可口可乐仍然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消费产品。今天，穆泰康和其他可口可乐高管在北大街总部操纵着电脑，调出任意国家人均消费增长的历史数据，就像《星际迷航》里的指挥官可以轻易获得不明行星的详细资料一样。
然而，声称可口可乐决不参政似乎有些虚伪。至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高度依赖二氧化碳的饮料也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可口可乐被政治化了。
我有一个从高中起就认识的老朋友，上一版书时他还在为可口可乐公司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了。戴维除了头发鬓角渐渐斑白，他看起来几乎和以往一样，我们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有一次戴维给我看他和家人去海滩度假的照片。对着镜头微笑的他穿着一件可口可乐T恤。我笑了：“天啊，你度假的时候就不能脱了它吗？”他也笑，然后简短答道：“我不想。”那一刻，我意识到我的朋友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有人称之为“换血”，他的身体里流的不再是血液，而是焦糖糖浆。戴维获得了重生，虽然他从未试图向我“传教”，但我知道他一直坚守着一种信仰，一种在我的不断探索中呈现出有趣又令人警醒的特质，并始终带着神秘感的信仰。他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可口可乐人。
可口可乐公司在户外投放超大号可乐瓶，崇拜者把它们当成某种偶像来朝拜，除了出于宗教信仰式的动力，还有什么能解释这种现象呢？具体的表现有：可口可乐新世界博物馆上方9.14米高的可乐瓶，一到夜间就熠熠生辉；或是赫然耸立在亚特兰大特纳球场上方的15米巨型可乐瓶，LED灯可以放射出1670万种不同的颜色，每次勇士队本垒打的时候瓶口还会喷出耀眼的焰火；又或者是有6层高、重达30吨的纽约时代广场可口可乐瓶，需要百万美元级别的计算机系统才能控制它的显示，这样的耗电量可以给10个家庭供电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媒体针对可口可乐公司得出的神奇的统计数字。“如果把有史以来生产的所有可口可乐装在8盎司可乐瓶里，从头到尾连接起来，其长度可以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来回2136次。”再有：“如果让所有已经生产出来的可口可乐都从黄石公园的老忠实间歇泉喷出来，以它正常每小时7525加仑的速度，要喷7498年才喷得完。”还有：“如果把所有可口可乐都倒进一个1.8米的游泳池里……”打住。除非你也是一个可口可乐教信徒，否则想想用蛙泳的姿势游过13公里宽、79公里长、又黑又甜的碳酸河是挺恐怖的。
年会上，穆泰康再次讲述了他最喜欢的趣事之一，关于印度农村姑娘普瑞缇・古普塔在自家的客厅开小卖部的故事。可口可乐公司送她一个太阳能冷却器，这样她不仅可以出售冰镇可乐，她的小孩还能在晚上有灯来学习，可口可乐的销量也变得更好了。公司大力宣传“5 by 20”项目，旨在到2020年，让500万名妇女自主创业——销售可口可乐产品，回收废品，种植芒果。通过Kiva.org（该网站跟可口可乐完全无关），我帮助发展中国家有需求的企业申请小额信用贷款，然后我注意到，从饱受摧残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发来的请求中，有不少由妇女运营的业务申请资助去卖芬达。
1992年2月，十个喇嘛参观了亚特兰大的可口可乐博物馆。站在无穷无尽的瓶装模拟生产线旁，穿着栗色长袍的喇嘛点头微笑，用他们的语言窃窃私语。翻译解释说，他们为发现“现代发明”而高兴，而且可口可乐是最伟大的现代发明之一。这些佛教徒似乎很高兴来到这个伟大的美国饮料的殿堂——也有评论者讽刺地把它称之为“消费主义的教堂”。也许在潜意识中，他们都把博物馆看作某种信仰的表现形式，一种冥冥中的必然需求。佛教上说，所有这些需求都是“空”，皆是幻境，但这不代表它不重要。艾克・赫伯特退休前不久曾跟一群冷饮销售员说：“像所有伟大的爱情故事一样，很大程度上，我们也是在为消费者创建一套独特的幻想和情感。可口可乐就是可口可乐，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卖给任何人。”长期掌管麦肯广告公司的保罗・弗利作了一个最好的总结，他常常提醒他的创意员工们说：“广告卖的是幻象。人们喝的不是饮料，而是意境。”
2012年，我接触到铺天盖地的关于肥胖原因和影响的报道。公共卫生医师、EIS校友理查德・杰克逊出演了一部纪录片《构建健康社会》并出版了同名书籍，他指出：“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大约三分之一的孩子会（由于肥胖）患上糖尿病，平均寿命将会减少15年……寿命出现缩短的趋势，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郭思达是对的，他对一群热情的高中生说：“企业既不像我可能试图告诉你们的那样美好，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邪恶。事实上，它处于这两者之间。”
2006年，当时我正在写关于公共卫生的书《爆发内幕》，我参观了肯尼亚西部的农村学校。在那里，饮用水来自受污染的河流和池塘，孩子们因此染上疾病甚至死亡。简单又创新的“安全供水系统”来到学校，为他们提供添加了稀释漂白粉的干净水，这些水从特殊的窄口龙头喷出来，教孩子们要勤于洗手。在那个十分偏僻的地方，我看到可口可乐商标就贴在厕所外面的洗手池上，因为可口可乐捐助了这项活动。
对于道德家来说，操纵人类的基本欲望是邪恶的。郭思达最喜欢的书之一《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极其虚伪的主教大法官嘲笑人类是“可怜的生物”，“这些可怜的生物所关心的不只是要寻找一个我自己或者另一个人所崇拜的东西，而是要寻找那可以使大家信仰它，崇拜它，而且必须大家一齐信仰和崇拜的东西。正是这种一致崇拜的需要，给每一个人以致从开天辟地以来的整个人类带来了最大的痛苦。”在大法官眼里，我们是如此可悲，欠缺安全感的灵魂永远在苦苦追求着任何形式上的意义。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找到生存的秘密和奇迹——可口可乐有7X神秘配方，我们则要为灵魂洞察到生活的“7X神秘配方”。
可口可乐政治
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在1980年写到：“广告是美国人呼吸的空气，从婴儿到成年人，我们一直在不知不觉地吸收它的信息。漂亮的图片和容易达到的幸福目标萦绕在每个人的脑海中。”几十年后的今天，广告弥漫在空气中，充斥着网络上我们能看到的一切东西。举个例子，喝可口可乐就可以“畅爽开怀”的信息让墨西哥人不断消费公司产品，买可乐的钱通常占到他们日常工资的一大部分，这也直接使墨西哥在2011年以人均每年消费728瓶饮料高居世界饮料消费之首。墨西哥也有世界上最高的肥胖率，也许这不是个巧合。
在本书中，可口可乐一直被半开玩笑地视为一种宗教信仰，但这一概念实际上并不算牵强附会。毕竟，发明于公元1世纪的世界上第一台投币自动售货机就是用来发放圣水的。这个隐喻不断地在我进行的采访中若隐若现。“可口可乐是圣杯，它是有魔力的。”一个可口可乐人告诉我，“无论我走到哪里，当人们发现我为可口可乐公司工作，那感觉就像是我来自梵蒂冈，接触过上帝一样。我总是觉得很惊奇。人们对这个产品竟然如此敬畏。”郭思达临终时甚至明确指出：“为可口可乐公司工作是一种使命。这不是一种谋生的方式，这是一种信仰。”
对前首席执行官道格拉斯・艾弗斯特来说，这当然是值得庆祝而非担心的好事。他说：“其实，我们的产品是很健康的。补充水分是健康的关键。可口可乐做得好，因为它鼓励人们补充更多的液体。”2012年的年度股东大会上，我听到穆泰康自豪地宣称：“人们每天接触我们的饮料180亿次……我们提供的每一份饮料都很好，它们丰富了消费者对非酒精饮料的选择，增强水合作用，创造快乐的时刻。”事实上，五分之一的美国学龄前儿童一天平均要喝7盎司软饮料。
哈维・威利的阴影
化学物质双酚-A（BPA）被广泛用于防止污染物和延长保质期，它也遭到了批评。这种物质存在于罐装可乐中，曾有几项关于它的安全性的股东决议被提出（并且全部被驳回）。2010年，FDA表示“担心BPA对胎儿、婴儿和儿童的大脑、行为、前列腺的潜在影响”，并建议采取合理的步骤来减少食物中的BPA。可口可乐在官方网站上坚称没有问题：“可口可乐和其他饮料罐中含有的微量BPA对公众无害，这是有明确科学共识的。”
可口可乐国际收藏家俱乐部的成员对他们的圣地就更沉迷了。初期他们的藏品放在地下室或车库，到后面越来越多，直到占领了他们的卧室甚至整个家。在一次聚会上，收藏者挤满了一整间亚特兰大酒店，一个成员跟我说：“这有点像嗑药上瘾。”在静拍卖上，人们不是叫价，而是把出价放到想要的物品上，当然也有可能会被更高的出价盖住，紧张的气氛一触即发。“我担心得不行，这让人很不舒服。”一个特拉华州的女人嘟哝说。这次活动一直到深夜还在进行，收藏家俱乐部的成员们在房间里穿来穿去，继续讨价还价和进行物品交换。
某本人类学教科书中有一个章节，题目是“人类的未来”，章节插图描绘了身穿黑色长袍、灰色胡须的主教在希伯来语的可口可乐标志下阅读经文。标题写道：“像可口可乐、牛仔裤这样的产品在全球的蔓延说明了单一化、同质化的世界文化正在形成。”不过，另外一些人并不慌张。作为许多文化阵列都已经接受的一道风景和生活方式，可口可乐似乎并没有对它们造成破坏。就像人类学书中那张图片，犹太主教依然套着他的黑色长袍，读他的经文，虽然也穿了蓝色牛仔裤，他还是在做着传统的事。
可口可乐公司的高管认为，保住实力的唯一方法是保证可口可乐无处不在。此外，如果可口可乐退出，只会让百事可乐畅通无阻地乘虚而入。
可口可乐公司的发展体现了全球化的微妙之处。如穆泰康所说，经典的可口可乐品牌仍然是公司的“氧气”，但汽水的销量正在下降。《饮料文摘》编辑约翰・泽薛问：“我们是在见证一场缓和的、持续多年的、最终会跌至谷底的下降过程吗？还是我们在经历消费趋势从碳酸饮料转移到其他饮品的历史性开端？”现在就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可口可乐目前在世界各地售卖超过3500种不同的饮料，有碳酸的，也有非碳酸的。这当中有一些是可口可乐收购的当地饮料，另一些是可口可乐研发出来吸引特定口味的饮料。既然公司有全球进发的决心，就必须强迫产品具有多样性、适应性和尝试性，尽管公司无疑更希望每个人都来买经典可口可乐。
这种趋势让许多观察家感到惊慌，他们担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趣味性会被可口可乐文化的全球入侵所摧毁。政治学教授本杰明・巴伯1996年出版的书《圣战vs麦当劳世界》（Jihad vs McWorld）中认为，可口可乐会潜移默化地浸淫和扭曲文化。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宣传机关鼓吹要赢得人的心和灵魂。巴伯说：“可乐大战就是关于人的心和灵魂的，通过说服人们，让他们一直买你卖的产品……比仅仅拿下一座城池赢得战争更持久。”
这些着迷的收藏家对可口可乐的热情也许只是显得有些滑稽可笑，但严肃对待可口可乐的还大有人在。社会评论家、政治活动家、营养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对可口可乐群起而攻之，仿佛它是恶魔的化身。一位愤怒的观察家称可口可乐的历史是“自建造金字塔后，人类为无关紧要的目的消耗劳动力的最难以置信的历史”，他说，“这是美国梦出了问题的体现。”大部分的批评集中在可口可乐的广告上，据一位痛心疾首的临床心理学家的看法，这些广告传达的观念是“只要你喝了可口可乐，生活永远不会无聊，你会变得做梦都想不到的性感和受欢迎，而且你还会永远欢歌载舞”。
深究起来，可口可乐最大的吸引力不在性或生理上，而是一种社会群聚感：可口可乐的广告常常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你喝可口可乐，你应该属于一个温暖、友爱、包容的大家庭，和谐友爱，欢歌笑语。假如你没能成功地找到这样一个无忧无虑的社会，不要担心——明天你就找到它了。可口可乐会为我、为你、为大家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尽情畅爽开怀吧。2011年的一个广告中，两名卫兵在局势紧张的边界巡逻，分享了一瓶可口可乐后，笑容在他们的脸上绽放。这个广告含蓄地传达的意思是：只要人人都喝可口可乐，世界将变得和平又和谐。这是一个美好而诱人的信息，因为我们都想要这样的生活。一名苛刻的可口可乐批评家也承认，虽然“山顶”广告让她很烦，但是它传达的信息“几乎不可抗拒”。
无论有益还是有害，这些不断在卫星之间传输、奔跑在电缆之中的广告信息确实深入人心。1990年，一位研究人员试图定义“全球性年轻人”，他抽取了来自阿根廷、巴西、中国、埃及、英国、危地马拉、印度、以色列、肯尼亚、俄罗斯和泰国的年轻人代表进行调查，最后发现只有40%的人可以正确识别联合国标志，而82%的人都知道可口可乐的标志。现在这一数字可能已经接近100%，通过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随乐而动”（Move to the Beat）等活动，可口可乐营销人员积极开发他们称之为“融合全球青少年的两大激情——运动和音乐。”
从哈维・威利开始，改革者们就认为可口可乐是来自魔鬼的诱惑，特别是对于那些天真的孩子来说。如今，公共利益科学中心的创始人兼执行董事——迈克尔・雅各布森，痛心疾首地说12盎司的可口可乐含有相当于10茶匙的糖，“光是”提供卡路里了——20盎司瓶装则含有16茶匙糖，7-11便利店的超大瓶装含糖量还要再加一倍。在他2005年的出版物《液体糖果》中，雅各布森指出，含糖饮料提供了美国饮食中9%的卡路里，在青少年饮食中的比例更高，为13%。他写到：“1977年至1978年，男孩子们喝的牛奶是软饮料的两倍多。”二十年后，数据正好相反。雅各布森特别关注女孩的数据，她们喝汽水的量也是牛奶的两倍，而她们全身骨骼的92%都会在18岁之前长好。美国软饮料消费量的峰值在1998年，但时至2011年，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年8盎司装软饮料的消费量仍达到714份——也就是说，在美国，无论男人、女人、成人还是小孩，每个人平均每天都要喝差不多2瓶软饮料。
一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断言可口可乐在受到时代的影响的同时也影响着时代。显然，公司官员能够在事件造成影响之前就作出反应。例如，公司并没有事先预知到《食品和药物法》会对可口可乐不利，或者为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了预案，但是在这些历史性的时刻，可口可乐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可口可乐人一直坚持认为，自己的饮料只是带来了一点“小快乐”，如果完全有必要的话，没有它人们肯定也活得下去。“没人会觉得离了可口可乐这世界就不转了。”一位高管告诉我。
当地震、洪水、火灾、饥荒等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虽然动机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公众形象，可口可乐公司及其瓶装厂毕竟总能为大众供应新鲜、干净的水（或饮料）。比如，1998年波多黎各遭受乔治飓风的侵害，可口可乐公司在那里帮助无家可归的灾民。“他们特别喜欢和感激我们发的可口可乐、雪碧和水。”可口可乐员工写道，“帮助他人的感觉好极了，即使只是以这种微薄的方式。”同样，2011年，可怕的海啸摧毁了日本，穆泰康在几天后就飞往日本并宣布提供3000万美元的重建基金。
尽管不断受到活动家们的抗议，可口可乐仍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大放异彩，2011年可口可乐公司的产品在中国的人均年消费上升到38瓶。穆泰康期待着中国成为可口可乐最大市场的那一天。他钦佩地说：“中国就像一家管理良好的公司，那里的外国投资的机构都是一站式服务的……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市场，你能够看到对业务如何开展、如何创造就业的细节的注重。”
穆泰康自然不会成为2012年6月举办的“苏打饮料峰会”的座上宾了，这是一个由公共利益科学中心发起的反软饮料会议，前可口可乐营销人员托德・普特南是主讲人。他忏悔说：“我花了10年才明白，过去我销售给这个国家不计其数可口可乐，是会有报应的。”他回忆起为可口可乐公司工作的时候，说：“太兴奋了，甚至可以说是陶醉其中。我觉得我是世界之王。我们怎么才能够推动更多的人、更经常地买更多的可乐？”他一定不是唯一有过这种想法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征收汽水税失败之后，又让纽约市卫生委员会颁布了禁令，2013年3月起这条法令生效后，所有城市里的餐馆、食品车、快餐店、电影院、体育场馆都不允许销售大于16盎司的含糖饮料。但7-11便利店或杂货店还是可以销售超大瓶装的软饮料。尽管这条卫生法令相对来说是既无力又无效的——任何人都可以多买一瓶16盎司饮料——但软饮料行业还是大声抗议，说这是暴政和对自由选择的威胁。
其他的健康问题也困扰着可口可乐。虽然高果糖玉米糖浆和蔗糖都是相似的果糖和葡萄糖混合物，很多人却不信任高果糖玉米糖浆，因为它是由玉米经过化学提炼而来的，玉米糖浆是否和蔗糖有完全一样代谢过程，谁也说不准。不过两者都可能导致肥胖。直到最近，仍有制造商使用一种汞基物质将玉米淀粉从玉米粒里分离出来。2008年的一项由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IATP）研究中，发现可口可乐中含有少量的汞，但高果糖玉米糖浆生产行业在2012年声称，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然而，无论是IATP还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都没有再检测过可口可乐里的汞含量。
坏消息无疑还是会源源不断地到来。2012年4月，在亚特兰大郊区举行的年度股东会议上，再次遇到“可口可乐杀手”抵制活动的雷・罗杰斯，他和同伙一再打断穆泰康的讲话，用事先演练好的口号一问一答：“问题就在于——你在撒谎！”穆泰康对这些带有敌意的问题一一作答，如废弃的饮料瓶、墨西哥工人遭到恐吓、焦糖化学成分、高果糖玉米糖浆和印度水损耗问题等等。最新的危机是关于纽约两家可口可乐工厂对黑人和拉丁裔工人的种族歧视，指控包括令人不快的工作任务、不公平的纪律和报复，还有对种族歧视的语言不闻不问的工作环境。穆泰康直接在台上作出回应，他让四位从纽约工厂来的黑人雇员从听众中站起来，并建议雷・罗杰斯会后跟他们详谈，但是这四位雇员后来拒绝跟罗杰斯说话。
自从彭伯顿发明了可口可乐之后，人们就从未停止攻击它造成的各种所谓的不良健康影响。公司官员对这些批评通常只是置之一笑。他们发问，可口可乐卖了125年，我们什么时候发现有重度消费者牙齿掉光、神经兮兮、身患癌症或是濒死在街角？郭思达曾拿所谓的“愤世嫉俗的精英们固守的规律”开玩笑，他们总是觉得“这么方便、这么便宜、这么多人如此喜欢的东西……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也有人把垃圾食品和可口可乐放在一起，指责它让人们放弃了传统饮食，造成了营养不良和肥胖流行，可口可乐高管的回复是我们提倡喝饮料只是平衡饮食的一部分。如果人们吃得不够好，不去运动，这不是可口可乐的错。此外，可口可乐旗下饮料有四分之一是低卡路里或者根本不含卡路里，公司正致力于研发更多营养丰富的饮料。穆泰康说：“一切由消费者来决定，我们只是为他们提供多种选择，并正确地营销这些选择。”如果个案能说明一切的话（当然不能），可口可乐也许还真是彭伯顿所宣称的长生不老药。看看罗伯特・伍德拉夫自己，享年95岁，他肯定喝了不少的可乐。1959年，一名亚拉巴马州妇女庆祝她的97岁生日时，将她的长寿归功于自1886年以来每天上午10点准时喝一瓶可口可乐。但她还是无法与传奇人物卢克・金斯利相提并论，这位孟菲斯的汽车推销员在1954年告诉记者，过去的五十年里他常常一天要喝超过25瓶可口可乐。“我已经参加了五六个预言可乐会让我送命的医生的葬礼。”这位65岁的老人哈哈大笑。采访结束时，口干舌燥的记者想要一杯水喝。“喝什么水！”金斯利吼道，“那是拿来洗脸的。来瓶可乐吧！”
杰克逊重点强调了健康环境的构建，因为现在人们经常用汽车代步，缺乏运动，提供健康食品的渠道不足。另一部HBO播出的纪录片《国家的重量》更是专门攻击了软饮料。同年，旧金山加州大学的儿科医生罗伯特・拉斯帝格在著名的《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真相：有害的糖》，敦促征收惩罚性“含糖税”。拉斯帝格在电视节目《60分钟》上也强调了同样的事情。
有人可能会认为可口可乐对当地文化和饮食习惯带来了冲击，但即使是平常时期，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可口可乐都证明了自己是带来经济增长的福音。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人员对可口可乐1991-1994年期间进入波兰和罗马尼亚发生的事情进行了研究。他们得出结论，可口可乐瓶装系统每增加1个工作，零售的就业岗位就会增加10个。从本质上讲，可口可乐公司帮助当地创建了从前没有的创业阶级。这种“翻倍效应”在其他国家也有记载，其中，意大利2012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可口可乐以1∶13的比例间接影响着就业增加。
我们可以说是公众在监督着可口可乐的企业行为。面对规模足够引起重视的抵制和抗议活动，相当一部分纪录片，还有持股量达到话语权的股东提出的决议，可口可乐公司必须采取行动了。有时候，它甚至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避免这些麻烦。然后，当然也出于自身的目的，可口可乐公司致力于促进其广告中倡导的和平与和谐。
正如传教士认为所有人类灵魂都已准备好接受真正的福音，可口可乐营销人员也很少区别对待不同国家。唐・基奥曾经写到：“我们对（所有）国家的未来都充满信心。无论政治或经济状况怎样，我们都会奋力前进。”因此，可口可乐并未撤出皮诺切利当政的智利，事实上，公司庆幸南美洲在独裁者的统治下蓬勃发展，经济稳定。公司也没有因为苏哈托的暴政就离开印尼。一个可口可乐的经理告诉我：“我们有社会良知，但不参与政治。我们从未在选举中失利因为我们根本就没参加过。我们的工作就是为消费者提供快乐的时刻，无论他们生活在什么形式或类型的政府之下。”他停顿了一下，笑容满面。“我们给生活带来多一点光明，可口可乐为人道主义服务。”阿萨・坎德勒泉下有知，也会为这段话鼓掌的。
不幸的是，对于可口可乐来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世界并不如期望的那般理想。20世纪90年代中期冷战结束后，人们欢欣鼓舞，认为建立在自由运营的国际企业基础上的经济可能会一片大好。但90年代末爆发的经济危机动摇了这样的信心，2001年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击了世贸大厦，2008年世界经济猛然跌入长期衰退。战争、暴力和动荡仍在继续。
——1991年，《纽约时报》社论
公司为了追求光环效应而发起的公益活动，确实取得了好的结果。内维尔・伊斯德尔发明了“关联资本主义”（Connected Capitalism）一词，意思是“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全球化企业之间联手对抗疾病和贫穷、治愈地球、改善教育，最终——提高公司的利润。”穆泰康把这种关系称之为“商业，政府，社会构成的金三角关系”。通过与盖茨基金会、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等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可口可乐公司帮助提供安全饮用水、发放疫苗、向穷人提供驱虫蚊帐、改善气候变化、保护濒危物种等等。公司提倡促进教育、加强体育活动、环保回收和节水管理。2011年，公司主要通过可口可乐基金会，总共捐款1.235亿美元用于慈善事业，占到公司总营业收入的1.2%。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下属的国家毒理学规划处的科学家们发现，喂食了4-甲基咪唑（4-MEI）的老鼠会发展出肺癌，这又给可口可乐的焦糖上色剂带来了新的问题。生产可口可乐所需的焦糖的化学过程会产生4-MEI和其他副产品。公共利益科学中心呼吁禁止可口可乐着色，希望到2012年，如果可口可乐公司不尽快在加州的可乐中通过使用天然焦糖来减少4-MEI含量，就必须强制要求可口可乐把“可能致癌”的警告贴在瓶身。“我们打算在全球扩大改良焦糖的运用。”公司发言人说。
根据迈克尔・雅各布森的说法，除了糖分之外，可口可乐中的另一个主要敌人是咖啡因，尽管12盎司的可乐里含的咖啡因只有等量浓咖啡含量的三分之一。跟哈维・威利一样，雅各布森极力反对孩子摄入咖啡因。科学家告诉我们，咖啡因能够促进胃酸分泌，使血压短暂升高，加快血管的扩张和收缩。咖啡因会缓慢上瘾，如果过度使用会导致“咖啡因中毒”，并伴随有神经衰弱和失眠。1980年到1981年，咖啡因成了导致胰腺癌、流产、先天缺陷的罪魁祸首，但这些结果没有一个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事实上，许多最近的研究表明，长期摄入咖啡因可以减少患帕金森病、肝脏疾病、结肠肿瘤以及心脏病的风险，还能减少自杀率。而且它似乎还能降低II型糖尿病的风险，这样咖啡因就平衡了引起糖尿病的过量的糖分。
然而，毫无疑问，这个冒着泡沫的甜饮料比可口可乐高管试图让人们相信的还要重要。对一些人来说，可口可乐确实意味更多的东西——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迷恋。北大街总部大厅里曾经放着一面大奖章，奖章表现的是一瓶可口可乐位于地球之上，有待征服的其他星系众星拱月般环绕着它。这些人简直成了传教士。在他们家里，许多人都开辟了一片被私下称之为“可口可乐神龛”的地方，摆放着罗伯特・伍德拉夫的签名照片，黄金做的经典可口可乐瓶，以及其他有关的个人纪念品。
亚特兰大北大街可口可乐总部，这座传统意义上被虔诚的员工称为“圣地麦加”的高楼里，集合了全世界可口可乐的脉动。而总部仅仅是不断扩大的可口可乐世界的冰山一角。全球有近15万人直接为可口可乐公司工作，如果把那些可口可乐瓶装厂的员工也算进去的话，这个数字会一下子超过70万。这还没算上2000万饮料零售商，更有无法计数的间接通过可口可乐谋生的人，他们生产和提供饮料容器、卡车、净水器、托盘、电脑、无数赠品和促销产品。2012年，可口可乐连续第13年获得Interbrand全球最佳品牌榜第一名。
您可以逃避，但您无处躲藏。无论离开舒适方便的现代社会有多远，可口可乐迟早还是会找上门。无论是爬上喜马拉雅高耸的山麓，还是航向远离尼加拉瓜海岸的那些风暴肆虐的捕鱼小岛——您可以一直走到遥远的文明诞生地。可口可乐都会在那儿，等着您。
二十年前，当我开始着手为这本书作调查时，我惊讶于这家美国软饮料公司的官员竟然有那么多机会接触世界上的伟人们。现在，我再也不会感到惊讶了。毕竟，可口可乐公司一年的销售额甚至超过了某些生产和销售其饮料的国家整年的经济收入。幽默的琼斯・哈里森曾经说过：“可口可乐公司就像一头大象的屁股，你往任何方向扔一块石头，都有可能会打它。”最近，另一个评论员写到：“可口可乐比罗马帝国更持久、更强健、更善于自我改善。这种产品注定要比美国还长寿。”再者，抛开关于营养、肥胖、文化、广告、政治、水消耗、劳工问题、敢死队等等争议问题不谈，可口可乐公司一直是这世上的一股“善”的力量。
除了咖啡因和糖之外，批评人士一直抱怨的还有让可口可乐有了传说中的叮人口感的磷酸。自然课老师们一次次地把牙齿模型浸入到可口可乐里，来展示可乐让它软化、变黑的过程，他们也展示了汽水确实酸到足够很好地清洁挡风玻璃、氧化铬和电池电极。尽管如此，可口可乐的酸度跟橙汁是差不多的，也不会伤害已经是酸性环境的消化道。事实上，有一些医生还在药方里用可乐来缓解反胃。然而有一些研究却把软饮料里的磷酸（不是柠檬酸）与肾结石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可口可乐游说团体极力反对“退瓶返押金”立法，他们建立了一个叫“无党派基层”的组织，形成市民行动网络，抗议这类法案的通过和反对汽水税。只要比较一下佐治亚州路边堆着的垃圾和我住的佛蒙特州的退瓶返押金设施，集中回收法案的作用就很明显了。但可口可乐公司合理地指出，他们确有积极地促进产品的回收。瓶子回收改造后，能够制成人们身上穿的软毡衣服。
新的宗教信仰
其实只要不是长期把酸含在口中，唾液会中和掉酸性。但是对于一天要喝好几瓶可乐的人来说，门牙承受了大量的酸液，确实会造成牙釉质的腐蚀，尤其是那种喜欢把可乐抿在嘴里还要在牙齿间转一转的喝法。牙齿间的细菌吸收了糖分，制造出更多的酸和斑块，最终导致蛀牙。换句话说，软饮料是能够造成牙穿孔的。它会侵蚀牙齿，促进蛀牙的形成。对老鼠的研究表明，酸性含糖饮料比普通糖水更容易造成严重的牙齿伤害。因此，用吸管喝可乐对口腔卫生是最好的，让饮料直接深入口腔，避免接触牙齿。
有一件轶事说明了这种饮料的影响范围有多么惊人。1991年5月21日，当时我正在采访道格拉斯・艾弗斯特——几年后他就会接替郭思达成为CEO——忽然被一则新闻打断了：参与印度总理选举的拉吉夫・甘地，在一场竞选活动后数小时内被刺杀。我们暂停了访谈，悲伤而沉默地看着电视里的CNN新闻。当我们往回走继续进行采访时，一个务实的可口可乐高管说了一句：“嗯，这事对我们可不太好。”给我的感觉是，世界上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都会对可口可乐产生影响，同时又没有什么事件能阻碍可口可乐长久而必然的发展。虽然他们很快就与新一届政府达成协议，可口可乐在1977年被迫离开这个国家之后，于1993年再次卷土重来。2020年之前，公司将继续投资30亿美元在可口可乐的印度业务上。
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可口可乐公司还大力支持教育改革，由公司直接或间接提供的慈善馈赠不计其数。除了公司层面上的投资，伍德拉夫、怀特海、卢普顿、托马斯、布拉德利和郭思达都为公众慈善事业提供过巨额资助，更不用提无数美国当地的慈善机构的国外的瓶装商的捐助。罗伯特・伍德拉夫的话很对，每个接触到这种神奇饮料的人都会赚钱——幸运的是，大部分的赚来的钱也花得明智，特别是在亚特兰大。
几个月后，曾经为零度可乐设计过广告的离经叛道的CP+B公司创始人阿历克斯・博古斯基，为公共利益科学中心做了一个灾难性的4分钟动画广告。这个广告叫《真实的熊》，北极熊一家喝着可乐一样的饮料，用披头士歌曲一样的轻快调子唱着：“甜心（也是糖的意思），我想让你快乐……糖，糖，真好，真好。”北极可乐自动售货机上贴着“请快乐哦”，但是这些北极熊有的发胖了，有的牙齿掉了，得了糖尿病，因为勃起功能障碍不能享受性爱，爸爸甚至因为得了严重的糖尿病被链锯截肢。广告尾声，他们看到电视上还在播着“该死！请快乐！”的饮料广告，坐着轮椅的熊爸爸带领着大家，把可乐倒入了大海。
可口可乐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彰显了文化根源差异下的人类共同体验。唐・基奥有一次告诉我：“有许多社会学家可以指出文化的差异，但无论我走哪里，男孩和女孩都会约会见面、去公园散步、恋爱、结婚生子、家庭聚会。他们享受生命中乐趣的方式，跟你和我并没有什么不同。”正是如此，可口可乐的全球性广告能够吸引几乎所有人类。
考虑到如此严酷的现实，对“可口可乐公司是毁了世界的禽兽公司”的责骂，我真是不敢苟同。如果要在这瓶咝咝作响的汽水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中选一个，我将永远会选择可口可乐。
恐怕他是对的。为可口可乐公司工作已不再像从前一样，是一种“更高的使命”。许多人只是来可口可乐公司工作一段时间，把它当作职业的跳板。但是围绕着公司的那些魔法和信仰仍然存在，至少比大多数公司要多。在这一版书中，我采访了一位前可口可乐营销人员，他是21世纪初大裁员潮中的某一次被裁掉的。谈起这段经历，他仍然有点难过，不过他显然喜欢谈论可口可乐。当我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他愣了一下，然后说：“有趣，不过可口可乐似乎已经流淌在我的血液里了。”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将宗教信仰定义为：“由信条组成的系统，通过系统地表述一系列有序存在的理念，并将这些理念置于情感和动机的唯一现实氛围中，以建立强大的、普遍的、持久的人类情感和动力。”这个概念非常拗口，但它相当精准地刻画了可口可乐世界。这种“畅爽一刻”的饮料面世的时候，正是传统宗教组织受到查尔斯・达尔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其他科学家的著作冲击的时候。可口可乐充当了现代宗教的替代品，它弘扬一种特定的、令人满足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拥护那些永恒的价值观，如爱、和平、幸福和世界大同。当生活变得艰难、苦恼、支离破碎和令人困惑的时候，它就像一支灵丹妙药。作为一个神圣的符号，可口可乐引发了多种“崇拜”情绪，从兴奋到沉思，从亲密无间的愉悦到追逐的刺激。
那又如何？为什么大家这么担心？当人们主要靠获取葡萄糖来提供即时能量时，就影响了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素和其他必需的营养的补充。虽然这些重要的营养可以从其他食物中摄取，但雅各布森认为，你喝越多的可口可乐，身体储存健康食品的空间就越少，而一个典型成人每天需要2500卡路里的“预算”。于是，喝可口可乐——特别是一边喝一边吃垃圾食品——会导致过多的卡路里摄取，截至2012年，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超重，这当中又有一半人可被称作“肥胖”。
同样，当2012年年末美国政府与缅甸专制政权初步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可口可乐公司迅速进入这个国家建立市场，现在世界上仅剩两个国家——古巴和朝鲜——可口可乐没有进驻，只能在黑市上买卖。
一位美国随笔作家就可口可乐的全球可用性评论道：“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非常非常令人欣慰的。这意味着当我们在世界各处游历，总能找到那种安全的熟悉感。”这听起来像“丑陋美国人”的自作多情，但是对于其他背井离乡的人来说，相信他们也常常体验到相同的感觉。无论你来自德国、希腊、日本、阿根廷还是尼日利亚，看见熟悉的可口可乐标志总是让人安心的。当然，少数种族支持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忠诚，在宗教派别、民族热情的前提下，可口可乐是不太可能全盘同化世界文化的。
可口可乐宗教里不谈真正的道德，也没有什么清规戒律，只关注饮料消费的增长。因此，纵观其历史，可口可乐愿意跟各种情况共存：希特勒、珠光宝气的王公贵族、贫困的农民工、营养不良的非洲人、危地马拉敢死队、伯利兹雨林的伐木工……然而，与大多数政府不同的是，可口可乐公司是以开明的利己主义为宗旨的。因为公司重视公众形象高于一切，它对负面宣传的反应比任何权力机构都要快。
《国家的重量》陈述：“最简单也最好的减肥方法是停止饮用含糖饮料。”在这部HBO的纪录片里，耶鲁大学路德中心负责食品政策的主任凯利・布劳内尔宣称：“软饮料里没有任何对你有好处的东西……卡路里随着饮料喝进来，你的身体几乎不加辨认地就吸收了。对抗肥胖很难，不仅仅是饮料的问题，但停止喝饮料是一个良好的起步。”
雅各布森认为，一般来说女人每天喝10罐以下可乐才没有危险，而孕妇则应该减少或直接取消咖啡因的摄入，因为这种化学物质会通过母体传给胎儿，也会通过母乳期女性的乳汁传播。出乎意料的是，并没有证据证明咖啡因对儿童有害。然而，雅各布森更担心的是咖啡因的戒断症状。一些研究中，被剥夺咖啡因摄入的孩子们出现了表现力差和注意力下降的问题。
布劳内尔大概从来不喝可口可乐，如果他自己不是那么胖的话，也许他的话会更有说服力一些。穆泰康的身材看起来更健康。他抱怨说：“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把责任推到某种成分、某个产品、某种食物类别上是不公平的。”他也承认：“肥胖是严重而复杂的全球健康问题，需要耗费巨大的金钱和精力。它会破坏个人、家庭乃至社区的福祉。”穆泰康为可口可乐公司辩护——3500种饮料中，有四分之一是低卡路里或零卡路里的，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他说：“我们提供23个可口可乐的变种，任何人、任何场合、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能找到合适的品种。我们有可口可乐、健怡可乐、零度可乐、无咖啡因版，还有樱桃味的可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