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奥康纳不想让免疫委员会掺和这事儿。他太了解那些人的立场，而且他担心，哪怕放一个人进入疫苗顾问委员会，其他人也会由此挤进来。从基金会的角度来看，问题已经不是索尔克的疫苗是否应该进行大规模试验，而是怎样试验、什么时候开始。如果阿尔伯特·萨宾想在免疫委员会里再次燃起战火，那就让他去吧。疫苗顾问委员会将抓紧手里的事务，一路向前。“在实验室里，研究者的话就是法律，”奥康纳宣称，“但有些时候，你必须告诉他们，实验室的窗户外面正在发生什么，更别提外面的整个世界。”1
基金会其他受益人十分震惊。至少在阿尔伯特·萨宾写给索尔克的信里是这样描述的。就在报道发表的第二天，这封手写的信翩然而至，以“亲爱的乔纳斯”开头，里面满是建议。“很高兴在《时代周刊》上看到你快乐的脸庞，”萨宾写道，“不过，照片下面配的文章可不怎么样——我知道，那篇文章肯定跟你毫无关系，否则的话，他们就会直接把事情挑明了。”萨宾一向对基金会的做法不太感冒，这次他依然归咎于基金会：“他们以前就曾仓促做出毫无根据的承诺，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不过，在研究者本人还没完成试验或者说还没来得及……在科学期刊上发表成果之前，他们就公开发布消息，这还是第一次。”萨宾警告索尔克小心点儿，并暗示他的职业生涯岌岌可危。“请不要迫于他们的压力，匆忙去做任何事，更不要开展什么‘哈里·韦弗实地试验’；你的工作还需从长计议，小心验证。这样才能让你在‘大规模’试验之前胸有成竹。”最后，他言辞殷切地“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祝福”，并请索尔克“代为问候唐娜和男孩子们”。1
蒂尔家11个患病的孩子有9个顺利康复，2个落下了瘫痪的后遗症，但是没有人死去。9月里密尔沃基附近另一家人的遭遇更加悲惨。6个孩子里有4个染上了延髓型脊髓灰质炎，这种类型的脊髓灰质炎非常危险，常常致命，它会影响患者负责控制呼吸、吞咽和言语能力的脑神经。有一天早上，这个家里最大的孩子，17岁的高中橄榄球运动员说自己“严重头痛，右臂和右肩疼痛无力”。被紧急送往医院后，他开始呕吐、大量出汗。医生给他用了抗生素并静脉注射血浆和液体。到了黄昏时分，他再也不能咳嗽和吞咽了。“下午6∶30，他被送上了呼吸机，但病情继续恶化，下午6∶50，患者死亡。”
接下来的一天带来了更多的悲剧。另一位8岁的妹妹被送到医院，因为她“喉咙痛、头疼、脖子僵硬、说话无力”。她开始呕吐，出现吞咽困难。医生给她注射青霉素、输氧、输血，在她喉咙里插了吸引管，然后把她送进了铁肺。“直到下午6∶15，也就是她死去的那一刻，她仍能对提问作出连贯的回答。”
宾夕法尼亚的赫希是奥康纳最喜欢的地方之一。那里有很多东西让他深深着迷：广阔的赫希老庄园，田野和建筑都流露着19世纪的恢宏气度，当地工厂里飘来巧克力的芬芳气息【2】。基金会的大部分受益人去赫希很方便，无论是从匹兹堡、辛辛那提、巴尔的摩、费城、波士顿、纽黑文还是纽约，都有舒适的火车直接抵达。1953年1月，争执不休的国家基金会免疫委员会再次来到了美国的糖果之都。会议由奥康纳主持，索尔克站到了舞台中央。
靠着征服脊髓灰质炎的诺言，多年来国家基金会募集了天文数字的善款。毫无疑问，让人们看到他们的慷慨捐助的确用到了那些已经遭受病痛之苦，已经坐在轮椅上、躺在铁肺里的人身上，这很重要，但对于广大的捐助者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旨在消灭新增病例的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这是捐款源源不断的关键：实验室里不断传出好消息。“基金会的难处在于，他们必须保持热度，”一位科学家评论道，“他们不能表现得行动迟缓、瞻前顾后。基金会向公众灌输了昂扬的乐观主义，于是他们自己也被这样的乐观主义绑住了手脚。”1
又及：请提醒S.U.R，我聘请他当总顾问是为了让他顾问！
索尔克给保罗的回信相当暖心。“您明智的提醒，”他说，“我将永远铭记。”这不是客气话。索尔克的确没有打算立即开展大规模的人体试验。他的疫苗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量产。他觉得目前没理由站队，虽然他清晰地感到了来自双方的压力。“有人急着开展实地试验，有人嚷嚷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两边的意见都令人气馁，而且毫无帮助，真的。”1
索尔克想要的是，当他认为疫苗可以进一步推广时，能得到足够的资源。和保罗、恩德斯和萨宾不同，他考虑的观察时间是12～15个月，而不是5～15年。要走出下一步，他必须甘于与国家基金会合作。在美国，野心勃勃的脊髓灰质炎研究者还有比基金会更好的合作对象吗？那个年代的联邦政府尚未大规模介入公共卫生领域，基金会是脊髓灰质炎运动的领导者。基金会资助了索尔克的实验室，给了他大笔的资金，支持他饱受争议的灭活病毒理论，让他进入了各种权利委员会，成全了他不断上升的名望，将他送到了离科学伟人仅有一步之差的高度。无论他们是否喜欢对方——事实上他们双方对对方都是爱大于恨——索尔克和基金会已经紧密地结为一体，以前从未有科学家和慈善组织达成过这样的亲密关系。
【2】Hershey，赫希，也是巧克力品牌“好时”。这家北美地区最大的巧克力及巧克力类糖果制造商的大本营就在赫希，这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产地。
但提出建议的不光萨宾一个。基金会其他受益人也向索尔克提出了相似的忠告，其中包括约翰·保罗。他先祝贺了索尔克杰出的前期成果，然后直奔主题。他写道：“你万万不能，毫无疑问，你也万万不会，被迫匆匆开展你自己还没有计划去做，或者不想做的事情。”他们的暗示相当明确：索尔克要么和自己的科学家同伴站在一边，以科学规则为行为准绳；要么加入基金会官僚的阵营，将募集资金和眼花缭乱的公关手腕置于科学规则之上。1
科学家的确剖白了自己。他的演讲呼吁人们的耐心又充满了乐观精神，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没有脊髓灰质炎的世界也许正悬在匹兹堡一位科学家的指尖。”一篇颇富代表性的报道如此写道。这篇报道说索尔克的疫苗“仍处于实验阶段，但绝不是仅存在于试管中的概念”。看来，美国人可以为乔纳斯·索尔克等一等，因为他们终于有了值得等待的东西，这个东西坚实可靠，而且他们自己亲手参与了它的创造。“这不只是美国医学研究界的荣耀，”赫斯特集团旗下报纸刊登的社论传遍全国，“也是我们每一个曾捐助过一毛钱进行曲的人的荣耀，我们的捐助让科研的突破成为可能。我们捐出的硬币带来了百分之一百万的回报，分享善意，温暖人心。”1
消息传得飞快。2月9日，《时代周刊》宣布，“脊髓灰质炎前线传来了确凿无疑的好消息”，并引用了韦弗的乐观预测。更重要的是，索尔克很快就会成为公众崇拜的明星科学家，实验室科学奇迹的代表人物，《时代周刊》的报道就是将他送上青云的第一阵风。这篇报道以“大战准备就绪”为题，标题上方是“研究者索尔克”的照片。1
但在那天，支持斯马德尔的人寥寥无几。受益人一个接一个地提出了异议。第一个表示反对的是阿尔伯特·萨宾，然后是霍华德·豪，接下来伟大的约翰·恩德斯表示路还很长。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搞明白，很多事情没有做。科学家必须无视外界的压力，掌控自己的步调。“现在索尔克已经做得很棒了，我建议我们继续开展更多试验，”恩德斯说，“不要急着扩大试验规模；因为大规模试验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大量宣传，可能危及整个项目。”1
显然，脊髓灰质炎疫情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众所周知，这些年来患者的平均年龄一直在稳步上升。在1916年的大流行中，患者主要是4岁以下的婴幼儿；但是到了1940年，最易感的人群变成了5～9岁的儿童，而且有四分之一的新增病例是10～19岁的青少年。1
第二天早上，他4岁的妹妹起床时头痛、颈部僵硬。她也被紧急送往医院，医生认为预后良好。虽然小女孩抱怨喉咙痛，但她还是好好吃了晚餐，而且“看起来睡眠和呼吸都很正常”。几小时后，值班医生发现她失去了意识，没有脉搏也没有呼吸。“晚上8∶20，她被宣布死亡。”
致各部门领导：我能理解你们有时候需要通过私人渠道或机密渠道向我报告事务，以期引起我的注意；但这样的做法泛滥过头了，现在我能注意到的都是那些没有标明“私人”或是“机密”的东西。
1952年，奥康纳走进了60岁。他的妻子埃尔薇拉身体状况很差，三年后她就会去世；他的女儿贝蒂安最近罹患脊髓灰质炎，还在努力康复。1952年6月，奥康纳遭遇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他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一个想法越来越清晰：脊髓灰质炎之战是他个人与时间的赛跑。“我不是一味蛮干。我喜欢活着，”他对朋友说，“不过在我看来，我们过于强调生命的长度，而不是质量。”大部分人在心脏病发作后会考虑放缓脚步，而不是加速前进，但奥康纳不一样；乔纳斯·索尔克说，那次大病之后，奥康纳明显变了。索尔克说：“我觉得，他希望我们务必在他的有生之年解决掉这件事儿。”奥康纳着急也是有理由的。1
对《匹兹堡新闻》的年轻记者约翰·特罗安来说，这个谜语并不难猜。特罗安和索尔克实验室关系良好，从一开始，他就一直在追踪匹兹堡大学的脊髓灰质炎研究进展。他自学了一些疫苗知识，索尔克通过他向公众发布自己想要公开的信息。他们俩常常在医学院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碰头。特罗安很清楚索尔克在波尔克学校和沃森之家做的试验，他甚至知道试验的结果。哈里·韦弗向基金会理事会公开了试验结果，特罗安从中得到了暗示：他可以向公众宣布是谁做出了韦弗所说的大发现。“众所周知，目前为止，”第二天，特罗安写道，“我们国家正在研究这种疫苗的科学家只有一位：乔纳斯·E.索尔克博士。”1
脊髓灰质炎的流行时间变幻莫测。有时候始于5月末，然后在8月中旬销声匿迹；有时候它在7月悄然而至，一直肆虐到劳工节。1952年的大流行始于阵亡将士纪念日【1】前夕，在夏日里达到高峰，然后一直延续到10月。7月4日，《华盛顿邮报》的头条报道警告称：“目前为止，1952年度脊髓灰质炎新增病例已创下纪录。”一周后，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坦承，虽然他们通过一年一度的一毛钱进行曲筹集到了史无前例的4140万美元，但全国3000个地方分会里有500个已经破产，因为他们“花掉了所有的钱”支付医疗费用、照顾病人。基金会官员向疫区调拨了数百万美元，还有332台呼吸机、79张摇摇床、240位护士、48位理疗师和无数的补给物资。此前他们从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面对过如此紧张的局面。1
媒体一片哗然。有的新闻说得恰到好处：“征服脊髓灰质炎为期不远。”而有的则过了头：“脊髓灰质炎疫苗已准备就绪”。最奇怪的是，在全国多家报纸上拥有同步专栏（“昨晚发生的事”）的百老汇八卦之王厄尔·威尔逊竟然丢开了名人花边新闻和夜店探秘，专门为他写了一篇文章：“新脊髓灰质炎疫苗：曙光已现”。看到这篇文章，索尔克吓了一跳。他的成果还没在科学期刊上发表呢，这都是怎么回事儿？
事实上，里弗斯表达支持的心态颇为复杂。在里弗斯发言之后，索尔克谨慎地汇报了自己的工作，一方面他希望引起公众的兴趣，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吓到大家。“我甚至不知道，现在我们已经有的东西能不能称为疫苗，”他告诉人们，“在这里，这个词儿……应该理解为……一种口语表述。我们拥有的是能够刺激人类受试者产生抗体的制剂。”1
就连巴塞尔·奥康纳自己也找不到更好的形容。几周后，他宣布成立疫苗顾问委员会，负责策划史上规模最大的医学试验。委员会成员包括来自联邦政府、学术界和私人企业界的卫生专家，却没有基金会自己的受益人。“我们成立这个机构是为了打破僵局，”哈里·韦弗坦承，“免疫委员会无法承担必要的组织工作，他们会为了技术问题争执好几个月。此外，免疫委员会成员都是病毒学家，而现在我们需要的不只是病毒学方面的帮助。”1
1952年夏天，脊髓灰质炎凶猛地侵袭了爱荷华州的农业区。附近的苏城爆发了一场大流行，医院人满为患。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乔和克拉拉警告孩子们远离梅普尔顿的泳池，吃东西之前要先洗手。他们检查了井水，水没问题；然后他们还特地多喷了一些DDT，好把苍蝇赶走。乔·蒂尔甚至去镇上买了新出的“脊髓灰质炎保险”，每位18岁以下的儿童最高可获5000美元赔付。蒂尔一家尽了最大的努力，做到了医生和专家谆谆告诫的每一项预防措施。他们为什么还会遭遇厄运？
这么来势凶猛的流行该作何解释？研究者指出，现在公共卫生官员对脊髓灰质炎病例的报告更为细致，医生的诊断技术也提高了，以前可能有很多病例根本没有被发现，现在都一一记录在案。有人相信新增病例的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美国暴涨的出生率：简而言之，潜在的受害者更多了。还有人提出，毒性更强的Ⅰ型脊髓灰质炎病毒株比以往更加流行——记录这一现象很容易，但要解释它就没这么简单了。有人责怪说，脊髓灰质炎疫情这么凶猛，是因为人类向环境中排放了新的毒素，尤其是杀虫剂DDT。1
奥康纳没怎么发言。哈里·韦弗保持沉默。索尔克抛出了自己的试验，其他受益人已经知悉。他们的反应不出所料，没有必要挑起无谓的战火。几天后，韦弗向基金会理事会报告了实验室里的重大突破。他没有提及具体的人名和地点，只是热情洋溢地宣布我们已经有了激动人心的灭活病毒疫苗，并表示“这样的进展通常意味着我们可以走出至关重要的下一步”。1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相对稳定，年发病率约为4/100000。显然，这就是变化最大的地方。从1940年到1944年，全国报告的脊髓灰质炎发病率翻了一番，达到了8/100000；从1945年到1949年，发病率又翻了一番，变成了16/100000；1950年到1954年，进一步增加到25/100000，其中1952年达到最高峰：37/100000。1947年，阿尔伯特·萨宾写了一篇颇富先见之明的文章，试图将发病率的增加与患者平均年龄的上升联系起来，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迄今仍无定论。“是否有这样的可能，”他写道，“婴儿阶段有一个时期……如果感染脊髓灰质炎病毒，大部分人不会出现明显症状，却会获得终生的免疫力？”萨宾总结说，也许“既然如此，如果某个国家有大量儿童没有在这个重要的阶段接触到脊髓灰质炎病毒并获得免疫力，那么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流行？”也许。脊髓灰质炎流行“看起来更容易影响那些公共设施更完善、个人卫生水平更好、生活标准更高的国家”，是否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也许——不过萨宾为进一步的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如果读者觉得有些困惑，觉得（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他总结道，“那我必须承认，这正是我写作本文的目的。”1
瘟疫肆虐的1952年充满了可怕的故事。7月22日星期二，16岁的凯瑟琳·蒂尔开始发烧。那天白天她一直顶着烈日在爱荷华州梅普尔顿的农场里干活。家庭医生来了，给她打了一针青霉素，然后让她用冰袋冷敷抽痛的额头。凯瑟琳似乎好了一些，她的烧退了，胃口也恢复了。可是两天后，病魔露出了狰狞的面貌：肌肉和关节疼痛、脖子僵硬。医生再次到来，诊断为脊髓灰质炎。
委员会主要由病毒学家组成，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他们负责为免疫相关事务提供建议，此时此刻，最重要的议题是疫苗的研发。问题在于，大部分委员对所有事情都争执不休，只有一件事情他们能达成共识：脚步应该放慢一点。可这恰恰与基金会向美国人民许下的诺言背道而驰。奥康纳尊重这些受益人作为科学家的身份，但他却痛恨由这些人承担审议工作。赫希会议也不会改变他的看法。
索尔克着急是有理由的。1952年是有史以来脊髓灰质炎疫情最严重的一年，全国新增病例超过57000例。新闻头条惊呼：“瘟疫季节”“脊髓灰质炎时代”。21000位患者永久性瘫痪，约3000人死亡。“如此严重的疾病流行在美国前所未有，”一位记者写道，“以后也不会复现。”1
故事还没有结束。两天后，13岁的妹妹“严重头痛、头晕、恶心、发低烧”。她也接受了同样的治疗，但是毫无效果。她无法控制地呕吐，体温飙升到105华氏度，血压下降。“她非常恐惧，”一位医生表示，“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症状和哥哥妹妹十分相似。”她死于晚上8点。1
奥康纳喜欢这个主意。他和广播网关系不错，给索尔克弄到免费的直播时间不是问题。会有数百万人收听他的节目，现在，除了无所不在的海报儿童以外，国家基金会又有了身穿实验室白大衣的勇士充当代言人。美国人民将听到真正在脊髓灰质炎前线奋战的人发言。这样的宣传千金难买。
注释
里弗斯没心情在语义学上缠夹不清。现在不是谦虚的时候。“我觉得你已经有了疫苗，乔纳斯。”他反击道。索尔克选择了不在这个问题上争执。
富兰克林·D.罗斯福担任纽约州州长时，邀请了自己的律师搭档加入伟大的脊髓灰质炎运动。虽然奥康纳对这种疾病兴趣不大，但他恪尽职守。转眼间20多年已经过去。当时的背水一战只是为了拯救陷入麻烦的沃姆斯普林斯基金会，但现在他们创立的事业已经成为美国史无前例的医学圣战。大部分功劳属于巴塞尔·奥康纳，他也坦然接受了这份荣耀。奥康纳的成就足以死后流芳，他是现代慈善的奠基人，他自己喜欢这么说。他不领薪水，但他拥有的一切都是一流的。奥康纳的家在曼哈顿的公园大道，他进出的是奢华的餐馆，住的是最好的酒店，主办会议挑的是这个国家最优雅的度假村。在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里，他的办公室富丽堂皇，简直足够供奉沙皇。“我永远忘不了他的办公室，”研究者多萝西·霍斯特曼说，“他坐在书桌后，桌子正对面是一幅他自己的巨型画像。”奥康纳穿着手工裁制的细条纹西装，翻领上插着一枝白色康乃馨，此时的他距离马萨诸塞州汤顿的工人阶级社区已经非常遥远，他坦率地说，那样的生活是“刚刚从奴役下解脱的一代”。1
疾病毁灭这两个家庭的速度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凶兆：有时候迅速求医也于事无补。医生和医院能做的只有这么多。魔药、铁肺和24小时的看护救不了这些孩子的命。在一个没有疫苗的年代，这样的想法让人不寒而栗。
这种境况让基金会的受益人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不是所有人，但大部分人都很担心。他们十分警惕公众的意见，鄙视媒体的欢天喜地，对要求他们加快科研速度的呼声愤愤不平，他们认为征服脊髓灰质炎没有捷径，也不屑于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威胁。要是有机会，免疫委员会里大部分人肯定会反对索尔克疫苗的大规模试验——今年不行，明年不行，未来几年都不行。虽然他们的意见没有实实在在的约束力，但如果大部分人都投票称“没有信心”，那基金会的势头肯定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事实上，他的建议十分明智。步伐太快的确有危险。基金会的确违反了传统，没有等索尔克先在科学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那本是试验数据接受详细评审的大好机会。当然，问题在于提出建议的人。阿尔伯特·萨宾算是索尔克的竞争对手，此前他对帮助索尔克毫无兴趣。众所周知，萨宾相信脊髓灰质炎研究是个零和游戏，这意味着如果他要赢，那别人就得输。萨宾的世界里不存在“两种疫苗都成功”这种事儿。
他工作起来比谁都努力。作为纽约一家法律事务所的创业合伙人，奥康纳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脊髓灰质炎事务”上，每年他要在路上奔波数万英里。“他每晚只睡6小时，”20世纪40年代，他的一位朋友写道，“对他来说，吃饭完全是为了健康，而不是什么享受；除了吃饭以外，工作和睡眠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众所周知，奥康纳要求严苛，无法忍受“推诿扯皮”和“优柔寡断”，他经常用暴躁的字条刺激下属：
1953年3月26日晚10:45，索尔克的演讲开始了。节目时长15分钟，通过CBS的广播向全国播出，名为“科学家的自白”。在巴塞尔·奥康纳的引导下，索尔克详细而扼要地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和脊髓灰质炎研究的大致情况。那天晚上他主要强调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直接面向公众，第二件事则针对学界同人。对于前者，他恳求大家再给他一点时间。“虽然研究进展之快超乎我们的期待，”他说，“但在下一个脊髓灰质炎流行季节到来之时，疫苗还无法大范围使用。”对于后者，他以专业研究者的身份自信地表示，他的“初步成果”很快会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并邀请同行进行审查。“本周我将在JAMA上发表研究成果，”他说，“通过这篇论文大家可以看到，疫苗刺激产生的抗体数量多于天然感染产生的抗体数量。”换句话说，他的灭活病毒疫苗效果不错。1
1953年2月，奥康纳邀请了一批一流的记者、卫生官员和医学研究者来到他最爱待的地方，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听索尔克汇报进展。萨宾没有收到邀请，恩德斯和保罗也没有，现场不会出现反对的声音。“索尔克博士的处境很不妙，”开场致辞时，汤姆·里弗斯说，“他将要承担极大的压力，基金会也会承担极大的压力。步伐过快固然会有危险，但进展太慢同样危险，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好的东西，那就应该尽快让公众享受到它。”到底有多好？和大部分病毒学家一样，对于脊髓灰质炎的终极解决方案，里弗斯更偏爱活病毒疫苗。不过他和阿尔伯特·萨宾那些人的意见不同，那些人觉得索尔克的工作没什么价值，连权宜之计都算不上。但里弗斯明确表态，既然现在已经有了“有效的疫苗，而且人们正在哭喊着乞求它的出现”，那么整个世界没法为“理想的疫苗”再等个“五年十年”。无辜的生命岌岌可危——孩子们的生命！1
【1】Memorial Day，美国法定节假日，在大多数州是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
索尔克去了纽约拜访奥康纳。他警告说，事情进展太快了，他觉得局面有点失控。他的职业声望岌岌可危，作为一名科学家，他感到羞愧。索尔克告诉奥康纳，现在唯一要做的是对公众实话实说：“我告诉他，如果能让我亲自与公众直接对话，比如说通过广播，告诉他们现在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为什么目前还不能推广脊髓灰质炎疫苗，那也许可以获得不错的反响。”1
这类问题出现的时候，奥康纳通常会向老盟友求助。作为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元老，汤姆·里弗斯普及了现代病毒学，将它从细菌学的附属分支变成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他关注分子生物学提出的基本问题，也同样关注病毒性媒介引发的疾病。”里弗斯的传记作者写道。他是业界的泰山北斗，基金会现在这些受益人有很多要么曾经受雇于他，要么是他一手教出来的；作为奥康纳的无薪长期顾问，在经历了科尔默和帕克-布罗迪的惨痛失败后，是他总结经验，重建了脊髓灰质炎研究的指导方针。里弗斯并不是乔纳斯·索尔克和灭活病毒疫苗的拥趸。除了最近那几次会议以外，他们俩几乎毫无交集。里弗斯之所以会趟这摊浑水，是因为巴塞尔·奥康纳向他求助。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良心告诉他，面对脊髓灰质炎，有那么一些防御总比手无寸铁要好。“我的想法和乔·斯马德尔差不多，”里弗斯回忆说，“我确信乔纳斯的确搞出了安全的灭活病毒疫苗，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要是我有孩子，我一分钟都不会犹豫，马上就给他接种……索尔克的疫苗。”1
索尔克报告了他在波尔克学校和沃森之家进行的疫苗试验。“那次会议气氛紧张，”他回忆说，“而我绝不是在场的人里最紧张的那个。”震惊、警醒、怀疑、嫉妒——所有情绪同时爆发。有人怀疑灭活疫苗的效果能持续多长时间，有人担心安全问题，尤其是考虑到“志愿者”都是青少年。灭活过程真的万无一失吗？矿物油佐剂是否可能有毒？将猴子的肾组织注入人体难道不会引起器官损伤？明明有其他更温和的病毒株，为什么偏偏要用马奥尼病毒株？1
索尔克觉得自己的公开亮相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样的曝光浪费了他宝贵的时间，也侵犯了他的隐私。但有些人却认为情况恰好相反，随着索尔克的名望不断上升，持这种想法的人还会越来越多。“既然他上了全国广播讨论脊髓灰质炎疫苗，以后难道还能缩回幕后？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得多幼稚才会有这种想法，”一位批评家质问，“得了吧，太幼稚了。不管他自己怎么想，事实就是这样的：那天晚上，乔纳斯上了广播，鞠了个躬，然后就成为全民英雄。”1
我们找不到确定的答案，只有一些线索。蒂尔一家很少离开农场，几乎不接触陌生人。这次大流行也许是孩子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脊髓灰质炎病毒。从新闻报道里我们知道，蒂尔家两个最大的孩子最近离开了农场，不过他们经常回家。唐纳德是一名士兵，他回家休假之前曾待在堪萨斯州的赖利堡，那是一座巨大的新兵训练中心。约安在苏城的圣约瑟夫医院担任产房护士，那家医院有当地最大的脊髓灰质炎病区。
最大的问题是，下一步该做什么。波尔克学校和沃森之家的试验取得了小小的成功，是否值得为此尽快开展更大型的实地试验？索尔克小心地避开了这个话题，但其他人却不肯放过。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病毒实验室主任约瑟夫·斯马德尔表示，大规模的实地试验应尽快进行。虽然斯马德尔绝不是灭活病毒疫苗的拥趸，但索尔克的数据让他印象深刻，他相信，灭活病毒疫苗的好处显然远大于它带来的风险。索尔克的方法是不是解决脊髓灰质炎的终极答案，这个问题无关紧要，以后再来讨论；现在人们正在死去，事情迫在眉睫。1
而他觉得，现在就是那样的时候。
又及：你们俩都推荐啥？不要给我发这种没有具体推荐意见的备忘录。我以前就说过。1
对凯瑟琳的父母乔和克拉拉来说，麻烦这才刚刚开始。星期三，他们13岁的儿子杰里在田野里病倒了；星期四，4岁的女儿琼不得不让人抱着上床。星期五，蒂尔家又有三个孩子抱怨头疼、肌肉疼痛，他们是10岁的弗朗西斯、9岁的哈里和3岁的罗纳德。到了周末，6岁的玛塞拉“开始疼痛”，12岁的艾娜·梅“哭着上了床”。没过多久，14个孩子里就有11个染上了脊髓灰质炎。“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克拉拉·蒂尔说。1
来自梅普尔顿和密尔沃基的故事揭示了情况的严峻。脊髓灰质炎侵袭的不再是个别的儿童，而是整个家庭。对研究者来说，出现这种情况毫不意外。他们相信，最容易染上脊髓灰质炎的是与被感染者亲密接触的人群。在1916年纽约的脊髓灰质炎大流行中，8634个受影响的家庭中大约有5％报告了一例以上的患者。而到了1943年的洛杉矶，这一比例上升到了9％。事实上，索尔克的导师托马斯·弗朗西斯研究过一个案例，那个家庭里的5个孩子都染上了延髓型脊髓灰质炎，其中3人死亡。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