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升高到看得出土耳其庞然的轮廓，得先把土耳其缩为六百万分之一。要看出这世界是个圆球，更得再缩它，缩成七千万分之一。地图用的正是这种神奇的缩地术，把世界缩小，摊平，把我们放大，提高，变成了神。只是地图的缩地术更进一步，把神人之间的云雾一扫而尽，包括用各种语言向各种神灵求救的祈祷，让我们的火眼金睛看个透明。
所谓世界地图，其实就是地球的画像，但是它既非鲁本斯的油画，也非史泰肯（Edward Steichen）的摄影，而是地图绘制师用一套美观而精致的半抽象符号，来为我们这浑茫的水陆大球勾勒出一个象征的脸谱。那是智慧加科技的结晶，无关灵感，也无意自命为艺术。然而神造世界，法力无边，竟多姿多彩，跟设计家所制的整齐蓝图不同。那漫长而不规则的海岸线，那参差错落的群岛列屿，那分歧槎桠的半岛，那曲折无定的河流，天长地久，构成了这世界的五官容貌，已变得熟悉可亲，甚至富有个性。
世界的真面貌只有地球仪能表现，所以一切地图不过是变相，实为笔补造化的一种技艺，为了把凡人提升为鹰、为云、为神，让地上平视的在云端俯观。有一次我从巴黎飞回香港，过土耳其上空已近黄昏，驾驶员说下面是伊斯坦布尔。初夏的晴空，两万英尺下有一截微茫的土黄色，延伸着欧陆最后的半岛。惊疑中，我正待决眦寻找黑海或马尔马拉海，暮色在下面已经加深。
然则地图展示给我们的仅止于空间吗？又不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首名诗，叫做《目测距离》（Judging Distances，by Henry Reed），说是：“至少你知道/地图描写时间，而非地点，就军队而言/正是如此。”意思是研判敌阵外貌，应防伪装，不可以一成不变。
其实改变地貌的岂独是战争？气候侵蚀、地质变化、人工垦拓等等都能使大地改相，至于沧海桑田、华屋山丘之巨。古代的地图上找不到上海和香港，现代的地图上也不见尼尼微和特洛伊，那些遗址只有在够大的图上才标以三瓣红花的符号。再过一千年，纽约，甚至美国，还会在地图上吗？柏拉图在晚年的对话录里，曾描述“赫九力士的天柱”外面，在大西洋上有一个文明鼎盛的古国，毁于火山与地震，遂陆沉海底。那便是传说至今的亚特兰蒂斯（Atlantis）。地质学家告诉我们，西非凹进去的直角跟南美凸出来的直角，在远古本来是陆地相连，而今却隔了四十五度的经度。甚至也不必痴等多少个世纪了，沧海桑田已变在眼前。小时候读中学，地理书说洞庭湖是中国第一大湖，后来读唐人的诗句“濯足洞庭望八荒”，宋人的词句“玉界琼田三万顷”，想这洪流不知有多壮阔，怪不得中国诗人都少写海，因为只写洞庭就够了。也难怪傅抱石的《湘夫人》，只要画洞庭波起，落叶纷下，就能与波堤切利的《爱神海诞》媲美。最令人伤心的，却是四十年来江河冲积，人工围垦，名湖早已分割“缩水”，落到鄱阳之后了。
绘制世界地图，是用一张纸来描写一只球，用平面几何来探讨立体几何，所以绘的地区愈大，经纬的弧线也就愈弯，正可象征所谓地平线或是水平线其实不平。所谓水平，只是凡人的近视浅见而已。大地图上的经纬，抛物线一般向远方抛去，每次我见到，都会起高极而晕的幻觉，因为那就是水陆母球的体魄，轮廓隐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