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院之后会准备点东西托你拿给梅洛迪。或者，我会在出院前留下那样东西。你可以决定什么时候给她，或者是否给她。我保证这样东西绝对不会惹她生气。这样东西……嗯，算是一种道歉——我觉得是她能够理解的道歉。不过，就像我所说的那样，你来决定怎么处置。我相信你的判断。”
“天哪，艾比，”她说，“你以后会发现你一生中造成的伤害大部分都是无心之失。而且几乎所有的伤害都被施加在你关心的人身上。生活充满不幸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事，这只是其中一件。伤害和你亲近的人比伤害陌生人要容易得多。”
我遵照医嘱服用了更多的安定，然后一直睡了八个小时，醒来时已经是凌晨五点。之后我和过去几周一样，躺着直到护士送来早餐。但这次不同了。我的头脑异常清醒。我精力充沛，思路清晰，能够客观地去分析我的处境。
“我想我准备好出院了，”我告诉她，“越快越好。”
“昨天的事情让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我说，“待在这里不会让我再有任何好转，更有可能带来不利影响。”然后我开始把早上想好的大部分台词说了一遍，有条不紊地把论据列出来，就像摆成一排排的玩具士兵一样。我唯一没说的是，我觉得自己的离开对梅洛迪也是件好事。因为我觉得说出来会削弱我的论点。哈德利医生会尝试搞清楚怎么做对我才是最好的，她会暂时把所有其他问题放在一边。我不想让她觉得负罪感是我提出离开的主要动机。
“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主意。”她向我重申，声音温柔而坚定。
我在快到九点的时候离开哈德利医生的办公室，然后直接回到我的房间打电话给妈妈。
几个小时以后，我平静下来，发现她是对的。我对梅洛迪还是没有话可说，无论我说什么都不会带来改变。况且，我不可能得到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想听到她告诉我这不是我的错——告诉我这只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巧合。我想得到她的宽恕。
我在脑海里把出院的决定仔细考虑了好几遍，排练我接下来对此进行分析论证的台词。然后，一吃完早餐，我就洗漱、更衣，走去哈德利医生的办公室，敲了敲门。我知道她早上大概八点半就会回到办公室，但她不会这么早就安排工作。所以这是我说出我要说的话的最好时机。
哈德利医生坚决不让我去看梅洛迪，尽管我在她的办公室里崩溃，呜咽着说我一定要马上去看她，我要让情况好转。
梅洛迪不停地尖叫。
我从未觉得妈妈如此富有洞察力，她比爸爸强，这不用说。但这一次，我看出来她实在比我懂太多。此时，我只能引用奥斯卡·王尔德的话，为我俩的对话追加我能说出的唯一一句睿智的话。
我能看出哈德利医生的脸上写满怀疑，不过这是意料之中的。
我当然先询问了梅洛迪的情况，但哈德利医生没有太多可以向我透露的——她只告诉我梅洛迪现在平静点了，而且有人照看她。因此，问完后我就直入主题了。
哈德利医生点头示意我继续说。
根据我自身的康复情况，我真的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住院治疗。回到真实的世界里依然让我发怵，但我不觉得继续待在医院里能带来进一步的改善。听起来很奇怪，但在梅洛迪把烟摁灭在手心的一刹那，我好像从噩梦中彻底醒了过来。不可否认，过去的一天里我感觉很糟糕，但这和抑郁不一样。我发现自己可以把所有的情绪分门别类——内疚、害怕、伤心、悔恨——好像它们是菜谱里的材料一样。而且，这些情绪在这种情况下都是正常的、比例均衡的。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这些情绪随着时间流逝终究会消失。我没有无精打采，没有感到绝望，没有这些抑郁的症状。我想离开这里，让我的生活重回轨道。然后，一段时间之后，也许我能找到和梅洛迪修复关系的方法。
“我非常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我总结道，“但我真的觉得现在是我离开的恰当时机。你自己也说过由我来做最后的决定会比较好。”
哈德利医生拿笔在自己的脸颊上轻轻拍了几下。“是的，我是这么说过，”她承认，“但那时候的情况简单多了，不是吗？”
“你需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问她，“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在放心让我离开之前对我进行一系列检查，那么检查单上都有哪些项目？”
哈德利医生微微一笑，也许是被我的表达方式逗笑了。“首先，我需要知道你出院后要去的地方是安全的，有家人或者朋友的陪伴。我还必须确认你的情绪如你所说的那样稳定。这意味着你至少还要在这里待两天——能多待几天更好——而且，会有另外一位医生对你的精神状态进行独立评估。此外，你必须同意在接下来的几周接受过渡性的治疗。你可以选择定期回来复诊，或者接受另一位医疗保健专业人士的监管。”
我决定改变策略，从哈德利医生的角度来分析，因为我能看出她想被说服，但是，哪怕只有一丝疑虑，她都不会答应我的任何请求。
楼里，两名护士已经向我们跑过来，其他一些病人也走到楼道里想看看发生了什么。梅洛迪的尖叫声已经变弱，短促，不均匀，但她最初爆发出来的尖叫声已经足够响亮到穿透附近的墙壁和窗户。很明显，我也叫了出来。当护士跑过来时，我努力保持冷静，告诉她们梅洛迪烫伤了自己的手，需要马上用冷水冲洗。我成功把她推进最近的洗手间，但之后由于某些医院守则，我被一名护士带出洗手间。
她招招手让我进去，示意我坐下。除了她的办公椅，房间里的另一张椅子已经面向她摆好，好像在等我到来一样。
哈德利医生已经让我相信自己目前帮不上梅洛迪的忙。当然，她没说出口的是，我住在这里——和梅洛迪只相隔几条走廊——也许还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但现在我想到这一点了。我知道等梅洛迪离开尼罗河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出院了。况且，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能再被安排住进同一间病房。然而，如果我从她的视野里完全消失会不会比较好？我越想越确信这是唯一一件我能做的让她的住院生活好过点的事情。
我马上扶住她的肩膀，费力地把她推向门口。她没有反抗，但也没有帮上忙。我甚至不确定她是否意识到我在她身边。我就像在推一辆轮子坏掉的购物车。
“你知道的，艾比，”过了一会儿，她说，“换作昨天之前，我会同意的。那时你的确准备好了，或者说快要准备好了。但考虑到昨天发生的一切……我想还是慎重些，再观察几天，看看情况如何发展。”
那晚——梅洛迪烫伤自己之后的那晚——我意识到自己是时候离开圣查尔斯医院了。这不是因为白天发生的事情而做出的本能反应，我是思考过的。做出这个决定不容易。
离开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梅洛迪，她还在水池边，全身都在颤抖。这个画面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了。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她被转到了尼罗河。
我点点头，这些都不成问题。“谢谢你，”我说，“我还想请你帮个忙。”
“男人必杀所爱。”我对妈妈说。
当你伤害了你关心的、从没想过要去伤害的人，你会有一种特别的负罪感。我一度以为这种负罪感只有我才会感受到，仿佛其他人都不曾有过相似的经历，哪怕只有一丁点相似的地方。直到几周后，我尝试向来探病的妈妈解释这种负罪感，她才纠正了我的想法。
“是的，没错，”她答道，“女人也一样——经常如此。”
你很难说自己能够确切地知道别人有多痛，但在此情况下，我能。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把烟在手上摁灭那一瞬间的感觉。那种痛楚抹去了所有其他感觉和想法，就好像一堆炽热的针扎进了你的神经里。唯一的区别是，我把香烟摁进皮肉里的时候我喝醉了，而梅洛迪没有。她甚至都没有酒精这点麻醉剂。因此，如果我和她的感受有什么不同的话，她肯定比我更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