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间进程则更快。互联网1990年上线，到2014年发展成熟，它通过通信媒介连接了大部分人，而通信媒介则以接近于零边际成本在运行。通信互联网用了不到25年的时间就建设起来，而能源互联网正沿着相同的指数增长曲线发展，预计也会在25年内以近乎零边际成本实现在很多国家几乎通用的新一代绿色发电。而物流互联网虽然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但可能会快速发展。至于3D打印，与通信互联网同等发展阶段相比，它已经在经历更快的发展。
我希望，到21世纪上半叶，接近于零边际成本的社会能够将人类从稀缺经济带入可持续发展的富饶经济，而这一希望已经非常保守了。我的希望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也取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以下是我这么说的理由。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回到了如何提高人类个人和集体幸福感的问题上。对于那些对未来人类发展，甚至对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能力失去希望的人，他们不太确信集体幸福感的存在，那么，我想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止步于此，而不去探索那个可以带来情感互动和集体管理的更广阔领域呢？如果我们已经从神话意识发展到神学意识、思想意识再到心理意识，而且已经将我们的同感驱动从血缘关系扩展到宗教关系、民族关系和社会关系，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想象：人类旅程的下一个跨越将进入生物圈意识，将同感延伸到将整个人类作为我们的大家庭，将我们的同类生物作为我们进化家庭的扩展。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幸福并非来自物欲，而是来自感同身受。当我们在迟暮之年回首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在我们的记忆中，脱颖而出的很少会是关于物质利益、名誉或是财富方面的。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时刻就是那些同感激荡的时刻、来自我们自身的超然感觉以及对他人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的满足感的体会，仿佛那是我们自己的成功一样。
但是，如果人类历史大多是由这些病态性和破坏性的事件组成，并且作为一个物种，人类的真实本性是暴躁、暴力、掠夺和攻击，甚至其行为令人憎恶，那么这个物种在很久之前就应该销声匿迹了。
19世纪，煤炭动力蒸汽印刷以及新的煤炭动力工厂和铁路运输系统的融合带来了“思想意识”。新的通信/能源矩阵使得商业和贸易从本地扩张到全国市场，并巩固了国家作为管理新经济模式的统治形式。个人开始把自己视为“公民”，并把其他公民同胞视为一个大家庭。每个国家都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包括大事记、历史斗争、集体纪念活动和国家庆典等，大部分都是虚构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将同感从血缘和宗教关系扩展到民族关系。法国人开始把彼此视为兄弟姐妹，作为一个延展的家庭，建立彼此之间的同感联系。这种“家庭”跨越了国家市场和国家政治界限的新时空范围，而这些构成了法国工业的通信/能源矩阵。德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也将同感扩展到了自己的民族领域内。
我们已经看到，当产消者激增，而对等生产通过物联网呈现指数加速时，建立在共享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就会更明显地加速发展，使生产、营销、交付和服务成本降低。目前，产消者和社会创业公司正在抓住经济活动共享的重要机会，逐步挤压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留存的企业像纸一样薄的利润，并迫使很多公司破产倒闭。
是的，人类历史发展的确存在另一面，也就是人类意识的进化以及人类同感向更广阔、更包罗万象的领域的延伸。人类历史不成文的一面包括由不断超越自我，以及在更先进的社会组织里寻找认同的人类冲动所带来的幸福、和谐时期。于是，这些社会组织就成了人们创造社会财富、探索人类历史意义、在宏伟蓝图下寻找自我定位的媒介。实现情感认同就是为了实现文明……而实现文明需要这种认同。实际上，它们是不可分割的。
我记得30多年前，我读过黑格尔的一则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本性的评论，这一评论打动了我，并在我写《新文明时代》（The Empathic Civilization，也可译作《同感文明》）一书时给了我一些灵感。黑格尔指出，“幸福的阶段……就是历史的空白期”，因为这是“和谐时期”。3
我的感觉是，只要坚定不移地追求，无须遭受代价高昂的错误或挫折，再加上一点点运气，我们就可以迈步实现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我之所以这么说，并非仅仅出于直觉或一厢情愿的考虑，而是对历史情况进行了比较，且对现在的发展轨迹进行了分析。欧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早期基础设施都是花费了30年才建成，又经历了20年完善的成熟期。
在早期狩猎觅食的原始社会，能源来自人类本身，人们还没有开始驯养动物作为能源的载体，也没有利用风力和水流。每个觅食或狩猎社会都创造了某种形式的口头语言，以协调觅食和狩猎活动，进行社交生活。而且每个觅食或狩猎社会即使是少数如今尚存的社会，也都有“神话意识”。在这些社会里，同感驱动仅仅延伸至血缘和部落联系范围内。对这类社会的研究显示，可以维持彼此团结、有凝聚力的社会单位成员很少超过500人，即有着血缘关系的、延伸意义上的家庭成员数目。他们可以保持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信任度，具备一定的熟悉度。1偶尔闯入一个部落迁徙区域内的其他部落通常被认为是非人类，甚至会被当成魔鬼。
文字和水利、农业生产共同发展，使人们的精神生活从“神话意识”转变为“神学意识”。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100年的“轴心时代”，世界上几大宗教和思想形成，它们分别是中东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印度的佛教以及中国的儒家思想。
通常，人们把同感意识和乌托邦理想主义错误地混为一谈，事实上它们完全相反。当你我都对另外一个生物产生同感时，无论他是另外一个人，还是其他生物，我们总会对他们最终的死亡感到惋惜，对现有生活表示庆祝。以他们的欢乐、悲伤、希冀和恐惧的经历不断地提醒我们自身：每一个人的生命在本质上都是不稳定的。同情他人就是认识到他们像自己一样，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要明白，无论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还是树林中鹿的成长历程，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都像人类自己的生活一样，都是一去不复返的。生活是脆弱的、不完美的，并且充满了挑战。当我与其他生物产生情感同感时，我感觉到另一个存在的脆弱和转瞬即逝。同感是支持他人发挥和实现他们短暂生命全部潜力的根基，恻隐之心是我们庆祝彼此存在的方式，它说明我们是地球上的同路人。
然而，人类进化的模式有迹可循，这种模式可见于参差不齐但明确无误的人类意识变革以及随之发生的、人类同感驱动向更大的虚构家庭的延展中。而这个虚拟家庭则凝聚在更复杂、更加相互依存的通信/能源矩阵和经济模式中。
新的通信/能源矩阵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模式并不排斥之前的意识和同感的扩展。那些扩展依然存在，并成为更大范围同感领域的一部分。神话意识、神学意识、思想意识以及心理意识都还存在，和谐共处于每一个人的心里，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一种文化中。世界上有部分地区的觅食者和猎人仍然生活在神话意识里。有些社会则信奉神学意识。也有一些人已经转变为思想意识，甚至现在已经转变为心理意识。
在天堂和“乌托邦”是不需要同情的，因为在这些世外桃源没有痛楚和苦难，没有脆弱和缺陷，只有完美和不朽。我们在同感文明中生活，是需要给予彼此帮助的，并通过我们的同情心承认我们“临时”存在的现实，通过不断庆祝彼此之间的努力奋斗在这个并不完美的社会中生存下来。既然如此，还有人怀疑最幸福的时刻显然就是我们产生情感共鸣的时刻这一观点吗？
这次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经济模式转变不仅使通信革命和能源制度联合起来，带来了可改变社会经济生活的强大新型配置，而且通过扩展更广泛时空范围内的同感驱动，每一种新的通信/能源矩阵还可以改变人们的意识，使人们在更大的家庭和更相互依存的社会内团结一致。
他们新发现的开放性推翻了长久以来按照性别、阶级、种族、民族和性取向来区分的壁垒。随着全球网络将每个人连接起来，同感文明正在迅速横向扩张。数亿人（我甚至怀疑是数十亿人）都开始将其他人的经历当作自己的经历，因为同感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终极试金石。虽然表现并不太明显，但是数百万人（特别是年轻人）也开始将他们的同感驱动扩大到生物伙伴中，这些伙伴跨越了种族：从独自生活在极地的企鹅和北极熊到栖息在所剩不多的原始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濒危物种。年轻人刚刚开始发现一个在生物圈中打造同感文明的机会。在这个阶段，预测中希望的成分大过于期待。但是，我们在冥冥之中觉得这种可能必将成为现实。
轴心时代的几大宗教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于宗教信仰延展的“虚构家庭”带来了同感延展，使得大批人跨越了文字和水利农业生产所共同产生的更广阔的新文明时空范围，创造了彼此之间的社会联系。
意识的转变并不是在机械地线性进行。意识会一直存在黑暗期和回归期，在此期间，一种意识形态被抹杀和遗忘，但会在以后的日子里被再度发现。意大利和北方文艺复兴就是重新找回过去意识形态的一个范例。
如果这段历程呈现出了一种启示，那只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学家们记录了记载人类历史传奇的病态事件，包括大的社会动荡、战争、种族灭绝、自然灾害、权力斗争和社会不平的匡正等。历史学家们关注人类发展历史的阴暗面是可以理解的。这些意外事件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尽管出于很简单的原因，但它们给所有人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而且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这些意外事件极不寻常，并且破坏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稳定。
心理意识延伸了同感驱动，使之跨越政治界限，跨越了社交关系。人们开始在更大的虚构家庭里建立沟通同感，这个大家庭是在专业和技术联系、文化喜好以及很多其他属性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些属性超越了国家的社会信任限度，也超越了在这个拥有通信/能源矩阵，以及全球化市场的世界上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人之间的联系。
20世纪，集中电气化、石油、汽车运输以及大众消费社会共同兴起，标志着另一个认知渠道的出现，即从“思想意识”到“心理意识”。我们习惯于从自我反省和自我治疗的角度思考，习惯于同时生活在一个内在和外在的世界，该世界不断调解我们的互动和生活方式，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曾祖父母以及所有之前的数代人都是无法进行心理思考的。也就是说，历史中总会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我的祖父母可以从思想、神学甚至神话角度来思考，但无法从心理角度思考。
如今，青年人通过虚拟和物理空间彼此联系，快速地消除了区分你我的思想、文化和商业界线，而这些界线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社会长久以来的私有财产关系、市场交换和国家边界造成的。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他们看待权力关系的方式与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完全不同，“开源”成了他们的信仰。在地缘政治的世界里，人们的对话会暗示其具有“左”倾还是右倾思想。谁应该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问题深入人心。一些人支持资本主义，一些人支持社会主义。但是，新一代很少谈到“左”倾还是右倾，或者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当新一代在判断政治行为时，他们心里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范围。无论是政府、政党、企业，还是教育体制，他们会问机构行为是集中式、自上而下、家族式、封闭和专有的还是分布式、合作、开放、透明、对等的，以及是不是一种横向权力的表现。即使年轻人仍然继续利用资本主义市场，他们也在超越这一市场。他们习惯于在网络化合作共享的范围内开展大部分经济生活，就像在市场经济下一样，彼此在社会经济中沟通交流。
交互式通信、能源和物流互联网组成了新的智能基础设施。目前，这一基础设施已经开始以节点形式扩展，像Wi-Fi一样，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跨越五洲四海，将社会连接到了全球广袤的神经网络中。物联网是将每件事与每个人相连，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它使我们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作为一个延伸的人类大家庭彼此产生同感和进行社交。年青一代通过Skype在全球课堂学习，在Facebook上与全世界的同伴们进行社交，在Twitter上与亿万同龄人聊天，在互联网上在线分享家庭、服装乃至一切事物，在能源互联网上跨州生产和共享绿色电力，在不断发展的物联网上共享汽车、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并在这个过程中将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从对无限物质增长的坚持转到对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承诺上来。伴随这一转变而来的就是人类心理的改变，也就是向协同时代和生物圈意识的飞跃。
伴随着从神话意识到神学意识的转变，同感驱动实现了巨大延展，从血缘关系发展到基于宗教身份的新虚构家庭。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犹太人开始把其他犹太人视为一个虚构的“家庭”。佛教徒也是如此。在1世纪的罗马，早期皈依的基督教徒会亲吻彼此的脸颊，将彼此视为兄弟姐妹，对于总是局限于血缘关系的前几个世代来说，这一概念是完全陌生的。
在约公元前3500年的中东、约公元前3950年的中国长江流域，以及后来约公元前2500年的南亚印度河流域，伟大的水利文明带来了新的通信/能源矩阵。建造和维护一个集中的运河灌溉农业系统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和技术。2储粮的能源体系带来了城市生活、丰收的粮仓、道路系统、造币、交易市场，以及远距离贸易。统治机构进而建立起来，以管理粮食的生产、储藏和分配。而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形式，文字逐渐发明，从而使集中管理这些广泛分布的水利企业成为可能。
协作意识承认我们的个人生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同时，个人的福祉最终取决于我们所居住的更大的社区的福祉。这种协作精神现在已经开始向生物圈扩展。全世界的孩子都在了解他们的“生态足迹”，他们逐步了解到：人类所做的一切（关系到每一类生物）都留下了生态足迹，这将影响地球生物圈其他组成部分的一些人或生物的福祉。他们正在接触这些观点并且逐渐意识到每一种生物都被包含在生物圈生态系统错综复杂的共生和协同关系中，而整个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依赖于每个环节的可持续发展。年青一代也正在认识到：生物圈是我们的整个地球社区，其健康和福祉决定着我们人类的健康和福祉。
大多数传统的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即使新兴物联网释放出极致生产力，使我们的经济空前快速地接近于零边际成本，并迅速发展成协同共享模式但是，这种经济模式最终还是会被资本主义制度同化吸收。事实很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情况。也就是说，两个经济体将更习惯于以一种混合的方式协同运行，到21世纪中期，协同共享将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而资本主义经济则逐步发挥辅助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