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给彼亚看了剧本《卡利古拉》，彼亚颇为兴奋。两个朋友筹划着要办一份刊物，起名为《普罗米修斯》。彼亚会争取伽利马出版社的绝对实权人物让·波朗、哲学家贝尔纳·格勒图伊森、诗人及小说家雷蒙·格诺以及马尔罗对这份刊物感兴趣。停战线将法国一分为二，一半被德国军队占领，被称作“自由区”的另一半则由贝当元帅的人领导。安德烈·马尔罗的同父异母兄弟罗兰可以在巴黎为这份杂志征集稿件，然后让人送到南方来。
战败造就的不仅仅是头脑清醒的英雄：“除了个别人外，我周围尽是些懦夫。这几周来我目睹了太多令人憎恶的事情，我像溺水一般感到窒息，我多么希望离开这里。现在想起阿尔及利亚，我不再把它仅仅看作是我热爱的、生活着我所爱之人的地方，而且还看作是最后一片仍然自由的法国领土，那里没有‘占领’这一下流之说，无需同仇敌忾，可以过个人的生活。也许我说得不对，但这的确是我现在的感受。此外，为了让你放心，我还有着从未消失的、你和我一样都了解的力量。拥抱你，亲爱的。想到竟然还有一个爱的世界、一种人类的真理，以及像你一样的人存在，这真让人难以置信。他们最大的罪恶，也许就是戕害了那么多的灵魂。给我写信，不管能否寄出。如果没有我的消息你要有耐心，我会安然无恙地度过这段时期。不要把时间花在等待上，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我非常爱你，为了你的勇气和忠贞。”
弗朗西娜于11月底到达了里昂，加缪已经许诺过要娶她。他没有到火车站去接她，因为弄错了时刻表。这是一个失误吗？他们于12月3号结了婚，这场婚姻后来持续了20来年。一起到市政厅去的有彼亚、勒涅夫，以及报社的一些伙伴：勒穆瓦纳、勒麦特尔、科尔米耶、利奥内。既没有举行宗教仪式，也没有摆婚宴，大家只是喝了杯酒。弗朗西娜的母亲和姐妹们开始习惯她的新名字：弗朗西娜·加缪。这对新婚夫妇收到了她们的贺电。
8月5日，他给尚未与他团聚的弗朗西娜写信：“我对你没什么好说的，对你的来信无法作任何回答。我完全不想谈我自己，也不想谈任何事情。唯一能说的是：《巴黎晚报》要我留下来直到8月15日，到那时我就解脱了，……我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职业，他们准备给记者以某种‘身份’，而我不幸地认为那种身份是可耻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把所有的犹太人都驱逐出境，甚至那些曾经为国而战的犹太人。我只能另觅一份职业。……我希望你也帮我尽快找一下，不管是到农场干活还是做买卖还是随便什么都行。我尤其希望你帮问一下皮埃尔·加兰多，看他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干点什么。我想依照当前情况，我们能够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一些土地，即政府特许经营的土地。皮埃尔可以在那边打听一下。我不怕工作辛苦，如果是一份自由工作的话。我更希望与皮埃尔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一起干。就这些。不过时间紧迫，希望你能认真对待。我一切都好，拥抱你。”
作为法国人、阿尔及尔人的加缪与贝当主义格格不入：“总之事实就是如此，怯懦与衰老，这就是他给我们的全部东西。亲德政策、仿照集权体制的政体、对并不会到来的革命的极端恐惧，这一切都是为了讨好最终会将我们镇压的敌人、为了保护其实并不会受到威胁的种种特权。未来的日子将非常可怕：饥饿、人人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仇恨，那些老东西们的夸夸其谈并不会阻止这一切的到来。军事独裁和限制言论自由不能阻止我讲出这一切事实。对那些反英宣传也要警惕，那里面包藏着最险恶的用心。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我只知道我将保持自己的信仰，作为独立的个体我不会向任何势力屈服。无需我来告诉你，我们已经输了，那些强行将我们拖入这场灾难性战争的人反而还会因为莫名其妙的战败而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势力。”
孤独一人待在巴黎的加缪此刻觉得自己不是与法国政府，而是与法国人民休戚与共。6月9日，兼有报社董事-经理和新闻部长双重身份的让·普鲁沃斯特向拉扎雷夫下达了指令，要求他将《巴黎晚报》的绝大部分人员疏散到克莱蒙-费朗。政治家皮埃尔·拉瓦尔是个做事深思熟虑的商人，他建议疏散的各家报纸使用他手下《箴言报》设在克莱蒙-费朗的印刷厂，他还向社会党的《民众报》和保皇党的《法兰西行动报》提供了同样的帮助。加缪和部分技术人员接到迁往克莱蒙的命令。6月10号、11号和12号三天里，几辆小型卡车和小汽车载着记者、排字工人、校对员和会计人员离开了巴黎。14号，德国军队已经踏上了香榭丽舍大街。这一天，阿尔及利亚人、阿尔及尔人加缪感到自己“真正成了法国人”。带着对飞机轰炸的恐惧，以及从溃退转为战败的悲伤和耻辱，两三百万法国平民与军人以及荷兰和比利时的难民踏上了逃亡之路。电话通讯被切断了，斯图卡飞机朝着络绎涌向南方的人流俯冲轰炸。少数勇敢和指挥不乱的法国部队还在坚持抵抗，其他部队则溃不成军。沿途的农民向迟钝呆滞的逃难者提供住宿和补给，还有一些人则卖水给他们。《巴黎晚报》会开车的人都被动员起来，加缪驾驶着一辆小汽车，身边坐着一位女校对员。他在夜里开车以躲避轰炸。车子冒着烟，靠一点点汽油、机油和水开到了克莱蒙的若德广场。涅夫，《致阿尔贝·加缪，作品之友会》。">勒涅夫看见加缪急忙跑向后备箱：他的行李箱和《局外人》手稿在里面安然无恙。
无论在里昂还是巴黎、阿尔及尔，加缪都喜欢印刷这一行当，喜欢纸张湿润的气息，还有铅字、油墨，以及工友们的那种伙伴关系。排版工们大多有文化，动不动就请愿，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他们是工人中的精英。知识分子经常谈论的工人在报社里就可以找到。加缪开心地参加“阿拉”活动，大伙儿唱着本行业的歌曲或者警卫队之歌，为某个工友的健康干杯。这些避难者相互鼓励，最初他们并不被里昂人接纳。加缪上的是夜班，夜里两点至凌晨五点之间下班回家。他没有打字机，已经完成的《西西弗的神话》是由弗朗西娜帮他手抄。他还想对其再作一些删减。这部随笔其实也反映了他本人在1940岁末的生存状态，如果重读一遍他就能意识到。篇首是一句简洁的开场白：“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篇末也是一句简洁的结束语：“这丑陋动荡的世界，连鼹鼠居然也怀揣希望。”
里昂虽然是座大城市，但是物资供应比克莱蒙还要困难，故而黑市兴旺。像彼亚这样的排版编辑每月挣4500法郎，排版工人则挣2500法郎左右。由于自行车的售价相当于工人两个月的工资，所以车子容易被盗，看管自行车的车棚便应运而生。面包的配额供应被削减，法国人发明了各种替代食品，以花生油为主料制成没有猪肉的猪肉糜；用榛子为主料制成不含花生成分的花生油；用浓缩葡萄汁制作果酱，其实就是葡萄糖。糖精也风靡一时。在黑市上吃顿便饭要花200至300法郎。加缪既到报社上班，也在自己住的旅馆房间里写作。这是一家由妓院改建而成的简陋旅馆，里面的布置让他觉得很好玩，尤其是装饰着裸女图案的一楼客厅。他的房间里很冷。去自由大道65号的报社得经过罗讷河上的桥。没有人扫除路上的积雪。加缪从不觉得里昂是座很好客的城市。《巴黎晚报》的办公部门和出版部门分散在里昂、维希、马赛和图卢兹，该报登载一些关于贝当元帅到各地巡视的纯洁高尚的图片报道。按该报的说法，贝当尚未光临，备感荣耀的那些城市便已经发出欢呼：为了出报的需要真理只能屈服。头戴贝雷帽和礼帽的人群伸直手臂向元帅敬礼：虽然姿势还不是标准法西斯式的。这些崇拜者们在向他宣誓。《巴黎晚报》及时报道了德国空军显然遭遇失败的英格兰战役，以及轴心国在克兰尼的最初失利：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军队并未能攻下开罗。记者和小说家让·普雷沃斯特为《巴黎晚报》提供了一篇关于埃及被占领历史的文章。《巴黎晚报》被贝当主义束缚了手脚，不过与那些巴黎的报纸，例如马塞尔·德阿控制的《作品报》比起来，《巴黎晚报》有时还算不那么卑鄙。
到达里昂后，加缪终于正式宣布与西蒙娜·伊埃离婚。他曾经答应弗朗西娜一离婚就会娶她。他对各位朋友和熟人的现状作了一番分析。他们中有些人已经被杀害，例如阿尔及尔的一位共产党同志马克斯·贝拉尔；彼亚在徒步穿过法国后也来到了里昂；他曾经属于被大部队遗忘在巴黎地区某处森林里的一个连队，没有被敌人俘获。停战之后的法军不再留用他，在非占领区把他遣散了。他重返巴黎，试图到麦迪逊旅馆取出加缪的行李，但发现附近有警察和德国人，于是重新离开。好消息是，在桑斯被捕的马尔罗骁勇越狱，已抵达蔚蓝海岸。朱阿夫第三军团中尉伊夫·布尔儒瓦则被关押在德国。
1941年1月，加缪夫妇在马赛登上了“达尔-皮亚兹总统号”轮船。
加缪放弃了把即将完成的小说和剧本拿去出版的念头：“我意识到……我写的东西还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有价值，而且未来很多年里，除了歌颂家庭的文字，我不想在法国发表任何东西。”他写了一句与眼下法国局势相吻合的俏皮口号：“工作，家庭，祖国。”犹豫和怀疑再次困扰着这位作家：“我没有丝毫快乐，甚至没有写作的快乐。也许最好是将一切都放弃。”荒诞的人面对时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10月初，维希政府还没有受到德国人的任何压力，就颁布了一项犹太人身份法，废止给予阿尔及利亚犹太人以法国国籍的克雷米约政令。贝当在昂代向佛朗哥表示了敬意之后，又在蒙图瓦与希特勒会面。《巴黎晚报》的一位匿名编辑写道：“犹太人身份法已经出台，它的出台是基于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基于法兰西的迫切要求，基于民族自保的本能反应。”报纸具体解释说会允许有例外，言下之意：贝当元帅不会抛弃曾为国打仗的犹太退伍军人、那些富有的犹太人，如此等等，乃至全体犹太人，谁知道呢？总之，上述法令所涉及的只是中欧的贱民。
就在法国国家元首贝当呼吁与德国人合作的那一天，失去法国国籍的拉扎雷夫动身去了美国。米勒在里昂接管了《巴黎晚报》，那里还有许多家从巴黎迁来的报纸。其他的报纸如《巴黎回声报》、《小巴黎人报》和《小报》，则撤到了奥弗涅。官方的《法兰西文献报》和《政府公报》通篇刊登的都是当局的指示。巴黎来的政客、大使、金融家、记者等各色人物都在里昂进行着思考。一个与《巴黎晚报》接近的前超现实主义者罗歇·瓦扬对拉瓦尔推崇备至，彼亚和加缪则非常敌视维希政权的意识形态，他们既无法忍受其乡下人般的道德说教，也无法忍受其教权主义的思想。重操排版编辑旧业的彼亚与当初在巴黎时一样工作繁忙。
德军占领了波尔多。加缪在新闻界的极度混乱之中清楚眼下的局势意味着什么，6月22日停战协议签订之后三天，他在日记中写道：“眼下生活在法国对于有思想的人来说不啻于生活在地狱。”他对邮局的通信检查保持着警惕，在信中对伊冯娜说：“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我的想法以及我在什么地方。”他认为自己和报社同仁将“重返巴黎，在占领军的眼皮底下办一份报纸”。
加缪有可能上了当局的黑名单，因为他曾经是拉扎雷夫共产党小组的成员，而拉扎雷夫既是犹太人，又曾是一份反希特勒报纸的老板。7月18日，维希政府断绝了与英国的外交关系。同一天，阿尔贝在给弗朗西娜的信中说：“与北非的交通已经中断了，如果不久能恢复的话，我会步行去马赛坐船（因为既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和汽油）。眼下我和一些同事合住在一套还算比较舒适的套间里（如果在这个丑恶的地方还能有什么东西可以叫作舒适的话）。我们自己做饭，洗衣服，等待。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估计一切都已经有了分晓，不管是好是坏，况且听人说除了发电报之外与阿尔及利亚已经没有别的联系方式。正因为如此现在还给你写信是挺可笑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准备不再写信了。”
加缪脱下自己的上衣：
他和弗朗西娜之间的关系没有破裂。加缪正准备返回阿尔及利亚。然而，在他写给弗朗西娜的“我对你没什么好说的”这句话里，裂缝似乎正在扩大。9月6日，加缪给弗雷曼维尔写信：“到处都有人失业，《巴黎晚报》更是解雇了一半的员工。他们暂时还用得着我，但解雇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他准备去里昂，还准备为尚在阿尔及利亚的弗雷曼维尔也找一份工作。克洛德也许可以将自己在阿尔及尔的印刷厂重新办起来，他可以去奥兰找弗朗西娜，她一定会提供帮助的。“另外不知你是否愿意做排版编辑？这份职业还比较干净，报酬也不错。”然而两人的打算正相反：克洛德想来法国，阿尔贝却希望回阿尔及利亚。现在他的政治信念已经确定，还准备理顺自己的个人生活。他已经选择了弗朗西娜，打算与伊冯娜分手，至少在写给她的一封信里是这样说的。他又采用了父辈的口吻，这是典型加缪式的表示分手的修辞手法：“再见了，我的小姑娘。你离我那么远，许多年来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心慌意乱，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希望，真的希望能够告别一切、忘掉一切。”他清楚这种良好意愿的不切实际：“但这两种希望都是不可能的。”仿佛他想促使伊冯娜代他作出决定：“我希望你不要给我回信。”仿佛他同时又在否认自己刚刚写下的话：“只是试着不要忘记我。”
“军服很漂亮，”加缪对萨拉玛说，“咱们去喝上一杯。”
10月23日，加缪写信给犹太人伊莱娜·吉昂：“这一切都极其的不公正、极其的卑鄙。但是我希望你知道，未被涉及的人并不会无动于衷。换句话说，此刻我们是休戚与共的，我愿意为此而尽力。我跟你说的这番话，每次如有必要我还会说。让这股风吹去吧，它是不会长久的。只要每个人都冷静地断定这股风散发着臭味，那它就无法长久。”他还向以前在阿尔及尔大学认识的另一位犹太朋友莉莉阿娜·舒库恩表示了自己的支持，她是一名教师，现在却被剥夺了授课的权利。
萨拉玛：
“穿上它，你就是老百姓了。我会有好一阵用不着这件上衣，因为我随时都有可能被抓起来。”
8月，政治局势更加明了，受德国人排斥的洛林人被驱逐出该省，洛林和阿尔萨斯一样被划入德国的行政管辖范围。维希政府解散了共济会，夏尔·戴高乐被缺席判处死刑，巴黎开始出现的法奸分子为8月5号开幕的一个名叫“犹太人与法国”的展览摇旗呐喊。首批抵抗战士之一科谢将军让人散发一份传单，上面写着：“警惕，抵抗，团结。”加缪对弗雷曼维尔常说：“在这里已经无法生活。到处都能闻到怯懦的气息。”还有：“不要放弃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许会出现转机的。”
在加缪眼里，“这座城市完全就是《恶心》里的背景”。尽管和萨特笔下的布维尔一样灰蒙蒙的，但克莱蒙仍然有其魅力。拉扎雷夫在此安顿下了报社的150名员工。加缪与勒涅夫住在同一个房间。《巴黎晚报》幸免于难的人员在布拉坦街《山岳报》报社重新聚集，身边时常能碰见一些巴黎人和斯特拉斯堡的大学师生。到此汇合的还有一些记者，包括加缪的朋友夏尔·贡波、阿达贝尔·德·瑟贡扎克，以及报社秘书弗朗索瓦丝·吉鲁和雅尼娜·托马塞。《山岳报》报社后面有一家疯人院和一座大钟，有个疯子整天在叫喊。在克莱蒙停留了十来天后，《巴黎晚报》的人员接到了继续撤退的命令。此时法国政府从图尔迁往了波尔多，菲利普·贝当元帅于16号夜里成为了总理。加缪没有听到戴高乐18号晚上的广播讲话，他正开车前往波尔多，一连三天“夹杂在逃难的人群和溃败的军队中”。
加缪收养了一条狗，给它取名叫布莱兹·布拉坦：布莱兹取自本地区出生的伟大哲学家帕斯卡尔的名，布拉坦意指《巴黎晚报》总部所在地布拉坦街。他与莉莱特·麦特让交情甚笃，她曾是左派异端反叛者维克多·塞尔日的伴侣。莉莱特在党内博诺帮当权时期受到指控，而加缪对一切特立独行的人都特别有好感。他正在写作关于荒诞的哲学随笔。从克莱蒙看全国，当时的局势虽然比较费解，而且常常很荒诞，但大致是可以理解的。沉浸在工作中，加缪再一次找回了自我。
7月1日，贝当在维希安顿下来，并于10日让人宣布自己是法兰西国家元首，这在加缪看来是“这场疯狂”中一个奇怪的插曲。一连几天，他感觉自己又“失去了工作”。《巴黎晚报》将解雇一批人，他认为自己会是其中之一。等待期间，他还剩下两千法郎，可是等待什么呢？没有火车，与北非的交通已经中断。他向伊冯娜解释说：“假如还有船的话，我会步行十天去马赛搭船。在这里生活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相比之下，他现在更反感的是政治气候而不是布伊·德·多姆地区令他难受的阴沉天气：“无处不在将我包围的不仅仅是克莱蒙-费朗这座丑陋的城市，而且是人的怯懦，……想到我们现在将要经历的生活就难以忍受。我知道，对于一个自由的人来说，除了远走高飞或者没有结果的反抗之外，别无其它出路。现在只有一种道德准则，那就是勇气，它可以让我们评判那些傀儡和那些声称代表人民说话的夸夸其谈的家伙。”贝当在广播里不停标榜自己献身法兰西，并为战争的失利辩解。加缪在笔记中写道：“我在这里感到窒息。”
计划中的三部曲完成了，一个剧本，一部小说，一本随笔。夏尔洛希望加缪把作品交给他的出版社，加缪虽然动心，但没有答应。12月12日，他建议仍在阿尔及利亚的弗雷曼维尔写一本“两三年后再出版”的书：“把其他考虑都放一边吧，也许你会再次发现奥兰是座大城市，是个可以生活的地方。我一直相信你有才华，我不可能搞错。但眼下必须具备藐视现状的力量，权当这是个埋头工作的时期。”他补充道：“我很快将完成被我视为‘基石’的作品，要不了多久我就会知道它有没有价值，如果没有价值我就从此罢笔，但应该不会恼火。不经历可怕的痛苦，我们就无法进入成熟期（眼下我们就到了这样的年龄），但很少有人会对此感兴趣。说到底，我写的东西有无价值并不重要。因此，我们可以失去曾经带给我们力量的东西，对此没有人会了解。”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加缪写出了三本书，但他现在却既不想发表也不想获得承认。他给弗雷曼维尔打气，说他不应该自我封闭，建议他去看看自己在奥兰的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在提到皮埃尔·加兰多时他说：“他也许是少数让我感到完整友谊的朋友之一，但我还必须守住这位朋友。”与弗朗西娜结婚9天的加缪总结道：“一段时间以来我干了很多蠢事，而干蠢事既不能让别人幸福，也不能让自己幸福。你知道我一直忠于朋友，尤其是你。这是我现在唯一的奢侈了。”
贝当把他的内阁办公厅和几个政府部门临时在克莱蒙安顿了几天。《巴黎晚报》跟随着他们。旅馆、供租住的套房和别墅都不够用。6月26日，普鲁沃斯特摇身一变成了宣传部负责对下层民众进行宣传的高级专员，于是，他手下的《巴黎晚报》开始了另一种类型的欺骗宣传，有时用甜腻腻的口吻来宽慰读者：“贝当元帅的胃口极好，他既无需节食，也不暴饮暴食……”据说即将年满85岁的贝当“心血管功能好得跟40岁的人一样”。有时《巴黎晚报》又换成了《茅屋夜话》的讲故事口吻：“就这样，在上等细麻布灯罩下，他一直沉思到深夜，有时要到一两点钟，环绕着白发的前额静谧安详，就像当年在凡尔登战场沉思一样。”法国人需要一位父亲、一位祖父，《巴黎晚报》便塑造出这样一个形象。该报有几篇匿名文章出现了排犹意识：“我们不加区分地接纳了大批异族人。……我们国家有许多诚实的外来者，但是还有更多构成动荡和混乱的因素，这些人不为我们做事，却依靠我们生活。让我们清除他们吧。”令人恼火的言论。《巴黎晚报》不仅狂热卖力，而且永远跟随政府的立场说话。德国人和英国人在交战，空战尤为激烈，《巴黎晚报》刊登出德国人的战况公报：“本周”441架英国飞机被击落，而德国飞机只被击落121架。其实英国广播公司也在散布相反的虚假信息，只不过要做得稍微巧妙一些。《巴黎晚报》一直是其不断更换的主人的忠实传声筒。报社的员工轮班工作，早上8点到下午6点一班，下午6点到夜里12点一班。
加缪夫妇住的旅馆房间狭小局促，他们在彼亚的帮助下找到一套公寓，但是还没来得及搬家：加缪在《巴黎晚报》新一轮裁员中被解雇。出路之一：回奥兰。在那儿弗朗西娜和阿尔贝无须为住房付钱。
阿尔贝和同行们一起散步、喝酒、观看奥弗涅的年轻人在山里庆祝圣-让节。当地人和逃难者一起排队领取面包、肉和咖啡。物资匮乏导致了黑市的出现。三岁以下的孩子每天的面包定量是100克，12岁到70岁的人每天定量300克。糖、面条、大米、人造奶油都是限量配给，随后牛奶也开始凭卡供应。军需库存能够出售部队的香烟，这已经很好了，因为加缪的烟瘾很大。在改为遣散中心的格里博瓦尔军营周围，一些头戴橄榄帽、身穿风衣或者平民衣裤的军人到处闲逛。《巴黎晚报》的普通员工去不起供应丰富但价格昂贵的餐厅，于是就时常合伙做饭。加缪常去勒涅夫的兄弟和另外两个朋友住的那个小房间搭伙。大家都看不到前途。加缪在市中心遇到了皮埃尔·萨拉玛，当年阿尔及尔大学同学米莉亚姆的兄弟，跟他在一起的是一些丰特奈-勒孔特步兵学校的二年级学生。
雅尼娜也在撤退的车队里。在波尔多遇到的一次轰炸中，她将脑袋埋在一个枕头里保护自己，害怕被毁了容。加缪晚到了几个小时，错过了本来可以让他“去别处战斗”的那班轮船。
“不能喝，我穿着军装呢，规定不准进咖啡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