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对王子夫妇一同到克洛斯特滑雪。在第一天，他们照例规规矩矩地站在摄像机前等待拍摄传统的“点名”照时，足有90名各种摄影记者，忙不迭地拖着梯子，找着摄像器材，争先恐后地在雪地上寻找各自的最佳角度，准备拍摄下王室成员的休闲场面。
正像她的占星家费利克斯·莱尔所说：“发生在她身上最坏的事情之一，就是她被放在一个雕像的基座上，不允许她朝着她愿意的方向发展，而只是强迫她，只需注重自己公众形象的完美。”
她的行为的确发生了变化。
在王室环境长大的人，一贯重视传统的做法，即自我克制、冷淡疏远、注重形式。而戴安娜却感情丰富、平易近人、不拘礼节。假如这是一场牌局，戴安娜无疑没有按照王室的规则出牌。所以，戴安娜过着令她困惑的生活。
在艾德里安的追悼会上，作为王妃，她无法和悲伤的安吉拉坐在一起，安慰这个需要一个可供哭泣的肩膀的朋友。因为在圣·保罗教堂举行追悼会是很正式的场合，王室成员应该坐在教堂右面的长凳上，死者的朋友坐在左面。戴安娜一生中有许多如此悲哀的时刻，但王室的清规戒律却使她难以用自己希望的方式悼念死者。
莎拉当时正在伦敦为一个艺术商工作。这位红发姑娘总是忍不住在上班时间驱车来到白金汉宫，安慰这位即将做母亲的王太子妃。
在她试图改变形象失败之后，她曾经独自驾车到她喜爱的海滩上寂寞行车。在那里，她领悟到，如果她要真正的生活，就必须挖掘出真实的戴安娜·斯宾塞。她不再是王室、丈夫和新闻界的漂亮玩偶。
每天早上，她从白金汉宫游泳池游泳回来，便亲自拆阅自己的信件，既免去了工作人员为她筛选，还可以得到关于民情的第一手资料。这种做法有几次产生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一位艾滋病患者的父亲给戴安娜写了封信，说他的孩子在临终前的最后愿望就是能见王妃一面。读了这位父亲的恳求信后，戴安娜深为感动。她亲自过问，她将老人的孩子介绍到伦敦一家由“莱特豪斯基金会”办的专门接收艾滋病人的招待所，随后，戴安娜又视察了该所。由于她的亲切关怀使这位青年的临终愿望终成现实。假如让秘书们拆阅这封信，这家人很可能只收到一封由女侍打印的，只表示同情但不做任何承诺的慰问信。患者的父亲也表示，他给戴安娜写过信后，一点也不抱成功的希望。
王室成员的尊贵身份同样要注意保持。这也是戴安娜受批评的原因之一。
继那次滑雪时的轻佻举动后，4月份，戴安娜又因为在桑赫斯特检阅年轻军官们的游行队伍时发出“吃吃”的笑声而受到报界批评。她后来解释说，是由于当时有个指挥官开了个小玩笑，以及自己致词前的情绪紧张所致。
一次，她和母亲去意大利旅行。在那3天里，主人家的一位英俊的小伙子安东尼奥·佩佐热情地为她们开车，带她们母女参观游览。临别时，戴安娜感激地吻了他的面颊。为此，她受到了指责。
莎拉·弗格森是查尔斯马球场经理梅森·诺雷·弗格森的女儿，一个红头发的、令人愉快的姑娘。她和戴安娜是在考德里马球场相识的。马球场距莎拉母亲家非常近。而戴安娜在与查尔斯谈恋爱时前来观看查尔斯打马球。
一天夜里，身着女警服的威尔士王妃和莎拉·弗格森企图闯入安德鲁王子在某地举办的男性聚会，但没有成功。两人便到安内伯尔夜总会，喝了香槟酒和桔子汁。回到白金汉宫时，在门口恰好截住了安德鲁的车，他也刚刚回宫。根据法律，装扮警察是一种犯罪行为。事后，好几个苛求的国会议员曾为此事大作文章，要追究她们的法律责任。
那次宴会上，莎拉被安排在安德鲁王子的身边，两人谈得十分投机。这是一场一帆风顺的恋爱。1986年7月23日，两人结婚了，莎拉·弗格森成为了约克公爵夫人。
对于她周围的工作人员，戴安娜同样难以信任。她与自己的几位女侍发生了冲突。她认为她们同样囿于王室的清规戒律，把她当孩子一样严密地看护。
戴安娜轻佻的幽默一闪即逝，而背后仍是她的羞怯、软弱、不自信和孤独。
在温莎堡举行的一种迪斯科舞会上，萨拉还怂恿戴安娜和她一起跳她自编的“康康舞”。这种撩起裙子、向前踏腿的活泼舞蹈又一次遭到了王室的不满。
查尔斯并不会欣赏这种勉为其难的幽默与快活。
她受到公众的欢迎，却遭到丈夫和其他王室成员的否定、嫉妒和冷落。公众们认为她刷新了温莎王朝的陈腐形象，但在王室内，戴安娜被认为是一个局外人，是个问题人物。在王室成员眼里，她肤浅、无礼、易激动、感情用事。对于自己的边缘化地位，戴安娜在碰过钉子后只有小心地封闭自己，避免冲突。她与王室家人的关系也只能是尽力地维持着。
这种情况下，最应该表演夫妇在滑雪中互相扶持的场面，制造出相亲相爱的氛围。莎拉和戴安娜似乎毫无顾忌地在雪地上推推搡搡，闹成一团。这种天真浪漫如女学生的行为令查尔斯大为窝火，厉声喝止了。
戴安娜正处于困惑中。她在公众面前所受到的称赞与她在王室中间备受冷落的强烈对比，使她自己也怀疑自己的价值观和处世方式。自愧弗如的她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应效仿她的弟媳的观点。
她这一次改变的成功来自于她天生的爱心与平民的形象。但这同样招致了王室成员的不满，但戴安娜才不管呢。
两个月后的皇家赛马周上，王妃又一次受到谴责。摄影师抢拍下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戴安娜和莎拉正用伞把戳朋友鲁鲁·布莱克的后背。
同样，在王室方面，他们所要求的也只是她的美丽仪表。她的非正式顾问，查尔斯的前任私人秘书斯托弗·艾雷评价说王室要的只是一个完美的衣架，一个温顺贤良的妻子。除了她的服饰审美观，大家不会称赞她别的什么。
长期以来，人们对王室男性总是以言谈行为举止为根据，但对女性的要求则只是美丽的容貌。戴安娜天生丽质，她的清纯也不是那些美艳的影星所具备的，因此她总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她的悲剧又在于这种美貌带来的荣耀盖过了一切。
为此，戴安娜经常向一些对王室制度有自己的看法、远离王室的人请教。
她与外界这些人相处融洽，正是因为她与王室的格格不入。她觉得王室工作只是在拼命保护那些过时迂腐的东西，他们只是王室这座监狱的看守者。在他们竭力把城门关紧时，她却在千方百计地冲出高墙。她的确是王室人员中的异类。
在完成这一任务后，戴安娜作为王妃的职责便转向了两位小王子的母亲和公共场合下的王室形象了。作为可爱小王子的母亲，戴安娜的确尽其所能地给予了小王子最大的关爱与照顾。这在后面将专章提到。但是作为王妃，戴安娜则在努力探索出一个适合她自己的新形象，一个全新的王室成员形象。在这过程中，她走过弯路，招致非议及查尔斯等王室成员的不满。但她最终找到了。
她的第一次改变缘于莎拉王妃的出现。
为了谨慎起见，她开始给那些为她提供服务和帮助支持过她的朋友们改寄香蜡烛，而不再用写感谢信的办法，目的是避免那些善意的信笺或其他礼物落入他人手中，节外生枝。
不用说王室成员，媒体和公众对此也普遍不满，认为太轻浮，如同闹剧中的演员。还有一次，戴安娜竟然穿着一条皮裤子参加音乐会，这是她又一次模仿公爵夫人莎拉。但是白金汉宫的廷臣认为，她这副装束与她未来王后的身份格格不入。
另一次，她称赞了梅杰首相在海湾战争危机中的表现，同样受到了指责。她考虑到的是鼓励一下新上任的首相，而女王的私人秘书，王妃的姐夫罗伯特·弗洛斯爵士则认为她的表态太政治化。
30岁尚未成婚的查尔斯王子，当务之急是为王室找到一位出身足够好，风度美貌都无可挑剔的处女做王妃，生出王室继承人。自然戴安娜进入王室后，第一任务便是为王室生育出健康的继承人。正当年的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生育出了威廉和亨利两位健康活泼的小王子，虽然在这过程中她遭受了严重的妊娠反应与产后抑郁症的折磨。
在王宫这个让她无法信任的环境里，特别是电话窃听事件后，保密谨慎成为了戴安娜的行动准则。在肯辛顿宫，她的私人房间中，有一架碎纸机，用来销毁她的信件。还有一部电话防窃听器，用来改变她打私人电话时讲话的声音。1991年夏天，她让人用一架电子仪器秘密地把她的房间“扫”了一遍，寻找可能暗设的偷听装置，虽然什么也没有，但她的怀疑并未消除。她甚至对她丢进废纸箱中的东西也极为小心。任何人，任何事情她都不敢相信。
1991年，她第一次没有屈从王室的压力，没有要求女王批准，擅自离开巴尔莫勒尔宫去护理朋友———艾滋病患者艾德里安。王室认为对患者进行一次象征性访问就已足矣，他们为戴安娜对病人表现出的忠实和献身行为感到不快，认为她的行为明显超越传统的王室职责范围。而戴安娜则认为忠于朋友与忠于王室职责同等重要。
一部新电影上映后，王妃参加了一个聚会，与一位好莱坞影星交谈许久，颇为投机。第二天，王妃就受到责难，说是王室成员在这种场合出现不合时宜。事实上，这次聚会对戴安娜触动很大。这位影星向王妃畅谈作为一名女演员的艰辛，并告诉王妃，每当她对生活失去信心时，她就想起戴安娜，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两位命运多舛的女性同病相怜，开始了她们良好的友谊。
姑娘们不久便相互熟识，彼此成为朋友。戴安娜邀请萨拉参加了她的婚礼，萨拉则在伦敦南部她的寓所请了这位来自王室的朋友。
她经常打电话给住在德文郡的担任少将的克斯托弗·艾雷爵士，向他请教。他曾任查尔斯的私人秘书，后来突然被解职。他对王室的那一套做法看得很透，因此，常为戴安娜指点迷津。有一段时间，吉米·萨维尔为维护她的公众形象也做了不少工作。特伦斯·斯坦普则在发表演说方面给她以原则性指导。
1986年，一年一度的皇家赛马周临近了，女王在草拟一份宾客名单，邀请他们参加在温莎堡举行的富有传统色彩的家庭聚会。王妃被召见，问她能否推荐两名具有良好教养，并能为王室所接受的未婚女子。她稍加思索说出两位女友的名字：苏西娅·芬威克和莎拉·弗格森。
新婚的公爵夫人怀着激动和好奇的心情进入王宫。她与女王并肩骑马，与爱登堡公爵同坐马车游览。她很注意经常与女王在一起。莎拉的到来，似乎为王宫带来了一股新风气。王宫里，王妃沮丧、沉闷、多病；公爵夫人则热情、快活、精力充沛。在王宫里，公爵夫人是宠儿、红人，戴安娜则是茕茕孑立、让人敬而远之的陌生人。查尔斯很快作出了比较。他把公爵夫人同他敬爱的王太后相提并论，并问戴安娜：“为什么你不能像她那样?”
威尔士王妃的苦闷宫廷生活，也得到了她的朋友们的同情和理解。她的尊号头衔是“威尔士王妃殿下”（Princess of Wales），而朋友们则戏称她为“战争囚犯”（Prison of War）。王宫里幽闭苦闷的生活使王妃逐渐患上了禁闭空间恐惧症，对于任何封闭的空间都感到无法克制的害怕。1991年，她的医生们怀疑她可能患有颈脉肿瘤，虽是个良性肿瘤，但它的增大会压迫肩胛下的神经。为此，她到医院接受全身扫描检查。一站到那四周封闭的扫描仪器里，她心跳加剧，紧张万分。医生只好用镇静剂来平稳她的恐慌。本来15分钟的检查她却用了2个小时。
在戴安娜怀孕期间，给莎拉·弗格森打电话成了她消愁解闷的方法。
在这种动则处咎的境地中，王妃不敢信任王室的工作人员。
一天下午，一群摄影记者还意外地在克洛斯特咖啡馆里遇到了戴安娜。在他们面前，她指着夹克衫上别着的那个特大号的纪念章戏谑地说：“这是我授予自己的勋章，因为没人会授予我。”这虽是一句离题的玩笑话，但却昭示了她下意识里的自卑与落魄。
可惜的是，莎拉的热情活泼甚至轻佻绝对不是大家心目中英国未来王后的形象。戴安娜的仿效也只是效颦之举，为她带来了负面的作用。
如果说戴安娜是温莎星光大道上的超级明星，那些高级王室人员就是表情冷漠铁石心肠的制片人，他们在幕后兜来逛去，等着捉她的痛脚，鞭挞她的每一次疏忽。任何对王室行为准则最小的突破，都会招致喋喋不休的议论；而任何履行王室使命的出色表现，只能引来吹毛求疵的挑剔。
面对这种弄巧成拙的局面，戴安娜不得不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与自己的地位中如何寻找她自己的位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