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父去世时，蒋母32岁。除9岁长子外，还有一个6岁的女儿和一个未满周岁的小儿子。寡母独自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其艰难困苦不难想见。蒋介石日记中，屡屡回忆其幼年失怙后，孤儿寡母如何含辛茹苦，如何受人欺压：
蒋介石9岁（本文凡涉年龄，均为虚岁）丧父，15岁初婚，23岁得子，35岁母亲去世。这样的早年经历，在蒋介石的同时代人中，其实并不罕见。然而，蒋介石对其早年经历的忆述，却非同寻常。
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蒋介石的早年成长经历与个性特质
而蒋终身称颂其母，却闭口不谈其父，甚至对父亲长怀恨意，未必全因父亲“严厉”，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母亲影响。在此不妨拿胡适做一对比。胡适4岁丧父，同样是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但胡适的母亲，为幼年胡适建构了一个“完人”和“圣贤”般的父亲形象。小胡适每天起床时，得先听慈母一顿“晨训”，时常讲父亲生前的“种种好处”，嘱他将来踏上“父亲的脚步”，做一个“完全的人”。[15]胡母固然是“教子义方”，恐怕也是自己情感的补偿。爱一个人或恨一个人，都难免将这种爱恨传递给子女。蒋母与蒋父感情不洽，难免贬损蒋父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蒋介石不仅失去了父爱，也失去了对父亲、父权的信仰。 二 不孝与至孝
每个人个性特质的形成，与其早年成长经历有相当的关系。本文试就蒋介石的早年成长经历与其个性特质的塑造，做一粗略探讨。 一 恨父恋母
1921年母亲去世后，蒋即自律：“以后无论阴历阳历，凡为母亲忌辰之日不食物荤，不动气，不御色，以为终身自惩自戒，冀减不孝之罪于万一。”并定自己生辰，也照例食素（后改为早餐食素）。[16]不仅如此，每逢母亲的生辰忌日、自己诞辰以及除夕之日等，蒋常有怀母的文字。如1931年12月14日：“明日为阴历十一月七日，慈母诞辰，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悲，悔不孝罪大，国乱人孤，但有痛楚而已。”1933年11月2日：“今日为旧历九月十五日，即为余四十七岁之诞辰，劬劳先慈，养我教我，而我之事业日趋于败亡，将何以慰慈灵，经儿留俄，回家无日，不孝之罪，其何以堪……进念先妣，终日不已，而于三餐，尤为心切，母子之情，至久而益切，有父母在生之时，为子者可不孝乎？如中正者则悔之晚矣。”
对于父亲，蒋介石很少提及，除了写过一篇《墓志铭》，数十年间的公开言论和私密日记中均不见提及。直到60岁时，日记中留下简短数字：先考之严厉，“不忍言也”。[2]在蒋的记忆中，“严厉”似乎成为他对父亲的唯一存念。[3]蒋是在回忆其早年塾师任介眉时，兼带提及父亲的。在60岁的蒋介石笔下，任介眉被描述为一个“残忍惨酷”的“毒魔”。由此及彼而联想到父亲，竟是“不忍言”三字，似有一腔怨恨尽在不言中，与对“毒魔”塾师的记忆难分伯仲，以至于晚年仍未能释怀。也由于蒋对其父亲几近失忆般的隐讳，数十年来，外间因不明真相而有各种揣测和谣传，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后，吾乡以钱粮不足，须由甲首赔偿，而田亩在十亩以上者，须帮助甲首赔款，其所赔之数，多寡不一，概由胥吏与劣绅串通，随意摊派。是年适族人兴水当甲，而余陪甲，其款数逾常，先慈不能承认。不料兴水听胥吏邬开怀之主使，而又见吾家内不和，胞兄虽有势力，亦毫不帮助，袖手以观余孤儿寡母之涉讼，竟使差役到家勒逼，以牌票传余，以为乡间最污辱之事，是余母子所最痛心而不能忘也。后卒以赔钱了事。
更令母亲失望的是，经国之后，毛氏再无生育。1915年纳外家姚冶诚，亦无所出。蒋母十分宠爱小儿蒋瑞青。在小儿子死去21年之后，蒋母不仅为其冥婚，且为之立嗣。蒋母硬逼着蒋介石将唯一的儿子经国过继给死去的弟弟。蒋介石很不情愿，但“不忍重违母命，以伤骨肉之至情，不获已，仍以长子经国嗣之”。[27]蒋介石收养蒋纬国，也是无奈之下的选择。因为将经国过继给弟弟后，只好收养纬国“以继承我后”。[28]
时念余九岁丧父……余之一生，可说自九岁起无一日不在孤苦伶仃孤寡无援之中过活。[33]
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若是平民百姓，他的性格仅决定他个人及其家庭的命运；若是国家元首，他的性格很可能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一个政治没有走上轨道的国家，国家元首的性格对政治的影响尤其大。
蒋母去世后，蒋虽再娶陈洁如和宋美龄，仍无生育。据陈洁如回忆，蒋因淋病而丧失了生育能力。[29]蒋介石1918年的日记中，有过治疗淋病的记录。[30]另据蒋介石日记载，宋美龄婚后有过一次小产。[31]笔者曾一度怀疑蒋日记中宋美龄小产记录是否属实。但据陈诚夫妇间私函，宋美龄有过两次小产，并称宋美龄“望子心切”。[32]不管怎样，后来三任夫人均无生育，对蒋而言，愧对妻外家可能还在其次，未能满足其母亲对门祚兴旺的殷切期盼，才是他深怀歉疚的最大心结，想必也是他在日记中一再“悔不孝罪大”的主要缘由。
每当心情烦闷或遭遇挫折时，蒋也常会思念母亲。1929年1月28日：“上午同三妹（宋美龄——引注）往吴淞游行，闻其不回南京，心甚抑郁沉闷。人有母爱其子，兄爱其弟，姐爱其妹，妻爱其夫，而余孑然回京，谁爱谁惜谁知余？呜呼！苦莫若于孤儿，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侣既无，万事灰心，吾母不能复生矣，呜呼！”1929年1月30日：“今日心烦，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会，如此人心，如此制度，何以立国耶？呜呼，无母之子，孤独之人，尚有人生乐趣乎？……愁闷忧郁为近来所未有。如吾母生在，或不致至此乎？呜呼！”至于触景生情的怀念，蒋日记中常见记载。如1931年4月26日：“夜半闻子规之声，而忆吾母起床喂蚕时，呜呼！不能复见矣。”1931年12月3日：“近日思母愈切，念儿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实无颜以对父母也。”
值得注意的是，当蒋介石执掌国民党最高权力并以革命领袖自居以后，试图追溯自己“革命思想之起源”，而孤儿寡母受人欺压的童年往事，正好成为建构自己革命思想起源的最佳素材：
据蒋称，他的少年时光，大部分是在母亲和外祖母陪伴下度过的。尤其是父亲去世后，外祖母与他们孤儿寡母“共居处，同休戚，朝夕保育”。“中正课余假归，侍外王母与先妣于冬日爱堂中，中正读，先妣织，外王母念佛，机声梵音，与书句相间如唱和。”[7]在两位寡妇（外祖母46岁守寡，母亲32岁守寡）抚育、呵护下成长起来的蒋介石，其性格中难免养成某些女性化倾向，如阴柔，脆弱，敏感，细致，多愁，多疑，爱整洁，爱操劳细事等。[8]
蒋介石谈到，在他一生的哭泣史上，有过三次最痛彻、最伤悲之“泣”：一次是前面提到的13岁回家之泣，一次是15岁成婚之泣，还有一次是35岁母丧之泣。蒋回忆说：“余于十五岁成婚之日，俗礼必奉茶于亲属，余母睡眠掩涕不肯起而接茶，微闻母泣之声，余乃情不自禁亦痛哭不置，久之，母乃泣训曰：余自汝父逝世，教养汝至今日成婚，汝不知余有多少伤心事，愿汝成年立业，不忘为母者今日教养汝之苦心也。余闻此痛泣，更难成声。呜呼，寡母伤心事，谁能知之。”[10]儿子新婚大喜，作为寡母，感怀抚孤之苦自属难免，若一味伤感，恐怕潜意识层面难免有儿子即将被别的女人夺去之隐忧。
除了顽劣任性对母亲“不顺”外，在婚姻家庭方面，蒋也自感对母亲“不孝”。蒋介石15岁时，在母亲的安排下，与大自己5岁的毛福梅结婚。蒋母之所以要让蒋“早为完娶”，主要基于蒋氏家族“门祚式微”的考虑。[25]蒋介石的祖父辈有兄弟三人，其中一房“断子”，一房“绝孙”。蒋介石祖父一支虽然传承下来，但也人丁不旺。蒋介石有一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还有一同父同母的弟弟蒋瑞青。但哥哥过继给了堂伯父，弟弟4岁就夭折了。蒋介石自称“中正独奉玉表公（祖父）祭祀”。也就是说，蒋介石是其祖父、父亲唯一的香火传人。蒋母让他早为完娶，无疑希望早抱孙子，多抱孙子，使蒋家人丁兴旺。但蒋毛婚后8年才生经国，令盼孙心切的母亲望眼欲穿。蒋称：“幸于二十三岁时经国产生，乃得含饴弄孙，稍宽其怀，余亦略得告慰于慈母矣。”[26]细析蒋的用语，“幸于”、“稍宽”、“略得”三词，在在体现他这一问题上的微妙心态。
自此，吾母望余读书成业更切，而余则自知非读书立业，亦无以雪此耻辱。此约余十五岁之事也。当时只觉孤寡，备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压迫之苦状，非改革推翻，不能出头，且不能雪此奇耻。而不知吾之革命思想，即基于此。[35]
与蒋介石的“恋母情结”比，其母亲的“寡母情结”同样鲜明。女子失去丈夫成为寡母之后，为了弥补生理和精神上的空虚，往往从儿子（尤其是长子）身上寻求替代性的虚拟满足。如果寡母情结过于强烈，一般会有极力支配甚至占有儿子的行为产生。据蒋的第三任夫人陈洁如回忆，蒋的元配毛福梅曾告诉她，蒋毛初婚之际，感情尚好，但蒋母对小夫妻的私密相处无法容忍。[9]在15岁的蒋介石身边，38岁的寡母与20岁的妻子几乎成为情敌。
去掉“革命”的神圣外衣，更能清晰地见到，蒋介石早年之孤苦，对其个性特质的铸就，以及对其行事风格的影响，是鲜明而深远的。孤儿孤苦的童年，塑造了他孤独孤僻的个性。蒋这样的自我表述其实更合常情：“余自此乃知社会之黑暗与不平，而更恨世态之炎凉与人情之浇薄。”[37]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让少年蒋介石感知社会的黑暗与不平；邻里乡亲的无义与同胞手足的无情让他深切体察到世态的炎凉与人情的浇薄。
余少年自先父殁后，即随余先慈受社会劣绅之压迫，贪吏之剥削，以过孤儿寡母之悲境。余忆自亡弟瑞清亡后，余兄介卿受恶讼与劣友之挑拨，思分亡弟之遗产不遂，几至涉讼，而以讼词恫吓先慈。先慈朝夕惕励，忧患备尝，但毫不为其所动，以其已出继于伯父，而且已经分拆产业，授其家室。余当时知胞兄不甘心，而又恐获罪于先慈，乃以私书寄胞兄，属其勿争琐屑，如余长大，必以全产交彼。惟此时勿使母亲多忧也。
蒋在《王太夫人事略》中声称：“中正年十八蓄志东渡习陆军，人有尼之者，先妣则深为嘉许，筹集资斧，力促就道。”[20]这一说法，与实际情形有出入。“年十八”是1904年。蒋第一次到日本是1906年4月。但同年底就回国了。除“年十八”的时间有误外，关键的一点是，蒋母对其出洋留学的态度，到底是“深为嘉许”，还是反对？若干年后蒋回忆此事时，说了实话：当时亲友阻力很大，母亲也不同意，“但事即至此，知余之决心难以挽回，亦只有筹凑经费，允余出洋，以成余志也”。[21]也就是说，深知儿子性格的蒋母是在十分无奈的情况下勉强同意儿子出洋的。
蒋母是蒋父的第三任妻子，蒋父是蒋母的第二任丈夫。蒋母前夫不到36岁就死了，再嫁蒋父作填房时，年仅23岁，小蒋父22岁。对于父母关系，未见蒋有直接的记述。从间接的数据推断，蒋父母关系很可能不融洽。蒋在1923年12月撰写的《慈庵记》中提到，母亲生前一再嘱咐他：“余百年后，不必因袭俗礼同穴”，理由是同穴要开启父墓，担心“重惊尔父之灵”。“每中正归省，无不以此见责，且自置墓碑，以示其意志之坚决。易篑时，又以是为遗嘱于吾兄弟二人者。”[12]夫妻生同衾，死同穴，自古常然。夫妻除非同死，否则后死者总难免“重惊”先死者。蒋母既深知“俗礼”，却又如此坚拒与丈夫同穴，恐怕不是顾虑“重惊尔父之灵”所能解释得通。有学者认为，蒋母不愿与夫合葬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蒋母在蒋父夫人中排名第三，如与蒋父“同穴”，就得靠边站了。[13]这一说法，也不无勉强。生前既已甘为填房，死后未必那么在意靠边站。另据当年武岭学校校长张明镐回忆，蒋介石曾建议其母亲，将父坟迁葬，单独与母同穴，但其母亲也不愿意。[14]蒋母如此坚拒与夫同穴，合乎情理的推断，应是夫妻生前感情严重不洽。
蒋介石原名瑞元。溪口乡间流传着“瑞元无赖”的种种故事，已难考实。[18]毛思诚所编年谱中，引有数例，意在彰显少年蒋介石的特异非凡，然而字里行间仍可见微知著：4岁时以箸探喉，以致晕绝，经医救治始苏。5岁时，缸中捞冰，不慎倒置缸底，几至冻死。6岁时，溪中野泳，险至淹毙。13岁时，百般戏马，马怒号猛冲，受伤仆地。父亲去世后，没有严父的管教，蒋的顽劣有增无减。蒋母本来期望儿子成家后有所收敛，无奈婚后顽劣未改。16岁时，授业于毛思诚。毛在年谱中这样描述：“其戏嬉也，以讲舍为舞台，以同学为玩物，狂态不可一世。”[19]张狂顽劣，与恋母爱哭，竟共存于少年蒋介石一身。也许正是这种张狂顽劣的天性，以及没有父亲权威的压抑和阻碍，铸就了敢想敢干、不屈不挠的性格，并最终成就了这位乱世豪杰。
1927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政局，既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也是蒋介石一人独裁。蒋介石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政治家，其鲜明的个性特质势必影响到国家政治。但学界很少对蒋介石的个性特质及其对政治的影响进行学理探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关资料的欠缺。近年来，蒋介石日记的陆续开放，为我们考察蒋介石的个性特质，提供了基本的素材。
诸如此类的情景，令蒋介石终生难忘，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耿耿于怀。溪口乡亲不仅对孤儿寡母有困难时未伸以援手，而且对蒋的所作所为，在很长时间里不以为然，甚至多有贬评。在乡民眼中，少年蒋介石是“无赖”，青年时也未见多大出息。直到1918年，蒋日记中仍记有乡人“见余之所为，未有不为之惊骇也”。“吾岂可为乡人之毁誉荣辱，而易我高心乎，所念者惟母在也。”蒋心虽高，无奈此时经济拮据，甚至“梦寐间亦忧贫困”，“为乡愿似是而非者所排斥”。[39]自感“茫茫前途，不知何所底止”。[40]乡人的毁誉，自己虽然无所介怀，只是担心牵累母亲，使母亲在乡亲面前抬不起头。直到母亲去世时，35岁的蒋介石在溪口乡民眼中仍是事业无成。蒋也时常“想念身世与人情之薄，悲叹无已，愁闷不堪”。[41]
在蒋介石日后的多次回忆中，个人早年之孤苦，很“自然”地与国族的衰微相衔接，出洋求学也被解读为具有“革命”的动机：“余既痛国事之衰堕，满族之凌夷，复痛家事之孤苦被欺受凌，更欲发奋图强，以为非出洋求学加入革命，再无其它出路。”[36]
前后四位妻室中，蒋和前两位的关系均不融洽。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婆媳关系紧张。[11]在孤儿的心中，寡母的地位是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故当母亲与妻外家发生冲突时，蒋总是一味地捍卫母亲，痛责妻外家。
蒋赴日数月即返，于翌年夏间赴保定，入陆军速成学堂。此事在乡民的记忆中，完全是违逆母命的行为。母亲上次反对，是不忍儿子远离，这次反对，是不愿儿子学军事。蒋寻思无计，背着母亲离家出走。[22]母亲伤心欲绝。蒋后来常常回忆：“尝忆廿一岁，余首次在保定军校而未能假归度年，家中惟母妻二人，未见其孤子在家，乃号泣悲伤乃至不忍食年夜饭，想见当时，先慈念儿之情景，更不忍为怀矣。”[23]
扬眉吐气的一天终于到了。1930年10月下旬，蒋介石偕宋美龄衣锦还乡。家乡父老为庆祝他“凯旋”，演戏三日，白天开欢迎会，晚上办提灯会。蒋自称“余对欢迎会无不厌弃，而独于乡间此次之欢迎，使余略述余母训及家庭教育之优良，以舒积悃，特加欣快”。“以今日中正略有所成，是不能不认母教严厉。”[42]蒋素有“雪耻”情结，无论国恨家仇，均不忘“雪耻”。1919年，蒋介石在日记中申言有四大心病未除，其中之一即是“以仇恨耻辱太多，而涤荡湔雪不到也”。[43]对是时的蒋介石而言，“仇恨”恐怕不是国仇，而是家仇；“耻辱”也不是国耻，而是家耻。“舒积悃”三字，充分表露了他的“雪耻”心态。
曾忆十岁之年，父丧未满一年，是年夏初……乡间洪水浸屋三尺，为从来所罕见。此时家中惟寡母与孤儿二人，胞妹幼稚自不知情。透水半日，无人来家援。吾乃闻吾母悲叹曰：如汝父在，近邻铺中人皆早来协助，而你父亦自在家处置一切，决不至如今日之孤苦伶仃矣。[38]
相比之下，蒋对母亲的情感，无论母亲生前，还是母亲死后，依恋之深，感怀之切，且持续数十年形诸笔墨的深情表达，连他本人也自认异乎寻常。毛思诚所编蒋介石年谱[4]中，13岁条目下有这样的记载：“夏月放假归，入门，见王太夫人，未开言，即嚎啕大哭，越时声益凄。自此每遇外出，辄泪眼尽赤，哀动邻舍……远离至一二十里以外，犹暗自哽咽。”[5]情感之丰沛与脆弱，即使同龄女孩也未必如此。1930年12月4日日记中，蒋介石自陈：“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十六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遂改。”蒋介石结婚虽早，“断乳”甚晚，二十余岁犹如此恋母，实属罕见。对于这一“天性”，蒋也自以为异。甚至与宋美龄结婚后，年逾40的蒋介石仍自感“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婚后三年，蒋自承：“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淡］惨恼，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其所以然也。”[6]吾人阅读蒋的日记，对其“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一点，感受至深。
母亲去世以后，蒋常在日记中反省自己性情“凶暴”，任性使气，说由于自己对母亲“不顺”，气得母亲致病，悔恨莫及。[24]
蒋介卿是介石同父异母的兄长，比介石年长10岁。蒋父去世后，兄弟分家析产，本相安无事。不料4年后，小弟瑞青夭折。蒋介卿要求将亡弟名下的遗产重分。蒋母坚拒。双方反目，几至涉讼。蒋介石后来反复忆述说，自家内不和、兄弟阋墙以后，家难频作。蒋也因此对其胞兄深怀痛恨，日记中提及胞兄，多是贬词：“俗不可耐，鄙陋尤甚”；[44]“有意捣乱，顽固不化”，“不可感化”，“嫌恶已极”，“恶劣狡诈”；[45]“心术不可复问”；等等。[46]
王奇生[1]
蒋介石在1934年2月19日日记中写道：“不能尽孝于亲，为一生最大之耻辱，至今后悔毫已无及矣。”蒋母墓旁有一对联，为蒋介石亲撰。上联为：“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下联为：“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吊诡的是，蒋介石反复自谴“不孝”，反给人留下“至孝”的印象。 三 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
当胞弟瑞青殇后，家难频作，家产行将被侵，先慈朝晚饮泣长叹。决心上京诉怨控告，毫无难色。呜呼﹗慈母之保家保子，其忧苦至此。回忆往事，不堪设想。[34]
蒋思念母亲，每每以“不孝”自谴。这样一种自我痛愧，粗看似是宋明理学的一套表面文章，细究其语境并联想蒋的早年经历，感觉应是其真情表白。少年蒋介石以顽劣著称。顽劣的孩子难免令父母超常操心。蒋在《哭母文》、《王太夫人事略》中自诉从小“冥玩不灵”：“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嬉跳跃，凡水火刀焙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忧。及六岁就学，玩劣益甚，而先妣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