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斯：我知道你的写作营养基本上来自西方文学，你觉得在体系上、在观念上吸取他们的营养再来看中国的人和事会失衡吗？或者会产生水土不服？
牧斯：这部小说中人物都是飘忽不定的人，氛围也是“飘忽不定”。“飘忽不定”、“一切未定”是否就是你向往的“元境界”？小说中有一位名叫埃达的女子，她从毁灭她全家的泥石流中逃生，来到人间流浪。这种具有西方氛围与神话气息的小说是否是你特别的设造？
牧斯：与你同一时期成名的先锋作家余华、马原、格非、洪峰等，或在艺术上回归了，或写得少甚至不写作了，而你仍在坚持不懈地保持先锋姿态。我们知道，先锋是要不断保持探索与新思维的，特别在艺术新观念上。你是如何保证这一点的？
牧斯：写完这部小说之后，你提出一种新的写作概念——“新实验”小说。为什么叫它“新实验”？这跟以前王干等人提出的“新体验”、“新现代”等写作有什么区别？
牧斯：我知道俗世中的你与写作中的你，是迥然分割的两个世界，而且你会特别偏爱写作中的你的世界，那么你如何看待现实中的情和爱，愤懑与仇恨，甚至痛苦与悲伤？因为毕竟，是现实中的这些经验与体会，教会了你思索。
牧斯：你曾说中国的写作都是“肤浅”的写作，而你自己的写作是“本质的写作”，这种对写作的认识显然与大家不一致。你的这份自信来自哪里？
残雪：精神就是飘忽不定的，如果你抓得到，把握得了，那就不是精神了。精神仅仅存在于渴望里，存在于你想重返的冲动之中，那里就是不安定的“元境界”。关于女主人公埃达，我并没有设造，她本来就在我里头，所以她才会出来。写我这种小说没法设造任何情节，你只能忍耐、倾听，然后语言就会出来——那种具有原始气息的语言。埃达为什么总在重返那种境界？也许，在毁灭的极限中生存过一次的人，就永远具有了重返的冲动。
残雪：是啊，我是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中国作家吧。除此之外，还有我的几个文学同仁——张小波，薛忆伪，梁小斌是属于这一类。也许，将文学作为独立的精神事物来追求，在中国算一个创举吧。我不想一个一个地说国内的作家，但固守自己的传统是必然要流于表面的，看看文坛上的事实就明白了。
牧斯：你曾说“此书企图描写的，是来自深渊的那些痛苦和人为了对抗它们所做出的努力”。这似乎是许多西方大师喜欢表现的主题——现代社会人类人性之嬗变。你跟国内同类作家不一样啊，你认为他们描写的只是事物的表象？
残雪：当然不是一码事。一个是内部的、向纵深开拓的，另一个是外部的，以传统思维为框架的；一个是推崇理性的、理想主义的；另一个是不要理性的，从根源上是传统虚无主义的。
残雪：我的自信来自西方传统。越比较，越觉得中国自古以来没有独立的文学艺术，没有作为“人”站立起来的作品。大都是些文人的小感慨，小哀愁，或悲观厌世，或虚无主义那一套。从来没有真正的冲动与欲望，也没有认识这欲望的努力，充其量也就是自然主义的描绘罢了。如果不同西方传统结合，我们永远没法生出自我意识来。
残雪：我用不着刻意去“新”，我只要固守我的“自动写作”的方式，就可以一直“新”到我的才能耗尽。从事“新实验”文学的人都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就同国内的“先锋”走的不是一条路。只因批评者看不懂，才把我们归到那一起。正因为我们是特殊材料（或称为有特异功能），所以才有可能从事拿自己做实验的事业——我称之为“新实验”。是否具有自动写作的能力，这是个分水岭。
残雪：不但不会失衡，反而是“浑然天成”。读过我的作品的读者都认为它们非中非西，难以归类，是杂交成功的例子。外国人为什么喜欢读残雪？因为他们本国没有这种东西。只有抱残守缺的那些人才会感到水土不服。传统守是守不住的，必须彻底批判，才有可能再生。
残雪：世俗中的情感，我不但不排斥，还远比一般人更为敏感和走极端。我的情感总是大起大落的。你说的对，世俗给了我养料。为什么我会有那么丰富的潜意识出来？它们的母体就是我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俗世界啊。我是一个爱世俗爱到狂热的人，但世俗又令我憎恨自己，所以我必须通过升华到另一个世界来实现我的世俗之爱。我想所有的真正的艺术家都是我这样的吧。
残雪：我想我的那些随笔评论是一座桥梁，它通向我的世界，不少一时进入不了我的小说的读者都从中受益。这是因为我所评论的，既是个别的作家，又是文学艺术的规律。在我们这里，将文学本身作为文学来看，还是一件罕见的事，很少有人具有打开一个窗口，让新鲜空气透进来的勇气。这也是我那些随笔评论受到青年读者欢迎的原因吧。
残雪：你说得太对了！你是一个高层次的读者！为什么我必须理清？因为人来到这个世上，他一生中最大的使命就是认识自己的欲望（或人的欲望）。你不能做到这一点，你就不具有精神。将此当作终生事业的人便是艺术家。
牧斯：与你的小说相比，许多人更愿意读你的随笔，因为你的随笔同小说一样，富有语言魅力与思考。但小说一般给读者的印象是艰涩与难懂，当然随笔也可能由于篇幅短小的原因，更便于读者理解。
残雪：我同国内说的“零度写作”是两码事。他们推崇的是技巧，破除的是理念。而我是一个理念至上的作家，但丁，歌德等是我的榜样。我提倡的“新实验”——拿自己做实验——才是真正的零度写作。我不要任何技巧，只凭原始的冲动去“自动写作”。我每天努力锻炼，使自己保持旺盛的精力。然后脑海空空坐在桌边就写，既不构思也不修改，用祖先留给我的丰富的潜意识宝藏来搞“巫术”。这种高级的巫术，我打算搞一辈子。
牧斯：“写完之后我也不知道它在说什么”、“零度写作”这都是很多年轻人玩弄的“先锋”概念与姿态，而你却以一份事业心来实验它、操作它，几十年如一日，你是否找到了“零度写作”的真谛？能否给我们描述一下在“零度写作”中的状态？
牧斯：你将人的基本因素总结为“欲望与自由”，而且人的精神史，基本上是人的“原始欲望”与“自由意志”的关系，当然它们在很多情况下纠缠不清、理不顺。而《最后的情人》是否是将这关系一次清理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