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尽管市场上的企业家精神正在推动经济向着近乎零边际成本以及近乎免费的产品和服务发展，但关键的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需要一个基础平台，该平台由上述三大创新要素构成——政府、共享经济和市场。尽管到21世纪中叶，协同共享可能会定义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但是上述三个领域中的所有参与者所做出的贡献表明，新的经济模式将是政府、市场和共享的混合体。
对于那些长期以来对供需“看不见的手”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近乎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到来（最优效率状态）已成为“可预见”的事实。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斯密首先提出的这个理论已开始发挥作用，但是在此我还是要提出4点忠告。第一，“看不见的手”效应通常会因不可避免的垄断势力集中，持续导致几乎每个商业领域的创新受挫，导致长期滞缓或完全受阻。第二，“看不见的手”对于确保共同创造生产率和利润增长的劳动者分享其劳动成果帮助并不大。工人们需要把自己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和政治游说团体，在这一发展历程中的每一步都不断与管理层进行斗争，来保障其劳动获得公平的回报。第三，尽管资本主义大幅提高了其制度内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但是由于人力资源被过度剥削来使特权阶层获益，所以，以任何合理的标准衡量边际利润都可怕得惊人。第四，供需“看不见的手”的运作逻辑本身从未超出过市场机制的范畴，因此，它无法计算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源浪费和垃圾污染所造成的环境损失。
旧的经济制度不会在一夜之间被击垮，而新的制度也不会在一夜之间马上就位。回想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启时，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处于巅峰，而在两次革命并行近半个世纪后，第二次工业革命才最终成为主流。在漫长的交替过程中，许多经历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和企业萎缩并消亡，但并非都是如此，那些幸存的企业一路重生，在新老交替中找到新的平衡点，最终在两次工业革命中屹立不倒。更多新秀企业则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可能带来的新机遇，并很快能够在竞技场上一争高下。
在资本主义时代即将终结的时候，对其下定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其支持者所说的救世主，也不是其反对者所说的邪恶化身。相反，当通信/能源矩阵以及相关的企业需要集中大量资金来支持垂直整合企业以及伴随其产生的规模经济时，资本主义是最快捷、最有效的制度。
当然，早年间，我父亲未曾想到他所销售的数百万塑料袋最终会填埋在垃圾场，并污染环境。他也无法预见，用于生产聚乙烯的化石产品会释放出二氧化碳，并成为影响地球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
市场机制不仅有利于我们接近零边际成本、获取近乎免费的商品和服务，而且在提升整体福利方面也能实现最优效率。休谟和边沁称，市场上交易的私有财产是提升整体福利的最有效手段，这证实了市场机制的效用价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实现近乎零边际成本的目标时，商品和服务变得几乎免费，利润空间消失，那么市场中的私有财产交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富裕的经济世界中，商品和服务近乎免费，市场机制将日益失去存在的必要性，资本主义经济将萎缩至小众经济领域。
我想把我的结束致辞献给那些忠诚地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他们害怕近乎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到来会宣告他们自己的灭亡，但经济发展永远不会停滞不前，它会不断演变，并偶尔演绎出全新的模式。同样，随着经济的变化，商业企业会不断更替。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彼得·圣吉（Peter Senge）指出，《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30年左右。的确，在1955年最初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只有71家企业仍出现在2012年的《财富》世界500强名单中。2
尽管“看不见的手”的内在逻辑和市场机制促使我们来到了近乎零边际成本时代的关键性十字路口，并为从稀缺经济跋涉到可持续富裕经济的人类带来了希望，但我们不得不说，仅有企业家精神还远远不够。他们必须与身怀社会经济共享理念的远见者共享。最初主要是在跨国企业的驱动下，计算机行业指数曲线中的生产和发送信息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另外，我们来回想一下，互联网是由政府部门的科学家和高校学术机构发明的，互联网是由热衷于推动共享的计算机科学家创造的，GPS、触摸屏和Siri（语音激活个人助理，即实现iPhone“智能”的关键技术）都是政府资助研究的成果。Linux系统、维基百科、慕课所产生的灵感大多来源于社会经济。Facebook和Twitter是商业企业，其成功主要依靠构建社会共享，并希望以此获得经济利益。可再生能源的突破来自政府和高校实验室，以及市场上运作的私营企业。同样，3D打印革命也是由非营利的工厂实验室和商业开发者共同引发的。
每个人都需要劳动，以便尽可能提升每年的社会收入。总体上看，人们的确无意于提升公共利益，也不知道公共利益提升了多少……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判断的只是他自身的利益。人们受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尽力达到一个并非其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然而，虽然人们的行为并非出于本意，但也并非总是对社会有害。相比真正出于本意的行为，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往往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1
反思我父亲的一生，我认为，237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述的“看不见的手”似乎并没有那么“不可见”。是企业家精神驱使我父亲和无数像他一样的企业家不断创新，降低边际成本，为市场带来更廉价的产品和服务，并由此促进了经济增长。现在，这种企业家精神正带领我们驶向零边际成本，进入新的经济时代，在此，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将近乎免费地在协同共享中分享。
然而，事实证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原因不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的哲学依据，而在于斯密的理论一直围绕着一种理念：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在获取或交换财产时都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的，完全没有考虑如何提升公共利益，这样，整个社会的福利会在“不经意间”被提升。
我记得，每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小厨房的桌子旁，父亲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使用塑料袋的奇特想法。为什么不能将杂货、洗衣店洗好的衣服、百货商场的家具放在塑料袋里呢？也许，我们家是第一个将所有家具都用塑料来包装的家庭。我至今还记得，在那个炎热的夏天，当我穿着短裤坐在沙发上时塑料垫所带给我的那种粘在身上的感觉。
我父亲是塑料革命的早期开拓者之一。每当看到电影《毕业生》（The Graduate）中麦圭尔先生对少年本低声说“塑料”这个词时，我都会缩进电影院的座椅里，感觉那个场景既可笑又尴尬，总以为那是父亲在对我说话。因为一直以来我父亲都极力说服我继承家族的塑料事业。他总是对我描绘，未来的世界将被一种神奇的材料——塑料包裹起来。
换句话说，如果企业家想获得成功，除了顾及其自身利益，还应感知他人的利益。亨利·福特了解到了这一点，并用其毕生精力来生产廉价耐用的汽车，使数百万的上班族可以驾车前往工作地点，从而生活得更为舒适。史蒂夫·乔布斯同样了解到了这一点，他积极地通过提供最先进的通信技术满足人们高速移动、全球联网的需求和愿望。正是这种通过提升市场上他人福利以满足企业家自身利益的双重作用，促使我们空前地接近几乎零边际成本的社会。
据我所知，我父亲是20世纪50年代初将聚乙烯转化为塑料袋的制造商之一。虽然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没有塑料的世界是怎样的，但在早些年，塑料还是一个新事物，包装材料通常是纸袋、纸板、粗麻布或者金属、玻璃和木质容器等。
即将到来的零边际成本社会所释放出来的强大社会力量不仅具有颠覆性，而且具有变革性。这些力量不可能被抑制或扭转，而从资本主义时代到协同时代的转变已经在世界各地崭露锋芒——它有望在适当的时候拯救生物圈，在21世纪上半叶，为地球上的每个人创造一种更公正、更人性化、可持续发展性更强的全球经济。
应该说，这种认为经济制度围绕稀缺和利润来组织的观念，会最终促使商品和服务近乎免费的富裕经济时代的到来。这种理念看似违反常理且难以接受，但它的确正朝我们走来。
斯密认为，每个人都无心关注他人利益。奇怪的是，他误解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关键原则的动态性即卖方会矢志不渝地追求创新，以提高生产效率，使其可以降低经营成本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从而赢得潜在的买方来提高利润，并增加市场份额。从某个角度说，斯密对促使买卖双方建立互惠共赢关系的因素的忽略也是“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卖方的作用是通过持续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将个人福利传递给买方。正是通过持续关注买方的需求、欲望和需要并为其服务，资本主义企业家才得以茁壮成长。一个完全不关注潜在买方福利的企业家或企业将难以生存。
在我父亲从事塑料事业的近25年里，我从未听他提及他工作的经济回报。虽然我确信他肯定会思考这个问题，但他更热衷于创业本身。他更多地将这种创造性的努力视为一种艺术而不是产业。尽管与一些创造资本主义经济奇迹的大企业家、发明者和创新者相比，他的努力微不足道，但是他希望通过自身的奋斗，使人们的生活更美好、更丰富多彩。这并不是说企业家们就不追逐利润了，只是多年来，我认识的很多企业家都更多地由创新精神而非万能的美元所引领。当创业型企业变得成熟，在市场上公开交易，并被只关注投资回报的股东们掌控时，它们通常就会滋生对金钱的狂热追求。无数企业家的故事表明，专业化管理的企业家通常会被驱赶，企业不再从事创新的行为，而是变得更加清醒，并“具有经济责任”，委婉地说，就是更关注经营效益。
我父亲的热情极具感染力，如同电影导演一样，他将潜在的买家设定在他的故事情节中，最终使这些买家成为世界塑料变革的改造者和创造者。
同样，今天许多经历过第二次工业革命洗礼的企业正面临着同样的机会和选择。一些企业已经涉足第三次工业革命，在现有的业务中吸纳新的商业模式和服务，制定出了过渡转折战略，并密切跟随潮流，向协同共享和传统资本主义市场共同构成的混合经济模式转变。
我在一个创业家庭中长大。我的父亲米尔顿·里夫金（Milton Rifkin）是一名企业家。20世纪20年代末，我父亲曾经是好莱坞的一名演员，但从业时间不长，也没有取得成功。随后，他转而投身实业，并为此奋斗终生。其实，这不足为奇。因为从很多方面而言，企业家就是市场的艺术家，需要不断寻找富有创意的商业传奇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讲述令人信服的故事，将人们带到发明创造的世界中，比如史蒂夫·乔布斯、企业家托马斯·爱迪生、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他们都以彻底变革生活方式的创造性发明征服了世人。
下面是斯密的原话：
对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消逝，我百感交集。我由衷期待协同共享时代的到来，我确信它是拯救地球，推进富裕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不过资本主义制度也有着令我赞赏的方面，尽管我同样憎恶其他方面（我觉得，无论男女、身份地位如何，只要身处资本主义制度之中的人，都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创造性和破坏性所带来的结果感同身受）。
向着近乎零边际成本和近乎免费的商品和服务时代前进，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看不见的手”的运作逻辑，而且有趣的是，它同样部分验证了大卫·休谟、边沁等支持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者的论点。我们来回想一下，休谟和边沁认为，在没有自然法的情况下，市场上的私有财产交换纯属人为约定，也被证实是合理的，因为这是“提升整体福利”的最佳机制。他们的理论对吗？
所以，尽管我赞美我父亲及大量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但是我并不为资本主义的逝去感到哀伤。尽管与市场中的商业化企业家精神一样富有激情，但它与协同共享的协同网络中所孕育的新一代社会企业家精神完全不同。新的精神将少一些自主，多一些互动；少一些对追求金钱的关注，多一些提升生活质量的承诺；少一些市场资本的积累，多一些社会资本的积累；少一些对自然的破坏，多一些可持续发展的投入和地球生态的管理。新的社会企业家也将少受一些“看不见的手”的驱使，多一些“互助的手”的支持；少一些功利主义，多一些情感共鸣。
因此，我们要说的是，休谟和边沁独特的功利主义言论以及他们所提倡的资本主义市场私有财产交易和积累的言论注定不是永恒真理，只能算是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特定经济力量的特定描述，而那些经济力量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发挥过某种作用。毫无疑问，当整个社会进入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追求大众利益的合作社开始被认为是社会经济演变过程中提升整体福利的最佳方式。这时，19世纪功利主义经济学家和他们在20世纪的继承者就会惊讶地发现，正是他们所信奉的理论最终导致了自我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