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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马达加斯加人。在我想要扔掉的那些破旧废纸中间，我在一张卡片上发现了他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他名叫卡兹一克鲁采。我对他一无所知。其他的细节嘛??总是一些与我交错而过和勉强说过几句话的人，对我来说，他们始终是不可捉摸的。关于地点，也一样??有一家小餐馆，我有时同父亲一起在那里吃晚饭，就在靠近福煦大街上端，马路左边，后来，我偶然经过这一带时，却徒然地寻找它。我是否在胡思乱想?在一些我不再知道他们名字的人的故乡，有一些别墅，位于我不可能在地图上指定的村落附近；一位我在夜间，火车上认识的爱弗丽娜??我甚至按照大概的日子，开始列出了一张所有这些错过的面孔、地点和这些被放弃的计划的清单：我曾经打算在医学院注册，但是，又不了了之。在努力回顾那些对我来说没有结果的事，那些处于悬而未决中的东西的同时，我在寻找借口，寻找遁词。因为，我到了人生渐渐自我封闭的年龄。
我有时间找到她确切的地址，并去拜访她。我这是合情合理的，她不会为此而不高兴。我可从来没有按过我不认识的人家的门铃，但是，有某些细节要说清楚。
她以为我在嘲弄她呢。然后，她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拿出一张卡片，仔细地看了看，对我说，我应该“离开是非地”。我反复地问她道：“这里是什么诊所?”
4
不，这就不必了。于是，他根本不向我道别，便上了车，坐在司机身旁，猛然砰地把车门关上，汽车朝沿河街道驶去。
在发生这次撞车事故之前，将近一年来，我住在奥尔良门附近绿道街的旅馆里。我很长时间都想要忘记我生活中这一时期，或者，不再想起那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细节。譬如说，我经常在傍晚六点钟与一名男子迎面相交而过，他大概正好下班回家。关于他，我只记得一只黑色的公文包和缓慢的步履。一天晚上，在“大学城”对面的大咖啡馆里，我同我的邻座攀谈起来，我原以为他是大学生。然而，他却在一家旅行社工作。
大地在晃动，我就好像在睡梦中似的。我梦见自己成了一艘正在大海中航行的货轮上的囚犯。我急于重新找到陆地。纳西斯一迪亚兹街，米拉波诊所。我不敢问她这条街是在哪个区。是靠近市立医院那儿吗?她显得急匆匆的样子，没有告诉我任何其他情况，便又把门关上了。他们把我的踝骨、膝盖、手腕和手都上了绷带。我无法屈起左腿，但是，我可以自己穿衣服。我穿上了那只惟一的鞋，暗自思忖，在街上这样走路可是挺困难的，不过，附近总会有公共汽车站或地铁站，我马上就可以到家了。我决定重新躺在床上。我一直有这种惬意的感觉。这种感觉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吗?我担心，一走出诊所，这种感觉便会荡然无存。我出神地凝视着窗外那一片蔚蓝的天空，深信人们就是把我送到了山区。我避免走近窗户，生怕感到失望。
5
是的，今天，我为这样的巧合感到震惊：我居然已经在我们最后几次见面的街区住了一段时间了。不过，当时，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有别的操心事。
他紧紧跟随着我。也许，他想要把我再弄上囚车?在囚车里，我会再见到她，她还是坐在那天夜里同样的位置吗?外面，在那条与沿河街道相连的小街上，只有一辆汽车停在那儿。一名男子坐在驾驶盘前。我吞吞吐吐地向他告辞。如果我突然离去，他会认为我行为可疑，那么，我有可能又被他盯住不放。于是，我就问他，那天夜里的那位女子是什么人。他耸耸肩，对我说，我在那份“报告”里可以看明白，但是，对我，对大家而言，我最好把这件意外事故忘得一干二净。对他来说，“这件事已经了结了”，他的确希望对我也是一样。
即便是在这个信封里放着这一沓钞票，却只字不留，就像扔给乞丐的施舍，有些事还是要弄清楚。夜里，开着车，把某个人撞倒了，生怕万一这个人成了残废，就差人带点钱给他。首先，我并不想要这个钱。我从来没有依靠过什么人，而且在那段时期，我深信，我不需要任何人。我的父母根本不是我的什么靠山，我父、亲与我在咖啡馆里少有的约会总是以千篇一律的方式结束：我们站起身，然后，互相握握手。然而，每次，我都没有胆量向他乞求一点点钱。尤其到末了，住到奥尔良门那儿时，原先在香榭丽舍大街时他身上还有的活力和魅力竞荡然无存。有一天上午，我注意到他那件海军蓝色的外套缺了几颗纽扣。
走近汽车旁，他停下脚步，语气冷淡地问我，我这么走路不会太费劲吧，我是否愿意他把我“带”到某个地方。
我还必须在纸的下方签字，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他亲自取下笔套。他对我说，在签字前，我可以把文稿读一读，可是，我太急于到户外去了。我在第一张上签了字。至于另一张，就不必了，这是我应该保留的副本。我把它折起来，放进我那羊皮衬里上衣的口袋里，然后，我站起身来。
然后，她给我签署了一张出院卡，递给我另一个信封，一个印有诊所名称的信封。我问她，我是否应该付钱，然而，她告诉我，费用已经结清了。由谁结的账呢?不管怎样，反正我的钱也不够。正当我准备穿过大厅向出口走去时，那个棕色头发的大块头请求我，同他一起在长凳上坐坐。他朝我似笑非笑，我想，这个家伙不一定对我怀有敌意。他交给我两张薄纸，上面有一份用打字机打好的文稿。“报告”——我至今依然记得他当时用的这个词，是的，有关那场撞车事故的“报告”。
我准备顺着沿河街道一直走到阿尔博尼公园广场。在每幢大楼前，我都要向门房打听，雅克琳娜·博塞尔让住在哪一层。那儿大概不会有很多房子的。我想起了她抓住我手腕的样子，以及她那含讥带刺的微笑，好像我们之间有着一种默契。最好还是先打个电话。不要匆忙行事。在我坐着囚车到市立医院去的路上，我觉得在什么地方已经见过这张面孔，眼下我又有了这种奇怪的感觉。在得知她的电话号码之前，我也许会努力回忆一下。在那个时期，事情还很简单，我尚未经历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没有太多的阅历。只需回顾一下几年的过程就行了。谁说得准呢?某位雅克琳娜·博塞尔让，或者是叫另一个名字的同一个人，曾经与我萍水相逢。我曾经读到，偶然性只造成为数有限的相遇。同样的处境，同样的面庞又出现了，就像万花筒里的彩色玻璃片，运用镜子的反射作用，给人以错觉，组合是可以变化的，直至无穷。但是，组合是非常有限的。是的，我大概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一点，或者是，有一天晚上，博维埃尔博士在咖啡馆里给我们解释过这个问题。可是，我难以长时间地专心思考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有哲学头脑。突然，我不想穿过格内尔桥，重返左岸，乘地铁或公共汽车回到我那位于绿道街的房间。我打算在这附近再散散步。我必须习惯于腿上裹着绷带走路。在这儿，雅克琳娜·博塞尔让住的区里，我感觉挺好。我甚至觉得这儿呼吸的空气也格外清爽。
我想尽可能长久地保持这一错觉，即米拉波诊所处于昂伽迪纳的冬季体育运动场的这个错觉。门打开了，护士出现在门口。她提着一个塑料袋，把它放在床头柜上，然后，一言不发，像一阵风似的走了。塑料袋子里装着我丢失的那只鞋。他们竟然费神去那儿人行道上把它找来。不然，就是她要求他们这样做的。对我如此留意使我很吃惊。现在，再没有什么阻止我“离开是非地‘’了——就像护士曾经说过的那样。我真想到户外走走。
天气温煦宜人，是一个阳光充足的冬日。我再也没有时间概念了。想必是刚过了中午。我的左腿使我感到有点不舒服。枯叶散落在人行道上。我想象自己正向一条林间小径走去。我的头脑里再也没有“昂伽迪纳”这个词，而是索洛涅这个更悦耳、更深沉的词。
一位护士端着托盘把我叫醒，她说托盘里盛的是早餐。我问她我究竟身在何处，而她对我的无知感到很惊奇。是在米拉波诊所呀。当我想要知道这个诊所的地址时，她只字不答。她面带怀疑的微笑打量我。
我打开信封。信封里装有一沓钞票。没有只言片语，没有丝毫的解释。我在想，为什么给这些钱。也许她注意到我蹩脚的上衣和惟一的那只粗劣的鞋。在这双低帮便鞋之前，我曾穿过一双粗笨的橡胶底系带鞋，甚至在夏天，我也穿着。而我身上穿的这件旧羊皮衬里上衣，至少已经是第三个冬天了。我从口袋里拿出我签了字的那张纸。是一份笔录，更确切地说是事故摘要。这张纸上并没有任何一个警察局的名称，也没有行政格式的样子。“??夜里??一辆湖绿色‘菲亚特’牌轿车??已登记??从卡鲁塞尔公园开来，驶入方尖碑广场??两人被带到‘蕾吉娜’大饭店的大厅??在市立医院急救室??腿部和手臂进行包扎??”没有提到米拉波诊所，我寻思，他们什么时候，而且是怎么样把我送到那诊所去的。我的姓名出现在这份叙述事实的摘要上，还有我的出生日期和我从前的地址。他们一定是在我的旧护照上得知这些情况的。
我试图重新找回我居住在奥尔良门这个时期的色彩和氛围。灰色和黑色，一种我回顾时感到窒息的气氛，是无尽的秋天和冬天。如果说我在父亲约我最后一次见面的地带受到挫折，这是否是巧合呢?上午七点整，拉罗东德咖啡馆，一幢普通砖楼楼下，这些砖楼构成一个个建筑群，划出巴黎的界线。那儿，是蒙鲁日和刚建成的一段环行大道。我们彼此之间没什么重要的事要说，而且，我知道我们不会再见面。我们站起身，并没有握手，我们一起走出拉罗东德咖啡馆。我看着他穿着海军蓝大衣，朝环行大道渐渐远去而感到惊讶。我在想，他的脚步把他带到哪一个遥远的郊区。
她的姓与名被记在上面：雅克琳娜·博塞尔让，还有她的地址：阿尔博尼公园广场，但是他们忘记写明门牌号。我手头从来没有拥有过如此大的一笔钱款。我也许更喜欢看到她留下一封短信，但是，撞车事故之后，她可能根本不宜写字。我料想到，那个棕色头发的壮汉处理所有这一切。他也许就是她的丈夫。我尝试着回忆，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她独自一人在汽车里。
后来，在大饭店的大厅里，他朝我们走来，当时我们俩正并肩坐在长沙发上等候。当然，因为我受了伤，他们想要赔偿我，而且，一想到这场车祸可能会严重得多，他们就感到十分内疚。我希望让他们放心。不，不用为我操心。印有诊所名称的信封装着一张由“贝松大夫”签字的处方，规定我必须定期更换“绷带”。我又数了数钞票。在很长一段时问内，不再会有金钱方面的忧虑了。我想起，将近十七岁时最后几次同我父亲见面的情景，在我同父亲见面的过程中，我不敢问他要一点儿钱。生活已经使我们俩彼此疏远，我们相约一大早在咖啡馆见面，那时，天色还黑沉沉的。他穿着翻边处磨得越来越破的衣服，而我们会面的咖啡馆每一次都离市中心更远。我尽力回想，他是否曾经偶尔约我在我现在步行的这一带见面呢。
我从口袋里拿出我签过字的那份“报告”。这么说，她住在阿尔博尼公园广场。我认识这个地方，因为我常常在离那儿很近的地铁站下车。即便没有门牌号，那也无关紧要。有名有姓：雅克琳娜·博塞尔让，我会有办法的。这个阿尔博尼公园广场在稍微靠下的地方，就在塞纳河畔。我现在就在它所处的街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我送到米拉波诊所。毫无疑问，她熟悉这个诊所，是的，是她主动做了这些事情。或许，她亲朋好友中的某个人到市立医院来找我们。在一辆救护车里吗?我心想，到了下一个电话亭，我就去按街名查阅电话簿，或者就打电话给问讯台。不过，不用急。
走下那宽大的楼梯时，我的腿有些瘸，于是，我抓住扶手。到了大厅，我准备从其中一道打开的单扇玻璃门出去，这时，我瞅见了那个棕色头发的壮汉。他正坐在一张软垫长凳上，他向我挥臂示意，站起身来。他依然穿着那天夜里穿的大衣。他把我一直领到接待处。有人询问了我的姓名。另一个人就站在我的身旁，仿佛要更好地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打算给他来个不辞而别。尽可能快地离开他。就在这儿，就是在这个大厅里，而不是一会儿到了马路上再甩开他。接待处的女职员给了我一个封好的信封，信封上写着我的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