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对我很好，我见过墨索里尼几次，我认为墨索里尼说的话也是好话。
我和她没有关系，完全是好朋友。我对她客气得很。
我到那儿去，他也知道我身上多少是带着任务的，他认为我有政治活动。他跟我讲，你到欧洲来是没有用的，现在欧洲自顾不暇呀。中国要想对付日本，意大利一点力量也没有，我们没有这个力量。能对付日本的，只有美国，英法都自顾不暇呀。
这个端纳呵，那个杨宇霆的死也有他的关系，他告密，杨宇霆拉他告密。
这个秘书小姐后来告诉我，她说，你这个人呐，简直是不同凡人！
那时，我正是北方负责人，她到北京来，我招呼她、招待她，就这样认识的。我陪她出去玩玩，到处看看，吃吃饭，就这样。
所以，我后来就跟她到意大利去了，她也是拿专车把我接进去的。到了意大利，后来就待不了了，人家那么客气，对我那样好，所以，后来我就走开了。
后来我辞退，也到了上海，去戒针的时候见到她。给我戒针的美国大夫米勒告诉我说，每天早晨都有一个外国女的打电话来，问你的情况，问你戒针怎么样，身体好不好。哦，我一想，一定是她——墨索里尼小姐。
我和她是属于应酬招待，都是一种礼貌上的，人家说了我才知道的，那么这是一段。
我的烟瘾和我的这个大夫有关系，我犯了鸦片烟瘾，他就打一针解药。问题就在这儿，开始一天就打一针两针就行了，后来越打越多。烟瘾发作是什么感觉啊，难受啊！我那时候用句土话说，是活人叫死东西给管着。你要不能跟它应付完了，那你什么都做不了。
是这样子，她有一个秘书，是一个女的，一个意大利小姐，这个小姐告诉我，我才知道，不过她真是对我很好。临走她告诉我两句话，那时候我有嗜好（烟瘾）。她说，我希望你呀，把嗜好戒掉，积极抗日。就这两句话。
这事是这样的，早先在奉天时代，米勒是孔祥熙认识的朋友，我不认识他。他到奉天为他的医院募捐。我就帮上他点儿忙，捐了十万块钱。后来他用募捐的十万块在奉天建了一个小疗养院。后来，他又在汉口也搞了一个疗养院，我又捐了十万块钱。替老先生捐的这二十万块钱。这样，我跟米勒也算是相当好的朋友了。不过，他后来写了一本书，说了好多话，其中有一些不应该说的话。
还有个人，叫什么来的，他的公司就在我嘴边我说不上来，他的公司现在还有呢。原来他这个公司在奉天的时候，大概是做进出口的这种生意，在外国买卖中国的东西这个样子，叫什么来的这个公司，我说不出来，这个人好像姓李，也是很有名的一个人物。
他本来是《泰晤士报》的记者，后来在北京办了一个什么玩意，他是北京的顾问。后来我到奉天去，就把他带回奉天当顾问，是我私人的顾问，并不是公家的。私人的顾问没法子给钱，我就让他办这个、办那个，给他弄两个钱儿。当年我有这么两个英国私人顾问，都是这样开支的。为什么要我私人出钱？原因是这样的，我要是政府请他们当顾问，日本人就会也有要求当顾问，那么这是我私人的顾问，我私人拿钱，就好推了。
后来墨索里尼就非常地（发）火，为什么火了呢？我可惜了当时的那些信件，因为国联制裁意大利的时候，中国是一腔没发，同意完全制裁。他说，我意大利对你们中国这么好，你们还这样对我，非常气！回去大骂我，我说我不负政治上的责任。
当时没其他特殊关系，我也没想到她会喜欢上我。
她走的时候，我派我的车送她到天津口。后去上海的时候，秘书小姐说她在车上大哭一场，我说她哭什么？她说哭你不理她，你怎么一点也不理会她，她喜欢上你了。我说她喜欢上我有什么用呢？她说她是真的，你不理她，她难过了，大哭呀。
戒烟要靠很大的毅力。我跟你说，不是我吹，一个人如果能把这烟戒了，那这个人就了不得！
我跟你说，烟瘾一犯，难受得像什么似的，那肉就好像没皮肤一样，就好像烫了以后没有皮肤一样。尿尿、大小便都不敢坐，烫得难受。那滋味呀！
墨索里尼说得也对。
我跟墨索里尼小姐（墨索里尼的女儿），我俩是好朋友。
她的先生，就是齐亚诺，在中国当公使，后来叫墨索里尼给枪决了。
端纳后来写过一个东西。听说有人把它买去了，我觉得恐怕不可能。有人说是在一个外国人手里头。这个东西他买去他就要发表出来了，要卖钱呐，所以说不大可能是买去的。
这个人是外国人，德国（裔）的美国人，名叫米勒。他给我打种药，我连着三天处于昏迷状态，什么都不知道。要是中国医生，就不敢那么做。这个人他对我很好。他胆大。我那个部下跟他说，你要是把他治死了，我可救不了你，你的命可就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