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迪……”
我想说点什么，但我做不到。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一直希望她能看看我，这样我也许可以和她更深入地交流。但当她望向我的时候，我反而希望她没有这么做。她眼神里的某种东西让我感到恐惧。不是愤怒，如果是愤怒的话，我还能应付。那种东西比愤怒棘手多了——除了冰冷和固执，我无法形容它。
如果不是因为那天早上见面时发生的事情，我会毫不犹豫地打电话给贝克——或者我会让接待处的护士帮我打给他，让他来病房。他知道大部分相关的信息，所以我不用过多解释，而且他是唯一一个能听我倾诉类似的苦恼却不会对我妄加评判的人。但鉴于我俩关系的现状，会有太多其他问题妨碍我们探讨这件事。
“什么事？”
这不是在拖延时间，我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非常短的延迟，以便我能行事得体。延后几个小时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找她有急事吗？”她的接线员问。但我不确定该如何判断这算不算紧急情况。
“嗯，”我说，“这正是我的感觉。”
她没有意识到我在她身后，她不可能发现。我可以转身离开，但这样做没有意义。
她已经知道了，毫无悬念。单凭她这么早出现在吸烟区这点，我就知道出问题了，而她的姿势也透露了其余信息。她背对着门口而坐，耸着肩，低着头，一只手紧扣住额头。
于是我决定多给自己一个晚上的时间，看起来是个合乎情理的决定。同时，我打算尽可能地多休息，即使这意味着我要跪求护士多给我几片安定。睡醒以后我的感觉会再次好起来，然后我才能在清醒的状态下一大早给芭芭拉医生打电话。
芭芭拉医生是我的第二选择，但我想等她下次来看我的时候再聊。不过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时候。她来看我的次数减少了，因为我明显在好转。我最近一次和她见面是在几天前，她把贝克写的信拿给我。我也可以打电话给她，但我还是不想碰手机。那些未接来电和未读短信都是对我的一种责备——换作昨天，我也许还能面对它们，但今天我做不到。所以我明白了，如果我要打给芭芭拉医生——如果我想打给任何人——我要等到至少二十四小时以后了。
不好，但我没法告诉她，我尝试开口说话，但胃里又翻腾起来。
我没有做出任何清醒的决定，没想过自己看起来怎么样，没想过要跑去哪里。当然，问题是我被关在了医院里，我哪儿都去不了。但直到我跑出哈德利医生的办公室，沿着走廊跑到半路时才意识到这点。就在这时，生理反应开始起作用了。我从一名一脸困惑的护士身边跑过去，冲进了最近的洗手间，对着水池呕吐起来。
在我看来，我有两个途径可以获取需要的信息：我可以问哈德利医生，或者直接问梅洛迪。我迅速排除了第一个途径。哈德利医生不会和我讨论另一个病人，除非我向她坦白一切，但这样就达不到目的了。至于梅洛迪，我也许可以在不让她发现异常的情况下打擦边球提出相关的问题。但想到要这样摆布她，我的胃里又涌起了一股恶心的感觉。不管怎么说，我的内心有一部分明白，这整个思考的过程如此虚伪。我只是在逃避更大的问题：如果我的疑虑是真的，我究竟应该怎么做？
我没等梅洛迪回话便掐灭了抽到一半的第二支烟，然后转身回到病房。
我醒来的时候天还没黑。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发现还是下午。我只睡了几个小时，却让我的精神状态大有改观。是的，我的胃里依然有种冰冷、下沉的感觉，但被一种比较浅层的平静覆盖了。这平静的感觉很大程度上是我服用的安定带来的假象。至少目前来说，我不再头昏脑涨，也能够集中足够的注意力去认真考虑之前发生的事情，慢慢地、几乎是理性地在思考。
我在9点03分的时候拨通了芭芭拉医生的办公室电话，这时她已经在和一名病人面谈了。
那么我为什么还是会有如此强烈的不祥预感？我想，又是负罪感的缘故。不管实情如何，负罪感都会让我一直担心自己被看出破绽。我就这么绕着圈子又思考了半个小时，终于明白自己一个人是想不出解决办法的。我真正需要的是来自专家的意见，我的想法还是太模糊了。
一开始，这看起来是最令人震惊的巧合——梅洛迪和我同一时间被送到同一家医院。但我越想越觉得不是巧合。巧合意味着误打误撞，意味着完全偶然发生的事情。但我不认为我和梅洛迪被送到同一家医院是偶然事件。你可以用“国民医疗保健系统的服务范围”这样乏味的语言来解释。我们都住在伦敦西部的同一个角落，如果你碰巧在这个地区发疯了，你可能就会被送来圣查尔斯医院。
“我是你的朋友。”我对她说。
“梅洛迪，我不知道。”刚说完我就意识到这句话多么自相矛盾。“我的意思是，我也是刚知道。就在昨天。”
“我在网上搜索你，”她告诉我，“想看看你还写了什么文章，这样我就可以告诉妈妈了。”
我估计芭芭拉医生会在十点左右回电话，即使她约好了要连续和两个病人进行面谈，她可能也会抽出五分钟打给我。但要再等一个小时似乎是个大难题。我凌晨四点就已经醒了，而且我挂上电话后立马感到疲惫和焦躁不安。于是我做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决定：到外面抽根烟。
之后的对话内容依旧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但我还是很难保持镇定去在合适的时候点头——就连集中注意力去听对方说了什么都做不到。尽管我努力掩饰自己的心不在焉，但梅洛迪肯定注意到了，因为劳拉一走，她立刻问我出了什么事。
“我得走了，我觉得我的状态还没恢复到能起床的程度。”
和梅洛迪的对话很难熬，但和她站在一起的这一会儿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我必须和芭芭拉医生谈谈。如果今天不是星期日，我可能一回到房间就会打电话给她。但是我无法忍受自己再次打扰她享受周末时光。
我以为这么早去吸烟区相当安全，因为梅洛迪不是早起的人。护士叫醒她吃早餐，她会倒头就睡；护士回头再一次叫醒她之后，她会大声地向所有能听她说话的人抱怨。她只会为了接受电休克治疗早起，如果是这样的话，她会在治疗室里。只要我别在外面停留超过半小时，就不可能碰见她。我不可能碰见任何人，我想。尽管如此，那天早上我往外走去吸烟区的时候依然感到紧张——但只是和之前二十四小时一样焦虑。
她无言地盯着我又看了一会儿，然后举起她右手里没抽完的烟，用拇指和食指夹着，好像烟就是一支飞镖。我已经看出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却无力阻止。
直觉告诉我应该和梅洛迪说点什么。我不能继续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从没想过要欺骗她。但这样做还是有问题：我真的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坦诚是否等同于体贴。说出真相对我也许有帮助——能减轻我的负罪感——但我看不出这对梅洛迪有任何好处。如果这个推理带有任何自私的考虑，老实说我认为这些考虑都是次要的。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不要造成更多的伤害。
她满怀担忧地噘起嘴，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瞧，这是为什么我们出院后要一起住的另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组成一个迷你的互助小组。”
“没，没什么。”我对她说。
“梅洛迪。”我又喊了一遍，但她立刻把目光转到别处。她从桌上的烟盒里拿出一根，笨拙地点了三次还是四次火才把烟点着。
我希望我能说这只是在宣泄情绪，然而不是。我吐到胃都空了还继续干呕了好久。我没来得及关好门，哈德利医生隔着半掩的门和我说话。她和我说话的时候我还趴在水池边上。
我跑出办公室。
“考虑什么？”
事后我一直在想，如果那时候在洗手间里我能够开口和哈德利医生说话，会发生什么？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但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我能开口说话，我也不会告诉她我在她办公室里发现了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掩藏我发现的真相，把它关在某个黑暗、遥远的地方。事实上，并不是我选择了掩藏真相，至少我没有立刻选择这么做，这只是一个默认选项。
“我以为你是我的朋友。”她终于开口说话。
以我现在的状态很难给出回应，但我想我还是挤出了一个无力的微笑。
我再次感到焦虑，而且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抽烟了，我再也忍不住烟瘾了。我当然知道，如果我往外走，很可能会碰见梅洛迪。但这一刻总会来临。我不能躲在床上度过这一天剩下的时间，虽然这个想法听起来很吸引人。可是，当我离开房间、走在走廊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腿像是别人的一样。把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前面对我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很奇怪，当我在吸烟区看见她的时候，一部分不安消失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觉得自己开始感到了某种解脱。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但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平静了下来，仿佛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
她吓了一跳，然后转过身，塑料椅子腿在地上剐蹭，发出刺耳的声音。她扶额的手附近的头发蓬乱，眼睛布满血丝，看起来好像哭了几个小时。
“梅洛迪。”我喊了一句，用尽可能温柔的声音。
“没什么，我要考虑一下，晚点再说。”
她满怀期待地看着我。
梅洛迪就在吸烟区，正和上周刚来的分裂型盗窃癖患者劳拉说话。我不觉得有别人在场能让我俩的见面不那么尴尬。我在楼道里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几乎都要转身回到床上。但就在这时，梅洛迪偶然地朝我这边看了一眼。她马上咧嘴一笑，然后把没拿烟的手放在肚子上，滑稽地模仿着呕吐的样子。坏消息在这里总是传得特别快。
我们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痛苦难忍。我像座雕塑一样呆立着，而她抽着烟，眼睛一直盯着地面。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一开始之所以不相信自己的结论是自怜和自欺在作祟。因为，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想否认我发现的真相，或者至少说服自己可能想错了。虽然很难做到，但不是完全不可能。毕竟，我真正了解的情况有多少？西蒙和梅洛迪有着相同的姓氏——但这是英语里很常见的姓氏，也许不是最常见的前五十位之一，但肯定是前一百位之一。当然，一直折磨着我的是梅洛迪提到她父亲去世时的表达方式。事后想想，我怀疑她的措辞可能暗示了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比我起初认为的更近。但我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我记不清她具体是怎么说的了，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只要我的结论里还存有一丝不确定，我就无法根据这个结论采取行动。我告诉自己，我只有确定结论是正确的才能做出明智的决定。
我的胃终于停止抽搐，于是我们离开洗手间来到走廊。哈德利医生问我想不想回到她的办公室好好谈一谈，我摇摇头。我看起来肯定还是一团糟，因为她并没有坚持让我这么做，尽管她认为谈一谈对我有帮助。相反，她给我拿了杯水喝，然后让我休息一下；如果我需要，她还可以让护士拿镇静剂给我，帮我入睡。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想象不出比这更体贴的提议了。
梅洛迪耸耸肩，弹给我一支烟。“嘿，你一定要听一下。劳拉正在和我说她偷了一匹马的故事……”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这是一个该死的巨大巧合，仅此而已。”
“梅洛迪，拜托……”
她看起来没有听进去。如果她听进去了，那证明这句解释对她没有意义。
“你知道了。”她说。
“艾比，我要进来了，好吗？”
“很紧急，”我犹豫了片刻，答道，“如果她有空了能马上回电，我会非常感激。”
“你看起来一团糟。”她对我说。
她一直盯着我看，然后缓缓地，几乎是漫不经心地，把没抽完的烟摁灭在她左手的掌心里。
哈德利医生以为我惊恐发作——我想她的推断是对的——而且，她认为这和早上贝克来访有关。当然，并不相关。不过，附和她的想法比告诉她实情要容易得多。我甚至不用撒谎：我只需要保持沉默，让哈德利医生得出她的结论。
她微弱地哼了一声，介乎鄙视的擤鼻声和哀怨的呜咽声之间。她已经受伤了。
换作几周前，我可能还会解释一番。我会告诉她，实际上我的文章甚至和她的父亲无关。文章讲述的是别的东西：现代性，城市生活的匿名性和疏离感。我会告诉她，我写文章的时候已经处在发疯的边缘，其实并不能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但我现在没有心思去尝试为自己辩护。我只想停止对她的伤害。可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然后她开始尖叫。
表面看来，梅洛迪似乎不大可能会读到我发表的文章。这也许不言而喻，但她不是那种会看《观察家报》的女生。她看过《观察家报》的概率基本为零——而且我认为她的大部分朋友和熟人看过这份报纸的可能性也为零。当我对自己说出这些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势利得可怕，但我知道这些想法是正确的。我还明白，虽然我的文章在其他地方被引用——推特和论坛——热度也早该消散了。现在我不再躁狂了，我也就能看清这篇文章的本质。它不过是那种在小池塘里溅起大浪，之后却无法泛起持久的涟漪的报道。如果我不和梅洛迪坦白，逻辑告诉我她永远都不会发现这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