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髓灰质炎侵入苏联的时间很晚。直到1930年，苏联还是整个欧洲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最低的国家，他们的年发病率还不到1/100000，相比之下，丹麦的发病率是6.3/100000，瑞典是15.4/100000。但是，随着苏联进入工业化、卫生条件改善，脊髓灰质炎也开始蔓延。1955年，一系列的大流行迫使俄国人在莫斯科建立了脊髓灰质炎研究所，一流病毒学家米哈伊尔·丘马科夫出任所长，带队访问萨宾实验室的也正是他。苏联的共产主义政府希望尽快开展大规模人体试验，摆在丘马科夫面前的问题是，应该采用哪种疫苗。47
他的计划和科普罗夫斯基在1951年做的试验如出一辙。唯一的区别在于，萨宾希望测试3种类型的弱化病毒，而科普罗夫斯基只测试了一种。消息传到国家基金会，立即引起了警惕。基金会新任科研督导亨利·库姆警告萨宾，要他“在基金会审查批准之前不得进行任何人体试验”。审查来得很快，病毒研究委员会驳回了萨宾的计划。29
此前，萨宾的公众形象一直是一位批评家，他对卡特事件发表了一些严厉的抨击。科学界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他也在研究脊髓灰质炎，知道他在研究一种竞品疫苗的人就更少了。现在，这层面纱被掀开了。活病毒疫苗与灭活病毒疫苗孰优孰劣，这个议题曾经只出现在科学会议和深奥的学术期刊上，现在却走入了公众的视野。阿尔伯特·萨宾不再默默无闻。
萨宾非常高兴。“如果事情进展顺利，”他回信说，“苏联也许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彻底扫除脊髓灰质炎的国家。”不过问题也来了。这么好的消息美国人肯定不会相信，他们会觉得这是苏联惯用的宣传手法。必须有来自非共产主义阵营的西方国家的人士，来独立鉴证萨宾的成果。如果没有第三方的背书，萨宾告诉丘马科夫，“人们会说，‘好吧，可是俄国人的话我们能相信几成？’”53
对脊髓灰质炎研究者来说，卡特事件既影响了部分人当时的名望，也影响了一些人未来的计划。赢家占领了输家的地盘，聚光灯照亮了新的面孔。1955年5月，《时代周刊》首次刊出了阿尔伯特·萨宾的长篇报道，题目是“下一步：活病毒疫苗？”这篇报道对萨宾推崇备至。在杂志上刊登的一张照片里，萨宾穿着浆过的实验室白大衣，睿智的目光望向远方。“病毒学家仍在为索尔克博士的灭活病毒疫苗是否安全、能否变得更安全而伤脑筋的时候，”文章开头写道，“有的专家已经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彻底抛弃灭活病毒疫苗的概念。生于俄国的阿尔伯特·萨宾博士就是这一群体的领袖，他今年48岁，是辛辛那提儿童医院的院长。他提出，我们可以用无毒的活病毒来制造疫苗，而不是对有毒的病毒进行灭活。”17
有关方面很快改进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生产规章。为了预防粒子凝结，他们要求生产商在加入福尔马林之前先过滤病毒液。与此同时，他们还引入了灵敏度更高的安全测试，并改进了记录的方法，防止错误被掩盖。所有批次的疫苗都必须有记录，而不光是那些通过了生产商检测的批次。2
这些指控有其道理。国家基金会无视医学界的保守派权威人士，用密集的媒体轰炸胁迫当局迅速为疫苗发放许可，几乎没留出时间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反思。有医生提出疑问，基金会却让他们去读弗朗西斯报告，知道这些就够了，一个全科医师问那么多干嘛？AMA对基金会的批评不断升级，有人问及奥康纳的看法，奥康纳拒绝让步。“AMA只是嫉妒，有人侵犯了他们的地盘，”他说，“他们觉得只要是和疾病或者健康有关的事儿，他们就有优先权。”13
注释
萨宾与联邦监狱管理局局长詹姆斯·V.本内特私下里见了一面，得到了对方的支持。他选择奇利科西是因为这里离他的大本营辛辛那提很近。每位参与试验的志愿者将得到25美元的补助和减刑“一定时间”的承诺。几乎所有21岁以上的囚犯都递交了申请。然后他们接受了抽血检验，以“确定受试者对三种类型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免疫情况”。30名男性犯人入选——“体内没有抗体的那些人”。31
不过，这场争执没有那么简单，并不仅仅是某个组织傲慢自大，伤害了其他人的感情。AMA官员相信，1954年的大规模试验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基金会在学校和公共诊所里给孩子接种疫苗，这样的事儿本来应该在医生的办公室里完成。而在接下来的那年，基金会向全国一、二年级的学生免费发放了数百万剂疫苗，AMA的担忧进一步升级了。
迪克中止了试验。“科普罗夫斯基让我十分失望，”他回忆说，“我觉得他的数据不准确。”他说，如果试验继续进行下去，“肯定会有一些孩子因此瘫痪”。与此同时，科普罗夫斯基却指责迪克因为个人的私怨夸大了问题。有人认为救命的疫苗应该确保绝对的安全，但作为一个冒险主义者，科普罗夫斯基对这些人的意见不屑一顾。“获得对疾病的免疫力需要付出代价，”1957年，科普罗夫斯基在一次科学会议上表示，“自然界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免费的，我们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降低代价。”他说：“直接向猴子的神经内注射人类粪便以后，猴子的爪子瘸了，是有这么回事儿；但是和彻底扫除脊髓灰质炎的前景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因为前者而放弃后者实在太蠢了。”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不会变异的病毒粒子根本就不存在。”面对这一类事情，人类需要“算算账”。目前已有的弱化病毒株，也就是他在贝尔法斯特用过的那些病毒株，“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他坚称，自己的疫苗能拯救成千上万的儿童免遭瘫痪与死亡的威胁。40
萨宾走到了十字路口。他发现自己完全没有任何办法在美国境内大规模测试活病毒疫苗。他不得不寻找其他能为他提供机会的环境。但问题是，去哪儿呢？
一个月后，邀请函来了。经过两次冗长的FBI调查，国务院批准了萨宾出访，那年6月，萨宾乘飞机来到了列宁格勒。他在俄国呆了一个月，发表演讲、会见研究者、一有机会就兜售自己的疫苗。一回到辛辛那提，他就向有关部门提出了申请，想寄一些病毒样品给苏联以供测试。虽然国防部警告说俄国人可能将病毒“用于生物战”，但国务院还是批准了他的申请。萨宾的一只脚迈进了门槛里。46
现在的时机非常好。1953年约瑟夫·斯大林逝世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经开始解冻。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对科研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华盛顿出现了一批强力的官僚阶层，他们致力于寻求生物医学领域更广泛的国际合作。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经承诺与全世界共享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技术知识”。现在看来，对这些知识的需求最为迫切的正是苏联。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丘马科夫难以抉择。索尔克疫苗的早期试验结果喜忧参半。虽然苏联的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有所下降，但这种疫苗的制造成本昂贵，使用起来也比较烦琐，而且效果不太稳定。和俄国科学家交流一番以后，萨宾觉得自己很有机会。他告诉约翰·保罗：“俄国人表示，他们愿意和我一起研究弱化病毒口服疫苗。”不过驻莫斯科事务部的一位官员却告诉了萨宾另一个消息：“我问了（俄国人的）打算。他们还没有确定要用活病毒疫苗，说要等到进一步测试以后再做决定；不过，他们希望在起步阶段采用索尔克那一类的疫苗，但需要用其他病毒株代替其中的马奥尼病毒。”48
事情的走向果然如此。1958年，加州的一个陪审团作出判决，两个年幼的孩子在接种卡特疫苗后染上了脊髓灰质炎，他们的家庭得到了约15万美元的赔偿。乔纳斯·索尔克为受害者出庭作证，他表示，1955年的生产规范足以保证药厂制造出安全的脊髓灰质炎疫苗。陪审团表示怀疑。的确，“原告在注射卡特公司的产品后染上了脊髓灰质炎，因此卡特公司违反了保证”，但是，陪审团并未发现该公司有“直接或间接的”疏忽——这个判决让大律师梅尔文·贝利深感震惊，他正是孩子们的代理人。“如果没有您的支持，”他写信告诉索尔克，“我敢肯定，卡特公司一定会被判处无罪，逍遥法外；他们不光会让您和疫苗项目蒙受不白之冤，还会证明孩子们根本没有染上脊髓灰质炎，说那只不过是我们想象出来的。”16
但萨宾没有放弃。他知道，用机构里的儿童来做试验的A计划已经行不通了，于是他转而争取B计划，将目光投向了机构里的成人。通过几个月的密集游说，萨宾说服了汤姆·里弗斯和亨利·库姆，他们同意开展有限制的人体试验，受试者是精心挑选的志愿者。“我有理由相信，基金会很可能会支持我的计划，让我在犯人身上开展特定的脊髓灰质炎研究，”他写信告诉NIH的一位朋友，“如果你能告诉我俄亥俄州奇利科西市那家联邦监狱负责人的具体姓名和地址，让我能够跟他们商讨这件事，我会非常感激。”30
活病毒疫苗值得付出这么大的努力吗？在那个年代的大部分病毒学家看来，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同意萨宾的看法，脊髓灰质炎活病毒疫苗有很多优势。首先，它是一种口服疫苗，所以它进入人体的路径和天然的脊髓灰质炎感染相同，疫苗会沿着消化道下行，在肠道中大量繁殖，带来持久的免疫力，就像天然感染一样。人们相信，活病毒疫苗也许只需要服用一剂，就能提供终生的免疫力。不需要多次注射，也不需要“增强剂”。其次，活病毒疫苗起效的速度也更快，服用几天后就有效果，而不是几周，这意味着它能够遏止已经爆发的流行趋势。最重要的是，它让人们看到了公众中“被动免疫”的希望，因为服用疫苗的人会通过排出的粪便将经过弱化的病毒传播到环境中，于是很多没有服用疫苗的人也会获得免疫力。最终，（安全地制造出来的）活病毒疫苗有可能彻底扫除脊髓灰质炎。24
当然可以，而且请他们一定要来，萨宾回答说。“我希望能安排几场会议和现场演示，我们医学院的院长也打算举行私人晚宴招待他们。”俄国人的到访十分顺利。他们告诉萨宾，最近脊髓灰质炎在苏联迅速蔓延，他们正在对索尔克疫苗进行早期试验。萨宾给客人看了自己的活病毒株，并表示自己有兴趣去他们的国家拜访，那也是萨宾出生的地方。俄国人答应让卫生部给他发邀请。44
1960年，在一片欢庆的气氛中，苏联代表团来到华盛顿特区，出席了第二届脊髓灰质炎活病毒疫苗国际大会。代表团成员骄傲地宣布，他们的国家获得了“不朽的胜利”，扫除了国内的脊髓灰质炎。虽然霍斯特曼的报告已经让很多研究者相信了苏联人的话，但仍有一位美国科学家站起来，以一种挑衅的方式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怀疑。他的发言结束后，一位俄国代表团成员简短地说：“我愿意向你保证，我们苏联人爱护自己的孩子，这一点我们和美国人，或者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一样。”59
这样的失衡由来已久。但现在情况变了，人们开始抨击这一现象，提出尖锐的问题。国家基金会是否恶意夸大了脊髓灰质炎的危险性？基金会的募捐策略是否过于激进？如果更合理地分流善款，也许能让科学家更快地找到治愈其他严重疾病的方法？为什么基金会一个组织就需要这么多的钱？8
迪克觉得能在贝尔法斯特推行实地试验是这座城市的荣幸，而且有助于他自己的职业发展。按照计划，最先接种疫苗的应该是研究者本人和他们的孩子，然后再慢慢向公众推广。不过项目一开始就出了问题。孩子（包括迪克四岁的女儿）粪便样品中的病毒粒子，其毒性强于当初吃下去的疫苗。更令人胆战心惊的是，将粪便里的病毒粒子注射给猴子以后，猴子瘫痪了。看起来发生了最糟糕的事情：科普罗夫斯基的疫苗在通过人体消化道的过程中恢复了毒性。迪克的形容非常贴切，“你吃进去的疫苗温顺得像一头羊羔，但粪便里排出的病毒却变成了一头狮子”。39
与此同时，丘马科夫和萨宾的关系渐渐亲近起来，逐渐发酵为持续一生的友情（考虑到丘马科夫从来没学过英语，萨宾也不怎么会说俄语，这段友谊看起来有点奇怪）。丘马科夫和他的妻子玛丽娜·伏罗希洛娃一直致力于消除斯大林时代的影响，解放俄国的医学。那时候，俄国的教科书上还有这样的描述：“多亏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的感染得到了成功的控制。”事实上，1956年萨宾在列宁格勒演讲时还曾遭到批评，因为他没有提到李森科【2】那些丢人现眼的理论；别人告诉他，李森科的理论一定能“制造出完美的疫苗，因为苏维埃的遗传原理能让我们以更好的方式挑选病毒”。50
事实上，莱德利实验室的疫苗研发并不顺利。它的母公司美国氰胺公司管理层发生了动荡，埋头于生化研究的科学家也士气低迷。一位科学家表示，现在管事儿的那些人太精打细算了。“他们觉得，把两种牙膏混到一起就算是好产品了。我们被剥夺了自由。”此外，赫勒尔德·科克斯年纪较长、思想比较传统，而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锐气十足、勇于冒险，他们两人之间也有一些摩擦。“他希望自己掌管的病毒学部门里，所有成员写的文章都要署上他的名字，”科普罗夫斯基回忆说，“所以我不跟他们混，我自己发表文章。当时我们俩就这么较劲，就像我们不是在一家公司里干活似的。”36
【2】Trofim Lysenko，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李森科坚持生物的获得性遗传，否定孟德尔的基于基因的遗传学。他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使用政治迫害的手段打击学术上的反对者，使他的学说成了苏联生物遗传学的主流。
卡特事件以一种恐怖的方式拖慢了索尔克疫苗大获全胜的势头。现在人们开始对它的替代品产生了兴趣，也许活病毒疫苗的效果更好。竞品上场的时机到了！
阿尔伯特·萨宾回忆说，要弱化三种脊髓灰质炎病毒株，制造出有效的疫苗，“这样的工作不能急”。他的工作包括大量单调重复的工序，目的是制造出能在消化道里迅速繁殖的病毒，“同时尽量不出现可见的病毒血症，而且，随粪便排出体外的病毒，其神经毒性应尽量不变”。简而言之，3种病毒株应该在肠道里繁殖，但不能破坏神经系统；而且，排出体外的病毒，其毒性不应强于吃下去的疫苗。25
到1956年，萨宾对病毒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已经选出了最棒的Ⅱ型和Ⅲ型病毒子代，现在我正在测试……两种Ⅰ型病毒株，”他写信告诉约翰·保罗，然后一如既往地补充说，“研究工作进行期间，我从来没在周六或者周日休息过，从没离开过实验室哪怕一天。”1月，萨宾接到了公共卫生局打来的电话，通知他有几位俄国科学家将拜访美国，学习“脊髓灰质炎的新知识”和“如何制备索尔克疫苗”。虽然俄国人的第一目标是匹兹堡，但他们还希望见一见其他脊髓灰质炎研究者，包括博迪恩、恩德斯、保罗和萨宾。能让他们来辛辛那提拜访你的实验室吗？43
1959年的萨宾试验和1954年的索尔克试验大相径庭，他们使用的疫苗、受试者人数和试验规划本身都不一样。俄国人不打算照抄美国人的双盲试验。没有对照组，没有安慰剂，也没有哪个孩子故意不接种疫苗。整个试验以“人道主义原则”为基础，索尔克曾经想要这样的人道主义，却遭到了拒绝。丘马科夫表示，他们唯一的目标是扫除脊髓灰质炎。
幸运的是，有盟友愿意帮忙。对活病毒疫苗的支持者来说，贝尔法斯特试验无疑是一次挫败，但来自苏联的好消息也许能扭转局面，促使西方国家采用活病毒疫苗，包括美国。萨宾的密友、同样研究脊髓灰质炎的约翰·保罗帮了他这个忙。保罗说服了世界卫生组织（WHO）派出一位科学家前往俄国，研究本次疫苗试验并撰写公开报告。他推荐了耶鲁大学的同行多萝西·霍斯特曼来承担这份工作。54
从某些方面来说，卡特事件促使联邦政府加强了各个卫生管理部门。生物制剂管理实验室得以重组并扩大，疫苗测试成为NIH的主要工作之一。脊髓灰质炎监察组成功完成了对卡特事件受害者的调查，促使公共卫生局传染性疾病中心的规模急剧扩大，这个机构便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前身。从1955年到1960年，NIH的预算从8100万美元激增到4亿美元，自“二战”结束后，联邦政府对卫生事务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加，到此时更是明显加速。正如一位脊髓灰质炎作家的描述：“索尔克疫苗测试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实地试验，同时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完全由私人机构主持的此类试验。”6
萨宾削弱病毒的方法是用一系列的猴子组织连续培养数代病毒株，直至病毒被有效弱化。（“我得出了结论，”1954年，他写信告诉一位同行，“如果将某种脊髓灰质炎病毒株直接注入黑猩猩的脊髓，却没有引发瘫痪……那么这样的病毒株也许可以视为安全的，可用于定向的人体研究。”）1954年冬，在俄亥俄州奇利科西市的一所联邦监狱里，萨宾在30位成年犯人身上试验了自己培育出来的病毒，走出了人体试验的第一步；4年多以后，他将在数千英里外的共产主义国家展开大规模的实地试验，给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接种活病毒疫苗，这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医学试验。26
卡特事件带来的政治后果十分严重。1955年7月，奥维塔·卡尔普·霍比离开了内阁，返回得克萨斯。“这是我写过的最艰难的一封信，”收到她的辞呈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接受函中写道，“历史会给你应得的尊重。”两周后，霍比的卫生事务特别助理也随她一起辞职了。NIH也进行了大换血，首当其冲的便是院长。“和卡特事件稍微有点关系的人都被解雇了——虽然没几个人知道幕后的故事。”一位官员回忆说。“统统被扫地出门。”新的NIH院长詹姆斯·香农是少数几位反对快速发放疫苗许可的政府科学家之一。5
事态开始扩大化。弗朗西斯报告是在1955年4月12日发布的，也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十周年忌日。奥康纳宣称这个时间点完全是巧合，但AMA和其他组织认为这里面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很多共和党人蹦得比天花板还高。”一位医生回忆说。接下来几个月里，随着卡特事件的曝光，AMA开始猛烈抨击国家基金会，谴责他们的急于求成和激进的推销手法“亵渎了研究者对新发现进行严格评审然后再发布的……传统方式”。12
选择WHO来做见证是顺理成章的事儿。WHO一直认为，要在全球范围内扫除脊髓灰质炎，口服疫苗是最好的办法。霍斯特曼的名望无懈可击。她一向以行事缜密著称，素有正直之名。虽然她和萨宾的关系颇为亲近，但她一定能写出客观的报告来。
萨宾从1951年开始研制活病毒疫苗，当时他知道已经有人走了这条路，其中包括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萨宾曾和约翰·恩德斯讨论过自己的计划，也派了一位助手去匹兹堡学习索尔克的组织培养技术。他还去了莱德利实验室拜访自己在洛克菲勒研究所时的老同事，赫勒尔德·科克斯。在莱德利的时候，萨宾专程去见了科普罗夫斯基，后者对这次会面印象十分深刻：“要我来说的话，他来见我是为了告诉我，他即将进入我的研究领域。他和我沟通、讨论了这个项目，说我们现在在一条船上了——他也更看好活病毒方法。他说自己用心考虑了这件事儿……他希望我们能握手言和，交换病毒样品。所以我给他送去了一些样品，不过我从来没收到过他送来的样品。”20
1955年，一股新的力量加入了批判国家基金会的阵营：美国医学会（AMA）。这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儿，AMA的官员一直觉得基金会对他们不够重视。1954年，美国医学会曾试图参与索尔克疫苗试验的实施和评估工作，却遭到了拒绝。更糟糕的是，后来他们希望提前获得一份弗朗西斯报告，也被基金会婉拒；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美国医学会和它所代表的无数医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变成了对局势一无所知的路人。有人这样说：“就像以前那段让人生气的日子，病人知道的东西比我们还多，要了解新资讯，你得去读《读者文摘》上关于药物的报道。”11
科学界内外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脊髓灰质炎对公共卫生的威胁被过度夸大了。但是看到那些戴着腿部支架蹒跚前行或是躺在坟墓似的铁肺里的孩子，要讨论这个话题实在过于残忍。不过，卡特事件创造了一个机会，人们开始考虑：现在还应该把脊髓灰质炎当成头号大敌吗？媒体开始刊登一些几个月前还绝不可能出现的文章：“脊髓灰质炎耗资巨大，受害者甚微”“脊髓灰质炎圣战概念贩售堪比小贩叫卖肥皂”“一毛钱进行曲为何出现”。7
至少需要60名儿童参与试验。“我们非常希望，”他写道，“参与本次试验的儿童体内没有（三种中的）任何一种脊髓灰质炎病毒抗体。所以，首先应该对120～150名1～6岁的儿童进行抽血检查。”值得注意的是，萨宾提到他的疫苗里采用了剧毒的马奥尼病毒株。他宣称：“我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启动试验。”28
基金会已经准备好了答案。他们回应称，基金会的大部分预算都花在了受害者身上，无论患者自身的支付能力如何，都能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脊髓灰质炎是一种特殊的疾病，因脊髓灰质炎而瘫痪的孩子常常需要持续数年的治疗。而且大家还应该考虑一个情况，其他慈善基金会（癌症、关节炎、结核病、脑瘫、肌肉萎缩症）都得到了NIH数以百万计的科研资助，但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从未向政府开口要钱。基金会表示：“我们脊髓灰质炎圣战的辉煌胜利来自最崇高的社区志愿精神。”9
萨宾曾经考虑过与科克斯、科普罗夫斯基合作。1955年，他与这两人联系，提出为有志于研究脊髓灰质炎活病毒疫苗的科学家建立一个委员会。那时候，萨宾有一些东西可以和同行分享，不过他要学的东西也还很多。科克斯和科普罗夫斯基已经在活病毒疫苗上浸淫多年，所以他们两人的回复十分谨慎，这是最客气的说法。他们回复说，这主意听起来很不错，所以算上我一个。当然，莱德利实验室的保密制度十分严格，所以请不要太指望我们。成立委员会的计划很快胎死腹中。正如亨利·库姆在写给萨宾的信里说的：“在我看来……如果真的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那信息的交流完全是单向的……你或者国家基金会其他受益人做出的发现他们都能知道，但他们自己却什么都不能告诉我们。”35
善款募集是个一山不容二虎的行当，这个事实无可争辩。1954年，美国8个大型卫生慈善机构募集的总资金有1.4亿美元出头，而国家基金会一家募来的捐款几乎就占了其中的一半。
用犯人来做试验，这一举动表明萨宾的想法出现了某种奇妙的逆转。1951年，在国家基金会召开的圆桌会议上，萨宾严厉谴责了科普罗夫斯基在纽约的精神病院里用孩子来做活病毒疫苗秘密试验的行为。“你怎么敢，”他曾发出这样的咆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为什么啊？”（见第8章）可是3年后，萨宾自己却做了同样的尝试。1954年初，索尔克试验开展前夕，萨宾联系了纽约州政府，表示自己也打算做人体试验。“我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他写道，“让目前的脊髓灰质炎研究能够走出关键的一步。研究工作已经到了瓶颈期，要取得更多的……进展，只能靠人体试验来实现……我们的疫苗已经经过了大量猴子和黑猩猩试验的验证，人体试验将采用相同批次的疫苗。精神上有缺陷的孩子长期居住在疗养机构里，受到持续不断的观察和监控，非常适合我们精心准备的长期后续研究。”27
1959年秋【3】，霍斯特曼在苏联呆了6个星期。她向WHO提交的报告印象成分居多，不过她表示情况十分乐观。所有事情都井井有条，她写道：“接受评估的地区实验室工作的标准十分严格，设施也相当充足。”不过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最终的结果“还要等上好一阵子才能出来”。她总结说，有一点显而易见，萨宾的病毒株安全有效。的确，“1959年，服用了口服疫苗的苏联人发病率明显下降，这表明疫苗可能极大地降低了瘫痪性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55
但是对精打细算的莱德利管理层来说，他的疫苗还不够好。那一年，科普罗夫斯基离开莱德利实验室，去了当时奄奄一息的费城威斯达研究所出任所长，还带走了莱德利的几位同事。他的离职闹出了很大动静。莱德利实验室花了数百万美元研究脊髓灰质炎，却没有得出什么像样的成果，于是该公司管理层指责科普罗夫斯基窃取了属于公司的科研资料和病毒株，赫勒尔德·科克斯是主要的指控者之一。但科普罗夫斯基矢口否认。41
卡特事件也将巴塞尔·奥康纳和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推到了风口浪尖。有人相信是他们的激进策略造成了公众的恐慌，迫使政府匆匆批准一种未经过充分测试的疫苗，从而诱发了这次危机；有人强烈谴责国家基金会还在不断要求人们捐款、充当志愿者，就好像这次教训还不够深刻似的。公众的激烈反对不可避免，此时此刻，基金会处于旋涡的中心。
卡特疫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人们迄今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未来大概也无法给出定论，不过各种推测层出不穷。看起来最合理的解释是：病毒混合物在仓库里存放得太久，于是沉淀物得以聚集，部分粒子凝结起来，抵抗了福尔马林的侵蚀。超过200例脊髓灰质炎病例与6批被污染的疫苗有关；受害者包括79位接种了疫苗的儿童、105位接种者的家庭成员和20位与接种者接触过的人。大部分受害者出现严重的瘫痪，11人死亡。1
后来公众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索尔克和萨宾当时正在针锋相对、争分夺秒地进行疫苗竞赛。接下来的那些年里，萨宾的朋友一直努力试图消除公众的这一印象。根据彼得·奥利茨基的说法，萨宾压根儿就没这么想过。奥利茨基表示：“如果是在竞赛，参赛者不会停下来欣赏风景。”萨宾对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前后持续了20年，无论如何都没法形容为“争分夺秒”。“所有实验都没有什么完成期限。我们从来没想过跟谁竞赛；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底下，我们也从没提过这回事儿。我们常常会停下手头的脊髓灰质炎项目，转而研究更迷人的新课题，例如其他病毒，诸如此类。”此外，萨宾还慷慨地与众多研究者分享自己的观点和发现，其中包括索尔克。“哪个情报贩子会说这算是竞赛？”当然不会！“还记得我们墙上挂的老格言吗？‘微生物学不可操之过急’。”18
对这些官员来说，基金会的举动带有“公费医疗”的气息，这是冷战年代最可怕的妖魔。1948年，AMA曾用这个理由让全国性健康保险的提案胎死腹中。基金会的疫苗派发项目既没有逐利动机，又绕开了家庭医生，AMA不打算支持这样的项目。“索尔克疫苗项目是否打算给美国人洗脑，诱导公众乖乖接受统一的药物？”一位医生写道，“在我们很多人看来，答案是肯定的。”AMA发动了自己的力量。几周内，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会高层就公开表示，脊髓灰质炎疫苗应该主要由内科医生来接种。让大众以低成本获得免疫力的模式完全没有机会。14
和乔纳斯·索尔克一样，萨宾也得到了国家基金会的鼎力支持。1949年，他得到的5年期资助包括89500美元的设备资金、60000美元的猴子购置资金和8200美元的物资补给资金（包括动物饲料）。基金会还付了一位病毒学家、一位研究助理、两位动物饲养员和4位技师的薪水，并补贴了辛辛那提大学的间接支出。萨宾也许不是巴塞尔·奥康纳最喜欢的科学家，但他也用不着为研究经费头疼。事实上，萨宾表示，基金会“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所有资金”。21
俄国人最终将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两位美国科学家的态度是关键因素之一。萨宾非常渴望得到这个机会，索尔克则没这么迫切。丘马科夫曾邀请索尔克前往苏联考察疫苗生产设施，讨论大规模试验事宜，却遭到了婉拒。“我还记得，父亲无数次为自己当时没有去而悔恨不已，”乔纳斯的长子彼得·索尔克说，“可是母亲下定了决心。她告诉父亲，我受够了，你有多久没陪过我们了。母亲很少限制父亲的行动，但那次她就是坚决不同意让他去俄国。想起来真令人惊叹，她的举动可能改变了历史的进程。”49
事实上，霍斯特曼尽了最大的努力，靠着粗略的信息写出了报告；她暗示了数据的匮乏，却没有太过强调这一点。她承认，“美国之所以会接受萨宾的疫苗，这份报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8
不过，在离开莱德利之前，科普罗夫斯基得到了一个等待已久的机会——大规模测试疫苗的机会。1956年，贝尔法斯特【1】女王大学的病毒学家乔治·迪克发来了邀请；作为活病毒疫苗的支持者，迪克希望为活病毒疫苗组织第一次大规模的实地试验。不过这次合作似乎注定没有好结果。后来，参与了迪克-科普罗夫斯基合作的一位学生写道：“在北爱尔兰工作有个最大的好处，你会得到很高的自主权。因为在那时候，北爱尔兰有自己的议会，所以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伦敦的政客和医学权威的影响。而且那里人口分布稀疏，流动性不强，当地政府也很愿意配合医学研究者的工作。”38
【3】原文如此，此处时间线似有误
更明显的是霍斯特曼在1959年10月3日写下的一份“随手笔记”，上面写道：“工作的口径主要是由俄国负责脊髓灰质炎活病毒疫苗事宜的丘马科夫教授确定的。”她在这里写下的结论更加谨慎：
总体评价：丘马科夫一家的确做了很多工作，他们派人带着疫苗前往全国各地；现在，很多地区的准确数据尚未统计完毕，样品的实验室分析工作亦有滞后。虽然到明年1月，会有更多数据准备就绪，但要筛选出统计学、流行病学、血清学和病毒学等方方面面的数据，在略显混乱的局面下推动项目前进，需要的远不止这点时间。57
事情总要有个了结。科普罗夫斯基的资历较浅，他知道自己在莱德利呆不了多久了。“我的小世界受到了干扰，我努力寻求解决方案，最后做出了决定，”1954年，他告诉约翰·恩德斯，“所以我写了这封信，想请你帮个忙。如果波士顿或者其他地方有对口的学术性工作，请务必通知我。”37
事实证明，这些追加措施非常成功。再也没有类似卡特事件的惨剧出现。索尔克疫苗是安全的，以后也将一直如此，但公众信心却恢复得很慢。1955年的夏天来了，接种疫苗的孩子却不多。不少州和地区的卫生部门拒绝使用索尔克疫苗，他们表示，马奥尼病毒株太危险了，在脊髓灰质炎流行季节到来之际，接种疫苗的风险太大，完全不值得。那年夏天，波士顿和芝加哥爆发了严重的脊髓灰质炎，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老样子，海滩和电影院再次空无一人，为了摆脱邪恶的微生物，人们纷纷逃离城市。“错过了疫苗接种的大部分孩子早晚会回来（补种疫苗）的，”一位卫生官员表示，“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快。”3
下一步该走向哪里？这确实是个问题。国家基金会不打算为脊髓灰质炎疫苗组织第二次大规模试验，一方面是卡特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萨宾是基金会最桀骜不驯的受益人。大规模试验所需的后勤工作令人望而生畏。而且，美国已经有数百万儿童接种了索尔克疫苗并成功获得了对脊髓灰质炎的免疫力，萨宾上哪儿去找合适的志愿者？另外，虽然疫苗采用的病毒经过了弱化，但病毒的毒性是否有可能恢复，导致受试者染上脊髓灰质炎？这一点萨宾也没法打保票。事实上，萨宾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他曾写道，“早期部分粪便样品中的病毒，其神经毒性强于受试者吃下去的病毒”——这是个危险的信号。于是，可敬的托马斯·里弗斯（萨宾曾将他形容为“杰出的美国病毒学之父”）于1955年建议萨宾“妥当销毁已经制备好的大批口服脊髓灰质炎活病毒疫苗”。33
萨宾面对的任务比索尔克的更加艰巨。简而言之，弱化病毒的毒性比杀死病毒要难。如果仅仅是杀死病毒，索尔克可以认为，只要福尔马林的浓度足以杀死三种脊髓灰质炎病毒株中毒性最强的那种，那么杀死其他两种也不成问题。但活病毒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因为它们会在体内不断地生长和繁殖。每种病毒株都必须能够刺激身体产生轻微的感染，但又不能造成更大的损害。“这样的区别，”一位科学作家写道，“就像一个是杀牛，另一个是让牛产仔；或者说，一个是拧断鹦鹉的脖子，另一个是教鹦鹉说话。你可以以某种方式将死亡标准化，但你没法将生命标准化。”23
萨宾的团队没有索尔克的那么庞大，有一部分原因是他讨厌假手他人，无论工作有多枯燥，他都觉得自己会干得更好。NIH传染性疾病实验室主任罗伯特·查诺克回忆说：“研制脊髓灰质炎口服活病毒疫苗的过程中，总共给20000多只猴子接种过疫苗，每一次都由萨宾亲手操作；而且他还会每天亲自观察猴子的临床状况……组织培养进入常规流程后……几乎每一份关键的培养物都是他亲自测定的。”查诺克表示，最后的结果是，萨宾的同事非常信任他的研究结果，他们“直接根据萨宾的观察报告进行下一步研究，根本不用进行复查”。22
不过，丘马科夫很快就会为萨宾提供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事实上，他们两人都为对方带来了一些无价之宝。“当时，在我的研究领域里，”萨宾告诉一位国务院官员，“苏联人要向美国人学的东西比美国人能跟他们学的多得多。”1959年，俄国人用萨宾提供的病毒株为一千万名儿童接种了疫苗。有的疫苗制成了药水，有的是糖丸。一小部分儿童接种了三联疫苗——该疫苗内含三种类型的病毒株，一次性服用完毕；其他大部分儿童分别接种了三剂疫苗（Ⅰ型、Ⅱ型和Ⅲ型）接种间隔期约一个月。当时在场的一位专家表示，这次试验堪比军事动员。“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诊所、工厂，诸如此类的地方都变成了免疫中心。”政府通知家长在某个时间把孩子带到某个地方，各地官员确保所有人都能到场，儿科医生负责具体的接种工作。试验记录一丝不苟，“包括姓名、地址、年龄、使用的疫苗类型和接种时间”。一切都有条不紊，多亏了丘马科夫博士的努力、良好的项目规划和极权国家的高压强权。51
但批评者不为所动。“脊髓灰质炎的患者这么少，拿到的捐款却那么多，”一位批评者表示，“所以基金会才付得起所有（或部分）医院、医生、护士、药品和设备的账单。”毫无疑问，基金会全力支持科研的努力十分成功，但最终却只征服了一种相对罕见的疾病。“疫苗的确是好东西，但防弹背心也是好东西，”一家报纸评论说，“根据统计数据，这个国家死于谋杀的人是脊髓灰质炎致死者的三倍以上。”10
在威斯达研究所，科普罗夫斯基还会继续研究脊髓灰质炎，寻找大规模试验的新机会。他甚至联系了阿尔伯特·萨宾，希望与萨宾合作，但此时的萨宾已经一点儿跟他合作的兴趣都没有了。“我得说，”贝尔法斯特事故发生后，萨宾写信告诉同行约翰·保罗，“我觉得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完全不值得合作，因为他当面跟你说的花言巧语你一句都不能当真，他在科学会议上发布（或者未能成功发布）的数据也一样靠不住。”现在，脊髓灰质炎活病毒研究领域进入了人各为己、自求多福的时代。42
接下来的事儿就要萨宾亲自去办了。考虑到冷战还在进行，他联系了卫生局局长办公室、公共卫生局和国务院，希望他们同意自己出访苏联。这几个部门的回应都十分积极。“一般而言，国务院乐于看到美国科学家出访苏联。”国务院的一位科学顾问写信告诉萨宾。但另一位顾问却提醒他“动作尽可能快一点”，因为“国务院对科学出访事务总是拖拖拉拉的，对于这一类的事情，杜勒斯（国务卿）就是拿不出一套固定的处理章程来”。45
奥利茨基说得很有道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制的确不是全力冲刺的那种竞赛，而是索尔克和萨宾之间的残酷竞争，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不断发酵——这场竞争定义并主宰了他们两人的职业生涯，直到他们死后仍在继续，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确，萨宾一直都不着急，他有充分的理由。索尔克的疫苗理念更简单，而且他拥有无限的资金，谁都知道先出成果的人肯定是他，所以萨宾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目标。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他的首要目标是防止索尔克在别人有机会上场之前就载誉而归。第二个目标才是准备好自己的竞品。”19
事情真的这么顺利吗？在苏联这么个幅员辽阔、管制严格的国家，6周时间足以得出可信的结论吗？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霍斯特曼在这关键的几周里的信件往来，或许会发现一些令人不安的蛛丝马迹。比如说，有迹象表明萨宾曾通过约翰·保罗联系过她，1959年10月，保罗写信告诉霍斯特曼：“ABS（阿尔伯特·布鲁斯·萨宾）上周在我这儿的时候说过一些话，我赶紧把摘要记下来寄给你。也许这份摘要里你不知道的信息不多，但我觉得它或许会对你有所帮助，你写报告的时候可以验证、参考一下。”56
与会代表全体起立鼓掌。新时代拉开了帷幕。
到1959年年底，初步的结果出来了。“很高兴地告诉你，”丘马科夫写信给萨宾说，“你的疫苗在我国取得了新的胜利。获得免疫力的人数稳定增长，反映出……活病毒口服疫苗明显优于灭活病毒疫苗。”然后，丘马科夫丢出了一颗大炸弹。苏联卫生部决定给全国20岁以下的人口接种疫苗，总计7700万人。“我正在运作一些事情，”他说，“准备让你入选我国医学科学院的名誉院士。”52
萨宾发现，前景一片渺茫。他原本一直以为里弗斯是他在国家基金会里最坚定的盟友，毕竟里弗斯一直在支持他的活病毒疫苗研发工作。现在却来了这么一出！“我得说，迄今为止，我在财务上的所有需求都得到了满足，”1955年，萨宾写信告诉一位同行，“但是，我得强调一下，我得到的只是‘财务’上的支持而已。因为在其他所有方面，很难说基金会对我走的这条路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在其他人面前，萨宾说得更加深入。“我每走出一步，”他告诉一位英国朋友，“都会遇到阻碍，而阻碍的源头正是为我提供了研究资金的基金会。我觉得这样形容不算夸张：基金会的行为看起来更像是对某个特定专利早有成算的商业性公司，而不是忠于事实、客观冷静的科学性基金。”34
不过，事情终究没有走到这一步。索尔克频频为卡特事件的受害者出庭作证或是提供书面证词，在他的努力下，接下来数十年中，卡特公司将向脊髓灰质炎受害者及其家庭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赔偿金。这家公司将撑过这场灾难，然后在1974年并入拜耳实验室旗下。不过从惨剧发生以后，他们再也没有生产过哪怕一滴脊髓灰质炎疫苗。
卡特事件引发的问题也影响了法律界。事件发生几个月后，《耶鲁法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预测称，针对制药公司的疏忽大意提出的诉讼会败诉，因为从表面上看，疫苗“符合制药商一直以来秉持的标准”。所以文章作者建议受害者换条路子。何不起诉卡特公司违反了“默认保证”？因为使用他们公司产品的人本来默认该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必要去证明卡特公司的疏忽，要拿到赔偿金，不用证明药厂有过错，不过赔偿的金额可能会少一些。药厂也会得到教训，避免未来出现类似的问题。15
【1】Belfast，北爱尔兰城市。
面对当局，萨宾十分坦诚。这个领域目前还是一片空白。“我必须声明，”他写信告诉一位监狱官员，“本次研究是否有风险，或者说有多大的风险，我们无法确定。之所以决定进行……人体试验，是因为我们在黑猩猩身上观察到的结果十分乐观，病毒株是无害的。这种灵长类动物与人类的亲缘关系最为接近。”幸运的是，奇利科西试验进行得十分顺利。全部30名囚犯体内都产生了3种脊髓灰质炎病毒株的抗体，无人患病。“我们给受试者用的疫苗剂量非常小，”萨宾表示，“但足以让受试者产生免疫性感染。”32
他的发言颇有先见之明。1955年的研究表明，“未接种疫苗儿童的瘫痪性脊髓灰质炎发病率大约是同年龄组已接种疫苗儿童的2～5倍”。那一年，美国报告的病例超过28000例，这些人本来可以幸免于难。1955年因疏忽而犯下的错误的确代价昂贵。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