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媳妇一示意，德·康布尔梅夫人马上就要起身，对我说道：“既然您不愿去费代纳住，也就罢了，可您至少也该在这个星期找一天来吃顿午餐，比如明天，您不愿意吗？”说罢，她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神态，为了让我自己决定，又添上了一句：“您到时定能再见到克里丝诺瓦伯爵。”此人我素不相识，根本谈不上再次见面。她正欲用别的欲望对我进行引诱，希望我的双眼闪现出欣喜的光芒，可却戛然而止。原来法院首席院长回府时得知她在旅馆，暗地到处寻找，接着又在家等着她上门，然后又装着与她碰巧相遇的样子，前来向她致意。我明白德·康布尔梅夫人不愿将方才向我发出的邀请扩展到他的头上。然而，他们结识的时间比我要久得多，多少年来，他一直是费代纳日场音乐会的常客，我初次到巴尔贝克逗留时，对这些常客曾经羡慕不已。可是，结识的时间长短对上流社会人士来说，并非决定一切的因素。他们往往更乐意邀请新朋友共进午餐，因为新朋友还能激起他们的好奇心，尤其在其露面之前，已经有人作了令人心动、热情洋溢的介绍，比如圣卢的举荐。德·康布尔梅夫人估计首席院长没有听到她对我说了些什么，但为了消除内疚的心情，对他甜言蜜语，亲切得再也不能亲切了。灿烂的阳光下，平日望不见的里夫贝尔海岸金灿灿一片，隐约地呈现在天边，耳边传来费代纳附近悠悠的三经钟声，小巧玲珑的经钟露出水面，与闪烁的蓝天几乎难解难分，有玫瑰色的，也有银白色的，难以细辨。“这景观就更像《普莱雅斯》了，”我提醒德·康布尔梅勒格朗丹夫人说，“您知道我想指的是哪一场。”“我想我是知道的。”可是，她那与任何记忆都不相吻合的声音、脸庞和毫无依托的空泛的微笑却在宣布：“我一无所知。”老夫人久久沉醉在传至此处的悠悠钟声之中，一想到时间不早，这才站起身来。“确实，”我说道，“平日里从巴尔贝克望不见那边海岸，也听不见那边的钟声。除非时间发生了变更，天际也扩展了一倍，不然，那钟声就是专门前来寻找你们的，我听得出它们是在催促你们动身；对你们来说，这是用晚餐的钟声。”首席院长对钟声很不敏感，偷偷地扫了海堤几眼，看到今晚游人寥寥无几，不禁黯然神伤。“您真是一位诗人。”德·康布尔梅夫人对我说，“感觉得出您很敏锐，富有艺术天性；来吧，我一定给您演奏几曲肖邦。”她一副如痴如醉的神态，双臂伸向空中，又加了一句，声音沙哑，仿佛在挪动卵石发出的声响。紧接着，便是吞咽唾液，老太太自然而然地用手绢揩了揩美国人所谓的细毛刷子，那满嘴的浓密汗毛。首席院长无意中帮了我一个大忙，紧扶着侯爵夫人的胳膊，送她上车，换了别人，准会对承担此等义务犹豫不决。支配如此行动，需要有一定分量的媚俗、胆量，而且要爱出风头，而这在上流社会是极讨喜的。再说，这是他多少年来养成的习惯，比我要自然。我打心眼里感激他，可却没有胆量效法他，只是跟在德·康布尔梅勒格朗丹夫人身边，她见我手中拿着一本书，想看看。一见德·塞维尼夫人的署名，她不禁撅了撅嘴，用了一个准是在某些“先锋派”报纸上看到的词，这词一经女性化，尤其是用以形容一位十七世纪的女作家，产生了奇特的效果，只听得她向我问道：“您难道真的觉得她才华横溢吗？”侯爵夫人把一位糕点师傅的地址给了跟班的，老夫人要先到那儿走一趟，然后再启程回府，大路上晚尘飞扬，呈现出一片玫瑰色，层层悬崖在暮色苍茫中状若起伏的峰峦。她问老车夫那匹生就畏寒的马身子是否够暖和了，另一匹马的铁掌是否紧得它难受了。“我一定给您写信，把该定的事定妥。”她低声对我说道，“我看见您在与我儿媳谈论文学呢，她真惹人喜爱。”她又添上一句，尽管并非肺腑之言，可她早就养成——并因性善而保留着——这一习惯，以免给生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她儿子是贪财才结的婚。“再说，”她激动得难以自已，最后又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她是……是……那……那么……富有艺……艺术鉴……鉴赏力！”说罢，她登上马车，一边摇晃着脑袋，手执阳伞把，身着超重的圣职般的服饰，犹如一位巡回施坚振礼的年迈主教，又踏上巴尔贝克的街道。
当我与罗斯蒙德和希塞尔告别时，她们俩发现阿尔贝蒂娜还待着，不随她们一起走，对此感到奇怪。“嗳，阿尔贝蒂娜，你还待着干啥，你知道几点钟了？”“你们回去吧，”她以权威的口吻对她们说道，“我有事要跟他谈。”她一副乖顺的神态，指了指我，添上一句。罗斯蒙德和希塞尔看了看我，陡然对我增添了一分新的敬意。我心里乐滋滋的，感到至少在这一刹那间，在罗斯蒙德和希塞尔眼里，较之回家的时刻，较之她的女友，我要重要得多，而且与她之间有着重大秘密，他人不得介入。“今晚我们就不见面了？”“我不知道，这要看看今晚的情况。反正明天可以见。”“上我房间去吧。”等她女友走远，我对阿尔贝蒂娜说。我们进了电梯；她在电梯司机面前一直沉默不语。“雇员们”（电梯司机就这么称呼仆人）为了了解主子们，了解这些只顾自己交谈，从不与下人嗦的怪人的闲事，不得不依靠自己察言观色，演绎推理，慢慢养成了习惯，从而大大发展了他们的预见能力，为“老板们”所不及。人体器官往往根据人们对它们扩大或缩小的需要，或萎缩，或增强。自从有了铁道之后，免误火车的必要性使我们学会了重视每一分钟，而在古罗马时代，不仅天文知识很粗浅，而且生活也不那么紧张，人们不仅没有分的概念，甚至连固定的时的概念也不明确。因此，电梯司机看透了我们的心理，并准备讲给他的同事们听，说阿尔贝蒂娜和我忧心忡忡。可是，电梯司机却跟我们唠叨个不停，实在不知分寸。不过，我发现他脸上平时为我开电梯时显露的那种友好、欢乐的表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极为沮丧，惶惶不安的神态。我不知个中原因，尽管我更挂虑着阿尔贝蒂娜，可为了给他排忧解愁，我告诉他刚刚走的那位夫人叫康布尔梅侯爵夫人，而不是叫卡芒贝尔。这时，在我们正经过的楼层走廊上，我看见一位丑陋的女服务员，扛着一个长枕头，毕恭毕敬地向我致意，希望我行前给点小费。我真想弄个清楚，初次抵达巴尔贝克的那个夜晚，我万分渴望得到的是否就是她，可怎么也无法肯定。电梯司机带着做伪证的人那种真诚的语气，向我发誓，那位侯爵夫人让他通报的就是卡芒贝尔这个姓，可脸上那副绝望的神情始终没有消失。说实在的，他先入为主，听见的是他早已知道的名字，这是很自然的事。再说，有许多人，即使不是电梯司机，对贵族身份以及借以形成爵位的名称的性质认识模糊，似懂非懂，那么在他看来，卡芒贝尔这一姓氏是很有可能的，况且卡芒贝尔干酪举世闻名，借如此荣耀之声誉，赐侯爵爵位一个名称，这不足为怪，除非相反，是侯爵爵位的荣光使这一干酪得以名扬天下。不过，他见我不愿表示是自己错了，而且也深知主人即使为最微不足道的事一时心血来潮，也喜欢下人唯命是从，即使说的通篇是显而易见的谎言，也喜欢别人接受，于是，他像个忠实的仆人，答应我从此之后一定称呼康布尔梅。确实，无论在城内还是市郊，康布尔梅其人其名无人不知，任何一个城里的店主或郊区的农夫都绝对不可能犯电梯司机这种错误。可是，巴尔贝克大旅馆的服务人员没有一个是当地人。他们连同旅店的一切设施，统统来自比亚里茨、尼斯和蒙特卡洛等地。这些地方的人兵分三路，一路去了多维尔，另一路到了迪纳尔，剩下的一路来到了巴尔贝克。
对安德烈的所谓感情以及对阿尔贝蒂娜的冷漠态度，我向阿尔贝蒂娜作了一番交待之后，为了显示出这番话纯粹是肺腑之言，并未夸大事实，我还附带作了保证，让她对我的态度不要过分当真，这样一来，我便无需担心阿尔贝蒂娜会把此视作恋情，终于可以对她甜言蜜语，很久以来，我一直避免这样做，而现在我感到这是多么美妙。我差不多在抚爱我的知心女友；当我谈起我心里爱着的她的那位女友，我不禁热泪盈眶。可一涉及具体事实，我末了又对她说，她知道何为爱情，知道爱是敏感的，痛苦的；我并对她说，作为我过去的女朋友，她也许会心甘情愿，解除给我造成的巨大痛苦，如果我敢再重复一遍而不至于惹她生气，那么她既然已不为我所爱，自然就不可能直接地，而应该间接地采取伤害我对安德烈的爱这种方法，为我解除痛苦。我突然打住话头，望着一只孤独、匆忙的巨鸟，并指点阿尔贝蒂娜观看，那只巨鸟在遥远的前方，搏击长空，富有节奏地拍动着两片羽翼，在海滩上方飞速向前。海滩上，光斑点点，犹如撕碎的小红纸片，巨鸟没有放慢速度，没有分散注意力，也没有偏离自己的路线，径直飞过海滩，俨然似一位使者，肩负使命，要把一份紧急而又重要的书信送往远方。“它呀，至少是径直飞往目标！”阿尔贝蒂娜一副怪嗔的神态，对我说。“您对我这样说话，是因为您不了解我想说的心里话。多么难以启齿啊，我情愿不说。要是说出口，肯定会惹您生气；最终也只能导致这样的结果：一来与我心爱的人不可能有任何幸福而言，二来又要失去一位好朋友。”“可我不是向您发誓了吗，我决不会生气。”她的神情是多么温柔，顺从中含着几多悲切，仿佛期待从我身上获取她的幸福，我不禁难以自已，憋不住要去亲吻——简直就像亲吻我母亲那样高兴——这副新面孔，它不再是过去那张活泼、绯红的脸，像一只淘气、爱恶作剧的小猫咪，翘着玫瑰色的小鼻子，反而像满腔的悲伤浇铸在善良的模子里，熔开了，压扁了，垂下来了。撇开我的爱情不谈，就像不考虑与她毫不相干的持久的爱一样，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面对这位诚实的姑娘，不禁动了怜悯之心，她向来只习惯于别人待她亲切、正直，满以为我是她的挚友，没想到几个星期来，我一直折磨着她，简直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我之所以对阿尔贝蒂娜产生了深深的恻隐之心，是因为我站在纯粹人道的立场上，这种立场超脱于我们两者之外，我的嫉妒的爱心便因此而荡然无存，倘若我爱着她的话，也许还不至于对她深表同情。在这一由爱的表白到产生不和（要通过连续不断的逆向运动，打成一个无法松解的死结，把我们紧紧地系在某人身上，这种办法最可靠，最有效，也最危险）的有节奏的摇摆之中，在构成两个节奏要素之一的退缩运动之中，还有何必要区分人类同情心的逆流呢？这股股逆流与爱情主流，尽管在无意中有可能产生于同一的原因，但导致的岂不也是同样的效果？当事后回首一下对某位女子的所作所为，人们往往意识到，表露自己的爱，追求他人的爱以及争取获得垂青的种种欲望并不比因人道需要而产生的愿望占有更多的位置，人们常出于普普通通的道德义务，向自己倾心相爱的人赔礼道歉，似乎对她无爱情可言。“可我到底能怎么办呢？”阿尔贝蒂娜问我。有人敲门，是电梯司机。原来阿尔贝蒂娜的姨母从旅馆经过，顺便下车看看她是否在，以便接她回府。阿尔贝蒂娜差人回话，说她走不开，也拿不准何时回去，让他们先吃晚饭，别等她了。“可您姨母会生气的？”“哪儿的话！她一定会十分理解。”就这样——至少在眼下这一时刻，也许它永不再来——由于种种情况，在阿尔贝蒂娜的眼里，与我交谈终于变得举足轻重，而且如此显而易见，当务之急，必须首先办妥此事，我的女友无疑自然而然地参照了家庭的裁决惯例，在事关邦当先生的前程的情况下，当然不会计较一次出游，只要列举此情况，她坚信为这等大事而牺牲用晚餐的时间，姨母准会觉得再也自然不过了。她本要离开我，在遥远处与亲人消受这一时光，但阿尔贝蒂娜却让它悄然无声地流至我的身旁，并赠与了我；我尽可纵情享用。我终于壮了胆子，向她披露了别人对她的生活方式跟我说过的话，并对她说，尽管女人们也沾染了那种恶癖，让我极为厌恶，但我对别人说的还是没当一回事，以致别人都把我视作她的同谋，况且我目前又深深地爱着安德烈，她自然不难理解我对此会有多痛苦。如果再附加一句，说别人还跟我提及了其他女人，不过，我对她们根本无所谓，这样说也许还更巧妙。可是，戈达尔向我透露的那些突然发生而又可怕的事情一股脑儿全都涌进我的心田，撕裂了我的心，但与当时的情形相同，并未增添更多的痛苦。如果戈达尔没有提醒我注意她与安德烈跳舞的姿态，那我自己决不会设想阿尔贝蒂娜爱着安德烈，或至少与她卿卿我我，同样，我也决不可能从这一想法进而产生另一个相去甚远的念头，猜度阿尔贝蒂娜也许除了安德烈，与别的女人也有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不是借口友情就能解释清楚的。阿尔贝蒂娜与所有被告知对他们有如此议论的人一样，还不等向我赌咒这不是真的，便表示出愤怒与悲伤，至于对那位素昧平生的诽谤者，她怒不可遏，急切地想弄清到底是谁，恨不得立即与他对质，让他下不了台。不过，她让我放心，至少对我并不责怪。“如果确有其事，我早就向您招认了。可安德烈和我，我们俩对这等丑事都厌恶极了。我们都长这么大了，并不是没有见过您说的那种留着短头发，言谈举止一副男子相的女人，天下再也没有比那种人更让我们恶心了。”阿尔贝蒂娜给我的不过是一番空话，虽说得斩钉截铁，但没有佐以事实根据。然而，恰恰是这等空话最能让我冷静下来，最能抚慰我内心的嫉妒，这种妒心属疑心病科，有根有据的证明反比看似真实的断言更能引起狐疑。再说，怀疑一位心爱的女性总比去爱另一位女子要来得快，对女人矢口否认、自我辩解的话，也往往更容易相信，这种变得多疑、轻信的性情恰恰又是爱情的特征。去爱时须当心世上女子并非个个正派，亦即要做到心中有数；同时也应充满希望，也就是说要坚信世上确有正派女性。自寻痛苦，继而自我解脱本是人之常情。对可望获得成功的主张，我们往往轻易地信以为真，对有效的镇静剂，人们一般并不多加挑剔。此外，我们所爱的人不论有多复杂，但归根结蒂都可能向我们表现出两种基本性格，根据其表现而定，判定是我们的贴心人，还是另有新欢。第一种品性具有特殊的力量，阻碍着我们相信还会存在第二种品性，同时隐藏着特异的奥秘，可以缓解第二种品性给我们造成的痛苦。心爱之人既是痛苦的渊源，又是缓解痛苦或加深痛苦的药剂。可能斯万这个前车之鉴长期以来对我的想象力以及好激动的性格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已形成习惯，往往把担心视为真实，而把希望当作空想。正因为如此，阿尔贝蒂娜斩钉截铁的答话带来的些许温馨，险些化为乌有，脑中即刻浮现出奥黛特的往事。可我暗自思忖，为了理解斯万的痛楚，我尽可能设身处地为他着想，把奥黛特视作天下最邪恶的女人，这也许合情合理，但如今事关自己，即使像事关他人那样企图弄清事实真相，也不应该对自己如此绝情，一味固执己见，硬要把某种猜测误看作比别的更为可靠，就像一位士兵，选择的不是最为有利的位置，而往往是危险最大的岗位，正因为这一点，我的猜测也是最痛苦的猜测。阿尔贝蒂娜出身于一个相当正直的资产者家庭，正值豆蔻年华，而奥黛特小时被母亲卖给他人，生性轻佻，她们俩之间难道就不隔着一条鸿沟吗？再说，阿尔贝蒂娜对我撒谎与奥黛特向斯万说假话，两者的利害关系也不一样。况且阿尔贝蒂娜刚刚矢口否认的，奥黛特对斯万却供认不讳。看来，我有可能犯了严重的推理错误——尽管是反推——仅仅因为某种假设与别的相比，不怎么令我痛苦，我便置事实存在的地位差别于不顾，听任自己的猜想习惯，仅凭对奥黛特实际生活的一点耳闻，想当然地编造阿尔贝蒂娜的生活真相。此时，我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阿尔贝蒂娜，确实，早在我初次来巴尔贝克逗留的最后几天，就多次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是位坦诚、善良的姑娘，现在，她出于对我的爱，不仅对我的满腹狐疑表示宽恕，而且还想方设法消除我的疑心。她让我坐到床上，紧紧挨着她。我对她跟我说的一切表示感激，并请她放心，我们已经重归于好，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对她冷漠无情。我劝阿尔贝蒂娜怎么也得回去吃晚饭。可她反问我是否觉得两人这样待着没有意思。说罢，她搂过我的脑袋，温柔地抚摸着，至此之前，她还从未这样抚摸过我，我猜想也许是我们刚刚结束的这场争吵的缘故吧，然后，她把舌头轻轻地贴在我的双唇上，试图将我的双唇扒开。可开始时，我紧抿着死不松开。“您真是个大坏蛋！”她对我说道。
由于时隔已久，我再也不可能重新爱上她，对我这番话，似乎阿尔贝蒂娜肯定难以相信，于是，我用了诸多实例来证明被我称为性格古怪的东西，这些实例全都引自我所结交的女人，无论是她们的过错还是我自己的过错，反正我错过了爱上她们的时机，事后不管我有多渴望，再也难以重新获得那一时光。就这样，我既像是在对她表示歉意，仿佛请她原谅一种无礼举动，宽恕我无法重新开始爱她，同时又在想方设法，试图让她明白这一举动的心理原因，似乎它们是我特殊心理的产物。我如此自我表白，对希尔贝特这一实例大加发挥，确实，就希尔贝特而言，我说的全是实话，可一旦用以说明阿尔贝蒂娜，真实的成分却变得微乎其微，我无可奈何，只能尽量证明我的论点尚合情理，而表面又装出一副样子，自认为这些说法难以接受。我感觉到阿尔贝蒂娜已经认为我“开诚布公”，对此表示赏识，并承认我推理清晰，明确，这时，我遂对自己直言不讳表示歉意，对她说，我清楚说实话会惹人不高兴，况且对我的这番实话，她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恰恰相反，她对我的坦诚表示谢意，并补充说，她对这种极为常见，非常自然的精神状态心领神会，十分理解。
但是，电梯司机焦躁不安的痛苦心情有增无减。平常，他总是满脸堆笑，对我显得忠心耿耿，可现在他连这也给忘了，准是发生了什么不幸。也许他被“派走”了。倘若果真如此，我答应一定设法让他留下做事，关于旅馆的人员问题，经理曾许诺在先，不管我有什么决定，他都照办不误。“您愿意怎么办，都随您的意，我事先认可了。”我刚步出电梯，才猛然醒悟到电梯司机为何一副绝望而又惊愕的神情。原来是因为阿尔贝蒂娜在场，我平常上电梯时都自然而然施给他一百个苏，可这次却没有给。这个傻瓜，他非但没有明白我是不愿当着第三者的面施予小费，反而认为这下算是彻底完了，我从此之后再也不会施舍他任何东西了，不由得浑身哆嗦起来。他想象我已经落到了“手头拮据”（像盖尔芒特公爵所说的那样）的地步，可如此设想远远没有激起他对我的任何恻隐之心，反而陡生了一种可怕的自私的失望心理。我暗中思忖，我并不像母亲认为的那么不理智，记得有一天，面对对方那种焦躁不安的等待心情，我不敢不又掏出一份过高的小费，就在前一天，我还过分地施舍过。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纤毫的疑心，总把平常那种欢快的神情欣然视为忠诚的表示，如今在我看来，赋予如此意义，显然是自己辨别力不怎么可靠。眼看电梯司机就要在绝望之中准备投下五楼，看他那副样子，我扪心自问，如果爆发一场革命，我们的社会地位相互起了变化，电梯司机摇身一变成了资产者，不要说客客气气为我开电梯，只要不把我从电梯上推下去，就算万幸了；我心里揣摩，在某些平民百姓阶层，是否比上流社会还更伪善，确实，在上流社会，我们一旦不在场，就会有人说三道四，但要是我们真成了落难之人，还不至于再凌辱我们吧。
我本该在那天夜晚遽然离去，再也不与她相见。那时，我便预感到，在并非相互的爱情中——也就是说在爱情中，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并不存在相互之爱——人们所能品尝的幸福仅仅是一种虚假的幸福而已，它所给予我们的也正是幸福的假象，偶尔也有这样的时刻，某位女子出于善心，或一时心血来潮，或由于偶然的因素，造成极妙的巧合，将其一贯的言语和行为作用于我们的欲望，仿佛我们得到的是真正的爱。若聪明的话，那应该好奇地珍视这微乎其微的一点幸福，快快乐乐地享受一番，要是连这么丁点儿幸福都不存在，恐怕人生在世，连幸福对那些并不怎么挑剔或较为幸运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也不甚了了；应该假设它正是无限而又永久的幸福的一部分，而仅仅在这一时刻，幸福才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同时，为了使这一虚假的幸福在第二天不至于原形毕露，还应该想方设法，从得益于偶然时刻的人为因素而产生的幸福中多索取一分恩惠。我本该离开巴尔贝克，离群索居，在孤独之中与我一时善于以假乱真的爱之余音保持和谐的共振，我别无他求，只求别对我多言；唯恐多说一句话会节外生枝，以不协和和音冲破感觉的休止符号，而正是在这一感觉的休止中，音犹未尽，福音才得以在我心头久久回荡。
向阿尔贝蒂娜道清原委之后，我心头获得了平静，于是我又尽可能多地在母亲身边生活。她总爱充满柔情地跟我谈起外祖母还年轻时的那段时光。在外祖母弥留之际，我曾给她的末日蒙上一层层悲切的阴影，母亲担心我为此而内疚，往往主动地回忆我上学时给外祖母带来的欢乐岁月，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向我隐瞒这些欢悦的往事。我们又谈了贡布雷。母亲对我说，至少在贡布雷那段时间，我常常读书，并说在巴尔贝克，若我不工作，也该读书才是。我回答道，正是为了使自己脑中经常浮现出贡布雷的往事，让自己的身旁置放着美丽的彩绘小碟，我乐意重读《一千零一夜》。像当初在贡布雷时那样，我每次过生日，母亲总送书给我，但为了让我喜出望外，她往往悄悄地送上书来，这一次也一样，她秘密地给我弄来了《一千零一夜》的两个法译本，一个是加朗的，另一个出于马德吕斯之笔。母亲看了看两个版本，希望我多读加朗的，但又害怕影响了我，一来因为她向来尊重思想自由，担心弄巧成拙，干涉了我的思想活动，二来她总抱有这么一种想法，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她既缺乏必要的文学修养，也不该单凭自己对某种读物的好恶臆断一位年轻人该阅读什么书。有时偶尔读到有的故事，主题伤风败俗，表达佶屈聱牙，会令她十分反感。但究其原委，主要原因在于她不仅把外祖母生前用过的首饰别针、晴雨两用伞、外套、德·塞维尼夫人的书等视为圣物，还把外祖母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当作圣物珍藏起来，不管遇到何种情况，她总要思索一番，想想我外祖母该会发表什么观点，看来，她毫不怀疑，外祖母准会对马德吕斯的译本加以谴责。她回想起在贡布雷，有次去梅塞格利丝那一边漫步之前，我在阅读奥古斯丁·梯也里的书，平常，外祖母无论对我散步，还是对我读书都甚为满意，可看到这本书名与“继而墨洛温统治”那半句诗有关，好不恼火，所谓墨洛温（Mérovée），叫“墨洛维格”（merowig），她从不说“加洛林王朝人”（Carolingiens），而叫“加尔洛王朝人”（Carlovingiens），并坚持不渝。最后，我跟母亲谈起了外祖母对布洛克为荷马史诗中的神取的希腊名字持的种种看法，据勒贡特·德·利尔说，哪怕最普通不过的玩艺儿，布洛克也一律采用希腊语拼写，将之视作一项神圣的义务，并认为这是文学才华之体现。比如，若在一封书信中需要提及来宾在他府上饮的是名副其实的仙露（nectar），这“仙露”一词，他决不会按法文拼写，而准会把词中的“C”改成“K”，写作（nektar），并借机对拉马丁的姓名取笑一番。然而，既然对她来说，不见“奥德修斯”和“米涅瓦”原名的《奥德赛》不成其为《奥德赛》，那么，当她在《一千零一夜》的封面上看到书名已经面目全非，外祖母该会说些什么呢？译本的封面上，再也看不到与她习惯拼读一致的、永远为世人熟知的Shérérazade（天方夜谭）和Dinarzade（迪纳萨德）等字样，书中，一经更名，如果敢冒昧将“更名”一词用于穆斯林故事的话，富有魅力的哈里发（Calife）和强大的诸神（Genies）便几乎认不出其本来面目，因其原名分别为“Khalifat”与“Gennis”。不过，母亲还是把两个译本都给了我，我告诉她，等我累到懒得出门散步的时候，我就读这两本书。
“她邀请您去吃午餐了。”等马车远去，我和女友们回旅馆时，首席院长神情严肃地对我说，“我跟她关系正冷着呢。她觉得我冷落了她。嗳，我这人最容易相处。不管谁用着我，我总是应声而起：‘到。’可是，他们硬要死死缠着我不放。啊！这样一来，”他一副微妙的神态，又添了一句，翘起手指，像是在分辨、推理，“我就不答应了。这是对我假日自由的侵犯。我不得不发出警告：‘就此止步吧！’看来，您与她友情甚笃。等您到了我这个年纪，您将会明白，上流社会无足轻重，您终会为如此看重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而遗憾。噢，吃晚饭前，我再去转转。再见了，孩子们。”他向众人大声喊道，仿佛已在五十步之外。
我们身无旁人，刚步入走廊，阿尔贝蒂娜便迫不及待地问我：“您到底对我有什么过不去的？”我对她态度生硬，是否自食其果，给自己造成痛苦？莫非我这种生硬的态度仅仅是一种无意识的花招，目的在于迫使女朋友在我面前摆出一种恐惧和请求的姿态，我借此可以对她进行盘问，也许最终可以弄清我长期以来对她的两种假设到底哪一种是正确的。不管怎么说，听她这么一问，我顿时感到乐滋滋的，仿佛终于达到了某个企盼已久的目标。我没有马上回答，一直把她领到房门前。门打开了，涌进玫瑰色的阳光，照彻了整个房间，黄昏时分拉上的白色平纹细布窗帘由此变成了金黄色的锦缎。我走到窗前；海鸥又停息在浪尖，眼下浑身披着粉红的色彩。我让阿尔贝蒂娜细心观看。“别转移话题。”她冲着我说，“请跟我一样，开诚布公。”我撒了谎。我向她声明，她首先该好好听一听我的交待，近来，我对安德烈感情炽烈，向阿尔贝蒂娜作如此交待时，我直截了当，毫无隐讳，堪与舞台上的场面相比，但在实际生活中，要做到这一点，除非旧情已经忘却。在我初次逗留巴尔贝克之前，我对希尔贝特也曾这样撒谎，这次故伎重演，手法略有变换，目的在于使她倍加听信我的话，当我向她说明对她已经不爱时，我甚至和盘托出，说我过去差点爱上了她，但时过境迁，如今她对我来说只是一位好友，即使我愿意，再也不可能重又对她产生更为热烈的感情。所有过分怀疑自己，既不相信哪位女人会爱上他们，也不相信他们自己会真的爱上哪位女人的男人无一例外，他们在爱情上往往采取二拍节奏，而我当着阿尔贝蒂娜的面，故意对她冷酷无情，实际上——由于某个环境所致，并针对某个特殊的目的——恰恰突出了这种二拍节奏，表现得更为铿锵有力。这种男人颇有自知之明，他们了解自己，即使对那些趣味迥异的女人，也会燃起同样的希望，产生同样的焦虑，编造同样离奇的故事，倾吐同样动听的话语，以最终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及行为与那位心爱的女性并无密切、必然的联系，只是从她身旁掠过，犹如冲击悬崖峭壁的潮水，溅她一身水，始终迷惑着她，与此同时，他们本身那摇摆不定的情感又陡添了满腹狐疑，疑心那位女人并不爱他们，而他们却是多么希望得到她的爱。既然是她在我们欲望迸发之时偶然出现在我们面前，那偶然的因素为何却会致使我们成了她泄欲的目标？我们一方面需要向她倾诉衷肠，这爱的感情是多么特殊，与邻人使我们产生的普通的人情味迥然不同，可我们刚刚迈出一步，向心爱的女子倾诉了衷肠，表白了希望，遂又忧心忡忡，担心惹她生厌，心里乱七八糟，觉得对她使用的语言没有特意为她加工过，只是我们在过去和将来与人交往时为我们服务的普通语言，感到若她不爱恋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我们，而同时又觉得自我表白时缺少情趣，像卖弄学问之徒那样厚颜无耻，不看对象，在愚昧无知者面前故弄玄虚。正是这种担心，这种耻辱感引起了反节奏，导致了逆流，而最终又产生了需要，哪怕开始时退却，猛地收回先前公开表露的好感，最终也还是需要重新发起进攻，重新赢得尊敬，获得统治；在同一种恋情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与类似的恋情相关的各个时期，在所有那些自我解剖，颇有自知之明，从不自视甚高的人心间，这种双重节奏清晰可辨。倘若在我刚刚向阿尔贝蒂娜作的坦诚交待中，这一节奏比往常略有加重的话，那么，其目的仅仅在于使我得以更迅速、有力地转向那一截然相反的，由我的柔情所标明的节奏。
但是，这样的日子并不多见。阿尔贝蒂娜及其女友常常与我“结帮”而行，像过去那样到悬崖顶或去玛丽安托瓦内特庄园一起品尝点心。不过，阿尔贝蒂娜有时也给我莫大的乐趣，对我说：“今天，我想单独和您待一会儿，两人在一起一定更美。”遇到这种时刻，她每每表白她要做的事何其多，当然也无需一一汇报，并说那些朋友用不着老跟着我们，可以自己去漫游、聚餐，为避免她们再找着我们，我们俩可以像情人那样，双双去巴加代尔或欧朗十字架农庄，那伙人绝想不起到那儿去找我们，她们也从来不去那儿，准会死待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希望我们出现。我记得当时天气闷热，农庄的小伙子们冒着太阳在劳作，额头上不时落下一颗晶莹的汗珠，犹如蓄水池中的滴水，而毗邻的“果园”里，熟透的果子也从树上往下掉，汗水在洒，果子也在落。这些日子隐藏着一位不曾露面的女子的奥秘，直至今日仍不失为我有幸获得的爱情中最为实在的一部分。那是一位别人跟我偶然提起，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女子，她隐居在一家偏僻的农庄，我得去那儿见她，如果碰巧那个星期天气温暖，我定会打乱整个星期的约会，欣然前往，与她结识。我虽然知道如此的气候与约会并非她所安排，仅仅是诱饵而已，而且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新鲜玩艺，但我却心甘情愿上钩，而它也确实有足够的力量把我紧紧钩住。我深知，若在城里与这位女子相遇，且又碰上个冷飕飕的天气，我很可能渴望得到她，但却不会伴有浪漫的情思，不可能萌发恋情；可是，由于环境的变化，爱恋之情一旦占据了我的心，那它决不会失却其炽烈的成分——只是更令人心酸，就好似我们在生活中渐渐发现我们心爱的人占有的位置愈来愈小，那新的爱情，我们本希冀它能天长日久，但却随着我们生命本身的缩短而缩短，最终消失，这时，我们对她们的情感就会变得忧伤。
但是，万万不能据此断言，在巴尔贝克大旅馆，最计较个人得失的是电梯司机。就这点而言，服务人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对顾客有所区分的人，相比之下，他们对一位年迈的贵族老爷（他竟能避开他们二十八天，把他们推给德·博特雷耶将军）合情合理施予的小费更为感激，而对来路不明的外国阔佬随意的慷慨赠予却不以为然，因为阔佬的这等举动正好暴露出一种失礼，只是当着阔佬的面，他们才道谢称善而已。而另一类人，在他们眼里，什么贵族身份，聪明才智，什么名望地位，风度举止，全都不存在，看得见的仅是数目的大小。对后一类人来说，唯有一个等级，这就是拥有多少金钱，或干脆能给多少。尽管埃梅自诩具备丰富的社交常识，因为他在很多旅馆当过差，但也许他本人就属于这后一类。比如谈起卢森堡公主，他会这样发问：“这玩艺儿里钱多吗？”（打这个问号，为的是了解清楚或彻底查核他所获悉的内情，以便决定给某某顾客提供一位巴黎“高厨”，或保证安排一张处在进口左侧的雅座，可尽览巴尔贝克海景）进行类似的掂量时，他至多附上一种社会性的色彩，像是在了解对方家族的老底。尽管如此，虽然内心在斤斤计较，但他表面上却没有纤毫的显露，不像电梯司机那样愚笨，一脸绝望的神色。说来，电梯司机如此幼稚，也许事情还更简单些呢。一座大旅店，类似过去拉谢尔所在的妓院，其方便之处就在于无需借助任何中间人，尽管某位男雇员或哪位女服务员一直绷着冷冰冰的脸，但只要看见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一千法郎当然更好，哪怕这一次是施予他人，也准会笑逐颜开，主动效劳。恰恰相反，在政治领域，或在情人的相互关系中，在金钱与顺从这两者之间，还有着形形色色的名堂。其名堂之多，致使那些说到底总是见钱眼开的小人却往往难以沿着通达他们心灵深处的路线发展，而是自以为更微妙，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再说，类似“我知道我还该做些什么，明天呀，就该到太平间找我去了”这种谈话，并不失礼貌，而且听得也清楚。正因为如此，在礼仪周全的上流社会，很少遇到小说家、诗人和所有那些不该说却偏偏要说的高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