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国家的经济证实自由企业经济在非洲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能有效地成为取得进步的源泉。东非正在进行一场悄悄的革命，它是如此的宁静以至也许无法得知它的经验教训。我感激波得·安怀尔。哈里斯和ＧＴ管理公共有限公司使我得到以下许多材料。传统上，过去未把肯尼亚这个东非工业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先进的国家列入该地区管理不善的范畴。但是现在，乌干达、赞比亚和坦桑尼亚所有这些以前因政府的无能和腐败而陷入穷困的国家，现在在向前迅速迈进。乌干达控制了它的通货膨胀，将预算赤字变成了结余。它几乎取消了外汇管制，欢迎外资，并且对农业销售局实行了私有化，因该局曾给棉花和咖啡生产带来了很大损失，现在它计划开办一个证券市场。赞比亚的私有化计划虽然进行得很慢，但在降低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大的进步，并且开办了一个证券交易所。坦桑尼亚降低了关税率，取消了对物价的控制，并且还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私有化计划。自然，政治不稳定仍使它们中间许多国家的经济进步有遭到破坏的危险。但是经济进步本身又为建立稳定的民主政府创造了条件。在非洲大陆确立自由政治制度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促进自由经济。
此外，对非洲经济情况作一更加仔细的调查会对某些先入为主的见解提出异议，以南非为例，在矿产资源、经济发展和结构严密方面，它是突出的。到目前为止，关于秩序会遭到破坏这一最令人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对此，该国主要的政治家们值得大加赞扬。但要极力缩小它的经济问题，或者认为大量外资的流入会解决这些问题，这对南非一点好处也没有。国家对投资的指导大多，而竞争太少。工业联合大企业的利益未受到接管的威胁。强有力的总工会南非工会大会推动了实际工资的增长。在工业中，它的工资与台湾大体相似，比韩国要高，大约是巴西的一倍。毫不奇怪，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用于购买节省劳力的装备，失业人数非常多，从而带来了贫困。不幸的是，在大选中，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一些不那么负责任的成员，他们的社会主义高调和不切实际的期望将会使这些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但是，前进的道路仍然要采用我们为其他过分集体化的经济所采用的办法：减少通货膨胀和税收，控制公共费用，减少规章条例，促进竞争和避免采用保护主义。要提高南非黑人所需的教育质量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经费的唯一来源是造就适当的条件创造财富。唉，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也没有捷径。
由于非洲政府执行了与"发展计划"集体主义概念有关的、指导方向错误的经济政策，因此受到的损失甚至比拉美或印度更为严重。但是，像"第三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由于相信可以违反经济学的规律而不会受到惩罚，因此一直提出了同样含蓄的理由（或借口，按照各人的看法），即非洲情况多少有些"不同"。为了对这一理由进行辩护，提出了许多论点。总的说来有：不发达，当地缺少投资资本，过分依赖单一商品，鼓励"新生工业"，或非洲人及其文化有其"特殊性"——-种更加危险的准种族主义的含意。自然，在非洲问题上，文化因素的确在起作用，特别是当时即将离去的殖民政府在将非洲国家组合在一起时，对部族和宗教间的差别注意不够。但是，首先像彼得·鲍尔所指出的，非洲（和其他地方）的经验说明了两点。第一，如果两个民族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同一个政治制度下，一个民族通常要胜过另一个民族；如果一个民族生活在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种政治制度下，生活在资本主义下的人们会胜过他们的姻亲。一个常识性的结论是要选择一个使每个人都能生活得更好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即使它会使具有不同文化倾向的不同种族之间出现相对的不平等。所以，如果一个人知道放弃了有限管理这一经过考验的模式、法治和自由市场会带来什么结果，他就会懂得为什么非洲国家在殖民时期结束后的经济状况如此糟糕。
情况的确非常糟糕。在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非洲按人口平均产量事实上下降了，因此，非洲比６０年代更穷。可是按人口平均计算，非洲人在８０年代从西方获得的发展援助的份额比其他人都大。为了贴补城市的显贵们而对农产品价格实行的控制破坏了农业，就像与出口销售局有关的没收性政策和强制执行野蛮的农业集体化所带来的后果一样。外国进口和外国投资受到了阻挠。积累起来的大量外债被用来建造了一些构思错误的、为了树立威望的工程。由于这类错误，有一种倾向，即对非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此必须要进行抵制。无论怎么说、西方国家应该回忆得起，像世界银行这类机构的所作所为以及促成这些愚蠢行为。的那些西方经济发展学家所起的作用，没有什么可令人感到自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