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新穿上裙子，下楼去大堂。我没有别的衣服可穿了——除了浴袍。我的步子缓慢而呆板。还没等我走到前台，芭芭拉医生就拦下了我，紧紧地抱住我。我的双臂无力地垂下，像煮久了的面条一样。
我慢慢地把蜷缩的身子舒展开来，坐起来的时候感觉双腿像是木头做的。我把自己裹进浴袍，然后重新坐回床边。“好了。”我告诉他们，声音在我的耳里听起来那样空洞。
我睁开双眼，看到他递过来一件浴袍，表情里充满关切。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但却完全卸下了我的心防。他把浴袍放在我身旁，而我还在继续抽泣。“您准备好了就告诉我们。”说完这话，他和同事小心翼翼地背过身去，仿佛这只是他们上岗培训时充分练习过的需要应对的情形之一。
我们穿过用檐口和圆柱精心装饰的入口，穿过门厅和蜿蜒的长廊，就像又回到了九个小时之前我走进多切斯特酒店时的情境。不过，这是个拙劣的复制品。周围又变得一片洁白，但不再是白得耀眼的大理石地面和闪闪发亮的水晶灯：这里只有日光灯发出的白光和没有质感的房间。高档的红木家具变成了夹层桌板，沐浴油散发的淡淡清香和干净的棉织品带来的清爽感消失不见，只剩下浆洗剂和消毒水的味道。
但是芭芭拉医生今天不打算做这个测试，她直接跳到问题九，或者说是简洁版的问题九。这确实是她现在唯一需要问的问题。
进门的时候，芭芭拉医生让我小点声，因为格雷厄姆在睡觉。这句话让我很吃惊。不是因为听到格雷厄姆睡着了而吃惊：现在大约凌晨两点钟——正常人这时候都会在睡梦中。让我吃惊的是格雷厄姆这个男人的存在。
第一位门房满怀疑虑地看了我一眼，过了一会儿，点点头。“她一到，我们就通知您。您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吗？任何事都行。”
“我哪儿都不会去。”我告诉她。
芭芭拉医生点点头，就好像我俩在握手达成协议一样。“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带你去办入院手续。”
事情就是这样。几分钟后，我又回到了芭芭拉医生的车里，一路向西开往医院的二十四小时急症室。
“回我家，艾比。我带你回我家暂时住下。”
我没意识到自己又开始哭起来，直到感觉眼泪滑过我的脸颊。“我不想你叫醒格雷厄姆，”我告诉她，“我同意你带我去医院。”
汉默史密斯医院可不是适合在凌晨三点拖着虚弱的身子来的好地方。维多利亚风格的外墙由暗红色的砖头砌成，密密麻麻的窗户长得像蜘蛛眼睛上满布的网格，直勾勾地盯着你。医院大楼坐落在熟铁大门后，楼顶还有一个在冷光照射下显得荒凉的钟塔。离医院最近的则是沃姆伍德·斯克拉比斯监狱。
这通令我难熬的电话终于结束了，芭芭拉医生把手机放进车门的格子里，然后转身面向我。“艾比，我想让你告诉我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已经知道了一点，你离开家没多久贝克就打电话给我了。他……很担心你，这可以理解。但我想听你自己说。现在和你聊可以吗？”
“我想我现在不能回家，”我的声音依旧呆滞，“现在还不行。”
“我不是修女，艾比。”芭芭拉医生答道。
“问吧。”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真的不是。”两位夜间门房都没说话，但再次对望了一眼。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冷静、清晰。“刚才有个男人在这里。事情失控了……”我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多做解释。第一位门房识趣地点点头。“我不需要警察，”我重复道，“什么事都没发生。没什么严重的。我只是需要睡一觉。”
“好。”
她和贝克的通话只持续了几分钟，但这已经让我难以忍受。我满脑子只想着怎么把身上那些刺痛的，或者说滚烫的地方藏起来。
芭芭拉医生没有立刻发动引擎。她打开车厢灯，仔细地看了看我，目光停在了我的左脸上。“艾比，我想打给贝克，可以吗？只是想让他知道你没事。”
这是过去一个小时内我第一次在没有被提问的时候主动开口说话。我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一样。
“想吃什么？你吃过东西了吗？”
“是。”
“不，谢谢，你们对我已经非常好了。离开的时候可以帮忙把门带上吗？”
我坐在那里听着医学术语，呆滞地看着文件柜。我还穿着我那条漂亮的蓝裙子，虽然芭芭拉医生借给我一件开襟毛衣套在外头。开衫有点大；袖口耷拉在我手腕下方几英寸处。而且它是驼色的，和钴蓝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总而言之，我不确定这身搭配是否让我看起来比较像正常人。再加上这是一个热得离谱的夜晚，没有窗户的诊察室显得尤其狭小，令人窒息。呆了几分钟，我脱下开衫，默默地递给芭芭拉医生，看着她把衣服放在腿上叠好。
“女士，”第一位和我说话的门房又开口了，“我们需要叫什么人吗？警察？”
芭芭拉医生嘘了一声，马上伸出手放在我的手臂上。“艾比，你打电话给我是对的，你做得很好，现在你不用想任何其他事情，我们快到家了。”
“我知道自己没有权利这么问……”
她挂了电话，我把房间的电话拿到床上，放在身旁。我尝试想象她赶来的画面：她大步流星地走去发动车子，车前灯射出耀眼的光芒。但是这些想象的画面很快就失控了。我仿佛看到她的车在交叉路口出了事故，被压扁了。血从她的嘴里、鼻子里和眼睛里流出来。她出车祸都是我的错。半个小时的等待对我来说似乎太漫长了。
听完我的解释后，芭芭拉医生当然还是保持沉默。不过，我瞥了她一眼，发现她眉头紧锁。她的眼睛底下有明显的黑眼圈；没有化妆，穿着破旧的开襟毛衣和牛仔裤，和我在办公室里见到的妆容精致、衣着干练的她很不一样。这是我见过的芭芭拉医生最苍老的样子。我感觉自己让她变老了——至少苍老了十岁。
“给我。”
“谢谢你。”
“呃，女士？”
另一位门房摇摇头，尽管动作小得几乎看不见。“我想我们不能把您一个人留在这里，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稍稍停顿了一下，消化得到的信息。“艾比，听我说。我想你待在房间里，不要离开。如果你有伤害自己的冲动，请立刻打电话给我。立刻。我很快就会来陪你，不要走开。”
“你能留下来陪我吗？等到我睡着就好。我觉得不会耽误你太久的。”
“还是要谢谢你。你不来接我的话，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
“好。”
芭芭拉医生对我抿嘴一笑，然后把我带到她停车的地方，就在落客区。她的车是丰田的普锐斯，深灰色，光洁如新，像颗子弹一样。她指向客座门，我坐上车。车厢内部一尘不染，仿佛刚刚才清洗完一样。
十五分钟的车程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和芭芭拉医生解释发生的一切。我从前一天早上去牛津见卡伯恩教授开始讲起，感觉这是事情的开端。我很难组织好语言，而且有些细节我肯定已经忘记了。一切发生得这么快，每一分钟里都有太多想法、感受和行动。酒精和疲劳终于开始发挥作用，我平静了下来，但没有力气去处理如此庞大的信息量了。不过我还是努力重现了大部分内容，尽管听起来像是一连串描述不清的事件，只有很弱的逻辑勉强连接起这些支离破碎的记忆。芭芭拉医生帮我回忆：她偶尔提示我，或者在我表述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向我提问来理清事实。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她只是安静地听着，让我自己绕过弯来，说完我想说的话。
我从没来过芭芭拉医生的公寓，但是这里真不错。公寓位于诺丁山，看起来占了一座五层大房子的整整一层楼。格局和我的公寓当然是天壤之别——两间卧室，一间书房，一个宽敞的客厅和一个独立的厨房。估计这间公寓值一百万英镑——也许值几百万。不过我知道，芭芭拉医生已经在伦敦市中心住了超过二十年了。她可能是在房价疯狂飙升之前买下这间公寓的。我试着想象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过的会是什么样的生活，但我做不到。换句话说，我无法想象自己住在这么好的地方。这个假设不合情理，简直是天方夜谭。我没有资格踏上这条康庄大道。单凭我一个人，办不到。
这就是我要说的。我可以详细说明，告诉她自残是我现在唯一想到的事情——如果我纵容自己去想未来十秒钟内会发生什么的话——可是说多了又有什么意义呢？只要回答一个“是”就足够了。
“我没事，我没受伤。”
我照芭芭拉医生说的话做。她接到房卡后，大步走到前台，把它递给接待员，然后拍了拍他的手臂。在其他人看来，这个动作过于亲切，不合礼仪，但芭芭拉医生做的时候是如此冷静、友善又充满威信，让这个动作看起来再自然不过了。
“我保证。”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竟然没有数字，只有指针。要从这个钟上读懂时间，仿佛是在进行一场空间感的测试。“十三个小时前我吃了半个比萨，然后在多切斯特酒吧里吃了两个，不对，是三个开胃饼干。”
芭芭拉医生耸耸肩，一边把钥匙放进餐柜上的一个碗里头。“最近才开始的约会，而且我们从来没讨论过这个话题。我们的谈话主要关注的是你的生活，不是我的。”
我不再有醉意，准确地说，我没有任何感觉。我之前喝下的酒精，躁狂的情绪，流下的眼泪，热烈的吻，还有那狠狠的一巴掌，好像都相互抵消了，只剩下一片虚无，一片茫茫无边的大雾。但我知道这只是事情的一小部分。在我内心深处的某个位置，想要逃离这个房间的欲望在蠢蠢欲动——这和我之前住进来时的亢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的本能反应是离开这里，马上离开这家酒店，让黑夜吞噬我。唯一能阻止我迈出步子走向门口的是我向芭芭拉医生许下的承诺。
芭芭拉医生喝了口茶。“嗯，那我想我要履行职责强制你入院。我可以叫醒格雷厄姆，但我不想这么做。”她笑了笑，不知怎的，那笑容既温暖又哀伤。“你想让我叫醒他吗？”
我点点头，想说句“谢谢”，但什么话都没说出口。
“你受伤了，”她一边说，一边松开手，“有人打了你。”
“谢谢你，”我的眼睛刺痛，想要流泪，“我得先退房卡。”
我和精神科医生的谈话没多长。他问了我一些问题，我能用单音节回答的时候就只用单音节。有时候，我被迫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但要逼我说出更多的内容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告诉他我只想睡觉。我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我在入院同意书上签了字——同意书上写着医院可以关着我直到他们认为我能够出院——接着，一位护士带我上了几层楼，来到不起眼的病房里的一间单人房。我现在处于破坏性的状态，不适合与别人同住。
“艾比，你是不是有伤害自己的念头？”
“我在多切斯特酒店。”
我下了床，从衣橱底部找出那条包着手机的毛巾。当我从毛巾里“变”出手机时，两位门房都没说话。他们又能说什么呢？我看见您把手机包在一条毛巾里？
“你保证？”
之前说话的门房转过身来，给我一个温柔的微笑。他的同事走开了，但听到我的声音后马上从浴室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条泡过冷水的毛巾。“这是给您敷脸的。”他解释道。
她让我坐在一张结实的圆桌前，四张椅子在周围摆得整整齐齐。“你想喝点什么？咖啡？”
“有人和你在一起吗？”
我开始咯咯笑，或许在哭，我不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尊称我为“女士”，不知怎的，这让我笑得歇斯底里。我把膝盖抵到下巴，紧紧地闭上双眼。我以为如果我闭眼时间足够长的话，这一切都会消失。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让我恢复了知觉。我能尝到嘴里一股血腥味，但我不知道是自己的血还是他的血。可能两者都有。我的脸颊像被火烧一样地疼。敲门声还在继续，我蜷缩得更紧了，用意念驱赶这恼人的声音。终于世界静了下来。但紧接着，在门外的人用低沉的声音一阵交谈后，房锁咔哒一声被打开。两位夜间门房走进来，看着我，相互看了一眼。我瞪回去，保持着婴儿的蜷缩姿势。没办法，我身上只穿着内衣。
她没有流露出半点惊讶。“我来接你，半小时之内到。别到处走，向我保证你会待在原地。”
“如果你一定要抽的话。”
没有其他话要说了。我服下安定，没过多久，我就坠入了梦乡，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
全科医生有一个用来评估病人心理健康状态的测试——抑郁症筛查量表。我对这份问题清单了如指掌，熟记于心，背诵起来比任何诗歌都要流畅，都要充满感情。问题一：过去两周内，你在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时是否愉悦或者饶有兴致？（一点都不／有些时候／很多时候／一直都是）问题三：你有没有失眠的困扰，或者是嗜睡不醒？清单上一共有九个问题，每一个问题你都可以打分，从零分到三分，这样总分是二十七分。根据你的分数，医生可以客观地评估你疯了的程度：零分自然是心理健康，二十七分的话就要给你穿上精神病院里的约束衣了。这是唯一一个我拿到过满分的测验，二十七分——而且还不止一次。
“是的，不过……”我的声音越来越弱。过去八个月我和芭芭拉医生进行了深入、亲密的交流，这让我以为自己非常了解芭芭拉医生——肯定比我对大部分认识的人的了解都要多。我对她十五年前那次棘手的离婚知道得一清二楚。我知道她早年当全科医生的经历。我知道她能看懂拉丁文，还跑过两次伦敦马拉松。但我居然漏掉了她正在约会这个重要的信息。而且在我们蹑手蹑脚地走去她那宽敞的独立厨房时，我发现了更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外国风景照，还有记录了身份不明的小孩长大成人的过程的照片——是她的侄子和侄女吗？我看到一个塞满了食谱的书柜，和冰箱上数量多得惊人的磁贴。这一切表明我对芭芭拉医生其实了解甚少。我们聊过性爱，死亡，毒品，高潮；也聊过爱情，内疚，耻辱和羞愧——但现在看来，芭芭拉医生不过是又一个我无法描述出任何真实细节的人罢了。
“没有，就我一个人。我开了个房间。”
“我不知道你在约会。”我低声说道。
“女士？”门房稍稍提高了音量，“给您。”
“你现在想吃什么？”
这个问题问倒我了。“你问的是什么时候？”
我领到病号服，还有一次性的内衣。当护士问我最近的喝酒情况时——什么时候，什么酒，喝了多少——芭芭拉医生一直和我坐在一起。护士确认我的状态安全以后，递给我一个烧杯，里面有两片安定。
我用力将毛巾在脸上按了按，接着，我又哭了起来，不能自已。他们当然是对的。我不能指望第二天早上醒来后一切恢复正常。我想要的不是睡一觉，是陷入沉睡不再醒来。我想闭上双眼，让一切都停止。
我犹豫了太长时间，芭芭拉医生决定不再问我的意见，直接由她来做主。她从水果篮里拿了两根香蕉，看着我把它们都吃了。我并不饿，食之无味，但至少香蕉吃起来不用费劲，而且芭芭拉医生告诉我，香蕉含有丰富的钾，能够在宿醉不可避免地来袭时让我的胃好受点。她坐在我对面，双手捧着一杯茶，默默地注视了我好一会儿。我知道接下来要开始严肃的谈话了，内容是下一步怎么做。但我对此一无所知。我还没准备好去思考这个问题。仅仅规划未来十秒钟就已经让我的胃里一阵恶心，更别说去想更长远的未来了。对我来说，那像是古老地图上一片未知的领域——踏上这片领域后很有可能会失足掉进看不见底的深渊。
“女士，”门房轻轻地咳了一声，“有几名住客向我们报告听到了尖叫声，这里肯定发生了什么。”
“我想是的。”
“那好。”她发动了引擎，摇下了前厢的两扇窗户。车里的音响低声地放着古典音乐，一首柔和又精致的曲调。
我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又合上了，只是耸了耸肩，点点头。
“账单，”芭芭拉医生回来的时候，我说，“我想我得看一下账单。”
“没关系，你不用现在告诉我，上了车再和我说吧。我带你回家。”
“不，当然不是。只是……嗯，你从来没提起过他。”
“艾比，不用担心，没有账单。我和酒店工作人员解释过了，他们对你的情况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最近！”
我的心一沉。我闭上双眼，点点头。我知道自己必须给贝克打个电话，但我没办法做到——现在不行。看来芭芭拉医生不用问就已经了解我现在的状态有多糟。
“不，不用叫警察。”我用冰凉的毛巾轻轻擦拭脸颊，感觉到脸已经开始肿了。看来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的脸上都会有一道显眼的淤青。
“别担心，”她已经开始把我往门外推。门童彬彬有礼地朝我们点头示意，“已经解决了。”
“对不起，”我说，“要你半夜出门。”
“哦。”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她没有看我，不过耸了耸肩，露出一个自嘲的微笑。“这是我的职业风险。你不是第一个，肯定也不是最后一个。”
这就是我们走出的下一步。
我的手机显示有十八个未接来电，天知道有多少未读短信和语音留言，但我不得不暂时忽略它们。我不能去想那些信息，否则我会什么都做不了。我按下取消键，接着看了看时间。凌晨1点20分。我拨通了芭芭拉医生的电话。
“我给朋友打个电话，”我告诉他们，“我会让她来接我。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一个人待着。她来了以后你们可以打我房间的电话。”
浴室里的灯光太刺眼，于是我回到床上，钻进被窝，用被子盖住自己的脸。问题是这还不足以挡住我脑里刺眼的光。我需要分散注意力，于是我重新起床，翻箱倒柜想找本书看。然而房间里只有我不太感兴趣的读物：酒店指南和基甸版《圣经》。我试着看了看，但是酒店指南很快就翻完了，而《圣经》的内容又太残忍。夏娃吃了禁果，上帝说要惩罚她，于是让分娩的过程变得痛苦万分。我钻回羽绒被里，祈祷着房间里的电话快点响起。
我起身下床，走去浴室。在几乎覆盖了整面墙的镜子里，我看见了一个毕加索画里的女孩。我的左眼被红肿的脸颊挤得只剩一条缝，头发由于蜷缩得太久而变得凌乱。我被掌掴的左脸像被晒伤了一样通红，而且开始出现紫色的淤青。不知怎的，完美无瑕、奢华无比的环境让我此时的形象显得更为糟糕：雪白的毛巾，耀眼的灯光，看不见尽头、美得令人惊讶的大理石台面。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看起来简直一团糟。我凝视镜中的自己，居然看得入了神，呆呆地盯了几分钟，完全被脸上那副怪诞的拼图迷住了。
我不想去想。我只想坐在芭芭拉医生一尘不染的厨房里，待在隐蔽式照明发出的灯光中，看着冰箱贴和没有数字的钟。我想坐在这里，假装这是平常的一天，假装我是芭芭拉医生的一名普通朋友，只是来她家喝杯水，吃几根香蕉。
铃声没响几下芭芭拉医生就接了起来，声音里充满了警惕，完全不像半夜被我吵醒的样子。“艾比，你在哪里？”
幸运的是，芭芭拉医生比我擅长处理这样的情况。她有实战经验，而且运用她的专业知识很快就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能抽烟吗？”
“水。给我杯水就好。”
“谢谢。这真是……我会把钱还你的，我保证。我会尽快还你的。”
芭芭拉医生微笑着把手放到我的手上。“当然可以，而且我晚上会再来一趟。我不知道你那时候会不会醒，但我会回来的。”
“芭芭拉医生？”
我想干笑一声，却发现就连最勉强的笑容我都挤不出。“如果我不同意呢？”
“什么事，艾比？”
芭芭拉医生提前给医院打过电话，所以我们到了没多久就有人对我进行了正式的心理测评。和我们一起坐在诊察室内的是名身材矮小、戴着眼镜的精神科医生，他正专心地听着芭芭拉医生说明我的病史。她告诉他我有混合态的轻躁狂发作，已经持续了四十八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轻躁狂发作意味着我已经有点疯了，但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我已经有点狂乱——冲动的行为，胡乱挥霍，还有滥交——但我还没有出现妄想：我没有把自己当作圣女贞德、外星来客或者是重生为女性的上帝。混合态的意思是我在轻躁狂发作的同时还表现出抑郁的症状：哭泣、沮丧、绝望、自杀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