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1996年，加缪和某些左右两派的法国知识分子的笔墨官司依然没有了结。反对者们依然不了解加缪的一生、不了解他的介入方式和他的思想演变。那些敌视加缪的人格和作品的人，他们是否能暂时中断自己傲慢独断的价值判断，以一种谦逊真诚的态度和笛卡尔式的怀疑精神，“先作学生，再作先生”，或者放弃他们简单化的理解和偏见？
不过，加缪在《婚礼集》和《夏天》等散文中，让读者感受到了浓烈的诗意。我相信《局外人》和《堕落》经得起时间的汰选，《反与正》、《婚礼集》和《夏天》也同样如此，因为它们超越了一时一地的政治争论。自伽利马出版社成立以来，销量最好的一本书就是《局外人》。加缪的读者群今天依然在不断扩大，他们来自截然不同的阶层。且不说可信度值得怀疑的民意调查，在那些更“封闭”的问卷中（诸如“下列作家中哪位……”之类的问题），加缪的名字总是和巴尔扎克、高乃依和莫里哀并列在一起。另有一些更“开放”的问卷，设计者通常要求读者回答“在世的或已经死去的20世纪作家中，谁最让你心动？”这样即兴式的问题，加缪在其中总是名列前茅，用民意调查的术语来说，他有4.5的高分，这比马塞尔·巴尼奥尔的3分、弗里德里克·达尔的2.6分，还有萨特的0.8分都要高。
在伽利马出版社的佛罗伦萨式走廊里，加缪总是和立场偏右、同属伽利马签约作家的罗歇·尼米埃（《蓝色轻骑兵》的作者）相互回避。尼米埃在加缪死后回忆说：“他和我们保持着距离，谢天谢地，我们对他也是一样，也许态度还要生硬一些。可是这样有意识的躲避并没有让我们变成彼此的敌人。”来自这样一位有才能的右派人士的好评——当然好评并非来自尼米埃一人——显然把加缪的思想轨迹弄得更加含混不清。于是有些企图用墨水和胶固定住加缪形象的评论家只好得出结论：他是一个温和的保守派。
加缪曾寻找生活的规则。在公众事务中，他拒绝谎言、统治和专制。他尝试着表达某些《福音书》的世俗版戒律。在他看来，一位作家“只能通过他的书来帮助这个社会，他不应该窃取神父的头衔。这不是消极避世的表现，而是对自身局限性的体认。”
从前，人们喜欢说，宁愿跟着萨特错，也胜过跟着阿隆对。在某些场合，我们可以把这句话里的阿隆换成加缪的名字。
从奥兰到君士坦丁，就作家在阿尔及利亚的活动轨迹而言，我认为如今年轻一代的阿尔及利亚读者理解加缪的方式已经比他们的先辈更为开放。1960年，孟多维的市议会将“苗圃街”改为“阿尔贝·加缪街”。1962年，在孟多维恢复德昂的旧城之后，这条干道又一次改名为“费达奥维-马萨乌德烈士街”。我想告诉阿尔及尔或者安纳巴（它的旧称是波尼）的市民，《婚礼集》的作者是阿尔及利亚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再过10年，也许100年，阿尔及尔必将再次拥有一条“阿尔贝·加缪大街”。新一代的阿拉伯青年，或是如1994年被伊斯兰极端势力暗杀的精神病专家马赫福德·布斯卜西（他是加缪的朋友）这样的老一辈人士，都会接受这个想法。事实上，阿尔及利亚的新一代学院派批评家要比很多法国学者更敏锐。例如曾在安纳巴大学执教，现居法国的朗里夏·舍度尼就严肃地讨论过《局外人》、默尔索和加缪本人：“在这部小说中，阿拉伯人是匿名的、非个人化的、遭到贬低的，人们观看他们时总是带着种族主义的固定眼光。阿尔贝·加缪在另外一些文章中则指出，在现实生活中也同样是如此。在他整个一生里，作家都在为消除阿拉伯人在这片土地上蒙受的不公而斗争。他曾经多次发出警示的信号，希望扫除民族压迫，改变旁观者无动于衷的心态；他也谴责过‘欧洲人疯狂的傲慢’，目的是结束集体隔离与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朗里夏·舍度尼补充说：“他指出自己族群的罪责，揭示了在殖民社会中习以为常的对阿拉伯人的看法，他始终为阿拉伯人说话，帮助人们认清真相。”舍度尼看到加缪被孤立和排斥，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同时抱有两种忠诚，因此成为局外人和被孤立的人。阿尔贝·加缪是孕育他的社会矛盾的牺牲品。今天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正是因为从反面经历了类似的分裂体验，才对他持有最大的敬意。”“加缪是一位阿尔及利亚作家。”这是杰出的穆罕默德·蒂博的原话。朽木难雕，对那些最后仅存的仍在攻击加缪的人，我们已经不期望他们具有类似的眼光和心肠了。
奥威尔以散文见长，加缪更以小说取胜。他们两人都是结核病患者，在相同的年龄死去。两人的生活都显得封闭，不同的密友圈子也并不交叉。他们都有很大的名气，孤独，但又乐意与人沟通，用同样的热情去回复陌生读者的来信。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个体，拥有自由的灵魂，对偏左但决非正统的立场带来的种种不便，他们欣然接受。加缪在巴黎崭露头角的速度比奥威尔在伦敦要快一些。他们顶着时代的谄媚之风，揭露了左或者右的集中营或警察社会的残忍，也指出共产党人是如何通过重写历史去阐释事实的。在1944年成写的一篇论科斯特勒的文章里，奥威尔分析了“几乎所有的左派人士自1933年以来犯下的罪过，这些人希望反对法西斯主义，却又支持极权主义”，他尖刻地说道：“一日为妓，终生为娼。”许多政治、文学和哲学上的娼妓都已经或体面，或丢脸地隐退了。对加缪和奥威尔来说，有太多的知识分子表现出近视、盲从以及对权势的嗜欲，这些文人比无知的帮闲群众更能充当极权主义的帮凶。他们两个人都有自己尊敬的（当然决非崇拜）政治家：奥威尔喜欢安奈林·贝文，加缪则看重皮埃尔·孟戴斯·弗朗士。两位作家都明确地区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他们出身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却都信赖贫穷的被压迫者、被侮辱者的纯真本性。加缪所以不想被人利用，除了他常常回忆起自己的母亲，还因为他始终怀有一个对美好社会的梦想，在那里，不公正和不义将被自由所代替。加缪和奥威尔心目中的人民与蒙泰朗、伊夫林·沃设想的大相径庭。无论在二战之前、战争期间和战后，加缪都一直介入社会事务，尽管他并不热衷于此：“现代人不得不关心政治。我无可奈何地投入政治事务，事实上，我从未推卸任何社会义务，这与其说是优点，倒不如说是我的缺点。”他并不把政治当作自己的宗教。和奥威尔一样，他的箴言其实是：不要马克思，也不要《圣经》。就拿善于把自己的拒绝和批评理论化的法国左派人士——例如克洛德·勒弗、科尔讷里乌斯·卡斯托里阿蒂斯、埃德加·莫兰、让-弗朗索瓦·雷韦尔等人——来说，阿尔贝·加缪是他们中最知名者，是他在法国挽救了陷入极权主义泥潭的知识分子的声誉。作为一个有强大的善良意志的人，加缪犯下了一桩罪过：面对共产主义的政治气候，他聪明过头了，掌握真理也太早了。
在加缪的自我怀疑和节制面前，那些闭口不言海德格尔和纳粹的关系，或者熟视无睹福柯对霍梅尼的迷恋的人，是不是也该做点自我批评呢？
加缪的自我评价显得既严肃又欣然自喜，他在生命结束前不久写道：“我……避开了所有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也希望所有的人都避开我。”夏尔·蓬塞承认加缪曾经历过真正的爱情，但也认为“性爱在他的眼中，就像和不同的女人喝酒一样随便”。达岱尔森在他的一首诗中写道：“所有对肉体的爱恋都是合法的。”加缪的思想距此不远，因为他也说过：“在日常生活里，谎言和礼貌都是善意的表现形式。”一直到死，他都同时爱着几个女人。尽管他并不忠实，却并不喜欢受到别人的欺骗：“你告诉我的事情让我痛苦。这是事实。可是你不该因我的难过而伤心……我知道，我尽力想让你离开我。在我整个一生中，每当有人对我产生依恋感时，我都会尽量让他退缩……”加缪交心的对象往往更多的是女性：他对自己的母亲讲话，但并不经常和她“交谈”，他“疯狂地寻找他从未有过的父亲”。我认为，父亲形象难以忍受的缺失有助于我们理解阿尔贝·加缪和某些友人同志之间的关系，包括友谊的破裂。在《第一人》中，孤儿终于来到了父亲的墓前，又悄然离去。也许只有精神病医生或者精神分析师才能透过加缪的风流史和前后不一发现一种真正的忠诚。正如蓬塞所说，加缪“在公众事务中是从不退缩的”。证据在手，谁能够否认这一点呢？
加缪是哲学家吗？如果我们以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罗素、维特根斯坦、怀特海、波普和萨特等人作为标准（这是西方哲学的标准），那么他显然不够格。加缪本人曾一再说他并非哲学家，尤其不是存在主义者，不过，或许是法国人文化性格中的卖俏心理作祟，他坚持这一点还不够。在斯德哥尔摩法国大使馆的那次谈话中，他对此表示了悔恨。他知道萨特更“辉煌”。即使按照法国思想史的传统标准来衡量，我们能否说加缪对哲学的推进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呢（除了反对任何成体系的思想这一点以外）？加缪的某些表述的确更像文人而非哲人的风格，例如他声称“真理就是所有正在延续的东西”。不过，不以哲学家自居，并不妨碍他做一个振聋发聩的思想者。事实上，在20世纪末，他的某些政治哲学思想远比那些随着共产世界的崩溃而烟消云散的意识形态更珍贵。1957年，早于某些大大小小的走红大师，加缪就已经指出：“我们知道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宣传和艺术创作混为一谈：“我认为作家应该关注当下的一切现实，只要可能，他都应该表明自己的立场。然而，他同时也应该时不时地和我们的历史保持某种距离。”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前出版的《反抗者》中，他已经敢于说出这样的话：“当无产阶级将权力交付给一些军人或某些将要成为军人的知识分子，而后者将反过来奴役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失败，甚至已经死亡。”
作为他那一代人中间的一个典型代表，加缪曾经心仪共产主义，也曾被和平主义吸引。无数知识分子闻着刽子手和屠夫身上散发的血腥味儿垂涎三尺，他却对此深感厌恶。在这个意义上，加缪又不是典型性的，他属于自由派，是奉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民族主义总是让他忧心忡忡。在《反抗者》一书里，他说过：“要想解释历史，就必须像重视阶级斗争一样重视民族斗争的问题。”1957年，他有保留地谈到了欧洲问题：“用某种漠视民族间差异的单一意识形态和技术宗教来完成欧洲的统一，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同样，我也不愿看到一个纷争不已、各个民族相互敌对、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欧洲。只要欧洲不毁于战火，它就会获得重生，最后，俄国也会带着它的特性加入欧洲大家庭。”在法国，有谁比加缪更清楚、更深刻地表达过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他的直觉比堆积如山的条约和无数流传坊间的预言都更接近真理。至于社会主义——和乔治·奥威尔一样，加缪也相信社会主义是可以改造的——，加缪相信，它的精髓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俗常的道德。我认为《反抗者》是一本在文体上不够完美，但因其远见卓识而光彩熠熠的书。与《现代》杂志经院式的政治理论不同，作者只用50页篇幅就说清了革命和革命者的问题。或许其不足之处在于，加缪在哲学和政治论证中混入了太多的文学，而这一点倒也符合法国人的特性。
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通常意义上的诗人，尽管他也有如《阿尔及利亚纪事》这样的戏作。
可有的时候，词语的生命也会为许多世代的读者停留。
1979年，让-雅克·布罗歇再版了《和高中生谈哲学家加缪》一书，这是一本长期以来颇有争议的小册子。1995年1月4日（如果加缪还活着，这一年已经84岁了），他写信告诉我，“在一个较小的意义上，《局外人》和《堕落》是伟大的作品”。布罗歇在他的小书里曾经认为，“加缪或暗地里，或公开地支持现存体制。”可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得出相反的结论。布罗歇认为加缪“没有扰乱我们的资本主义和基督教文明中的任何事物”，“对怜悯的呼吁或许是这位作家身上最令人反感的东西”。这些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如果呼吁怜悯也是罪过，那么，难道如今的人权事业、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兴办的慈善机构也要蒙受类似的罪名？布罗歇在给我的信中认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已经融入了加缪的血肉。此话何解？如果他的意思是指加缪主张把阿尔及利亚保留在法兰西共和国的框架内，那么这句话还算客观；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一语在字面上不免让人联想到殖民主义、反恐怖主义和法国人成立的“秘密武装组织”（OAS），如果据此来理解加缪的一生和他的思想，则显然扭曲了事实。此外，布罗歇认为《第一人》带有“‘黑脚’们的小气”，我却相信这部未完成的小说是震撼人心的。
1960年，加缪的同龄人理查德·尼克松在电视里和约翰·肯尼迪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不久后者当选为美国总统。同年，法国爆炸了第一枚核武器。共产主义世界的分裂也在此时发生了，中国和苏联从此分道扬镳。圣-琼·佩斯在这一年加冕诺贝尔桂冠，用加斯东·伽利马的话说，这是“迟到”的荣誉。戴高乐在北非交替运用“捉迷藏”游戏和铁腕政策，他拒绝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是阿尔及利亚国家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同时又宣布，“属于阿尔及利亚民族的阿尔及利亚正在建立的过程之中”。
弗朗西斯·让松，这位永远不老的、彬彬有礼的意识形态专家，承认他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无疑是多余的”。可是他也认为，自己当年的看法归根结底是正确的，因为50年代初，反共潮流的确在法国“甚嚣尘上”。对依然沉浸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里的萨特主义者来说，反共思想与自称民主国家的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发动的战争都是不可接受的，无怪乎加缪始终被看作维护阿尔及利亚现状的殖民主义者。可是，怎么能因为他没有在抗议法国伞兵杀害莫里斯·奥丹的请愿书上签字，就断定他支持酷刑？加缪拒绝没有廉耻的政治，这一点让左右两派都窃笑不已。其实，知识分子根本就不该和食言而肥、整天在阴谋诡计中打滚的政客打交道。我们可以不喜欢加缪的作品，但任何人都无权忽视、简化和扭曲他的立场，因为他在无数丧失了理性的介入作家中显得是那样卓尔不群。加缪提醒文人们，他们的工作是创作和批评，而政客的事业是进行权力统治，二者水火不容、泾渭分明。责怪加缪不懂政治，或者声称他应该为政治事务找到解决之道，这并没有什么意义；作家的价值在于他确认人身上值得崇敬的东西超过必须蔑视的东西。我们永远无权蔑视加缪，相反，我们有无数的理由去尊敬他，包括他的力量和他的弱点。他那热情的、给人以温暖的善良——是的，我坚持用“善良”这个老旧的字眼——在人道层面和社会的层面都让某些理论家感到尴尬羞愧。我们写出这部著作，不是想为他树碑立传，也不是想挖掘什么奇闻轶事，我并不只收集和显现他的光辉一面。然而，毕竟还有那么多生者和死者，加缪的对他们的关怀是无法磨灭的记忆：他曾经慷慨解囊，让一位退休的演员在养老院中生活得体面些，匈牙利人也曾在1956年收到过他的资助……
加缪有成为戏剧家的雄心。在我看来，《卡利古拉》在舞台上是最有力量的杰作，超过他的其余作品。加缪是不是一位好演员呢？我没有亲眼看过他的演出，因此无法就此作出任何判断。或许，他在《唐璜》或者《群魔》（饰总督一角）里的表演是令人满意的。相比之下，他在电视上的表现差强人意，似乎略显夸张而不够自然。
剧作家让-卢·达巴蒂曾经写过一篇小说，书中描述了某些在1960年20岁上下的年轻人对加缪的看法：“一个年轻人死了，没有人真正理解他……人们把他的书交到我们这些哲学班学生的颤抖的手中。有些人大口吞咽着这精神的食粮，为这清澈的词句陶醉不已，却连荒谬和荒唐都分不清，他们属于盲目的反抗者的行列。还有人被他的书感动，试图在思想上摆脱乐观的情绪，他们想象着西西弗是幸福的，随即又感到厌倦……还有一些人很快就抛弃了加缪，他们看到作家呼吁孤独的奋斗，就将他抛下，让他独自面对挑战。”星移斗转，在1996年的今天，加缪已经不再如1940、1952和1957年那样孤身穿越沙漠，他已经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忠实的读者。
和“介入的文学”相比，加缪更喜欢介入的人，他把后者称为“义务兵役”。他所认同的身份是有立场的艺术家，而不是以笔为剑的战士。
按勒芒医生的说法，加缪早年肺部受创太重，本来是难享天年的。
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加缪始终严守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尽管历史和社会背景差异很大，他对这个国家的期望实际上与纳丁·戈迪默等人今天对南非的期望并无二致，这包括权利平等、两大族群在一个国家的和平共处，以及建立多民族的法治国家。固然，要想将阿尔及利亚挽留在法国，自1956年之后就丧失了最后的可能。加缪很清楚，他所属的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和本土的法国人“尽管谈论的是同一片土地，但却不是在谈论同一个阿尔及利亚。”（这是让·贝雷格里的话）即使只考虑到人口比重，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也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狭隘固执的殖民当局和卑劣的巴黎政客们一向漠视阿拉伯人与卡比尔人的权利，这就更加导致从精英到大众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将阿尔及利亚人进一步推往和法国离心离德的方向。
阿尔及利亚问题则更加复杂。今天，依然有人（主要是在阿尔及利亚）指责加缪没有在他的作品中塑造阿拉伯人的形象。和他的许多原籍欧洲的同乡一样，加缪对阿尔及利亚人、穆斯林和“土著”的了解的确不够，问题是，不去描述自己所知不多的人和事，难道就成了一桩罪过？穆卢·费哈奥恩谈论的是卡比尔人，而非阿拉伯人或法国人。在一本激烈批评法裔阿尔及利亚人的书中，皮埃尔·诺拉认定加缪“无意识地陷入了静止的历史观”，因而他无法正视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诺拉在《局外人》中看出了“对历史负罪感的带着颤栗的承认，它的表现形式是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可诺拉如今承认，“《法裔阿尔及利亚人》——在那个时代，仅仅这个书名本身就是挑衅性的，就像于勒·鲁瓦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一样——的写作意图是，既想成为一篇集体心理的报告，又想成为鼓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檄文，事实上我至今都认为独立是我们值得为之战斗的事业。至于加缪，他身上毫无‘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特性（我指的是这个术语的政治含义，乃至它的恐怖主义色彩），但他与生俱来的背景决定了他只能反对极端的‘放弃’政策。我理解他内心的分裂。我也理解，他为什么带着全部的热情去呼吁和解和团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勇气。”诺拉的书固然观点偏执，文风至少还算清晰可读，在他之后，许多评论者变本加厉、愈行愈远，自以为笔下运用的每个名词和新术语都揭示出事情的本质，在这些大言不惭的人眼中，加缪简直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加缪既富有魅力又脆弱敏感，既真诚又不无做作，既谦逊又自视甚高，他无法容忍没有人爱恋的感觉。事实上，他也的确经常得到别人的爱。当然，他希望被别人理解，却至死未能如愿。他经常谈论幸福，以期望找到快乐安宁的心境。就像西西弗一样，必须想象这个人也是不幸的。加缪的生活中充满了内心分裂和分离的痛苦，可是没有这些体验，又怎么会有小说《堕落》的诞生？至于文学教材中被神化、“无害化”了的作家形象，我们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阿尔贝·加缪无疑是一位危险的经典作家：人们在全世界讲授他的作品，一切社会阶层都在读他的书。
加缪一生曾三次登上新闻界的前台。有两年半的时间，他以其独到的风格和鲜明的价值观，成为法国报界最杰出的社论作者。《战斗报》的编辑曾像流星一样，标示出一个短暂而难忘的时代。在我看来，加缪记者生涯的顶峰是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他很清楚新闻是一时的，文学则是永久的，因此他和报界渐行渐远，甚至以理性为据持续地批判后者。他曾告诉让·达尼埃尔等人，某些巴黎知识分子向来是不怀好意的，因此他必须在愤怒中保持狂喜，唯有不为他们所伤，才能报复那些小人。在作家生命的最后十年，自以为信念坚定，其实处处显出残酷的巴黎左派一直对他大加攻击；这种攻击甚至发展到恼羞成怒和不道德的地步，其下作的程度至少也可以用变态来形容。今天，我们肯定不能将这位“反共”作家与保守和反动划上等号，或者不妨说，他的“反动”是正确的。
加缪有时也会不近情理，甚至粗暴，不招人喜欢，可在他身上，体贴、理解和人性的一面远远压倒了骄傲和敏感的性格弱点。他生性脆弱，容易受伤，也有不少风流史，但始终忠于友谊和爱情。他光彩照人，奉献多于索取。一个人，总是他公开的和私密的，为人所知和无人了解的行为的总和。在行将结束漫长的追踪之时，我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酒窖管理员和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的儿子会有如此卓越的才智：说到底，创作的神秘仍然隐藏在他的生命中，隐藏在无数相遇相识和命运的偶然之中，要造就这样的灵魂，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作品的评论并不能真正揭示出文学创作的秘密。加缪以其独特的方式将他的艺术、生命和道德融为一体。“没有任何伟大的作品……是真正建立在仇恨和鄙视的基础之上的。在其内心的某个地方，在其历史的某个瞬间，真正的创造者总能找到和解的力量。他在自己所处的奇怪的平庸中找到了公共的尺度……如果说艺术家无法拒绝现实，这是因为他负有在更高的层面上解释现实的重任。然而，如果一开始就决心漠视现实，又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反过来，如果决定屈从于现实，又怎么能改变它呢？”对加缪来说，每一张写出的书页都是带着苦涩的胜利。或许是在回应卡特林娜·埃莱娜·加缪“太年轻了”的哀叹，福克纳说出了这样的话：“人们会说他太年轻了，以至于没有时间完成大业……可问题不在于生命持续的时间，甚至不在生命的品质，而在生命究竟经历了什么。”通过他的文学和政治话语，阿尔贝·加缪投入了一场真正的战斗，用T·S·艾略特的话来讲，这是“与词语进行的难以忍受的战斗”，而词语总是“充满张力，逐渐滑动和破碎，最后消失于无形。”
在纪念加缪之死的文章中，最广为流传的是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的文字。“我们之间发生过争执，”萨特的字里行间透出他那诡异的辩证法：“争执，这并没有什么 ——即使我们不再见面 ——它恰恰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继续一起生活的一种方式。”这篇文章是一气呵成的，手稿证明了这一点。对萨特来说，加缪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沉默显得“过分谨慎”，可是作家“顶着历史的潮流，作为醒世作家的古老家族在当今的继承者，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纪，须知正是这些醒世作家的作品构成了也许是法国文学中最富有独特性的部分。”萨特重新回到了当年的《〈局外人〉之解释》。他接着写道：“他以他那执拗狭隘而又纯粹，严峻而又放荡的人道主义，和这个充斥着丑恶和劣迹的时代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但是反过来，通过顽强的拒绝，他却站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他与马基雅维利的信徒们和现实主义的崇拜者们背道而驰，并确证了道德行为的存在。”这篇文章固然流露出真情，但事情也并不那么简单。在米歇尔·贡塔的追问下，萨特承认自己写得有点儿矫情，因为他觉得那样的文字显得更“漂亮”。在加缪死后10日，萨特告诉一位17岁的年轻人帕特里斯·库尔诺：“说到底，他没有对我做过什么龌龊的事情，我也是一样。”这句话是对死者的攻击，是轻浮的表现，还是对真相的遗忘？与此同时，萨特表现出慷慨大度的一面，他要求罗贝尔·伽利马为弗朗西娜·加缪和她的一对双胞胎提供帮助。第二年，他在为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书所写的热烈，甚至是极为煽情的序言中谈到了暴力，在他看来，遭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杀死殖民者是有理的，这正能够表现其人道的精神：“那些非暴力不合作者的脸上显现出一团和气，仿佛既没有牺牲者，也没有刽子手！”1965年，萨特在日本又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许多伪知识分子在议论印度支那战争或阿尔及利亚战争时宣称：‘我们的殖民地政策并不好，海外领土上充斥着不平等的现实。可是我反对一切暴力运动，无论它来自何处。我既不想做牺牲者，也不想做杀人凶手，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赞成土著人起来反抗殖民者。’”萨特本人的思路与中庸无缘，他表示：“这种所谓的普遍主义立场无异于说：‘殖民者对被压迫者施加的慢性暴力，比如恐怖以及由此造成的剥削、失业、饥饿等等都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怎样，这些弊端总是会消失的。可是被压迫者武装反对殖民者，我却坚决反对。’”萨特并没有提到加缪的名字，可是他一再提及“没有牺牲者，也没有刽子手”等文章，其矛头所向自是不言而喻的。
在萨特的心目中有三个加缪：伙伴、作家和政治家，反之也是一样。两人之间兄弟般的情谊未能善始善终，原因非止一端。在思想方面，他们最后在曾经相遇的地方分手。加缪始终保持着《阿尔及尔共和报》时代的评论家的姿态，他不信任作为思想家的萨特。而《词语》的作者虽然赞赏作为小说家的加缪，但断定他是个蹩脚的哲学家。从1939到1960年，他们之间的关系走完了一个封闭的圆圈，也许两人的相互喜爱和欣赏一开始就伴随着诸多保留的雾霭。用典型的萨特式的语言来说，加缪在政治上比萨特要“真实”——我并不是说更“真诚”——，而在人道的方面，我认为他也更“透明”或者更诚实。自两人辞世以来，所有已经披露和尚未披露的文件都证明了这一点。
“荒谬”是40年代最戏剧性、也最含混的精神坐标之一，到了50年代，“反抗”又流行一时。加缪准确地诊断出了某些时代的病灶，他表达了自己的焦虑，也拒绝了极权主义的诱惑和他本人心中的某些虚无主义倾向。他本来是有可能陷入犬儒主义的。作为思想家和醒世作家，他在那个奉行粗糙的马克思主义的法国知识界中备受排挤。加缪坚拒一切狂热，但并不拒绝战斗。他不信仰上帝，但上帝的理念仍然困扰着他，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信徒始终徒劳地想让他皈依基督教。可以认为，在不信仰上帝的加缪身上，浓缩了法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在50年代遭遇的某些问题。用查尔斯·斯诺的术语来说，加缪和他的同代人内化了19世纪的社会和政治革命，却相对忽视工业革命，更不用说20世纪的科技和经济革命了。
加缪首先认为自己是艺术家，是“神话的创造者，尽管不一定十分成功，但注定这是个人唯一的命运。”作为小说家，他并未像司汤达、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梅尔维尔、福克纳、格拉汉姆·格林、普里莫·莱维、三岛由纪夫、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等人一样创造一个宏大的想象性世界，不过他最好的两部小说风格独特而遒劲，的确堪称文学史上的杰作。《局外人》和《堕落》两本书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尽管某些空头理论家倡言“解构”和“互文性”，还有人搬用新兴的手稿研究方法（指比较作家写一本书时的不同底稿）来破除其神秘性，尽管人们对它们的解读也并不一致，但无论如何，这两部小说就和一切深邃的文学作品一样，内中深藏着难以解释的秘密。至于《鼠疫》，加缪的写作速度更慢些，由于有自我审视的距离，它的风格更明确、更少隐晦，也更富教谕性，仿佛在说：这是好人，这是坏人，这是无神论者，这是基督徒。加缪曾对布里斯维尔说过：“我在进行音阶练习。我筑起了高高的堤坝。”在令人惊叹的多元性背后，加缪的文学创作蕴含着令人困惑但难以忽视的统一性，而它归根到底来自于和一系列正确思想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