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蒋介石日记》中确实有相当多自我批判，但蒋介石对其诗文、演说却相当自信，自认为是革命领袖，自我感觉良好。
刘维开：从照片、日记与资料都能呈现不同的蒋介石，目前“国史馆”大概是藏有蒋介石照片最多的地方，照片或许是一个能开发的方向，目前能公开的大概有1000余张，《蒋中正总统档案》里也有许多照片，另一批是不公开的底片，我们尤其应该处理的是这一批。之所以没冲洗，是因为不符合其形象所以没被冲洗的NG（No Good）照，从这才能看到他“私”的一面。因此不雅镜头、没有假牙等照片其实不能冲洗，以前照相是连拍的，再从一堆影片中挑选合适的，呈现其官式模样，期待“国史馆”从此入手，公开此批资料。
陈群元：日本方面对《敌乎？友乎？》的兴趣，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认为日方当时若能注意到这一篇文章的话，中日关系的发展或许会有不同的样貌，甚至可能避免一战。可惜的是，《敌乎？友乎？》在当时并未受到日方的重视。有吉明驻华公使虽然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但他的报告并没有被日方高层当一回事。当时中日关系自1935年1月开始，出现了有些戏剧性的“亲善”气氛，日方未能重视这篇文章，可说是白白地错失了一个可能真正拉近中日关系的机会。事实上，蒋介石曾透过外交系统调查日本方面的反应，但一直都没有得到日本重视此文的消息。
美国的部分，因为美国在东亚的中国失败，因此在争论谁失去中国的问题上，便将错误推往蒋介石身上，所以其形象相当负面。我们能从上述三个面向看到钟摆的摇动，乔纳森·范比（Jonathan Fenby）的新书中仍是旧的思维，他批判蒋介石是一个无能的领导者，代表着不具整合的意识形态，以负面观之。陶涵（Jay Taylor）的书则有新的变化。陶涵曾在两岸从事外交工作，因此他对两岸的观点能有深入的认识，他也见过蒋介石，惊讶于蒋介石的手相当软弱。更重要的是，在后冷战时代里，美国开始脱离为何失去远东的议题，脱除易劳逸（Lloyd E.Eastman）批判的角度，走出冷战格局。陶涵的书中突破了以往处理问题仅及1949年的弊病，多谈了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也突破了负面形态的评价，尤其备受赞赏的是他谈到史迪威事件，批判史迪威在军事上的出兵失败，相对地认可蒋介石的战略规划。他认为史迪威较蒋介石更会操弄美国媒体，因此史迪威掌握了论述，形成了偏见，丑化了蒋介石，也形成了美国所流行的论述。他肯定蒋介石在北伐、抗战的功劳，并且推崇他建国10年的作为，他不认为蒋介石是法西斯主义者，因为他没有种族优越感，不扩张领土也不强调个人崇拜，反对殖民主义，甚至有点社会主义色彩，认为他是和平的爱好者。但他也提到一些蒋负面的部分，像是他跟黑社会之间的关系、纵容腐败、黄河决堤、特务政治、越级领导、放纵家族、内战失败及白色恐怖等，他试着将正负面形象交织一起，算是相当具有冲击性的作品。他全书的最大优点是用了《蒋介石日记》，多达几百个脚注都来自日记，不过因为他的中文并不好，很多地方都是透过研究生帮忙才能处理的，但令人好奇的是他如何处理日记这份数据，这跟我们观看日记有何不同。
吴淑凤：我们盼望能多引介一些海外的成果，或许搭配了我们的资料就成了新的成果或为新的方向。我们研究时，或许能进行情报的交流。另外，书评也相当重要，希望各位能多多撰写书评投稿《“国史馆”馆刊》。
由此，我们或许也能理解，蒋介石为何读了50年的《荒漠甘泉》，这本书给他的最大启示是一个人面对逆境应该坚忍不拔。在陶涵的书中，蒋介石成为一个僵化、固执、严肃、无趣的人，这不管是内在或是外在皆然，如果我们回归到日记本身，或许我们能讨论一下日记中呈现的蒋介石与现实中的样子有多大差距，蒋介石不若他自己说的那么坏，或许也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好。汉娜·帕库拉（Hannah Pakula）所撰的《最后的皇后：蒋宋美龄与现代中国的诞生》（The Last Empress：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一书的出现，也算是钟摆的代表之一，虽说作者不会中文，不过用了许多美国人所留下的私人记录，包括记者、传教士或是留学生的。他的写作策略是相当具有可读性，算是通俗传记作品，甚至提到蒋宋美龄在美国曾有一夜情。作者对于东方有相当多的刻板印象，对宋美龄也是，用大量引文描述她的外形，诸如身材。这些书其实缺乏历史架构，只能是增补一些细节跟考察。日本的部分大概是介绍了一下日本的研究团队，我们访问了川岛真与家近亮子，目前有些纷乱，整合性或许还需加强。
黄克武：目前关于蒋介石的研究能分为四大块，分别是欧美、日本、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本场次主要谈及的是海外的部分，亦即是欧美与日本的蒋介石研究。四个区块虽分别有其传统与立场，但却也相互影响，有些观点及意识形态不同，但却有交错出来的火花，甚至有相近的结论，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第二点我想指出的是，这几个史学传统的突破通常遭遇新史料出土或是意识形态的改变，而史料（文本）的出现更为关键，近来因为《事略稿本》及《蒋介石日记》的出现，兴起一股热潮，使史料与史学相互推动，促成新的动力。第三点必须提出的是，如果我们以上述观点来看，目前史学走入全球化时代，大量大陆研究者前往胡佛观看《蒋介石日记》，不同传统间的对话变成是必需的，二手研究的回顾必须以全球为视野，关注不同语言的研究成绩，因此如果我们要在研究上有所突破的话，就必须站在这四个传统之上才行，才有机会作出新的研究。第四点，如果由提升蒋介石研究的观点来看就是一个大课题。我曾与柏克莱大学的叶文心教授谈到蒋介石，她认为蒋介石研究为欧美史学研究边缘中的边缘，因此我们如何将他放在全球的潮流中，或是将他自后冷战视野中跳脱，摆回冷战架构中观察，便是相当重要的课题，因此蒋介石应该不仅仅是两岸对峙的格局，而应该是世界史的格局。
吕芳上：我在成功岭受训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但他并不高。我去年在加拿大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参加重新评价蒋介石会议（Re-assessing Chiang：An International Dialogue），他们目前采用多角度研究蒋介石的方式，其中一个女士以照片为材料认识蒋介石，这相当有意思，也比较能吸引读者。她举了一个例子，1948年蒋介石就职总统时，李宗仁着戎装出席，几乎使其成为副官，所以让李宗仁感到被羞辱。另一篇则提到蒋介石的幽默，谈的不是蒋介石的幽默感，而是他被作为幽默的对象。再有一篇提到他的雪耻观念及其如何激励自己实现新的目标，这样倒是相当有趣的视角，完全将他作为一个人来研究，能作为我们未来的方向。
汪朝光：陶涵的书大概算是修正史学的开端，他们的研究确实有启示意义，分析方法便是其中之一，不过他们也有弱点，中文毕竟不是他们的母语，无法体会其微妙。我们对于蒋介石的语言，或许也能加以讨论，像是他对学生的训话真是乏味，不若毛泽东谈话那般生动，吸引听众。这点是由母语为中文的研究者来处理，或许较佳。
唐启华：日本方面也开始利用一些日本当地的数据，企图建构出蒋介石的形象，我参加日本山田辰雄的会，他曾经提到研究蒋介石或许是中日和解的关键。或许，这与两岸要共同研究蒋介石，想达成两岸和解的目的是相同的。
刘维开：我去年参加了川岛真在日本的会，我们大概能看到日本对蒋介石研究的趋势，像是蒋介石的日本渊源或是说蒋介石与日本的关联、蒋介石对日本的观感与日本因素，川岛真便提到高田时期的经验对蒋介石日后相当有影响，因此他会注重军纪跟卫生，甚至是刷马习惯都留下了影响。日本对《敌乎？友乎？》一文相当感兴趣，为何这一篇要由蒋介石口述、陈布雷笔记、徐道邻发表，进而分析相当细微的片段。他们也开始要谈一些研究在地化的部分。
陈群元：或许当时蒋介石有考虑到对内因素，希望能维护他抗日的外在形象，因此才低调借用徐道邻之名发表。
李君山：当时驻日公使蒋作宾发了一个电报给蒋介石，认为日本重事实不重理论，《敌乎？友乎？》一文并没有任何涟漪，因为根本没人知道谁是徐道邻，连驻日公使对此都不清楚。汪兆铭本与蒋介石言明要发表亲善论，汪先行，但蒋未跟。
安妮·尼尔森（Annie Neison）（哥大政治系）的书评中提到，陶涵所想谈的形象与蒋介石想在日记中呈现的样子是相同的。我自己觉得，蒋介石的自我批判相当强烈，因此我们经常使用史料时会引入《蒋介石日记》中他自己的用法。伍百义的研究认为，中国书写中有自讼的特点，批判自己的道德缺失，这是宋明理学的传统之一，甚至与他人交换日记彼此观看。因此，中国书写中的自讼传统与西方心理传记的写法不同，书写是外在检验者，是外在的法官，强调耻（shame）感，西方的日记则是原罪（sin）的感觉较多。尼尔森认为他是传统宋明理学加上基督教传统结合而成的，而陶涵在书写上直接引用了蒋介石自我批判的文句，这点常为他人批评。
从上述四点来看，过去对蒋介石研究与评估性观念纠缠一起，多半带有评价。台湾与大陆为两极，蒋在台湾是民族英雄、世界伟人，在大陆则是封建残余。日本也有类似的两极，《蒋总统秘录》便为右派（正面）的产品，但相对地也有左派的批判。美国方面也有类似的现象，艾恺（Guy S.Alitto）的《西方史学论著中的蒋介石》便曾对此作过回顾。蒋介石初期的形象与亨利鲁斯相当有关，在型塑蒋介石的历程里，亨利鲁斯将他刻画为相当正面的角色，是亲美、基督教徒，且将中国带往现代化的人物；而史诺等亲共者，便将其形象作分裂的处理，建构出蒋介石的负面形象。但近年来，随着研究钟摆的摆荡，台湾与大陆开始从极端逐渐向中间靠拢，在台湾从戒严到解严之后，蒋中正被拉下神坛，其塑像也被不同团体所抛弃，在师大校园里，甚至以戏谑、玩笑式的方法对待其塑像；大陆方面也逐渐开始肯定蒋介石的部分成果，这包括了肯定蒋的北伐与抗战正面战场的成绩等等。
刘维开：不过能选择的人选相当多，选徐道邻则是相当奇怪的，若以陈布雷署名，则意义将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