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或之后，被极权主义和独裁者所吸引？左派和右派的作家们都接受了警察国家的极端行为。萨特本人并非斯大林分子，但到头来他让斯大林主义在他身上占了上风。加缪写道：“《现代》杂志引起的风波可用卑劣一词来形容。他们唯一的借口是在这个可怕的时代不得不如此。他们身上的某些东西最终驱使他们向往奴役。他们曾经梦想通过一条堂堂正正的大道，带着清醒的意识走向奴役。但是通往奴役之路并非大道，那里只有欺骗、侮辱、对兄弟的告发。一句话，那里弥漫了犹大告发耶稣所获的30个银币的气味。”加缪特意写下了“兄弟”一词。
弗朗西娜终于垮掉了。她整天沉默寡言，或者就几句话唠叨不休。10月21日，加缪谈到了她的情况：“她是让我最担心的事情……她的抑郁症状更加严重，现在正在接受治疗。”可过不了多久，他又认为她的情况有了改善：“虽然谈不上百花盛开，但不可否认的是春天已悄悄地来了。她已经在谈论去奥兰的计划，这是一个不错的兆头。”同一天，弗朗西娜也对此表达了赞同的意见：“一个月以来我都在和抑郁症作斗争，这并不容易。可我想事情已经有了转机。”
布里斯·巴兰表达了他对加缪的同情和理解。布里斯维尔、吉尤和夏尔这些无条件的支持者星散飘零，并不都聚集在塞巴斯蒂安-博丹街，波朗用一些小纸条表达了他对加缪的支持，条子上最后的结束语正是后者所需要的：“满怀热忱。”加缪向不同的人提出同一个问题：萨特究竟是否有理？波朗试图把他重新引回到一种有分寸的现实感中——毕竟，论争不过是巴黎的一个茶杯里的风暴罢了。他强调了事件中被夸大了的、戏剧性的和过于琐碎的一面。加缪表达了自己的谢意：“自从我成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您）所谓的作家以来，我的同行们时时刻刻都令我吃惊。有时，这种惊讶的确源于我的敬意。今天却并非如此。不过，我总能察觉到自己的不足。”
一些朋友以及弗朗西娜和玛丽亚等人都建议加缪不要再继续这场论辨。加缪回答他的妻子说：“我想你们都有道理。但我宁肯顺其自然。我不知道我为何希望捍卫属于自己的东西、捍卫我的生命。最简单的办法是让其他人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无论做什么都行。我已经受够了。我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保持沉默，塞住耳朵，埋头工作……”
从出版社出来，他往往会遇到萨特真实的或者他想象的支持者，他总是避开圣日尔曼大街热闹的公众场所——别忘了那还是咖啡馆的黄金时代。他也总是在蒙帕纳斯避开圆顶酒吧等萨特喜欢光顾的地方。对加缪来说，每一个熟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敌手。在他的“家庭”即非共产主义左翼阵营里，他沦为了不可接触的贱民，感到自己受到众人的围攻。加缪对此非常悲伤。他在人前变得越来越封闭，并且再一次回到论争的主题上来：“对《反抗者》的攻击就像铺天盖地的粉虫一样。我在利特雷词典上读到这个词的定义：1．喜欢愚昧无知状态的人，2．一种鞘翅目昆虫，其幼虫生活在粉尘中。人们也管这些虫子叫蟑螂。真是好笑。”他又说道：“巴黎就像丛林莽野，小老百姓就是其间的猛兽。”他难以遏制的怨愤在下面的言辞中表露无遗：“这些革命精神的新贵、暴发户、道德正义上的伪善者。萨特，其人其心，都不是什么至诚君子。”
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未来。马梅纳就弗朗西娜的病情咨询了一位医生。这位英国大夫（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宣称自己抱有乐观的判断。加缪立刻被他的话所吸引，尽管内心也着实不敢相信：“不管怎样，你的那位医生的话多少让我好受了一些。此地的人们也对我说，病去如抽丝，情况总会慢慢好起来的。我没有失去希望和耐心，为的是等待未来，更为的是帮助她。”他对自己也寄予了希望：“我总是有足够的力量走出险境。我想弗朗西娜也终会获得新生。最后，一切都将如一场噩梦进入我们的记忆，教会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体面的基础之上。这将是生活给予我们的财富。”什么是“体面”呢？是明确的、公开的分手。
加缪生活在各种可能性、生活在一个个“如果”之中。“如果，再过半个月左右，情况没有变化，弗朗西娜就可以动身去南方。这样我们就可以结束第6个月的治疗，在同等的情形下这样的康复速度要算是快的。这也是我最大的心愿。”然而情况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顺利。6月，弗朗西娜的健康状况反而有一些倒退。加缪承认：“观察期已经结束了……这些日子谈不上病情复发，只不过有些小小的波动，需要我们更留意一些。出院的时间因此推迟了。”弗朗西娜面临的，还是一个漫长的恢复期，远离巴黎、远离丈夫和孩子。
“你想让我做什么呢？让我去揍他么？他太瘦小了！”
他在思考为回应萨特和让松的批评而写第二篇文章。可这篇构想中的长文将要发表在某份杂志上吗？哪份杂志适合呢？答案是哪一份也不适合。左派的刊物现在对他表现出敌意。《圆桌》和《巴黎周刊》倒是能够接受他的稿件，但加缪本人不愿和右派有过多的牵扯。自己印刷小册子怎么样？在致主编先生的信中，他已经显示出他仍然具有讥讽的才能，就像《共和晚报》时代一样。他写了20来页的东西，却并未付梓。他把《捍卫〈反抗者〉》的手稿放在了抽屉里。他写这篇文章时预设的读者对象是他自己，而不是一个可能的公众群体，他的调子是严肃的：“在每一部作品的源头，都能找到一种深沉的、简单的、被长久回味的情绪，即便不足以证明作品的价值，也可以解释它。至于我自己，在40年代，如果我不是面对着我无法理解其价值观和行为的人群，那么我是不会写《反抗者》的。简单地说，我无法理解，人竟然可以折磨另一些人，而且还不停地注视着受害者……”加缪从来不用影射的方式谈论他曾短期加入共产党的那段历史，他谈论的是自己对两种社会，即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他看来二者都是剥削性的。他再次重复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维持，靠的不再是那些业已消失的德行，而是革命社会大规模罪行的反衬。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有必要针对那声称能解放劳动者的唯一的工具进行一种有理性的批判，以便让这种解放不沦为长期的、令人绝望的蒙蔽。”
他通知波朗，从此他将离开塞格耶街18号和夫人街29号。他四处打游击，住过旅馆和临时借来的套间，最后搬到第7区夏纳雷伊街4号的四楼，那里，在附属的楼梯旁有一套二居室的房子，是夏尔在他本人落脚的公寓楼里好不容易才为他找到的。有时他也经过夫人街。和卡特林娜及让的分离总是让人痛苦的。在致他喜欢的伽利马兄弟的信中，加缪简单地说道：“我很思念我的孩子。”在他离家的日子里，无论是旅行还是出走，只要想到孩子们在夫人街一切平安，并且他即便不和他们住在一起，也总能很快见到他们，加缪的痛苦就得到抚慰。他可以在电话里和他们交谈，尽管他并不喜欢无休止地滥用这种通讯工具。可如今，让在普罗旺斯，卡特琳娜在阿尔及尔，他们的远离使父亲黯然神伤。
1953年1月，他从阿尔及利亚回到法国，“精神焕发，内心宁静”。“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让我找回了自我。”在此番修整之后，他对对手的精神状况作了一番评论：“我不再相信萨特的诚实。此刻我说话很平静，但我已经了解（和他的朋友们一样）他是个善于撒谎和歪曲事实的人。”
在这几个月艰难的日子里，加缪精心创作了若干艺术家的随笔：他在准备《夏天》这本集子。在经历了一连串需要发挥理智的抽象理论论争之后，他重新找到了抒情的调子，回到了阿尔及利亚，远离了那些争辩。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尔在新闻界化名为克洛德·特里安，他对《夏天》的书名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这是为了借其黄金季节的意象来传递地中海精神吗？可别忘记加缪始终对它情有独钟。或是这是为了描绘加缪生活中那将要来临的季节？加缪热爱象征，也就是说，热爱一种融具象和抽象于一体的诗学。”加缪在三年前写的一篇名为“谜语”的短文抨击了针对作家的各种各样的误解和诅咒。在那篇文章中，他把自己描绘成正在寻找有节制的希望的人：“当然，我不是一个轻易乐观的人。我和同龄人一样在一战的战鼓声中长大，我们的历史自此以后始终是谋杀、不义和暴力的渊薮。在这么多残酷和卑鄙的事实之上，怎能不滋生出真正的悲观主义？”衰落的意义是非常主观的：“在艺术家执拗的寻求中，唯一能够帮助他的是那些爱他的人，或者是那些爱己、创造自己的人，他们在自己的激情中找到了所有激情的范本，并且懂得作出判断。”当他讲述自己深感失望却又不无教益的提帕萨之行时，他不再是那个和萨特争执拌嘴的人与思想家。就像《婚礼集》时期的那个加缪一样，他又一次成为用散文体创作的诗人：“我们在无边的海洋里航行，仿佛永远看不到陆地。昼夜交替，日升月落。在大海上度过的日子，每一天都是那么相近，就好像幸福总是那么相似……”
与萨特的争论也在加缪的笔记里留下了许多痕迹：“任自己被文人或者党的走狗侮辱却一言不发，这倒是个体面的营生！在其它那些据说可耻的年代，人们受了欺凌至少还有要求决斗的权利。决斗当然是蠢事，可它至少能让侮辱者不那么好受。”加缪忍受这场争辩已经很长时间了。他认为必须说明，他本人即便不是萨特的朋友，也曾经是一个伙伴，而后者则从不把他引为同类。他确信萨特从未对他产生过真正的影响。还在他们没有散伙的时候他就这样说过，如今两人决裂了，他再次重复了这一点。在面对一位美国大学学者拿破仑·特朗布莱时，加缪表示：“我不是，也从来不是存在主义者。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今天特有的理论基础是，人没有本性，但人在是‘某物’之前已经先行存在。”加缪也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但这一点并未使其成为萨特主义者，而仅仅把他定义为非基督徒，这只是他许多身份中的一个。他表述了这样一个悖论：“我们不得不成为自由的，尽管没有人强迫我们自由。”另一个悖论是：“‘所有人都必须为他自己的命运负责，没有人值得去怜悯，但构成人类大多数的穷人是个例外。’这样一个光辉的逻辑在我看来能够使人们接受任何形式的奴役。它的现实后果已经产生了。今天的存在主义者成了警察国家慷慨的律师。”萨特的政治蠢行不计其数，但加缪有时却陷入一种绝对的善恶二元论，尽管这种理论不是没有依据的。他在笔记中反复思索存在主义：“根据我们那些存在主义者的意见，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存在的状况负责。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他们那群有攻击欲的老人中早已丝毫不见同情心。然而他们又声称自己在为反抗社会的不公正而斗争。也就是说，还有一些人不能为自己的存在负责，就像不幸的人之所以不幸并非他们的错误一样。残疾人、丑陋的人、性格有缺陷的人，皆是如此。结论？同情心又回来了，不是吗？”此前加缪在他的笔记中还从来没有就存在主义者发表这么多的看法：“存在主义。当他们自责时，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为了更强烈地指责他人。”他用“忏悔的法官”一语来概括形容那些人对他的侮辱。他同样也指出，他在文学上从未受到萨特的影响。
费尔南德·弗尔在巴黎住了下来。弗尔一家人现在都要求加缪离开夫人街，而他们并没有征求弗朗西娜本人的意见。通常，加缪都是亲自作出真正重要的决定，但这个重要的离开——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希望的——却是从外部强加给他的。他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想法：弗朗西娜的病情不是短期内能够痊愈的。人们就这个问题咨询了临床医生和其他一些专家，例如《世界报》的专栏编辑罗戈尔教授、作家和院士德雷教授，特别是贝尔塔尼教授的意见。所有的人都认为，弗朗西娜的问题主要是神经官能症而非精神病。弗朗西娜经受着可怕的折磨。在那个时代，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是十分有限的，仅有的药与其说能够发挥真正的治疗作用，不如说只是一些镇静剂。加缪一度想过求助于精神分析治疗法，但不久他又放弃了这个念头。
加缪为了波尔热一家，记载下了弗朗西娜病情发展的全过程。他们的双胞胎8岁了，于尔班和让娜提出可收养卡特林娜，不过加缪宁愿把她托付给弗尔老太太照看。卡特琳娜喜欢奥兰，而加缪也相信克里丝蒂安娜对孩子的教育方式，这种信任甚至超过他对费尔南德的信任。弗朗西娜的娘家越来越把她的抑郁症归咎为加缪的越轨不忠，特别是他和玛丽亚的关系。人们也谨慎地怀疑，在遗传上这可能和费尔南德的母亲图布尔和一位姨母的抑郁倾向有关。种种讨论仅止于此。没有人寻思弗朗西娜的父亲在她出生前就去世这一事实是否也影响到了她目前的健康状况，当时，费尔南德是在怀孕的情况下为丈夫服丧的。弗朗西娜的父亲在其死后成了一位英雄。在她的童年时期，弗朗西娜就和加缪一样，在家里见不到一个男人。就像阿尔贝，她是不是也一直在寻找一位父亲？为什么她选择了嫁给另一位孤儿？……费尔南德、克里丝蒂安娜和苏茜都对精神分析不感兴趣，对她们来说，把责任归于一个唯一的生者即加缪本人，进而要求他彻底离开夫人街的寓所显然更加合理。他才是罪魁祸首。加缪对弗朗西娜发火说：“他们把我当作罪人来看。”弗朗西娜则觉得自己算不上贤妻良母。面对责难，工作成了加缪遮风避雨的港湾，然而对雅尼娜、米歇尔和克里丝蒂安娜，他还是承认：“我没法写作。”既然难有新的作品问世，眼下他只能考虑把以前创作的短篇小说结集。
9月，她在格拉斯小住了一阵子，随即返回了夫人街。加缪此时又改变了主意，想继续和她一起生活。他拒绝了朋友们的邀请，因为“我想每顿饭都在家里吃”。上一年里，加缪以自己和萨特的不和为借口，回避了和许多人的接触。此时他几乎不见外人，专心致志地和弗朗西娜待在一起。
“不用老跟着我，”弗朗西娜说道，“我不会自杀的。”
加缪一直在思考他和弗朗西娜的关系以及后者的个性。“弗朗西娜喜欢钻牛角尖。”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提到预想中的康复：“如果她能康复，那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我将为之尽我所能，奉献我的精力，或者，在生命中某些特殊的场合，奉献我的悲观主义。”为什么在加缪和弗朗西娜，这一对“兄妹”之间会出现不和呢？按照加缪的说法，是因为“我们两人无疑都缺乏必要的成熟”。他时时产生负罪感：“我是第一个要担负责任的人。我内心有一种倾向，本能地认定，人类的事情不必过于认真。就这样，我伤害了自己身边的不少人……说真的，每当我想到弗朗西娜可能延续她目前的状态，我就不知道该如何摆脱困境。”
尽管和弗朗西娜的关系紧张，1953的开局仍然是不错的。马梅纳从伦敦给加缪寄来了一件巴宝莉牌雨衣，他穿上以后颇有汉弗莱·博加特的风度。“衣服上这些口袋、纽扣和皮带满足了我最为古老的乡愁……我有一副十分‘粗犷’的外表，你知道的，这是我心中最理想的存在方式。”他产生了外出旅行的想法：“这是让那些烦心事不了了之的好办法。可勇气、视野、美好的感情，这些东西让我感到疲倦。”他知道逃避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然而，“在这个时刻，我宁肯顺其自然，而不是主动控制生活。”
加缪以一种阿尔及利亚的方式向萨特发出了挑衅。连小报都在报道什么“存在主义者的内讧”、“萨特反对加缪”，此类街头物议倒让《现代》杂志销量大增。
加缪本人也终于病倒了，他告诉克里丝蒂安娜：
在春天结束的时候，加缪得了一场感冒，弗朗西娜的状况也没有改善。“我的小病已经好了，但并没有走出厄运。弗朗西娜病况依旧。”她的房间现在设在二楼，窗子总是打开着。是弗朗西娜自己开的窗吗？不管是谁的责任，她从窗口跳了下去。克里丝蒂安娜认为她的妹妹企图逃出诊所，阿尔贝则担心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用精神病医生的行话来讲，她会不会是“癫狂”发作？这是指那种突如其来的爆发会让病人彻底绝望，对自己或者他人做出什么暴烈的事情来。弗朗西娜坠楼后摔折了骨盆。医生给她打上了石膏，接下来她卧床的时间超过一个月，并为褥疮所苦。
11月，加缪抱怨说写作对他变得越来越艰难。他告诉让娜·波尔热：“我觉得自己的精力被耗干了，就像掉在吸墨纸上的墨水一样。弗朗西娜的状况和您上次看到的差不多，有一点儿好转，因为她已经开始照看孩子，情绪不错的时候也更多了。一个月以前，她就该接受一种治疗，这几天还得接受另外一种综合疗法。如果采取这些措施之后，弗朗西娜还是走不出她潜伏的抑郁，就只能听天由命，让时间去解决一切了。您知道，时间总是有耐心的。”弗朗西娜还要再接受23次电休克治疗，结果，一听到“电休克”这个词，她就惊惧不安。这种疗法会引发某种癫痫的症状。在那个时代，人们为了减轻电击的痛苦，把它的影响控制在神经系统内部而不损伤肌肉，通常会使用箭毒。在麻醉状态下进行电击是后来才出现的方法。由于缺乏真正有效的抗抑郁药物，电击的作用不过是减轻病人的苦痛，漫长的抑郁症本身并不能得到治愈。人们也并不清楚，因为什么机理电击疗法会有一些疗效。加缪承认，治疗的任务眼下是“第一位的”。作为艺术家，此时的加缪陷入了瘫痪状态，但作为一个人，他却昂首挺立。他坦承自己的癖性：“我一向是狂热追逐幸福的。”每个人都承担着自己的一份不幸，但重要的是体会存在本身的幸福。波尔热一家人最为加缪所欣赏的品质，就是他们“生活的力量，幸福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他们经受得起任何风暴。
1952年11月6日，莫里亚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几天以后，夏尔-安德烈·于连发表了《前进中的北非》。书中分析了非洲民族主义的觉醒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的独立愿望。该书并没有深入剖析政治问题，但很快已成为大学里的一本经典读物。12月，弗朗索瓦·菲吉托在巴黎出版了《人民民主的历史》，这说明，如果愿意，人们大可把这个话题引入到共产主义世界内部。
昂热城堡的戏剧节进行得很成功，但不幸的是，加缪的一位友人马塞尔·埃朗先于另一个埃朗两天去世。加缪悲哀而又疲惫地回到巴黎，他不知道自己在接下来的1953年的夏天能做点什么。弗朗西娜和他们的双胞胎正在度假，波尔热则身在南方。加缪表示：“必须作出决定，可我对此却深感无力。我唯一的愿望是人们让我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可那显得太孩子气，而我们却是大人。”7月，他在巴黎度过了一个忧伤的国庆日：“人们在雨伞下舞蹈，简直不可思议。”
很多人并不关注这场思想论争的本质，他们感到高兴的只是，加缪终于遭遇了失败。《局外人》、《鼠疫》和《卡利古拉》的作者，庄严而自豪的《战斗报》歌手过于成功了。迄今为止无懈可击的生涯助长了他的傲气，应该到此为止了！以前，在伽利马出版社，加缪总是春风得意，在走廊里闲庭信步，而眼下他已是神色黯然、寡言少语，前所未有地显现出他受伤的、带着悲苦的骄傲。萨特总是对罗贝尔·伽利马说：“加缪习惯于攻击我。”可这些日子，所有的人都可以说，是他，萨特，狠狠打击了加缪！这对萨特来说是段小插曲，对加缪来说却是人生的大戏。
加缪更多地负责照料孩子们，还要求他们给长辈们写信。这也是孩子们很高兴做的事情。女孩的信写得比男孩更简短。让·加缪这样给让娜·波尔热写道：“我很想你。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卡特林娜的咽喉炎刚好，其实，那是她的牙在疼……我差不多每天都去钓鱼，我还抓到了十几条鲦鱼呢。”
在米歇尔、雅尼娜或是罗贝尔·伽利马面前，就像面对马梅纳一样，加缪常常抱怨自己缺乏灵感：“没法工作，又缺钱，于是我答应了为一部根据《克莱芙王妃》改编的电影设计台词。我为此花了不少时间，可也学会了一门以前不熟悉的手艺。在有空闲的时候，我出去观看足球赛，在夏天炎热多雨的巴黎散步。”
在巴黎，人们有时会把西蒙娜·伊埃误当成“加缪太太”。她嫁给了科当索大夫，住在圣米歇尔大街57号。自1947年以来，警方曾几次因购买吗啡和海洛因的劣迹而逮捕她，她用未出嫁时或是婚后的名字（例如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在五位医生那里成功地通过开处方获得了毒品。她曾在贝勒维诊所接受静脉注射。缉毒刑警在花神咖啡馆传讯了她，在她身上发现了多达6克的海洛因。被捕以后，她随即在10月28日被送往弗雷纳诊所。在被处以5万法郎的罚款后，她于11月3日获得自由。西蒙娜的母亲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寻求加缪的帮助，可他不知道该如何做：“我想过这个问题，可我的确不知道该对您说什么。在17年以前，出于一种与年龄完全不相称的直觉，我就明白了这样的处境是没有出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断然作出了决定，尽管这样的痛苦比我对任何人倾诉的都要来得强烈。今天，我对西蒙娜，特别是对您，唯有抱着我满腔的同情和理解之心。至于她的丈夫，虽然我不认识他，我也无须向您指出我是多么能够理解他此刻的感受……应该减少损失……首先是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让她不至于因为疯狂而招来进一步的司法后果。西蒙娜最好搬到阿尔及尔居住，在那里托人找一家收费合理的疗养院……不幸的是，我担心自己和17年前一样无能为力。”西蒙娜的母亲住在阿尔及尔，她请求前女婿为西蒙娜找一个工作，一向对她怀有友好感情的加缪答复说：“亲爱的朋友……虽然这对您和您的健康而言不无艰辛、困难之处，但我相信，西蒙娜最好的选择还是留在您的身边……直面现实是最好的。我们不应当丧失治愈的希望，但也要考虑到情况重新恶化的可能性。我觉得把西蒙娜直接推荐给一位出版商而又不告诉他实情是困难的。”在又一次被捕之后，西蒙娜并未被审判，她在巴黎游荡，在地铁站台上邂逅了勒内·普瓦利耶教授，对他谈了一些关于加缪的不三不四的话：他以前想把她当作试验品。
米歇尔和雅尼娜前往西班牙伊比萨岛航海度假。怀旧的加缪写信给他“亲爱的海盗”，提到了战前他和西蒙娜·伊埃一起旅行的场景：“到岛的另一端，圣安东尼去。过去，上帝在那里给过我许多快乐的时光……惫懒的青春……但愿上帝给你们带去更好的天气，可别像在巴黎，没完没了地下雨。我的时间变得十分琐碎，一事无成。在《克莱芙王妃》上我花了一个月的力气，可布雷松是个疯狂的、有怪癖的、让人厌烦的家伙，最后我只好放弃。”电影制片人没有给加缪寄来合同，他白忙活了。诊所的花费很高，为了挣钱，他选择了录制他的作品：“……我的经济状况简直糟透了。”至于弗朗西娜，“她的情况更好一些了，但我还不能高枕无忧。”
弗朗西娜和阿尔贝被双重疾病折磨着，一个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精神疾患，一个则是纯粹身体上的问题。加缪表示：“骨盆摔伤、石膏固定、用青霉素降低体温，这一切都无助于精神状况的改善。现在我们面临着用胰岛素进行长期治疗的可能性，但至少在6月以前无法指望什么明显的疗效。”胰岛素的使用对人的记忆力不利，还可能招致低血糖昏迷。加缪对此极感不安：“事情的严重性超出了我们的料想，我忧心如焚。”波尔热一家人给在奥兰的费尔南德·弗尔写信，却并没有提到弗朗西娜受伤。人们可以向老太太隐瞒这件事。女婿显然忘记了岳母的告诫。
秋天，弗朗西娜的母亲在巴黎扭伤，情况严重，照顾她的弗朗西娜十分疲惫。加缪写道：“我感到自己好像住在医院里。好在我精力旺盛，对付十个人也不成问题。”10月10日，他向“亲爱的雅尼班”即波尔热一家倾诉了心曲。让此时正在圣雷米德普罗旺斯的家里。“弗朗西娜总是在房间里休息。老妈妈伸着腿，让人想到《圣事马车》里的秘鲁总督。卡特林娜奇迹般地成为一个沉默的大人。至于我，总在游荡之中，因为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用。关于弗朗西娜的来信，我得向您承认，我并不为她感到担心。在我看来她只不过有一些轻度的抑郁（当然这毕竟不是好事），只要能得到连续的休整，她就不难复原。”加缪是一位关注儿子的严厉的父亲，他指出让最好改掉吃饭时把胳膊肘放在桌上的习惯，也不要养成说巴黎街头粗口的毛病。
抑郁，就像俄罗斯国土上的一道道山脉——首先是弗朗西娜难以翻越的山岭，其次对加缪，对她的姐妹、母亲来说也是如此。加缪必须花比平时更多的心力来照顾孩子。在和妻子分离，或者即将分离的日子里，他在自己的眼中算不上孩子们的好父亲。母亲生病，重任全落在父亲身上，不管这个男人如何尽心竭力，父代母职也总是勉为其难。加缪留意着哪怕最微小的迹象。他表示他的妻子正在慢慢地走出这黑暗而漫长的隧道。弗朗西娜病后身体消瘦虚弱，整天和药物为伴，体重只有45公斤，但加缪依然信心满满：“弗朗西娜的状况好得多了。康复的过程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快。我的困难依然很多，但胸头的重负自觉减轻了不少。我想5月底我们恐怕还不能在南方见面，不过，谁知道会不会有惊喜呢？”马梅纳生病了，加缪试图宽慰她，让她放松一些：“这些暂时的逆转证明不了什么，最多说明医生在判断你已经痊愈的时候稍微性急了一些。”经过几个月的磨练，加缪懂得了时间和耐心的价值，因为他本人也在和疾病作斗争。他想象着马梅纳和弗朗西娜在普罗旺斯相会，一起在柏树下休息的情景。在他的书信往来中，“疾病复发”此时成了一个常用的词儿：“弗朗西娜正一天天好起来。如果趋势没有改变，不再有疾病复发，那么我们就可以企盼痊愈的那一天了。”
1954年六、七月间，弗朗西娜和克里丝蒂安娜在一位看护士的陪同下，在迪沃纳休养。在市政厅的走廊里，她们邂逅了正在日内瓦与越南人、苏联人和中国人谈判的内阁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士。加缪此时在洛桑，他感到身体极度疲倦，出现了浮肿的迹象。勒芒医生告诉他，他的呼吸系统功能已经十分衰弱。从迪沃纳传来的主要是好消息，只是克里丝蒂安娜告诉他，医生对弗朗西娜的健康的看法有些“小小的反复”。克里丝蒂安娜仍然在夜间照料弗朗西娜。
令他感到安慰的是，他收到了大量的邮件。来信者中有名人也有普通人，言辞或纯朴或巧妙。一位名叫约瑟夫·查普斯基的波兰画家——此人也是作家，写过关于苏联集中营的书——来信说：“在爆发对您的集中攻击之后，我立刻就想告诉您为什么我爱您，还想告诉您，您的朋友比您想象的更多。”加缪立刻想去参观查普斯基的画展。这不是一位现代艺术家，然而加缪表示：“您不在我们称之为‘运动’的思潮内部，这一点并不重要。这种运动如今已陷入停滞。”加缪继续倾吐心声，笔下时见怨愤：“如果说‘左派’一词如今已经失去了意义，那是因为左派知识分子——您可以通过《现代》杂志的例子看出这一点——已经选择成为自由的掘墓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必须面对面地和他们斗争，揭去蒙在他们身上神圣的面纱。”
弗朗西娜在圣-芒德的一家疗养院安顿了下来。加缪有时感到内疚，有时又感到忧心无措和愤懑。有时，他的愤怒心绪让布里斯维尔这样的朋友都感到吃惊。从诊所回来，他讲到弗朗西娜坐在床上，目光定定地看着前方，而他自己则坐在旁边。这样的病情主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医生们的嘱咐变化无常，难以信赖，不过通常涉及到抑郁症的治疗时都是如此。克里丝蒂安娜已经是奥兰市的国民教育督导员，她每3个星期来看望妹妹一次。苏茜已经结婚，住在巴黎，更经常过来探视。弗朗西娜在圣-芒德由蒙塔苏大夫和一位叫科兰的女医生照料。医生们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至少弗朗西娜的家人的感受是如此。科兰医生宣称病人“疾患缠身”，除了神经衰弱还有阵狂和判断狂，克里丝蒂安娜则提出了异议：人不可能有这么多病症！弗朗西娜时常哭泣、沉睡，常常提到玛丽亚。克里丝蒂安娜坚信妹妹能够好起来。蒙塔苏大夫建议用碘辅助治疗，但加缪和克里丝蒂安娜都表示反对。弗朗西娜的病情让弗尔一家人都来到阿尔贝身边，他们共同分担着这样的不幸。加缪担心弗朗西娜的生命会走到尽头。1954年1月30日，他写道：“弗朗西娜的情况没有变糟，但也没有改善。医生们的诊断难以让人信服。我相信希望犹存，但康复的时间会超过原先的预期。现在我每天下午都去探视她，尝试帮助她走出困境，但我时常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这是残酷的现实。另外有些时候我却能发现不少好兆头，应该相信这些迹象。”加缪希望转机和康复能早日来临：“她喜爱旅行，如果能去南方短期出游，当能改善她的健康，让她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里来。”
作为真正的朋友，若索和贝尼舒两家人总是出现在加缪的身边。他对自己的孩子们谈到了波尔热一家人：“应该双倍地爱他们，因为他们既善良又聪明，而集善良和聪明于一身的人是很少的。”
马梅纳因患结核病不幸去世了。对伤感不已的加缪来说，她代表了一种人性的成就，集智慧和和勇气于一身，能宽容地接受他的一切。8月，加缪几乎确信，弗朗西娜已经渡过了最艰险的难关。或许是为了自我辩护，或许还带有自私的情结，他觉得自己无法再继续支持妻子：“弗朗西娜的情况好得多了。我希望秋天来临的时候一切都可以结束。必须是这样，因为我现在已经非常疲惫，无法再帮助她什么了。”弗朗西娜乘火车返回巴黎，克里丝蒂安娜一路陪伴着她。
加缪有一种遭到不公正对待的感受：人们扭曲了他的思想。他完全信任于尔班·波尔热，因为他与巴黎的圈子没有联系。面对这个局外人，加缪在思索自己在这场事件中是否占理。每次分裂都会给他带来一波接一波的痛苦，这在他身上已经成为定律。而萨特则不然，此人心如铁石，在决裂之后从不会表达遗憾之意。就在他快乐地、轻佻而悠闲地陶醉于自己的智性天赋，还带着一点儿骄傲时，加缪却在不停地反思自己的才能，质疑自己的论辩是否经得起考验。加缪和萨特两人的关系就这样以兄弟阋于墙的方式告终，或者说，标志着一场爱情的结束。说这句话的是罗贝尔·伽利马，他是少有的几个熟知并且同时欣赏萨特和加缪的人之一。在这个时代，罗贝尔觉得自己在理念上更接近萨特，但在感情上却与加缪亲近。
对他的一些密友，加缪也会倾诉自己内心的愤怒、苦痛和怀疑。当他回到夫人街时，他向让娜·特拉齐尼谈起了萨特，语气中带着激愤：
4月23日，加缪向马梅纳和波尔热一家通报了病人健康有所改善的好消息。他告诉马梅纳：“弗朗西娜的情况更好了。治疗好像产生了效果。我现在充满了信心。”他对让娜和于尔班说的话也带有同样的主题词：希望。“弗朗西娜的情况变化不大，然而疗效已经有所显现。她就快有力气站起来了，骨折的地方也快要愈合，整个人也开始有了生命力。我们还得等到6月治疗周期结束的日子，但我心中已经充满了希望和勇气。”
加缪的其他朋友们可不像罗贝尔·伽利马这样不偏不倚。安德烈·贝尼舒和于尔班·波尔热一样都不属于巴黎文坛圈子。这个向来肯仗义执言的人总是关注着此事。贝尼舒是职业哲学家费迪南·阿尔吉埃的朋友，本人亦曾研修哲学，并曾指导加缪阅读古希腊作家的作品。他并不站在萨特一边，但却向加缪直言，尽管他可以理解后者的立场，但却并不喜欢《反抗者》一书，对它的写作技巧尤其感到失望。一个人不赞同朋友的著作，在其出版后立即直率地表达这种不赞同，这种事情并不常见。让·达尼埃尔此时的确有理由相信，萨特在这盘棋局中已经占了先手。
“勒芒大夫对我说，我的感冒症状是结核病的先兆。我得服用一些抗菌素。”
接下来便是写信人照例的亲吻。卡特林娜在假期里比她的兄弟更喜欢钻树林，她补充说：“深深地亲所有的人。”加缪为他的这一对双胞胎感到自豪，让的音乐天赋尤其让他骄傲。
1952年9月5日，加缪写信给弗朗西娜：“当我回到巴黎时，这里就像以往一样让我烦闷。《现代》杂志发表了萨特和让松的回复，各自有20和30页。就在杂志摆到书店里之前，《观察家》已经发表了其中的某些片断。这件事儿做得干净利落，简直算得上漂亮。至于两封答书，一封不怀好意，另一封可谓愚蠢。除了萨特在一个点上的回应，我提出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回答。可是这50页的答书蓄意对我进行攻击。我被看作警察和喜剧演员，或者别的什么角色，这让我觉得好笑。总的来说，他们长篇大论地论证我的傲慢，正如你看到的，以此作为他们的杀手锏。好多人都对此一哂了之。不管怎么说，这本书让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我简直对它产生了怀疑——也对我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和它毕竟太相似了。”同月17日，他又给弗朗西娜写信：“这些日子以来，我几乎是孤独地体验着一些阴郁的、沉睡中的思想。我试图尽我所能地找到出路，就像一个人躺在一张不舒适的床上辗转反侧一样。可这并不容易。我能理解人们对我的书存在着争议。事实上，第一个感到它的可争议之处的人正是我自己，而且是在其本质之处。可是如果有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只能报以沉默，因为一切言论都会被理解为对我自己的辩护。最令人惊讶的是，一种长久被压抑的敌对心理就此爆发了，这证明那些人从未真正成为我的朋友，我感到自己一直在激怒他们，使他们有受创之感。所有那些卑下的自我标榜、那些毫无宽容可言的态度都源自于此。对那些极度粗野的攻击，我无法用其它言语去形容。但我将不会反击，那将是不可能的。唯一需要做的事情，是在这片烂泥地中分清真伪，保持清明的理智，不动怒也不丧失尊严，既不要对有些事情视若罔闻，也不必过于认真俯身周旋。一句话，决裂（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不必心怀怨怼。完成这些姿态并非易事，但我别无选择。不幸的是，我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应对，而精力却已不如以往。这场战斗的唯一的价值，是它终于澄清了以往那些暧昧不清的纷争。那些先生们需要、呼唤甚至强加一种奴役。他们也许将会得到满足，就此沦为奴隶。祝他们健康！”
在夏尔看来，《反抗者》是加缪写得最好的一本书。吉尤是加缪热忱的支持者，提出了他的建议：“你告诉我你不工作……几乎只有在耐心中才能找到药方……不要太僵硬，至少最好不要如此。”皮埃尔·布瓦德伏尔建议加缪和雷蒙·阿隆一起在法国天主教知识分子中心参加一场辩论，由蒂埃尔·莫尼埃代表右派，克洛德·布尔代和让-玛丽·多梅纳克代表左派。加缪拒绝了这一建议：“这件事情还处在新闻热点的阶段……此后，我就此说的每一句话都会以一种事先就令我反感的方式被使用……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无法再以一种文质彬彬的语调讲话。如果有人把我看作一个永远保持风度，可以随意侮辱的人，那他一定是弄错了。我认为我在《现代》杂志的反对者们是没有信誉可言的，如果一定要我谈论这件事情，那么我将不得不声明这一点。”
他再一次投入戏剧创作。他在演员们身上比在知识分子那里感受到更多的善意，特别是当后者为政治所左右的时候。演员们对各种分歧更为宽容，也并不关心萨特和加缪之间的唇枪舌剑。玛蒂兰剧团的助理经理罗贝尔·塞雷索尔是业余的剧作家，与加缪往来甚密，他并不像有些人总是带着政治的有色眼镜看待一切。加缪计划在麦那河畔的昂热城堡举办一场戏剧节，在被知识分子抛弃之后，他在戏剧人身上找到了久违的热情、友谊和认同感。此时他并没有创作大部头作品的冲动。他改编了两部剧本，玛丽亚将在其中扮演角色，埃朗担任导演。改编剧本总是比写全新的作品容易，加缪于是投身到既有作品的再加工中，这样他不必因面对一张白纸而感到阵阵眩晕。在战前，他在阿尔及利亚曾经改编过皮埃尔·德·拉里韦的《精神》。玛丽亚帮助他翻译、打磨卡尔德隆的《对十字架的崇敬》。和在伽利马出版社审稿委员会的工作相比，加缪还是觉得在舞台上或者在排演的过程里更自在。作为剧本的改编者，他为自己规定的是一个相对轻松的任务。
弗朗西娜的症状虽有所减轻，但依然痛苦。加缪带着同情心和她一起分担。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法国，他都在寻找能够对妻子有用的药物，并不断寻求勒芒大夫的帮助。有时，自责的他更能理解弗朗西娜。对后者的病，他本来可以置身事外，可她毕竟在他身边。有时加缪简单地记录下了自己的反应。他和一位专家有过交谈，“在他看来，照看弗朗西娜的责任使我生活在‘一个玻璃球中’。他的建议是，我得享有更多的自由，为自己多考虑一些。这倒是个绝妙的药方，而且，显然还是最容易服用的药方。”
加缪想把他的双胞胎带在身边，为此他在巴黎地区寻找租屋。那样他就能与孩子们在一起，他们现在和热拉尔与雅克·波尔热在一起。让从南方回到巴黎，7月，加缪和两个孩子住在了索黑尔他的“雅米”家里。加缪叙述了孩子们在“两个爸爸”和“两个妈妈”身边的新发现：“让很想念圣雷米，但卡特林娜整天和他待在一起，成功地转移了他的注意力。男孩比他的姐姐更安静、更听话，我知道，这都是你们教育的结果。”更重要的事情是：“弗朗西娜更好一些了。她准备和她的姐姐克里丝蒂安娜去迪沃纳。我希望在6个星期的治疗之后，一切都可恢复正常。”至于工作，加缪承认自己“并无进展”。
与此同时，他还忙于另外两个轻重不等的工作，即将他在1948至1953年间撰写的文章结集出版。伽利马出版社的某些作者曾将散文和序言汇编成集，如瓦雷里出版过《文艺杂谈》，萨特则有《境况种种》。在献给夏尔的《时文集》第一辑中，加缪收入了自己在《战斗报》工作期间的文章。该书的一致性是内容略显杂乱的第二辑所没有的。现实离评论者太近了。文章的标题和副标题大都带有“正义和仇恨”、“虐待者和牺牲者”、“伪装正义”、“选择抵抗”、“对仇恨的屈从”等字眼。加缪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反抗者》所引发的事件，《时文集》第二辑中的很大一部分篇幅都和这场论争有关。他常常强调事件的一些细节，还以《反抗和奴役》为题发表了致《现代》杂志的主编先生的信。加缪没有忘记时代性，为了告诉世人他仍是左派中的一员，他收入了为其友人罗斯迈尔的《列宁旗帜下的莫斯科》一书作的序言，由此可以看出加缪的定位。对那些认为他已经成为反动分子或已经丧失希望的人，他的回答是：“像罗斯迈尔这样的人能够抵抗自己希望的崩溃。他们的抵抗是双重的，其一是拒绝如许多革命人士那样，把自己交付给据说是暂时的奴役状态；其二，他们拒绝对反抗和解放的力量丧失信心，这种力量内在于我们每个人。”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加缪敢于作出这样的预言：“真正的解放并非专为明天，但虚无主义的确已经属于过去，即便我们的报刊上还回荡着虚无的喧嚣。”那些报刊的把持者乃是一群小人物，他们喜欢咬牙切齿地冷笑。加缪在一篇更为私密的笔记中写道：“创造永远是可能的，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历史和艺术的矛盾不会在纯粹逻辑性的综合中得到解决，它唯有在活生生的创造中才能被克服。”
忠诚的弗朗西娜和玛丽亚试图让加缪忘掉这场论争。加缪很少对“独一无二的她”提到这些事情。他来到沃吉拉尔街她的住处，不戴领带，神情阴郁，眼中含泪，仿佛刚刚经历了幽闭恐惧症的折磨。玛丽亚对他说，有些事情不必过于认真，可他做不到这点。在伽利马出版社，许多人都在暗自冷笑：这些大作家们终于从圣殿上走下，当众相互攻击，这倒是一幕供人消遣的好戏，《现代》杂志的那些文章也真是精彩纷呈！在左派一边，人们为萨特的文章给出18分的好成绩，而对加缪，则公正地给了个不高不低的分数。在萨特回书发表的第二天，加缪就在出版社的各个办公室里奔走以寻求支持，可响应者寥寥无几。加斯东好像对此有些心烦。他早已习惯了自己经手的那些大作家们之间的争吵，此时何不乐得作壁上观。克洛德，他的儿子，也对此感到好笑，因为这件事让加缪的朋友米歇尔心烦意乱。克洛德和米歇尔之间关系紧张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就连罗贝尔也想袖手旁观，他简单地告诉加缪：我，在伽利马出版社是萨特的编辑。我知道在这场论辩中您想找人表明立场，这和您的处境有关。“让我们都保持尊严吧，别再谈论这件事了。”加缪回答道。此时他是一个分裂的人。他因脱离了萨特的支持者和研究者的包围而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他显得是一个自尊心、骄傲心和友谊都被伤害了的孤儿。
12月，在回故乡探视了母亲之后，加缪发现了一个自己不认识的阿尔及利亚。他在首先发现阿尔及利亚油田的地理学家安德烈·罗斯费尔德的陪同下访问了南方。“昨天晚上我从南方回来，被一路川流不息的车辆弄得昏头昏脑，但满脑子都是这些天的所见所闻。这些日子里清净的独处让我很舒服。今天早晨我看见了自己的邮件，烦恼又开始了。”
“这真让人受够了。我将就此停止争论，免得又给他们打什么广告。”加缪这样对路过巴黎的于尔班·波尔热说。
加缪更喜欢向女人而不是男人倾诉他的“个人”问题，唯有4个人是例外：罗贝尔·若索、安德烈·贝尼舒、米歇尔·伽利马和于尔班·波尔热。阿尔贝在1954年3月28日写信给健康状况也不好的马梅纳：“不，弗朗西娜的情况没有改善。在日常照料的医生之外，她在诊所里还请了一位专门的女性精神科大夫。她喜欢这位大夫，和她交谈，可她的话越来越少。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她正在日益远去。可也许这个印象是错误的。我总是担忧最可怕的事情发生，如果担忧不幸成为现实，我会彻底绝望。”他不想让弗朗西娜的疾病被弄得尽人皆知，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本人的反应：“我没有权利谈论她的不幸，以及我自己的悲哀。”当这段婚姻正在经受最严酷的考验的时刻，加缪只想清楚地注视自己：“不管对享受爱情还是对承受痛苦，我都没有特别的才能。我四处徘徊，却不知道目标何在。”
加缪的声名已是如此显赫，在他生前已经有许多人想为他立传。罗歇·吉里约取得了他的信任，并给他送来研究提纲的手稿，题为《大海和监狱》。据加缪说，这份提纲“如此完备而又谨慎，我们可以期待它的完成”，但“我……去掉了和萨特有关的参考，理由很简单，不同于您引用过的马尔罗，他的书从来没有影响过我。”对他来说，《反抗者》是最重要的作品：“这是一本有反响的书，它给我招来的敌人多于友人（至少敌人发出的声音比朋友更大）。我和常人一样，并不希望自己有敌人。然而，如果时间流转，我仍旧会照原样写出这本书。在我的作品里，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本。”
在《现代》杂志发表的那篇回书中，萨特带着一种蔑视性的残忍讥讽加缪的“节制”。对此加缪反唇相讥道：“我想自己可以写‘节制’这个字眼。其实，我本也可以写什么‘对抗’、‘肉搏’，好符合我们这个文学圈子里随处可见的对战斗业绩的渴望。”这样的渴望当然不是天狼星上掉下来的，也并非一味沉浸在文学的永恒性中，因为现实就是如此：越南人的确正在反抗印度支那的法国军队，人们的确对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忧心忡忡。然而加缪继续写道：“我更喜欢‘正义’一词，在古希腊人的古典用法中，它就是‘节制’的同义词。是的，反抗就是革命的节制，反之亦然。”节制的对立面也是如此定义的，在这一点上加缪的说法显得不那么清晰：“我称之为无节制的，是指一种盲目地越过了边界的灵魂运动，在边界的另一侧，原本相反、对立之物转变为一种狂热的、普遍的赞同情绪，这方面的卑下的、残酷的例子正在我们眼前层出不穷。”这篇文章反映了加缪的失望情绪：《反抗者》提出的既不是一种成形的道德，也非教义，它只是肯定某种道德是可能的，且代价高昂。在这篇文章而不是在《反抗者》中，备感苦涩的加缪发出了这样的抱怨：“艺术家坐而论道的时代结束了。”这是不是又在影射萨特6年前在法兰西喜剧院的座椅上“坐而论道”呢？“艺术家常常自以为是孤独的，然而他并不能真的独善其身，人们经常带着卑鄙无耻的快乐向他发出喊叫。”这是个气氛败坏的时代，但艺术家必须镇定自若：“也许，每个人感到孤独，这一悲剧的根源有时正在于他无法真正地孤独。不可否认，有一些时刻，即便只是短短的瞬间，人渴望和外面的人群脱离开来。”在浪潮的低谷里，加缪带着同样的厌恶把某些巴黎人看成这样的“外面的人群”：“然而这是无济于事的。归根到底，我们需要他人，更甚于他人需要我们。”他总是不停地追问那些昔日的友人、今日公开的敌手的动机：“每一个对手，不管他是多么令人厌恶，都是内在于我们自己，让我们力图消泯的一种声音；但我们必须倾听他们，以便改正、调整，或是重新肯定某些我们能以同样的方式瞥见的真理。”加缪的内心是悲伤的，但他随时准备作出反应，并以这句话作为全文的结语：“没有什么是无用的。”拥有读者和购买者，这是让人理解自己的方式吗？
加缪和到阿尔及利亚休养的弗朗西娜重逢了。1953年12月26日，在推迟了一次埃及之游后，他从奥兰写信给让·格勒尼耶：“刚才，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给您发去了一份电报，我知道它将带给您深深的不安，但我别无选择。弗朗西娜的状况几天来一直不稳定，我曾经企盼她能渐渐好起来，可她的病情在卡特琳娜一场突发的猩红热之后，却突然恶化了。我现在无法告诉您太多的详情，但事实上我们从此得时时守护在她身边。她必须接受治疗，但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无法确定是否能在此地就医，还是必须返回巴黎。”一位处于抑郁状态的病人和她的家人，无论如何不是判断病情的最佳人选。12月28日——这是他和让来奥兰的第10天——，他写信给“亲爱的雅尼班”：“我曾经觉得，弗朗西娜的状况比我离开巴黎时还要糟糕，然而接下来我觉得有些转机。”他又致信格勒尼耶：“我非常抱歉向您求助，为的是免去弗朗西娜的出行，可我想这是最有效的办法。现在我很担忧。弗朗西娜的情况让人不安，我曾经希望，回到故土能够帮助她找回安宁，可我发现她的抑郁却反而加深了，转化成神经衰弱，还带着绝望和强迫症的表现。我非常担忧，自责没有对她早期的症状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如果有可能，我当初宁肯推迟埃及之旅。我不能把弗朗西娜独自留在这里，因为除了她的姐姐（克里丝蒂安娜），家庭里再也没有一个成员能够真正地帮助她，甚至理解她了。可眼下一切都太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尽快回来，尽量减少在那边停留的时间。”
他想过回法国去，把他的儿子托付给波尔热一家。圣诞节之后，弗朗西娜的健康进一步恶化。她走到面向阿尔泽大街的阳台上，是阿尔贝和克里丝蒂安娜拉住了她。这是自杀企图的表现吗？这个念头在丈夫和姐姐的心中挥之不去。1954年1月4日，加缪写信给波尔热一家：“弗朗西娜正在一家诊所接受观察，我不得不放弃了阿尔及尔和埃及之行。”弗朗西娜在医院度过了24个小时，又在加塞诊所待了4天，在那里由贝尼舒大夫（此人和安德烈·贝尼舒并非一家）照料她。加缪没有去阿尔及尔探视他的母亲，眼下的局面实在让他抽不开身。至于弗朗西娜，“医生们觉得她的情况并不很严重，但接受观察和治疗是必不可少的。”随后，加缪和弗朗西娜在安德烈·贝尼舒的陪伴下乘飞机返回巴黎。克里丝蒂安娜把让带到了波尔热家。阿尔贝对于尔班和让娜讲述了心中的不安：“我不知所措，只能首先求助你们。”抑郁症仿佛一道不可翻越的高墙，几乎把病人和她的亲人们都逼到了绝境。
1952年12月12日到19日，萨特前往维也纳出席保卫和平大会，此前刚刚发生了处决捷克共产党领导人斯兰斯基和克莱门蒂斯的事件。这位哲学家-作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艘“装甲舰”伊利亚·爱伦堡和巴布罗·聂鲁达一起，成为大会的风云人物。对萨特来说，有三件事情“重新给了他希望”，即1936年的人民阵线、1944年的法国解放和这次大会！在维也纳，他又一次提出了“镜子理论”：“世界被分为两半，每一半都畏惧对方……在这样的视野中，人本身被抽象化了。每个人都是他者，即可能的敌人，人们互相不信任。”对这个强劲的大脑来说真理当然是自明的：“这次大会的创新和值得钦佩的地方，在于它使人团结起来。”在这个献祭仪式上，萨特为了宣示他将和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是和共产主义本身的话）同行，特意撤回了正在维也纳上演的《脏手》。以此方式，他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曾经多多少少反对过共产党。加缪就此评论道：“在此平常的时刻前往维也纳，就意味着投身冷战。在11个有犹太人背景的受难者被绞死的时刻前往，又有何道德可言。我们所面临的场面正如典型的教士们背叛的场面，而且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右派分子是如何被希特勒的力量所吸引的，我们的左派就是如何屈从于被‘有效性’一词装饰的共产主义势力的。”加缪特意指出，在斯大林死前3个月，苏联当局“发现”了一个犹太医生的“阴谋”，即所谓“白大褂事件”，并由此发起了一场反犹运动。自我祭献的狂热席卷整个所谓的人民民主国家。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格奥尔格·德尔丁格以间谍罪被捕。在整个东方阵营，人们一刻不停地玩着“零和游戏”。加缪写道：“对我来说，右派一直是压迫和蒙昧主义的同义词。”而现在，他竟敢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共产主义比右派还坏，它“统治了东欧，还有我们那些想寻找家园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唯一的、令人厌恶的工作就是仔细区分好的和坏的集中营，还有好的和坏的反犹主义。这简直让人恶心。”带着乐观的情绪，加缪对长远的未来作出了预言：“我敢肯定，这样的混淆决不会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