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修志后，杨纯所在的省份有一批去日本留学的名额，李真要求计经委派他参加这次的出国学习班，这一要求在张家口计经委被拒绝。李真与计经委主任发生了直接冲突，谁也不让谁。这一次拒绝没有断绝李真的希望，李真提出要自费去日本留学。“自费也不行，你要自费去我们就按开除公职处理。”计经委主任说。李真实在没有办法，最后只有去找市长，结果仍然被拒绝了。
两人斗争的起因，就是因为十五元的奖金。厂长任职三个月后，发季度奖金，厂长对奖金具有分配权，厂长奖金为十五元，书记的奖金和各科室主任一样为十元。斗争最激烈时，厂长将党支部书记的办公室给封闭了，书记没处办公，党员活动只好到群众活动的乒乓球室去，厂里一共有十几个党员，按规定每周末是党员活动日，厂长规定：未经厂长批准，参加党员活动的，一律按早退处理，扣发当月的奖金。所以，书记组织的党员活动最多时去了三个人，最少时仅有书记一人去了。书记没有了工资，生活无着落，只能在厂门靠摆摊卖瓜子为生。李真将这个情况报告了上级，随后在国营企业实行党政分开的政策是：对国有企业不设专职书记，而是由厂长兼任书记。
随后，李真遭遇了命运的又一次打击：市计经委将他调离，调至张家口一家油漆厂搞供销，他被清理出了机关。李真概括自己在张家口的经历是“我的发展被限制了”。
李真的父亲当然同意将李真托付给杨书记，从此，李真就正式认杨书记作干爸爸，这一层关系为后来李真的晋升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尔后在李真的人生道路上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杨两家再次比较密切地“走动起来”是在1986年之后。杨书记对这个干儿子是极为当真的，一次，杨书记到北京去看自己老战友的时候，特别带上了李真。在一位中央高干领导的家中时，杨书记这么介绍李真：“我带了一个小子，这小子很听话。”而李真也就真的喊杨书记为“爸爸”。
杨纯1935年参军，抗战开始后在第3师8旅当政委，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到张家当市长，1946年进军东北，1947年当纵队副政委，1948年南下当军政委，抗美援朝后转业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等。
他愤恨地对着河水说，等着吧，有一天我李真出人头地，不整死你们这群王八蛋才怪呢……
张家解放战役时，杨纯曾率部下浴血奋战在这片深山热土上。李真的父亲作为杨纯的部下曾和他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杨纯按照中央的委派，到东北某省任省级领导职务，杨后来做到了东北某省省委书记位置。张家市派人前往东北请回了杨纯，在迎请的队伍中，就有当时在张家口市计经委工作的一般干部李真。
如今事态的发展，使李真相信道士所说的“胜必离张”的预言了。李真也认为：只有离开张家口才是他的惟一希望。
1986年李真在林子镇支教结束了，这时张家口还是地区和市并存的格局，地区所辖的各县正掀起了修志热，各县纷纷修县志，张家口地区还邀请了过去曾在这里战斗工作过的老干部回张家口访问，故地莺游。
他反复默念这十六个字，不过他却将“妻不是杨”错记成“妻不属羊”。
鸡鸣山上还有老君祠，相传建于元末明初，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有庙事活动，善男信女，朝山进庙，敬香焚纸，祈求福禄。老君庙历代均有住山道士，他们均身穿圆领阔袖道袍，头戴古冠巾，脚着白布袜，云履布鞋，头蓄长发，顶挽髻，脸留长须。据说李真来到老君庙内，看到很多人测算占卜，也让道士给他测算。道士给他测出了十六个字：“胜必离张（家口），败就离庄（石家庄），毁了在唐（山），妻不是杨。”和在清凉寺测的基本一样。
在机会面前有四种人：第一种人创造机会；第二种人寻找机会；第三种人等待机会；第四种人错过机会。我们如果做不了第一种人，至少要主动去寻找机会。
惠明又给李真讲起了佛学，她还是那个观点：佛只是佛教提倡的一种精神，一种境界，就是觉悟。人人都可以成佛，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未觉悟的佛。佛教以为万物皆有佛性，只看你有没有佛缘，愿不愿觉悟。
这次地区的活动对张家口市的震动很大，该市这时也盛情邀请历史上曾经在孽家口战斗工作过的党政军各界名人回张家口重游故地，开始了修市志、出党史志的活动。追溯到1945年，张家口曾作为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军区所在地，知名人物很多，如：聂荣臻、杨得志、程子华、刘澜涛、罗瑞卿、耿飚、萧克、邓拓、李鹏、杨成武、成仿吾、沙可夫、丁玲、吕骥、艾青、周扬、穆青、江丰、郭兰英、赵丽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曾在张家口市委市政府任职的高级干部。李真终于找到了机会。
对张家口而言，“杨伯伯”虽然是外省领导，但级别是显赫的。到了张家口，杨书记被安排在市委招待处下榻。但是颇有心计的李真，对杨书记说，市委招待处条件太差，靠着清水河过于潮湿，在市中心噪声太大而且污染严重，在那里住对您的身体不利，我已把您安排到张家六十五军宾馆住宿，那里背靠大山，面向清水河，环境优雅，风景如画，而且那儿有您的老战友，服务也很到位，条件在张家口是最好的。杨书记同意了李真的意见，搬到了张家口六十五军宾馆。一住进宾馆，李真便将杨书记给控制了起来，除了宾馆的服务员外，任何人不得靠近杨书记住的贵宾楼，想见杨书记都得经过李真同意，否则甭想和杨会面。市委市政府领导与杨纯打交道，突然发现必须经过李真这道手续，而且还不那么好打交道，这使多数人深感不快，但这却为李真罩上了一道神秘的政治光环。
调走前，他向市计经委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恢复他的科级职务，按正科级待遇，他才去油漆厂；二是依据他在涿鹿农场转回的入党申请书，考虑发展他为预备党员，否则不走。市计经委的答复是：是否当科长由油漆厂自己决定，计经委拒绝恢复科级职务；仅同意将他在农场学校写的入党申请书及学校的鉴定书转到油漆厂继续考察，计经委不能违反党的原则批准他为预备党员。这等于两个条件都被拒绝了。李真通过自己操作偷偷地得到了在农场的入党申请书和考察鉴定书。
拿到了这些，他才知道农场对他下的鉴定评语：李真同志自分配到我场学校，能胜任教育工作，完成教学任务。但他也有许多问题有待克服工作不安心，不能艰苦朴素，不大众化，思想和工作脱离群众，缺乏性格修养，脾气不好，人很轻狂，不尊重领导和同志，任性，入党的目的不明确，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而是为了个人目的。经校研究，暂不同意发展他为预备党员。请贵单位接手后对他重新进行考察培养，以观后效。
一扇门关闭的同时另一扇门也开启了。
李真沉浸在无尽的悲观和绝望中，本来就狂妄孤傲的他更不爱搭理人了。临去北京前，他徘徊在清水河畔，默诵一位元朝诗人的小曲：宁可少活十年，不可一日无权。大丈夫时乖命蹇，有朝一日天随人愿，赛田文养客三千！
1986年8月，李真在林子镇的支教结束后，他骑着自行车赶到40公里以外的下花园区鸡鸣山算命。鸡鸣山位于河北省怀来县北部的鸡鸣山之巅，是怀来县、张家口一带著名的道教、佛教、儒家三教圣地。
临别的时候，惠明对李真说：“施主，不要忘了几年前我曾经和你说过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历经磨难你定是会成功的，但是你四十岁之前有一个坎，这一关你如果闯过去，就成功了，闯不过你就失败了。就看你的造化了。如果闯不过的话，很可能是半生辉煌，半生遭殃。你去奋斗争取吧，阿弥陀佛！”
听完道士的讲述，李真怀着忐忑的心情下山了。
无巧不成书，在鸡鸣山佛教寺院，李真又和三年前在清凉寺认识的尼姑惠明相逢了，此时的她已从清凉寺调到这里当住持。她穿着一身尼姑服，人长得仍很精神，闪闪发光，令李真感到惊讶的是她还是那么漂亮，她已经三十多岁了，看上去就像二十七八岁的样子，脸色特别滋润，显得年轻而有气质。
当时杨书记重返张家口，由于水土不服，再加上他来的时候受了风寒，第三天便感到身体不适，拉起肚子。这下可把李真高兴坏了：终于有了献殷勤的机会。李真陪着杨书记又是进医院，又是送饭，鞍前马后地提供服务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经过两天的疗养，杨书记病很快好了起来，即将回东北去了。
这时李真想起了1986年自己算过的一次命：
依仗父亲的关系，有了高干爸爸，获得了“政治后台”的李真，当时已经显露出得志后的猖狂姿态，不少干部对他意见多多。意见最多的是李真所在的张家口市计经委，大家反映：李真小人得志，架子很大，什么人管他都管不了。遗憾的是，杨纯的张家口行程过于短暂，无法长期保留李真所需要的权力空间。人际关系紧张的势头使他再也无法在计经委工作下去了。
李真见杨书记就要走了，又心生一计，他一下子跪在了杨书记床前，哭着说：“杨伯伯，您是我父亲的老战友，来张家口这一段时间，我一直把您当作自己的父亲看待，您就要走了，我今天要认您做我的爸爸，您要是不答应，我今天就不起来了。”杨书记赶忙上前扶李真劝道：“我和你父亲是战友不假，我俩有战友之谊，但是你和我是同志关系，咱们革命队伍里不能以父子相称，这不合规矩。”可是李真就是不起来，杨书记拿他没办法，只好哄着李真说，“我和你父亲商量一下，如果他同意了，我就收下你这个干儿子，也未尝不可。”听完，李真站起来，抹干净脸上的眼泪和鼻涕，高兴地笑开了。
李真看后将对他的评语撕得粉碎，抛向空中。他仅将自己的申请交到了油漆厂党支部，而此时该厂实行党政分开试点，厂长正在公开招聘，一个不是原厂里核心领导成员的生产销售科长，凭自己成功的演说升任厂长。而原厂长被工业局任命为该厂党支部书记。党政分开后，按照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厂长是厂里的法人代表，具有各种经营管理权力，书记仅对企业经营管理起保证和监督作用。刚开始厂长和书记还能和平合作，随着工作的开展，厂长和书记两人闹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出现了书记取消了厂长的预备党员资格，厂长依法开除了书记的厂籍。
在这个厂，分配李真的工作是搞供销，主要开拓北京市场。李真借机出差到京城，他也只能到北京去寻求出路了，这时他确信自己“胜必离张（家），妻不属羊”（妻不是杨）。
李父那一批派往东北的干部，并非全部留在张家口，后来大部分人陆续离开。被李家人叫作“杨伯伯”的杨纯，就是离开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