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我。”奥玛说。
她裹着头巾和毯子的身影在黄昏的天色下微微泛蓝，而后她忽然消失了。一阵车轮的滚动声从远处传来，之后我又睡着了。醒来时她已回来，将我带到了有火的地方。钩子上的壶里烧着水，正冒着蒸汽。我看到一把刀、几袋面粉、一些晒干的豆子和带泥的菜根。她把我放在一堆芦苇上。
弗勒把滚烫的石块放进泥沼旁的湿泥里，热与冷相遇，发出嘶嘶声。她把运货的两轮板车的车厢放到上面，又在车上放了一把椅子。这把椅子曾被绑在她那些货物的最上面。她两三下把我的衣服脱光，用一条干毯子将我裹住，然后把我放在车厢上的椅子上，仿佛坐在帝王的宝座上。接着，她用绳子把我绑在椅子上，把毯子像披风一样围系在我的肩上，毯子一直拖到了地上，我从头到脚被裹得严严实实。
那一天，弗勒拉着板车离开铁轨，沿着牛车压过的两条车辙前进。我们渐渐远离农场，来到空旷的大草原。我们走了好久才看到人烟。我们路过一间间低矮的由泥砖砌成的小屋，屋里住着齐佩瓦人，或是模样更加凶狠的带有法国和印第安血统的混血儿，他们留着杂乱的黑色络腮胡和长长的胡髭。那儿还有板房，配有水井、谷仓和干净的纱门。我们走近时，门嘎吱一声便开了。从纱门里走出来几个妇女，她们身着家居便服，头发又卷又短，上面绑着薄薄的发网。虽然打扮和弗勒的并不相同，但她们都是印第安人，用同样的语言跟弗勒流利地交谈着。
玛丽大笑。
然后她闭上眼睛，这次真的睡熟了。她眉头紧蹙，好似怕别人扰了她的好梦。奥玛把手收回来，又生气又嫉妒。阿德莱德从不愿对他提起以前的生活，也不愿谈及她的孩子。
“烟味也难闻。”玛丽说。
趁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弗勒·皮拉杰忙着替我揉捏和正骨，她一边摸着自己脚踝的骨头，一边将我错位的骨头轻轻敲回原来的位置。而我以为是面粉的东西其实是石膏粉，她取了些石膏粉，为我的脚打上石膏，她发现我旁边有一根树枝，就用这根树枝做成细条为我固定脚踝。铁轨方圆一英里能够找到的只有这一根，这还是我从阿格斯的苹果树上折下的。
玛丽没有特意去留意这张明信片，但内心深处却一直没有忘记它，有时她想象自己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信里充满悲伤和对阿德莱德的憎恨。后来有一天，她从街角的杂货店不假思索地为母亲选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的正面写着“北达科他州阿格斯鸟瞰图”。阿格斯的建筑在照片上像是棕色的点，街上空无一人，绿树亭亭如盖，被单调的棕色田野包围。玛丽模仿弗里兹姨妈的笔迹，在背面写了回信并署上弗里兹的名字，回复的内容让她自己都感到吃惊。不消说，弗里兹姨妈肯定也是又惊又喜。
他奇迹般地控制住飞机并成功降落，没让两人摔得粉身碎骨，虽说目前的情况也够糟糕了。当时他们在露天集市上空进行飞行表演，围观的人很多。所以事故发生后，有很多观众飞奔着去找医生、找冰块、找夹板、找绷带、找担架和盐。他记得人群的骚动，记得鳄鱼摔跤手的咆哮声，记得摩天轮转动时悠扬的音乐声。他大叫着阿德莱德的名字，但周围的陌生人只是激动地睁大眼睛看着他，什么都没说。
“这话是斯塔说的。”
阿德莱德
一天，弗里兹姨妈邀请玛丽去她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有一个镶金边的黑色保险箱，六排架子上塞满了分类账簿，遍地都是老式加法计算器用废的白纸带，卷曲的纸带像浪花一样。玛丽坐在灰色不锈钢书桌旁，长长的白纸带缠在脚踝上。弗里兹姨妈在抽屉里翻找了一会儿，拿出别针、纸和更多白纸带。她的手肘旁有一个立式烟灰缸，头顶上橡木柜里的收音机发出杂音。办公室盆栽的叶子像一张张钞票般舒展着，永远不需要浇水。晚上她打开荧光灯，荧光灯发出嗡嗡的低响，引来许多棕色的飞蛾。
在弗里兹姨妈的大声询问中，玛丽听出了在这件事上姨妈是站在自己这边的。毕竟，弗里兹是阿德莱德唯一的姐姐，阿德莱德也抛弃了她。“我还不知道。”玛丽说。
“抽完这包就戒烟。”弗里兹姨妈承诺道。
“这是什么啊！”开门的修女叫了起来。她胖胖的，很温和，衣着十分整洁。我浑身发臭，熏得她用手掩住嘴巴。
她噘起嘴巴，这让奥玛回想起无数个她数钱的夜晚，哪些要留作日常所用，哪些付房租，要吃得好些还是素些，要存多少钱作为日后的修理费和煤气费。每到这时，她总是噘着嘴思考，这些阿德莱德很拿手。自从和阿德莱德在一起后，他们的钱总能剩余一些，她存在备用账户里不让他取用。
她用防水布和毯子将我裹起来，用酒把我灌醉，但那一夜我却迟迟无法入眠。天色渐渐由黑到灰，由红转粉，随后太阳喷薄而出。弗勒已把二轮板车推到了路基外芦苇丛生的泥沼旁，沼泽地像小湖一样深。放眼望去，香蒲是周围长得最高的植物。极目远眺，四野一片荒芜，天地间只有我们两人。弗勒把火拨旺些，用平底锅烤着面包，还用沼泽里的水煮了咖啡。我一边啜着甜咖啡，一边仔细打量她。
即便现在，我和弗勒坐在铁轨边，疾驰而来的火车带起的风朝我们扑来时，妈妈仍然是那个男人的俘虏。
我不确定是一周还是两周后，我们来到了弗勒居住的保留地。我们每天走的路不会超过一二英里，因为沿途齐整地分布着农场，需要不时绕道。赶路的那段日子，风吹裂了我的脸，雨使我的皮肤变得粗糙。如果是寒夜或雨夜，弗勒会用毯子和油布将我包裹住。有时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蜷成一团，温暖地依偎在她身旁，但我从未触碰过她的肌肤。当我认为我会一直活在她的庇护下时，突然有一天，我们到达了最终的目的地。
我幻想着贾尔斯发现我跳下车后会回头找我。我似乎看到他在摇晃的车厢中醒来，他会等火车行驶缓慢时跳下车，过来将我拥入怀中。我相信，既然我大难不死，必会有人相救。
她弯下腰靠近我。
“那抽完这包就戒啊。”玛丽附和。
她们睁圆眼睛看看我，然后转身讨论是否该把我留下，是否要告知修道院院长，或禀告神父，还讨论我是不是印第安人，或者是不是某个危险人物。实际上，她们的讨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她们窃窃私语时，弗勒已经把我放在一堆锃亮的油毡布上，然后自己从后门出去了。
她的声音似乎是从颧骨后面看不见的地方发出的，悠悠地飘向奥玛，吸引着他。他俯身靠近她。
“你要做什么！”我在她怀里挣扎。
很多天过后，我才知道弗勒·皮拉杰会说话，但她几乎不说。她只和我讲过她的名字，不过我曾听到她独自一人时哼着小曲，或是自言自语。
“脚。”我说。
玛丽心中紧绷的弦似乎断了，她笑起来，突然不再紧张和担忧，反倒有些尴尬。
这间办公室是玛丽最喜欢的地方。她决定将来读中学时也要像弗里兹姨妈一样学记账。她渴望坐在晒干的植物之间埋头算账，度过寒冷的夜晚。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晚上，弗里兹要把账单送出去，玛丽总是在加法计算器发出的“嗒嗒嗒”的按键声中安然入睡。
窗前摆满盆栽，玛丽从中摘下一片枯叶。
沿着小路走了几天，我们进入小山深处，来到一处聚居点。这地方不大，有几间木板房，还有两栋规模较大的建筑，看起来像学校，又像办公楼。我们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向前走，来到教堂前。弗勒把板车停在山脚下，抱着我径直走到刷着白漆的房子的后门。
他还不知道她到底伤得有多重，她醒来时头脑是否正常，或者究竟能否醒过来。她只是颈背处添了条疤痕而已，伤得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这一点他并不知道。而他自己得终生忍受膝盖疼痛，一辈子跛着脚。此刻奥玛觉得对阿德莱德而言，任何时刻都会成为生命的最后一秒，他永远无法确定是哪一秒。
这样，我就被封闭在了闷热的圆锥形空间里。
奥玛尽量不挪动身体，连呼吸也是浅浅的。他的胸部缠着绷带，脸因肋骨的阵阵疼痛而变得惨白，腿骨折了，臀部以下固定着夹板。全身上下只有眼珠可以转动，他的目光从阿德莱德那被盖在医院床单下的脚尖移到腰窝，再到她左边脸颊上高高的颧骨，而后视线又移回来。她头顶上方开着一扇小窗，窗外是佛罗里达靛蓝色的天空。天气闷热，胶制窗帘后有人在呻吟，离病房更远的地方有水不断涌出的声音，这些都让他纳闷儿，水会不会流干呢？他张开嘴巴，竭力发出声音，却不知该对阿德莱德说什么，她活着时他就不知道对她说什么，更不用说现在了，眼下她大概和他一样，离死亡不远了，甚至可能走得比他早。
“我应该给玛丽买一台缝纫机。”阿德莱德说。
“我不可能回去的，”玛丽说，“对我来说，你更像妈妈。”
弗勒用力拍打我的胸部，贴着我的心脏听了一会儿，然后起身开始把板车上的东西扔下来。我得了肺炎，睡在寒冷的货车厢里的人很多都会得这病，每个长期流浪的人也几乎都会被感染，最后要么你战胜它，要么被它战胜。弗勒把石块放进火堆里烤热，但芦苇的烟太呛人，她劈开几块枕木放到火里，把火烧旺，烤得石头滚烫发红。
“嗯，”弗里兹问道，“你打算怎么办？”
我向来很听话。我喜欢照片上的自己，穿着黑长袍，看上去有些瘦弱；喜欢神学院的绿草坪和教堂的白砖，它们把我衬托得更帅气。当我在草地上来回踱步、研读每日经文时，周围会有好多双眼睛盯着我看。我在经文里遇到了干瘦、贫苦、睡在灌木丛中的流浪汉。他们如幽灵一般，浑身臭汗，风尘仆仆。在他们眼里，我是纯粹的黑色火焰。他们无法拒绝我。我很清楚，只要我不停地阅读书页上的经文，只要我在最黑暗的角落站定，只要我闭上双眼装出和神灵交流的样子，他们就会过来，强迫我像动物一样去崇拜他们。我会崇拜他们，我会不停地燃烧，直到完全被圣恩感化。
我现在住在这儿，我每日思念孩子们，他们好吗？
“你的三个孩子都饿死了。”玛丽写道。
虽然她就在他身边，但他无法触摸到她。他的双手像是软绵绵的棒槌，上面裹着一层又一层的纱布。意外发生时，仪表板上火花飞溅，可他并没有把手移开。现在回想起来，事故发生时他在大声尖叫，但阿德莱德没有叫。现在他想到自己竭尽全力不让飞机俯冲时，坐在旁边的阿德莱德吓坏了，全身冷得像块冰。
我所幻想的场景变得越来越残酷，她开始哭起来，双手捶打床垫，她光滑的皮肤也被她挠破了，甚至成把地扯掉长发，最后那些充满愧疚和懊悔的暴力行为吓坏了我，她这才停下。我慢慢相信，她并没有真的抛弃我。因而我自然而然地认为她是被那个穿着白毛衣、戴皮帽、系着橘黄色围巾的男人偷走了，这一切并非她所愿。
我的救命恩人是沿着铁轨来的。她拖着一辆破旧的二轮板车，铁制车轮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这个声音正好在穿过我头顶时停下了。赶车人块头很大，巨大的身影投在我身上。我张开嘴，沙哑的喉咙却发不出一个音来。她蹒跚地跨过低矮的铁路路基。头上裹着的那条白围巾，把她的皮肤衬得更加黝黑。耳垂上垂着两只银色的镜子似的耳环，在我眼前摇晃闪烁。她蹲下来看我，钳子一般粗糙的手指灵活地翻开我的眼皮。而后，她撬开我的下巴，给我灌了一大口威士忌。威士忌像一条火蛇顺着食道流下，使我的五脏六腑都搅在一起，大脑里仅有的一点意识被点燃了。
弗勒没多说什么，但仍像捧祭品一样将我抱着。过了一会儿，修女把门打开，示意我们进去。她摇了摇走道上的小铃，另外几个修女聚拢过来。
“如果玛丽学会缝纫，那就有一技傍身了。”
“存的钱足够买一台胜家牌缝纫机了。”她说。
奥玛伸手想摸阿德莱德。肋骨痛得他倒吸一口气，但她似乎没注意他。
我是这个世界的最高点。我毫无意识，我的脸朝西，太阳刺眼的余晖照亮了我的脸。我透明的肌肤折射着阳光，像一座灯塔，我想象在夜幕来临时自己像一盏发光的红灯笼，那沙沙作响的白纸里，裹着一颗发光的心。我身体的轮廓呈黑色，我仿佛是一个信号灯。我的心整夜都在忽急忽缓地跳动，不停地呼唤他们回到我身边——贾尔斯、玛丽、妈妈，甚至那个逼走妈妈、毁了我生活的婴儿。
我落在一堆高高的枯草丛里。天刚大亮，我双腿痛得厉害，身下的地面冷冰冰的。时间渐渐过去，阳光渐渐有了热度，穿透我的衣服，暖烘烘的。疼痛让我时而挺直身体，时而蜷缩成球。任何轻微的动作都会让疼痛加剧，我只好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一个护士大步走进来，弄得几个便盆叮当作响，而后便转身离开。窗帘后的呻吟声变成了单调的低声咒骂。阿德莱德的手抖了一下。他差点想喊护士回来，但没喊出口，他担心抖动是病情恶化的标志。他继续望着阿德莱德。阿德莱德突然开口说话，这可把他吓了一跳。
我情况好转后我们便出发了。弗勒的板车装有特殊的槽轮，她把马项圈穿过槽轮后套到自己脖子上，然后拉着车往前走。我们走得很慢，耳朵里塞着香蒲，用来隔绝车轮刺耳的吱嘎声。我坐在车顶的椅子上，双脚伸在板车外，椅子上绑着伞为我遮阳。我们沿着铁轨前进，我俩的耳朵都塞着香蒲，所以我担心火车来了我们听不到。幸好弗勒穿着钉鞋，鞋头钉着压扁的易拉罐，火车来时会引起这些金属片的共振，弗勒有足够的时间把板车推到一旁，等候火车通过。
有时我们在工具房或谷仓过夜。有一次，一个脖子上有个鹅蛋大肿块的男人邀请我们睡在他亡妻的房间里。我们从未待在同一个地方超过一天，每次天一亮，她便将东西一件件收拾到车上，我坐在车顶。她套上马项圈，沿着铁轨，拉着板车往前走。
我想告诉她我是谁，想把我所有的事都告诉她。但就在我要开口的那一刻，天似乎要塌下来了，大地与天空的距离越来越近，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弗里兹姨妈说话时，玛丽偷偷瞄了她一眼，恰巧和她的目光对上了，玛丽没法把视线移开。
他一直坐在阿德莱德身边，直到确定她已脱离生命危险。然后他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那张从阿格斯寄来的明信片，放在木质床头柜上，好让她一醒来便可以看到。
我要去救她。等我能走路了，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找到那家伙。清早，我站在他家门口，他正在擦掉胸口的肥皂。他一开门我就揍他，不给任何警告。在我和弗勒的行走过程中，我已用无数方法杀死过那个飞行员无数次。每一个结局都是妈妈踩着他的尸体向我奔过来，她紧紧抱住我，她温暖的双唇吻着我，恋恋不舍。
弗里兹又从烟盒里掏出一支烟，她的黄皮肤泛出金色。她斜眼看着自动打火机：“为什么我不戒掉呢？抽烟简直是自杀。”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我喃喃自语，有时会大喊出声，这样心里才感到痛快。
“我好难受。”我快窒息了。
她用马背上的毯子盖住我，又往我嘴里倒了更多威士忌，直到我咳嗽才停手。她巧妙而小心地切开鞋面的皮革，脱下我的鞋，接着脱下我的袜子。我求她用那把刀把我的脚也给砍下来，但她用大腿牢牢夹住我的双脚，我的身体弯成弓形，痛得眼前一黑。后来她告诉我，她刚用手碰了我一下，我就晕过去了。
他想，这一切得感谢她。她的手仍然一动不动，他注视着她的手，等着它们无力地垂下来，但他一直没等到。她手背关节红肿，好像刚才拼命敲门把手敲肿了似的。他看到她在睡梦中，握紧拳头，越握越紧。虽然阿德莱德只是紧紧攥着空气，但奥玛却觉得喉咙里发不出一点声音。
“你现在也不小了，我觉得你可以自己解决这件事了。”弗里兹姨妈说。她找出一张卡片递给玛丽。这是一张明信片，玛丽仔细盯着明信片上的照片，然后才翻过来看背面的文字。照片上是一个穿西装的站在树下的男人，下面是一排绿色的艺术字：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最大的橡树。背面是几句简短的话：
现在飞机送去修理了，可能已重新喷了漆，他在圈子里出了名。他也不再酗酒。
一天，我们停下来等火车通过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我回想起妈妈是轻轻地吻了我之后才挥着手，将乘飞机的钱交给了那个瘦骨如柴的巡回飞行表演者。太阳很大，但她的嘴唇冻得冰冷。我看到她咬紧牙关，她从没坐过飞机，做这个决定前她一定很害怕。尽管她的动作看上去很大胆，但从钱包里抽出钞票时，她的笑容太灿烂、太空洞。她只想冒一次险，打破单调乏味的生活，她害怕的神情和冷冰冰的吻可以证明这一点。自然，她拿出钞票时奥玛被她迷住了，然后爱上了她，开始偷偷计划与她远走高飞。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但仍然可以听到她的哭喊，无论她怎么请求，他只是不停地飞。
玛丽的明信片转了两次地址，又在奥玛大师票务代售点耽搁了几周，终于辗转到了奥玛手中。那时他刚遭遇事故不久。他把明信片放在口袋里，要不是正在住院的他只能望着阿德莱德，没其他东西来分散注意力，他会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他用灼伤的手费力地取出明信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最后又放回口袋里。
弗里兹姨妈拿起一支绿色的钢笔，上面写着“科兹卡肉铺——致力于生产最佳肉制品”，然后她开始翻阅装订成册的分类账簿。玛丽晃动双腿，抖掉脚踝上的白纸带。
“我把这张明信片拿走了。”玛丽说完，拿着明信片离开了。
她蓝灰色的眼睛盯着墙壁，漂亮的眉毛皱着，一副傲慢的样子。
弗勒将我放下来时天还没大亮。我浑身湿透，四肢无力，但呼吸顺畅多了。夜里不知什么时候我的烧退了。她用干毯子裹住我，把我放回草堆上。她在我身上盖了很多干草。然后，她把自己也盖在我身上，简直要把我压垮，起初我还觉得冷，肺部又憋闷起来，但她的体温很快传递到我身上。
“不要回到她身边，这是我唯一的要求。”弗里兹说。
太阳西沉。风吹草丛沙沙作响，声音显得格外大，鸭子在巢里低声地嘎嘎叫，还有麝鼠的声音，我似乎听到它们涉水而行、捕食昆虫。就连天上积聚的云团，也似乎发出嘶嘶声，时卷时舒，慢慢染上黄昏的色彩。
“如果你想的话，可以给她回信，她是你妈妈。但当你进我家门时，我已经不过问阿德莱德的事了。”
我们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路上我有很多时间可以思考。最初几天，我偶尔会拿出妈妈给我买的那把手柄上镶着珍珠的折叠刀。我紧握着它，眼前出现了妈妈无聊地扫着地或绾起长发的情形。她绾头发时很少照镜子。我看到她雪白的手臂内侧，她一边咬着发卡一边皱起眉头，然后手指便准确地把发卡固定在头发上。那会儿，我特别想念她，于是就在弗勒的伞下尽情地哭了起来。不一会儿我哭累了，就开始幻想一些场景自娱自乐。例如，我和妈妈终于再次相见，我却板起脸不理她，这让她万分痛苦，抑或她感到震惊，试图想明白为什么我那么狠心。
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可我并不在意。我们路过许多个农场，有的在铁轨边，有的离得远。每一次弗勒都用力将板车拉下铁轨，穿过农场或沿着小路往前拖，然后到达一个院子。你可能会认为院子里的狗会让她头疼，或者农场主们会将门锁上。然而，我们每到一个院子，狗都会跑出来热烈欢迎我们。孩子们听到声音，也争抢着向我们围过来，手里攥着五分镍币。接着是妇女们，她们有些犹豫，拖着酸痛的双脚，脸被蒸汽蒸得通红，双手也因洗衣而变得粗糙。弗勒向她们展示水牛角做的纽扣、玛瑙做的成对小鹅、动物爪子做成的胸针。最后，男人们也来了，来买斧头或几捆麻线。弗勒的顾客都很谨慎地靠近她，带着些许恐惧，好像她是一个女巫，或是一个注定要流浪的圣人。
我的身体散发着热气，吸引动物聚集在四周。我看到臭鼬红色玻璃珠般的眼睛，听到浣熊叫个不停，看到成群的麻鸦落下，黑压压的一片，比夜色还要深，还看到昏昏欲睡的鹰。火堆与芦苇丛间冒出一头熊，夜色最深时，最大的动物也被火光和车轮声吸引而来。
“也是，当然不知道，”弗里兹说，她猛然把烟拿开，“我真想用马鞭抽她一顿。”
她写好地址，拿着卡片到邮局买了张邮票，舔了舔，贴在右上角。随后她松开手，任由卡片落入邮箱中，她做这些时，以为自己满不在乎。可那天夜里，也就是那个月的最后一天，她听着弗里兹姨妈按加法计算器的声音入梦时，仿佛看到阿德莱德拿着她寄的明信片，盯着它，审视明信片上的每个细节。阿德莱德努力寻找她女儿，但她没找到。女儿的影像太小了，根本就分不清。女儿直勾勾地看着她，其实这个女儿没死，而是安然无恙地躲在阿格斯的鸟瞰图里。
玛丽抬起头，正好看到弗里兹姨妈在吐烟圈，那两个细细的烟圈带着鄙视的意味。她又低下头看了看卡片，弗里兹在等玛丽的反应，但玛丽竟一点感觉也没有。
苍蝇纷纷朝蓝色纱门上撞，空气闷热。奥玛知道，眼下阿德莱德梦中的人不是他，而是玛丽或那个男孩。以前他才是阿德莱德梦中的人，对于这点他毫不怀疑。他只是一个无证飞行员，除了一条黄围巾和一架用打包钢丝固定起来的飞机，他一无所有。可她为了和他在一起，抛弃了孩子，抛弃了全部的生活，这让他很得意。从她精致的衣服和珠宝可以想象她过去的日子很滋润。
我已被遗弃了好几次，所以那时我已无所谓了。我坐在地板上等待着，脑海里回想起自己做过的三件事，这些事让我的生活越来越糟。第一件是跳上离开阿格斯的火车，第二件是遇到贾尔斯·圣安布罗斯，第三件是跳下火车。最终我都会陷入孤苦无助的境地。所以这次我没动，只是坐在那儿，等着下一个接管我的人出现。我不介意睡在神父的杂物间的草垫上，也不介意痊愈后在教堂的院子里做苦工。我在这儿一直住到修女们凑足钱把我送回明尼阿波利斯，到火车站接我的是另一群修女，我们转了整整一大圈，先来到圣杰罗姆收容所的红旗下方，又路过为举办“孤儿义卖会”而装了许多彩色小灯泡的树林，然后绕过看台往前走，最后抵达一所砖砌的孤儿院。孤儿院门窗很多，我在那儿栖身了一年才去神学院上学。
他们看着我，觉得无论怎样我都像弗勒的俘虏，没皮没脸地靠她活下去。我不知道我在他们眼中是什么，一个呆头呆脑的男孩，无知的傻瓜。
她用手指试探性地碰了一下，可我疼得立刻躲开了。
“是她捡到我的，”我说，“我是从西去的火车上掉下来的。”
她的脸看着很年轻，又大又黑，但轮廓很好看，甚至可以说是精致。嘴唇略厚，嘴角微微上翘，鼻梁挺拔，像个公主。她是印第安人，属皮拉杰家族，四处漂泊。她靠贩卖货物为生，弄到什么卖什么。她的板车上挂着几口锅，还有几个布袋包，里面有几个针线包和一些彩线，最上面叠放着几条印花裙子。她还回收不成套的盘子、修补过的杯子和二手餐叉。她还会收购教会学校的学生手工织成的白蕾丝，再用白蕾丝换取带浆果的肉干和桦木镜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