堤岸边，阿尔博尼街入口处，有两家咖啡馆相对而开。光顾的人比较多的是右边的那一家，那儿还出售香烟和报纸。我最终询问老板，是否知道本地有一位名叫雅克琳娜·博塞尔让的女子。不，他一点儿印象也没有。就住在附近的一位金发女子。她曾经有过一次撞车事故。不，他不清楚，但是，我也许可以去离这里远些的，那家规模挺大的汽车库打听，就在特罗卡代罗宫花园前的沿河街道上，那个汽车库专营出售美国生产的汽车。他们有不少顾客是在这个街区的。她的脸受伤了?这种事情就更好弄清楚了。去问汽车库里的人吧。他对我的问题并不感到惊讶，他彬彬有礼地回答我的问题，不过说话声音显得有点疲乏，但是，我很后悔在他面前说出了雅克琳娜·博塞尔让的名字。应该等别人自然而然地来顺着你的心思。不能操之过急。我静静地、默默地混迹于人群中。我一直坐在最冷落的桌子旁。然后我等待着。我是属于那种黄昏时分在池塘边停住脚步的人，是在观看死水所有的动静前，让自己的眼睛适应昏暗光线的人。在邻近街道散步时，我越来越确信，我可以不向任何人打听任何东西就能找到她。我正在一个敏感的区域行走，我花了很多时间才进入这里。我在巴黎所走的人生道路，从左岸到樊尚森林、布洛涅森林，我童年的轨迹，从南到北，与我父亲的会面，最近几年里，我自己闲逛、徘徊的癖好，所有这一切都把我引到这塞纳河畔位于山丘坡上的街区，一个我们可能说，它只是个“住宅区”或“没有特色的区”。在我前一天收到的信里，有人约我在这里见面，而十五年内，这封信曾去向不明。不过，对我来说，为时并不太晚：某个人还在这些全都一个模样的窗户中的一扇后面等待着我，这些窗户嵌在这些大楼的墙面上，人们常把这些大楼同别的大楼搞错。
后来，我离开房间，下了楼，再一次给问讯台打电话。在福松波罗那林区，没有迪瓦尔大夫。我一瘸一拐地一直步行到茹尔丹大街街头的小书店。我在那儿买了一张卢瓦尔一歇尔省的地图。然后，我向后转，朝“巴比伦”咖啡馆的方向走去。我的腿疼痛难忍。我坐在装有玻璃的露天座上的一张桌子旁。见到时钟上指示的时间才晚上七点整，我不由得大为惊讶。我的确为埃莱娜．纳瓦希那的离去感到遗憾。我很想跟什么人说说话。一直走到稍远些的热纳维埃芙·达拉姆住的大楼?可是，如果博维埃尔博士还没有到皮卡尔街那儿的话，她一定同他在一起呢。不应该打扰别人的生活。得了，其实我不会出其不意地去按响热纳维埃芙．达拉姆家的门铃??于是，我摊开地图，我化了好多时间才发现福松波罗那。不过，这件事的确使我很上心，使我忘掉了我的孤独感。阿尔博尼花园广场。
是的，毫无疑问，这是事实。这辆车车速并不快，我在穿马路前理应先往左看，但是，那天夜里，我正处于精神反常状态。雅克琳娜·博塞尔让。问讯台告诉我，阿尔博尼花园广场没有人用这个名字。但是，也许因为她的名字没有列入电话簿里。我曾问过在这个花园广场里有多少门牌号。十三个。耐心些，我最终会知道她的门牌号。
的命题呢?但是，不仅仅如此。我觉得，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个裂口正面向未知的境界敞开。
那天傍晚，走出地铁，我就到药房去了。我出示诊所给我的那张药方，询问我应该如何敷药。药剂师想要知道我受伤的原因。当我向他解释，我是被一辆汽车撞倒的时候，他对我说道：“但愿您已经起诉了??”
一回到旅馆，我便打电话给问讯台，希望得知住在阿尔博尼花园广场的雅克琳娜·博塞尔让的电话号码。
我踝骨处感到疼痛。我觉得自己没有勇气去换绷带。我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枕在脑后，力图思索过去。
我不敢给他看我在米拉波诊所签过名字的那份文件。我觉得这份文件很奇怪。我打算在自己房间里头脑冷静地重读一遍。我离开药房时，他对我说道：“每次都别忘记用红汞对伤口进行消毒。”
“您瞧，我的小兄弟??有些事情，很久以来我一直在向自己隐瞒??某些我从未在光天化日之下承受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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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他便恢复镇静。他摇了摇脑袋。“对不起??”
沿着塞纳河畔堤街走去，我到了阿尔博尼街的街角，正在空中地铁经过的那段拱桥下。而阿尔博尼花园广场则更远些，与阿尔博尼街相互垂直。偶然间，我在一栋巍峨高楼前停下脚步，这栋高楼有一扇黑色铁花装饰的玻璃大门。我非常想跨过通车辆的大门，去询问门房，雅克琳娜·博塞尔让住在哪一层；如果她确实住在那儿，我就去按她家的门铃。但是，这样贸然到别人家里实在不符合我的性格。我从来没有恳求过什么人，也从来没有要求过任何人的帮助。
然后，我把离开诊所时那位壮实的棕发男子交给我的那份有关撞车的报告重读一遍，那位男子留了一份副本。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份报告是以我本人名义写的，它这样开始：“我署名??”而其中使用的措辞却让人设想，是我应该对事故负有责任??“在穿过方尖碑广场时，在靠近里沃里街的连拱廊处，朝协和广场走去，我没有注意到牌照号为3212Fx75的湖绿色‘菲亚特’牌汽车驶来。驾驶者雅克琳娜·博塞尔让小姐试图避开我，以至汽车撞到广场的一根拱廊上??”
那天下午，我走出医院，顺着沿河街道，向格勒内尔桥走去。我极力回忆，在嬷嬷那儿醒来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总之，他们把我带去的那问四周都是白墙的房间和米拉波诊所的那问非常相像。乙醚的气味也同市立医院的一样。这可能有助于我的追索。有人说，气味最能重现过去，而乙醚的气味对我总是产生某种奇特的作用。它甚至就好像是我童年的本真气味，然而，由于它使人处于睡眠状态，而且也消除痛苦，它所显现的画面也就立刻变得模糊不清。毫无疑问，正是这个原因，从我童年起，我的记忆就这么混乱。乙醚既激起我的回忆，却也诱发我的遗忘。
为了使这一被遗忘的插曲浮出水面，必须要有那天夜里在方尖碑广场发生的相撞事故。博维埃尔博士对此会怎么想呢?在下一次当费尔一罗什鲁的讨论会中，他是否可能用许多例子中的这一个来阐明“永恒回归”
“您看到我那天古怪的样子，大概很吃惊吧。”他几乎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我。他的脸上，脖颈上已不再有任何瘀斑。
福松波罗那林区。我即将得知有关我本人的某种重要东西，而这些东西可能会改变我生活的进程。
药剂师一再坚持地问道：“那么，您起诉了吗???”
我觉得我的房间好像比往常更小，仿佛我几年不住之后又回来似的，或者，甚至，我是在前世里居住过。是否可能那天的撞车在我的生活中造成了这么一个断裂，从此便存在一个前，一个后呢?我数了数钞票。不管怎么说，我从来都没有这样富有过。有一阵，我把刚从一家书店买来的书转手卖给另一家书店，以赚取一点可怜的利润，这种在巴黎令人疲惫的奔波可以结束了。
但是，查遍这个花园广场的所有号码都没有她的名字。
他朝我莞尔一笑。显然，他因为在最后时刻抑制住自己吐露心声而感到宽慰。他过于滔滔不绝地讲些毫无意思的东西，就好像他要毁踪灭迹。他站起身，然后，在皮卡尔站下车。我可有点为他担心。
于是，在那个小站的月台上等候列车的时候，我便寻找那些能使我知道阿尔博尼花园广场的这个女人是否就是十五年前同一位女子的痕迹。也许还应该想起那个地方的名字，那儿有学校、慈善医院和一栋我曾住过一段时期，而她在走廊尽头有个房间的房子。这就追溯到在比亚里茨和儒伊一昂一若扎斯镇居住的那段时期。那么，以前呢?在这两段时期之间呢?按照年代顺序，先是比亚里茨，然后是儒伊～昂一若扎斯镇。而离开了儒伊一昂一若扎斯镇以后，就回到了巴黎，回忆就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因为，我已到了被称为“理智之年”的懂事的年龄。惟有我的父亲可能向我提供些模糊的情况，但是，他已销声匿迹。因此，得由我自己来应付，再说，我觉得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地铁将经过塞纳河，开往左岸。它路经一些楼面，其每一个灯光闪耀的窗户，对我来说，也都是一个谜。有一件事使我大吃一惊，撞车前，一个平常的夜晚，我在地铁不期遇上了博维埃尔博士。他对我们的相遇却丝毫没有感到惊讶，他向我解释，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的境遇，同样的面庞常常重新出现。他告诉我，在我们下一次的讨论会上，他将就“永恒回归”这一命题加以发挥。我感觉到，他快要向我推心置腹了。
在校门口发生的和那天夜晚在方尖碑广场发生的撞车之间，已经过了多少时间?将近十五年。警车上的和市立医院的女人都显得很年轻。十五年的时间．并没有很多变化。我拾级而上，一直走到帕西地铁站。
然而，我没有这个习惯。很久以来，我竭力忘掉自己的童年，我从未体验过对童年的刻骨铭心的怀念。我没有一张照片，没有这个时期的任何有形的痕迹，除了一本疫苗接种手册。是的，仔细想来，校门口，小型货车和嬷嬷的这段插曲发生在比亚里茨和儒伊一昂一若扎斯镇两个时段之间。当时，我大约六岁。儒伊一昂一若扎斯镇之后，就是巴黎和罗迪桥街的市镇小学，然后，进各种各样的寄宿学校，辗转于法国各地简陋的房子：圣洛，上萨瓦省，波尔多，梅茨，重又回到巴黎，直到今天。总之，我生活中的惟一秘密，惟一与别的环节没有关联的，就是这第一次与小型货车及这位少妇，或者说这位年轻姑娘有关的撞车事故，那天晚上，这位姑娘来晚了，“因为，她来自巴黎，而她的车在路上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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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起身，我在壁柜最高一层的阁板上，取下一只海军蓝色的纸盒，里面，我放置所有这些后来证明我在人世间逗留的昔日的文件。为申请护照，我刚要求布洛涅一比昂库尔区政府出具的一份出身证明抄件，一份格勒诺布尔学区证明我曾获得业士（通过中学毕业会考，取得大学入学资格的学生。）学位的证书，一张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员卡，还有，在我的军籍簿里，有我在比亚里茨的圣马丁教堂受洗礼的证书，以及这份旧的疫苗接种手册。我打开这本手册，平生第一次查阅疫苗清单及其接种日期：其中一次是在比亚里茨，由某位名叫瓦拉特大夫为我接种。后来，六个月后，另一种疫苗，正如迪瓦尔大夫的印章显示，是在卢瓦尔一歇尔省的福松波罗那林区接种的。然后，另一种则是很多年后，在巴黎接种??我找到它了，这个标志。这也许是大海捞针，不然，要是我运气好，也许是一条我依靠它可以回顾往事的线索：福松波罗那林区的迪瓦尔大夫。
学校门口，带篷的轻型运货卡车，慈善医院??我寻找其他的细节。我瞧见自己在车上，坐在那女子身旁，她打开一扇大门，车子顺着一条小路驶去??她在二楼有一间房，就在走廊尽头的最后一间。但是，这些回忆的片段是那么模糊，我根本无法抓住。只有那张脸和面颊上的伤疤清晰可见，我真的确信那张脸就是那天夜里在市立医院见到的同一张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