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其能说会道的工党新任教育事务发言人罗伊·哈特斯利就教育支出增加速度问题进行过几次激烈辩论以外，１９７３年头几个月是教育和科学部比较平静的时期。但此后不久，政府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造成的后果不断向我们袭来。第一次是在５月，为了使过热的经济冷却下来，采取了一连串削减开支措施。教育方面的基本建设开支，特别是政治敏感性较弱的高等教育显然是削减目标。结果，我避开财政部的压力，使建设小学计划的经费免遭削减。
节约开支并没有到此结束。由于１２月石油危机和矿工罢工的影响，托尼·巴伯开始拼命寻找进一步紧缩预算的途径。基本建设支出是能够立即大量削减政府开支的唯一领域。因此，要求各部大臣将基本建设计划削减１／５，将采购物资及其它经常性货物和服务开支削减１／１０。按照此项要求，我对中小学及高等教育建设计划进一步予以削减，最令人痛苦的是不得不暂停更新破旧小学；从长远意义上讲，也必然会降低学生人数的增加速度。教育和科学部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度预算削减了１．８２亿英镑——政府开支总共削减了１２亿英镑。但我还是设法暂时挽救了幼儿教育计划和建设特殊学校计划。
同样，到大选时情况已很清楚，《扩展纲领》提出的数字以及——更根本的是——它的观念都已被发生的事件口避。普及幼儿教育的计划是无法做到的。漏雨的教室还得凑合着继续使用一些年，直到学生人数减少并关闭一些学校以便更好地利用财力。罗宾斯报告中提出的原则——"凡是能力和造诣合格者都应有机会学习高等学校的课程于（第３１段）——只能服从财政紧缩的要求。
但是，尽管眼看自己珍视的计划遭到削减是多么令人沮丧，现在我已懂得那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可能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即迫使我们去创造性地考虑如何在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取得最好的结果。在经济方面，１９７３至１９７６年发生的危机导致人们对凯恩斯主义扩大需求理论的价值产生了深刻怀疑，对平衡预算、降低税收和实行自由市场等古典自由经济理论产生了新的兴趣。差不多同样的道理，在教育以及社会政策的其它领域，人们开始认识到增加政府开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打开了眼界。人们开始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目前的教育制度形式能否达到预期的结果？这种形式基本上对管理它的人有利，还是对接受它的人有利？国家——不论是教育和科学部还是地方教育当局——做得太多了，还是太少？我们能从其它国家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的成果——常常是出色的成果——中学到些什么？必须对这些政策进行反思；而不久以后我们就会得到进行反思的充分时间。
这时，我的思想迅速集中到正在降临政府头上的各种灾难性事件。隔不了多久，我将不得不走上街头演讲台，为我在教育部工作期间执行的政策进行辩护。我发现这样做并不难，因为几乎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如果衡量"进步"的标准得到同意的话——指拨出的金额，不是取得的结果一这几年的工作同样也取得了真正的空前的改进。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重建或修缮了将近２０００所过时小学；幼儿教育取得很大发展；我提高了学生离校年龄，而工党政府一直拖延时间未予实行；如今在面积很大的教室里上学的小学生人数减少；合格教师增多；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增加。但我在教育部期间，花在争论教育结构和经费问题上的时间大多，花在处理教育内容这个关键问题上的时间大少。
但是教育和科学部预算中出现了其它问题。通货膨胀压力推动建筑业的价格上涨，而愈来愈担心的财政部拒不批准增加开支。建设小学计划余下的部分不得不放慢速度。政府将在１０月作出坚决压缩开支的决定。随着１０月的临近，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削减政府开支已势在必行，及早向新任财政部首席大臣帕特里克·詹金表示同意削减教育预算已具有政治意义。结果，削减了建设小学计划和教师培训的经费，提高了学校膳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