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利用一个作者已经发表的文本作为其传记的材料，同时避免对这些文本进行过度或草率的阐释？加缪曾断言：“以为凡作家必定会写与自己有关的事情并在书中描写自己，那是浪漫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一种幼稚想法。一个人在作品里讲述的往往是其怀旧的历史或者愿望的历史，几乎从来都不是他本人的历史。”这里的“几乎”二字分量很重，况且怀旧与愿望的确能给作家提供不带酵母的面团。撇开将生活转化为艺术的成功不论，加缪的作品看上去带有很强的传记性质。了解他的罗歇·格勒尼耶就曾提到加缪所戴的“面具”，一种过滤他人目光的面具。
有人曾在1959年问过加缪：“您认为法国的批评家忽视了您作品中的哪些方面？”他答道：“那些晦暗的部分，我身上的那些盲目和本能的东西。法国批评界感兴趣的首先是观念。”这句关于他自身的话是对法国批评界的一个严厉概括，尤其是在1930年至1960年法国那种既丰富多彩又沸沸扬扬的文学、哲学和政治语境中。
加缪生平写作的第一部小说——那时他22岁——在其去世11年后出版。他在小说中这样谈到麦尔索Mersault（当时还不叫默尔索Meursault）：“就像搓揉一块热面包那样，他想把自己的生活抓在手中。”一部传记仅仅是一种尝试：我在本书中试图勾勒出一位作家在工作时的姿势、他的双手、他的内心世界，试图还原加缪各种不同的声音。
这部《加缪传》只是我所勾勒出的某种生平传记。关于每个人都可能写出上百种传记，J．-B．彭塔利斯（Pontalis）曾如是说。我希望本书已经着重介绍了加缪一生中那些重要的时刻与人物。书中引用了一部分熟悉加缪之人的回忆材料。一个知名作家生前会有一些真敌人，死后还有几乎同样多的假朋友。历史学家、法官、传记作家都会遇到证据不够确凿的问题。加缪去世已经35年，该是筛选材料的时候了。他生前的某些密友直到今天仍然鲜为人知或不为人知，其中一些是出于友情或爱情上的谨慎而隐姓埋名。加缪去世后，部分亲属吐露了一些隐情，但在1979年12月24日加缪夫人弗朗西娜亡故之前，他们出于礼仪上的考虑必须有所保留。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从一开始就拒绝别人为他写传。《局外人》的作者则从未忘记自己是希望置身局外的加缪，生前一直保护着亲人和自己的私生活。腼腆的他对任何传记作者笔下的传记性内容都怀有戒心。对于问及他身世的让-克洛德·布里斯维尔、热尔曼娜·布莱、罗歇·吉里约和卡尔·维吉亚尼，加缪只透露了为数不多的情况。
1978年，赫伯特·劳特曼（Herbert Lottman）为加缪写了第一部传记，侧重介绍了加缪作为一个人的生平，而我在尝试勾勒出加缪的形象时则提醒自己他首先是一个作家。无论是在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的调查过程中，还是在与法国人、阿尔及利亚人、美国人、英国人的交谈中，或者在研究私人和公共档案（藏于埃克斯的殖民地卷宗或藏于莫斯科的当年共产国际的报告）的过程中，我经常感觉自己仿佛行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探索一个创作者谜一般的心灵，就好比想要拼出谜底最后的数字。加缪曾言：“没有秘密就没有真正的创作。”如何才能理清一段命运的乱麻，又避免在每一个缠结处将最脆弱的线索剪断？
加缪曾将自己部分手记的打字稿交给了吉里约，后者评论说“那是加缪创作的内幕”。我使用了这些手记，但不时感到加缪在写它们时心里已经顾忌到了后人的评说，因此写来并不像纪德的日记那么饶有趣味，而是更多地带有萨缪尔·约翰逊向鲍斯韦尔（Boswell）讲述自己生平时的那种谨慎，不过他倒也没有像佩皮斯（Pepys）或雨果那样用速记编码之类方式来记录自己的观察、思考和艳遇。在其书信里，加缪除了记下吉里约所说的那些“内幕”之外，有时还会站到台前。我曾蒙特许读到或者有幸发现一些加缪未曾发表过的书信，其中的内容展现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加缪。信件本身的真实性既不能确定作者所言的真诚，也不能确定其虚假，但由于没有过多的雕琢修饰，至少能够告诉我们作家想要传达给收信人的情感、想法和信息。加缪的作品及其书信是相互交叉的，彼此都具参照提示价值。
加缪20岁时曾说过：“正如一个作家之死会让人夸大其作品的价值一样，一个人的死会让人高估他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其实，那也可能让人低估他的地位。在法国这个盛产文学的国度——在武器和法律的生产方面我们还比较落后——，一个名人刚去世时，大家都乐意表达对其赞美有加的哀悼。但是常常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们开始不断地诋毁曾经亲热相称的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