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 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成立的国家，完全是巴黎和会的产物，其领土主要割自德国和奥匈帝国，包括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当时有六百多万捷克人，将近二百万斯洛伐克人，三百五十万日耳曼人和不足一百万的匈牙利人。
这时候，有一个人把自己的声音[7]从另一个大洲——美洲越过仍然硝烟弥漫的战场传到欧洲，这声音清楚地要求：永远不要再有战争。永远不要再有争执，永远不要再有那种罪恶的旧的秘密外交[8]——这种外交把各国人民在自己不明真相和不愿意的情况下驱赶着去当炮灰；而是要求：建立一种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建立一种在臣民们同意的基础上并得到人类有组织的舆论支持的法治”。令人惊异的是：在所有的国家，说各种不同语言的人都立刻听明白了他的声音。第一次世界大战——昨天还是一场为了争夺接壤的土地、为了边疆的划分、为了争夺原料、矿山和油田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无谓争吵——突然获得了一种崇高的、近乎宗教似的意义：这场战争之后将是永久的和平，将是公正和人道的救世主[9]之国。这么一说，千百万人的鲜血似乎没有白流；这一代人如此受苦受难，好像就是为了换来这样的苦难永远不会再降临人间。千百万民众怀着绝对的信任，热烈响应威尔逊的呼声；人们都说，他——威尔逊将会使战胜国和战败国达成和解，从而缔造公正的和平。人们都说，他——威尔逊是另一个摩西，[10]他会使迷途中的世界各国一起同坐在新的国际联盟[11]的会议桌旁。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在几个星期之内成了一种犹如宗教一般的力量——犹如救世主一般的力量。人们用他的名字给街道、建筑物和子女起名。每一个觉得自己处在苦难之中或者感到自己吃了亏和受到歧视的民族，都派代表到他这里来；成千上万写着各种建议、祈求、恳请的信函和电报从五大洲涌来，堆积如山。装满信函和电报的好几个箱子还被送到这艘正在驶向欧洲的军舰上来呢。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一致要求威尔逊作为他们这次最后争执的仲裁者，使梦寐以求的最终和解得以实现。
[10] 摩西（Moses），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的领袖。《圣经·出埃及记》载，摩西带领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穿越沙漠、历尽艰险，迁回到迦南，并在西奈山上接受上帝写在两块石板上的十诫。犹太教将《圣经》首五卷称做“律法书”，并称出自摩西之手，故有《摩西五经》之称。
[65] 法国在巴黎和会上取得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以后，又提出兼并德国萨尔地区的要求。萨尔地区是产煤区。如果法国能得到萨尔地区盛产的煤，再加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盛产的铁，它就可以建成一个强大的冶金工业基地，这将为法国称霸欧洲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法国的这一计划，遭到英美的强烈反对，它们不愿过分削弱德国和让法国过于强大。但克里孟梭在此问题上态度强硬，他声称，如杲法国得不到萨尔地区就不在任何和约上签字。威尔逊恼羞成怒，以退出会议进行威胁。1919年4月6日，威尔逊在巴黎表示，如果英、法不在几天之内接受“十四点原则”作为和约的基础，他就中断参与会议回国，并将真相公诸于众。1919年4月7日，他果真给美国海军部发去电报，命令“乔治·华盛顿”号前来接他。但是事后威尔逊并未提前离开巴黎。
[59] 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1769—1821），即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âparte），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804—1814, 1815）。1796年春任意大利方面军司令，1796—1797年间法国为击退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强敌奥地利，拿破仑进军意大利，威逼维也纳。1797年10月17日，拿破仑代表法兰西共和国在康波福米奥村（Campo-Formio, 在今意大利东北部）和奥地利帝国的代表科本茨伯爵（J. L. J. Cobenzl, 1753—1809）正式签署《康波福米奥和约》。和约分公开和秘密两部分，规定：奥地利承认莱茵河为法国的边界，承认法国在北意大利新建立的西沙尔平共和国，奥地利放弃对原奥属尼德兰（今比利时）和北意上述地区的主权，瓜分原威尼斯共和国，爱奥尼亚群岛归法国；等等。
【注释】
威尔逊看到周围发生的一切，惘然若失，绝望惆怅，他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竟成了众矢之的。没有一个人站在他这一边，会议大厅里的人全都反对他，他自己参谋部里的人也全都反对他。而无法看清的千百万人从远方恳请他要顶住和坚持到底的声音此刻并未出现在他身边。威尔逊不知道，倘若他果真站起身来，拂袖而去，使他的威胁成为现实，他的名字就有可能千秋万代留传下去吗？威尔逊不知道，是否只有当他坚持到底，他对未来的理念才有可能作为一种可以一再更新的基本原理而毫无瑕疵地留给后世呢？威尔逊不知道，从他对企图得陇望蜀、充满旧仇宿怨和毫无理智的这几个大国[67]所说的“不”字中会出现哪种转机呢？他只感到自己孤独一人，他只感到自己的力量太弱，无法承担巴黎和会夭折的最后责任。于是，威尔逊渐渐地让步了——而让步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他松动了自己的强硬态度。豪斯上校搭桥牵线。双方都做了妥协。关于边界的磋商来来去去进行了八天，终于在1919年4月15日——历史上黯淡的一天，威尔逊怀着矛盾的心情勉强同意了克里孟梭的显然压低了的具有军事意义的要求：德国的萨尔地区交给法国，但不是永远，而仅仅是15年。[68]这是这位迄今毫不妥协的人做出的第一次妥协，它好像魔棒似的这么一点，第二天早晨巴黎的报纸都变了调门。昨天还在骂他是和平的干扰者、世界的破坏者的各种报纸，现在都把他赞誉为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政治家。可是，这种颂扬在他心中却是一种责备，使他深感内疚。威尔逊知道，他事实上也许已经拯救了这种一时的和平，但用和解精神缔造的持久和平——唯一能拯救世界的和平却被错过了，或者说已付之东流。荒谬绝伦的事战胜了天经地义的事。冲动的感情压倒了冷静的理智。[69]超越时代的理想被群起而攻之后，世界又倒退回去了。而他——身为领袖和旗手的威尔逊却在这次针对他本人的决定性战役中遭到彻底失败。
华盛顿—巴黎
[26] 1914年8月4日上午6时，德国驻比利时公使毕罗把一份最后通牒交给比利时外相，其内容是说，由于比利时政府拒绝德国政府的“善意建议”，德国为了其本身安全不得不在“如有必要”时采取使用武力的措施。上午8时过2分，德军就在吉美利赫越过了比利时国界，那里距列日城仅20公里。比利时的国界守卫队射枪狙击，8月4日正午，比利时国王呼吁各担保国采取一致的军事行动对付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
[29] 克里孟梭曾邀请威尔逊到法国北部去视察德军破坏的惨状，他认为最好让威尔逊亲眼看到德国人如何惨无人道，这样可以增强其同仇敌忾的心理。但威尔逊却一再用种种借口加以拒绝。据说，威尔逊不愿看到这种惨状，以免影响其作为仲裁者的公正态度。
——译者题记
威尔逊正是抱着这样的愿望站在“乔治·华盛顿”号军舰的甲板上，凝望着在雾霭中出现的欧洲海岸——它显得模模糊糊和游移不定，恰似他自己关于未来各国人民和睦友爱的梦想一般。他挺直地站立着，身材魁梧，面容坚毅，戴着眼镜的双眼散射出锐利而又清澈的目光，微微突出的英美人[13]的下巴，但丰满的双唇却紧紧地闭着。他是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和孙子，[14]因而在他身上就有长老会教士的那种严肃和狭隘。在长老会的教士们看来，世间唯有一种真理，而且他们肯定：就是他们所知道的那一种真理。他在自己的血液中既有虔诚的苏格兰和爱尔兰祖先们的无比热忱，也有加尔文教徒信仰的奋斗精神——是这种信仰把一种要拯救罪孽深重的人类的使命赋予给了威尔逊这样一位领袖和导师。[15]基督教的殉道者和被视为异端而遇难的基督徒[16]宁愿为自己的信仰而受火刑也丝毫不离开圣经——这样的执著一直在他身上起作用。在他一个民主主义者和学者看来，“人性”、“人类”、“自由”、“和平”、“人权”这样一些概念并不是冷漠的字眼；这些字眼对他的父辈来说是《福音》书中的训道，对他来说也不是空洞抽象的思想概念，而是他决心要逐一去捍卫的宗教信条，就像他的祖先捍卫基督教《福音书》的教义一样。他已进行过许多斗争，但是这一次斗争将是一次决定性的斗争。——当他凝望着的欧洲陆地在自己的视线中显得愈来愈明朗时，他油然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但当他想到，“如果我们能够意见一致，我们要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斗争；如果我们不得不互相争执，我们也要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斗争。”这时候他不知不觉地绷紧了脸。
[52] 布尔什维克（俄文Болъшевик的音译），意即多数派。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党章时，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同马尔托夫为首的少数派展开激烈斗争，在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时列宁派获多数，故名。1912年在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少数派）被清除。以后，布尔什维克成为共产党的代名词。
[64] 独立社会党人恩斯特·托莱尔、古斯塔夫·兰道尔等人于1919年4月5日在慕尼黑夺取政权，并于1919年4月7日宣布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两天以后，1919年4月9日，巴伐利亚共产党斯巴达克派的马克斯·莱维恩、厄冈·勒纳亚等人也宣布成立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于是，在慕尼黑出现三个并存的政府。由巴伐利亚邦议会选举组阁的邦政府总理约翰内斯·霍夫曼不得不向巴伐利亚邦内外的民族主义军官发出呼吁，要求他们支撑自己的政府。不久，以里特·冯·埃普为首的志愿军团和联邦军队开进慕尼黑恢复秩序。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仅存在两个星期，但残酷的战斗进行了好几天。据官方数字，自1919年4月30日至5月8日，共有557人被杀害。最后政府军控制了慕尼黑市。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恩斯特·托莱尔等被判处无期徒刑。共产党斯巴达克派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领导人马克斯·莱维恩和厄冈·勒纳亚被判处死刑。
在法国政府为威尔逊安排下榻的宫殿前，在法国外交部的走廊里，在美国代表团的总部——克里荣大饭店[20]前，拥挤着急不可待的新闻记者——光是这一群人就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光从北美就来了150名记者；每一个国家，每一座城市，都派出自己的记者。而这些记者都要求得到参加所有会议的许可。参加所有的会议！因为和会已信誓旦旦地向世界承诺“完全公开”。记者们听说，这一次不会有任何秘密会议或者秘密协议。“十四点原则”的第一点就清清楚楚地写着：“公开的和平条约，必须公开缔结，缔结后不得有任何种类的秘密的国际谅解，而外交也必须始终在众目睽睽之下坦率进行。”[21]听说，秘密条约的瘟疫——它比所有其他的瘟疫吞噬了更多的生命——将要被威尔逊的“公开外交”的新的免疫血清彻底消灭呢。
[22] 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主张先把国际联盟建立起来，然后再讨论和约，他要使国际联盟成为和会议题的中心，但法、英主张先讨论领土、赔偿等问题，把国际联盟放在最后一项，实际上就是要使国际联盟计划淹没在关于领土、赔偿等问题的谈判之中。最后达成妥协：国际联盟计划与其他问题并行进行商讨。威尔逊又坚持《国际联盟盟约》必须成为和约的一部分，批准和约就是批准盟约，英、法主张分成两个文件，分别批准。威尔逊反对。最后达成一致：《国际联盟盟约》包括在1919年分别与德、奥、匈、保签订的和约之内，作为与该国签订的和约的第一部分。1919年6月28日正式签字的《凡尔赛和约》于1920年1月10日生效，从而使该和约一部分的《国际联盟盟约》也于同一天生效。
不过，从他眺望远处的目光中流露出来的严肃神情很快就渐渐消失了。布雷斯特[17]海港的礼炮和旗帜正在欢迎他呢，不过这仅仅是按照规定向这位盟国的总统表示敬意而已，而此后从岸上向他迎来的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他觉得，那绝不是事先安排的有组织的迎接，不是预先约好的欢呼，而是全体民众火一般热情的流露。威尔逊乘坐的列车所经之处——从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小村落、每一幢房子，都会有人向他挥舞旗帜——宛如希望的火焰。千万只手向他伸来，在他周围人声鼎沸。而当他乘车穿过香榭丽舍大街[18]驶入巴黎时，夹道欢迎的人群更是涌动如潮。巴黎人民、法国人民是远在欧洲的各国人民的象征。他们叫喊，他们欢呼，他们把自己的期望全都寄托在他身上。威尔逊的面容显得愈来愈轻松，一种感到欣喜、几乎是陶醉一般的、无拘无束的微笑显露出他的牙齿。他向左右两边挥动着礼帽，好像他要向所有的人致意、向全世界致意。是呀，他做得对，他亲自来了，因为只有灵活的意志能够战胜死板的规则。难道人们就不能够、就不应该为了千秋万代和为了所有的人创造一座如此欣喜若狂的城市、创造一个如此充满希望的人类世界吗？还有一夜的休息，[19]然后在明天就要立刻开始给世界以和平——世界梦想了千百年的和平，从而完成最伟大的业绩——这是每一个世上的人完成的业绩呀。
不过，尽管威尔逊感到十分困倦、疲惫不堪；尽管他的健康已暗暗受到损害；尽管他在报纸上受到攻击——报纸指责他拖延了和平；尽管他由于自己的顾问们的离弃而感到恼怒；尽管他被其他国家的政府代表们纠缠不休，威尔逊还是始终顽强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觉得，他不能自食其言；他觉得，只有当他把他想要的和平与非军事上的和平、持久的和平、未来的和平一致起来，只有当他为唯一能够拯救欧洲的“国际联盟”竭尽全力，他才能真正获得他想要的和平。于是，当他刚刚能够从床上起来时，他就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举动：1919年4月7日，他给在华盛顿的美国海军部发去一份电报，电文中写道：“‘乔治·华盛顿’号能够启航向法国的布雷斯特海港驶来的最早日期可能是哪一天；抵达布雷斯特海港的日期，最早可能是哪一天。总统期盼着该舰赶紧启航。”当天全世界都得到消息：威尔逊总统已命令他乘坐的军舰向欧洲驶来。[65]
[40] 1918年11月，前沙皇俄国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鄂木斯克发动军事政变，自称是“俄国的最高执政者”。他得到协约国的大力支持，用外国枪炮装备了自己的25万军队，与此同时，高加索的邓尼金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尤登尼奇也都率领军队向苏维埃政权进攻。在苏俄境内开始了生死存亡的国内战争。
斗争十分激烈。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浪费了许多时间。伍德罗·威尔逊的另一个疏忽是，他没有把自己的梦想事先用文字表述得清楚明白，因而在讨论中经常节外生枝。他随身带来的盟约计划完全不是最终的定稿文本，而仅仅是第一稿草案，它不得不先在无数次的会议上讨论、修改、增删。除此以外，外交礼节还要求威尔逊在抵达巴黎之后去访问其他结盟国家的首都。也就是说，威尔逊要访问伦敦，[32]要在曼彻斯特发表演讲，[33]然后又前往罗马。由于他不在场，其他举足轻重的政治家也就没有真正的兴趣和热情推进他的计划。在巴黎和会全体会议举行以前的一个多月时间就这样白白失去了。而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匈牙利[34]、在罗马尼亚[35]、在波兰[36]、在巴尔干半岛[37]、在达尔马提亚[38]的边界上，都接二连三发生了占领地盘的斗争，既有正规军，也有志愿军；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维也纳的饥馑日趋严重；[39]俄国的形势变得愈来愈紧张，令人十分忧虑。[40]
[25] 西德尼·索尼诺（Sidney Sonnino），巴黎和会时任意大利外相。
[6]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算起，至1918年11月11日大战结束，历时四年多，卷入战争的有33个国家，人口在15亿以上，共有两千余万人死亡，另有两千余万人伤残。
[17] 布雷斯特（Brest），法国西部港口城市，重要海军基地。
[30] 蓝辛（Robert Lansing），威尔逊任总统时的第二位国务卿。
[61] 梅特涅（Klemens Wenzel Nepomuk Lothar von Metternich, 1773—1859），奥地利外交大臣（1809—1848）和首相（1821—1848），公爵。拿破仑帝国瓦解后，欧洲各国于1814年10月—1815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会议，领导会议的是奥、普、英、俄四国。1815年6月9日，维也纳会议签署了总协议，总协议规定：比利时和荷兰组成尼德兰王国，重申奥地利在意大利东北部的统治地位，使奥地利控制许多小公国；俄国得到波兰王国，普鲁士占有萨克森北部和波兹南，马耳他岛归英国所有，等等。
[13] 威尔逊的祖父是北爱尔兰的移民，1807年迁居美国，外祖父是苏格兰的移民。
[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论是以德、奥匈、保加利亚为首的同盟国，还是以英、法、俄为核心的协约国，都是通过秘密谈判和缔结秘密协定来保证各方希望争得的利益。1917年11月爆发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苏维埃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了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平纲领，废除秘密外交，并宣布废除俄国临时政府缔结和批准的全部密约，而且将这些密约公诸于众。密约的主要内容集中归纳在1915年4月26日的《伦敦密约》中。这个密约规定了英、法、意、俄、日等协约国战后划分势力范围的具体办法，包括瓜分德国属地，肢解土耳其，给予法国确定其与德国接壤的西部边界的自由，给予俄国以确定其东部边界的自由。俄国苏维埃政府公布密约的行动，在欧美引起强烈震动，舆论哗然。饱经战祸之苦的各国民众，热烈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呼吁，积极展开反战运动，要把世界大战转变为国内革命，这无疑是对西方社会的严重挑战。面对这种局面，为了抵消布尔什维克的巨大影响和赢得民心，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其中第一点就是主张公开外交，不得有任何秘密的国际谅解。
[5]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威尔逊亲自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1918年12月4日起程，1918年12月14日抵达巴黎，由于威尔逊一贯以维护和平的中立姿态，以仲裁人的身份调停欧洲局势，尤其是他提出作为议和基础的“十四点原则”后，欧洲舆论一度把威尔逊视为“救世主”，他抵达巴黎时，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
[18] 香榭丽舍大街（Champs Élysées），或译田园大街，或爱丽舍大街，法国巴黎标志性大街，以美丽和时尚著称。
不过，威尔逊自己也是一位十分老练的谈判对手，他知道，对方会怎样通过稽延时日让一种生机勃勃的构想渐渐枯萎。他也知道，他自己该如何去排除那些耽搁时间的种种诘难；他还知道，仅仅通过为某种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是不会使他成为美国总统的。因此他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必须首先制定出盟约。他甚至要求，将盟约逐字逐句地写进和德国签订的和约之中。他的这种要求势必会产生第二个矛盾。因为在协约国的欧洲成员国看来，将《国际联盟盟约》的诸原则写进对德和约之中，这无异于以德报怨——把未来的人道主义原则作为不该得的报答预先给了德国，而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元凶呀，当年德国由于入侵比利时[26]而粗暴地践踏了国际法，还有霍夫曼将军[27]在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28]用拳头肆无忌惮地猛捶桌子的举动，为强迫签订条件苛刻的和约提供了最恶劣的先例。所以他们要求，先用旧的硬通货算清战争赔款，然后才讨论世界新格局。他们说，田野依然一片荒芜；整座整座城市已被战火摧毁成残垣断壁。为了给威尔逊留下这方面的深刻印象，他们一再请他亲自去看一看那些城市和田野。[29]可是威尔逊——一个不切实际的人却有意识地不去正视废墟，而只把目光对准未来。在他看来，只有一件事是他的使命：废除旧秩序和建立新秩序。尽管他自己的顾问蓝辛[30]和豪斯[31]反对，但他仍然毫不动摇和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要求：首先订立国际联盟盟约。就是说，先讨论全人类的事情，然后才讨论各国的利益。
[45] 指《国际联盟盟约》。
[47] 威尔逊于1919年3月4日从纽约起程再去法国，3月14日抵达巴黎。他在国内时，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对威尔逊的“国联盟约”提出了严厉批评。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洛奇（Henry Cabot Lodge）为首的反对派议员于1919年3月3日向威尔逊递交了由超过参议院人数三分之一的参议员的“圆形签名”信（Round Robin），表示了他们的实力与坚决态度。威尔逊返回巴黎时，知道自己会受到美国和欧洲两方面对盟约的批评，但是他既不准备向参议院妥协，也不想接受欧洲的条件，因而在他面前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威尔逊在3月4日从纽约起程时曾发表言论：“等到巴黎和约送回美国时，美国人将发现‘国联盟约’已包括在内，而且和约与盟约已不可分开。如果他们想把盟约剔除，那么就会破坏全部结构。”他万万没有想到，美国参议院会连整个和约都不批准。
世界再次欢呼。威尔逊的主张赢得了胜利：从今以后的和平将不再通过武力和威胁而得到保障，而是通过达成共识和相信至高无上的公正而得到保障。当他离开凡尔赛宫时，一片暴风雨般的鼓掌欢呼。他又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带着自豪、感激的幸福微笑环视拥挤在他周围的民众。他感觉到，在这个国家的民众背后是其他许多国家的民众；在苦难深重的这一代人背后是未来世世代代的人——他们将由于和平得到最终的保障而永远不再知道战争的灾难，永远不再知道强迫签订霸王条款的和约给战败国带来的屈辱，永远不再知道战胜国的专横霸道。这是他最伟大的一天，但同时也是他幸运的最后一天，因为他第二天——1919年2月15日就回美国去了，[41]以便他在返回巴黎签署另一份最后的战争和约以前，先在美国向自己的选民和同胞说明这份永久和平的“大宪章”，[42]可是恰恰由于威尔逊过早地离开了他取得胜利的战场而最终断送了自己的胜利。
1918—1919年
[70] 威尔逊在他的“十四点原则”中提出要实现“公开外交”、“民族自决”、“公正的和平”等等，并要求以“十四点”作为《凡尔赛和约》的基础，但最后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完全违背这些原则，它实际上是严厉制裁德国的掠夺性和约。罗马人有一句名言：“胁迫之下所成立的契约可以不必遵守。”德国人在“封锁”的威胁之下才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从道义的立场而言，和约本应视为无效。尤其是协约国的态度极为恶劣。正如在巴黎和会后期接替奥兰多的意大利首相尼提（Francesco Saverio Nitti）所说：和约“违反所有的诺言、所有的前例、所有的传统，使德国代表不能发一言，实为在近代史上留下了可怕的一页”。果然，巴黎和会刚一结束，德国复仇主义者就提出“打倒《凡尔赛和约》”的口号。
不过，纵使威尔逊通过修改条款和加上各种限制会在欧洲，现在也会在美国实现他的“新的人类大宪章”，[45]但也仅仅是一半胜利。当威尔逊为了完成自己使命的第二部分[46]而重返欧洲时，他的心情已不再像上一次似的轻松和自信了。[47] “乔治·华盛顿”号军舰再次向布雷斯特海港驶去。但他眺望海岸的目光已不再像上一次似的神采奕奕、踌躇满志。他显得更加苍老和更加疲倦，因为这短短的几个星期使他感到更加失望，他的脸绷得更紧，显得更严肃，紧闭的嘴巴流露出愤懑和顽强的神情，左面颊上间或的抽搐犹如暴风雨前的闪电——这是积聚在他身上的疾病的预先警告。随身医生[48]不敢耽误片刻，赶紧提醒他务必爱惜身体。然而他面临的是一场新的、也许是更为激烈的斗争。他知道，贯彻他的原则要比他拟定这些原则更加困难，但他决心不牺牲自己纲领中的任何一点。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要么是永久的和平，要么没有和平。
[37] 1918年秋，奥匈帝国已濒于崩溃，帝国内各民族反战和反君主政体的人民群众运动日益高涨，军队反戈，在南斯拉夫，许多士兵从前线逃回家乡。他们自称“绿军”，手持武器同奥匈帝国官方对抗。1918年10月底，驻扎在里耶卡和普拉两地的军队举行起义，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群众运动兴起的情况下，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几个政党在萨格勒布召开国民议会，宣布南斯拉夫地区脱离奥匈帝国。1918年12月4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宣告成立。
[21] 此段译文引自韩莉著《新外交·旧世界——伍德罗·威尔逊与国际联盟》第282页，同心出版社，北京，2002年3月第1版。“十四点原则”又译“十四点”。
[54] 指当时参加巴黎和会的英、法、意、日等国。
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威尔逊的作为是对还是错？谁人能予评说？不管怎么说，在那无法挽回的历史性的一天，一个影响远远超过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决定被做出，而为了这个决定的过错，我们要再次用我们的鲜血、用我们的绝望、用我们无奈的困惑付出代价。从那一天起，威尔逊的影响力已渐渐消失——他的影响力在他那个时代曾是无与伦比的道义力量。而现在他的威望已经远去，他的力量也随之东流。谁做出一次让步，那么他就一发而不可收。一次妥协势必会导致一连串新的妥协。
千钧一发的瞬间。在这紧急关头，伍德罗·威尔逊仍然抱着钢铁般的决心。决不妥协，决不迁就，不要“欺压性”的和平，而要公正的和平。不让法国人兼并萨尔地区，不让意大利人兼并阜姆港，不让肢解土耳其，不拿各民族的利益做交易。公正应该战胜强权，理想应该战胜现实，未来应该战胜现在！公正必须勇往直前，纵使世界因此而毁灭。这个短暂时刻将成为威尔逊的伟大时刻，成为他的最伟大的时刻，成为他的最富人性的时刻，成为他的最英勇的时刻：假如他有力量经受得住这个时刻的话，那么他的名字将会永远留在为数不多、真正的人类朋友们的心间，而且他也做出了无与伦比的业绩。可是，紧跟在这短暂的关键时刻后面的却是这样的一个星期：他遭到四面八方的攻击。法国的报纸、英国的报纸、意大利的报纸都指责他——这位要创造和平的人却由于他在理论上和神学上的顽固思想而破坏了和平；指责他为了他自己的乌托邦而牺牲了现实的和平，甚至希望从威尔逊那里得到所有一切好处的德国现在也转过身来反对他——德国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巴伐利亚爆发而陷入一片惊慌。还有他自己的同胞豪斯上校和蓝辛也同样恳请威尔逊抛弃他所下的决心。威尔逊在白宫的政治秘书图马尔蒂[66]几天前还从华盛顿发来令人鼓舞的电报：“唯有总统采取一种无畏的举动，欧洲才会得救——或许世界才会得救。”可是，当总统采取了这样一种无畏举动之后，就是这同一个图马尔蒂现在却惊慌失措地从同一座城市通过海底电缆发来电报说：“……撤离巴黎和会非常不明智，而且可能会在美国和在国外带来各种各样的危险……总统应该把中止巴黎和会的责任让应当承担的人去承担……在现在这个时候撤离巴黎和会很可能会被看做是一种叛逃。”
[44] 1919年6月28日，协约国与德国在法国凡尔赛宫的明镜大厅签订对德和约，宣告德意志帝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对德和约经英、法、意、日、德批准后，自1920年1月10日起生效。《国际联盟盟约》是《凡尔赛和约》的组成部分。美国国会由于不希望美国参加英、法势力占优势的国际联盟而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1921年8月，美国同德国签订了一项与《凡尔赛和约》相同的单独条约，但不包含有关国际联盟的条款。这表明美国决定不参加国际联盟。
[55] 阜姆港（Fiume）是亚得里亚海的枢纽，战前是匈牙利货物的重要出海口，南斯拉夫人认为它属于斯洛文尼亚或克罗地亚，1915年的伦敦密约把它划归克罗地亚。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在和会上提出要求兑现伦敦密约的同时又要求得到阜姆港和达尔马提亚地区（Dalmatien），英、法、美为了扩大自己在巴尔干国家的影响，对意大利的上述要求不予支持，不仅如此，“三巨头”还提出了一条所谓“威尔逊线”，将伦敦密约许诺给意大利的土地加以缩减。奥兰多一气之下离开巴黎回国，想以此要挟，可是他的做法几乎无人理睬。1919年5月7日，奥兰多又重返巴黎和会。最后达成的《凡尔赛和约》规定：阜姆港被宣布为自由港；达尔马提亚海岸外的若干海上岛屿割让给意大利；达尔马提亚沿岸地区割让给南斯拉夫。
[67] 指参加巴黎和会的英、法、意、日等国。
[32] 1918年12月14日，威尔逊抵达巴黎之后不久随即前往伦敦，12月22日，会见德比伯爵（Edwaxd George Villiers Stanley, 第17代德比伯爵Earl of Derby, 1865—194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6—1918年以及1922—1924年任英国国防大臣）。
[33] 1918年12月30日，威尔逊在曼彻斯特发表演说，解释他的集体安全概念如何与美国不卷入欧洲事务的传统相结合。
[4] 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连任两届的美国第28届总统。1856年12月28日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斯汤顿县，1879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12年7月被民主党提名竞选1913年总统，以“新自由”政纲竞选获胜，1916年以“他使我们免于战争”的口号，再次连任。1919年9月4日开始在全国巡回演说，争取美国人民支持国际联盟计划，9月25日病倒在火车上，10月2日回白宫后中风。1920年12月，威尔逊接受191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金。1924年2月3日在华盛顿病逝。
[72] 巴黎和会结束后，威尔逊于1919年6月28日离开巴黎，6月29日乘“乔治·华盛顿”号回美国。1919年7月8日抵达纽约。
[9] 救世主（Messias, 音译：弥赛亚），源出圣经故事。《圣经·旧约》称，公元前12世经至公元1世纪，犹太国处于危亡时期以来，犹太人中流行一种说法，称上帝终将重新派遣一位“君王”（弥赛亚）来复兴犹太国，《圣经·新约》借用此说，声称耶稣就是弥赛亚，但不是“复国救主”，而是“救世主”，凡信他的人，灵魂可得到拯救，升入天堂。
[43] 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是美国第五位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 1758—1831，在1817—1825年间连任两届总统）提出的美国外交政策原则，口号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目的是反对当时欧洲的一些封建专制帝国援助西班牙重新获得其在美洲殖民地的企图。门罗为美国和南北美洲各国制定的基本外交政策是：南北美洲不允许由外来者开发。
[28]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几个星期，苏俄就向德国及其盟国提出了停战媾和的建议。谈判于1918年1月4日在德国占领的波兰城市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Brertlitowsk）开始，德国最高司令部的代表马克斯·冯·霍夫曼（Max von Hoffinaim）将军显然左右着德国方面的谈判立场，他曾以强硬的语言对苏俄的谈判代表托洛茨基说，苏俄是战败者，必须接受一种强制性的和平。据说，霍夫曼说话时用拳头猛捶桌子。当托洛茨基于2月10日退出谈判并宣布战争将不经签订和约而结束时，霍夫曼就下令恢复敌对状态，并命令德军更深入地向俄国境内推进。由于列宁不顾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多数人的反对而顽强坚持，苏俄终于在1918年3月3日与德国签订强加的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简称布雷斯特和约），1918年11月13日，苏俄在德国向协约国投降后废除了该和约。
[42] 大宪章（Magna Charta），此处是指《国际联盟盟约》，“大宪章”一词本是英国历史术语，源自1215年英国大封建领主迫使英王约翰（John）签署的一份文件，该文件保障了臣民的部分公民权和政治权。后来“大宪章”被引申为基本章程、基本纲领等词义。
那是斗争十分激烈的14天。[62]威尔逊本人不愿意让法国兼并萨尔地区，因为他把这种兼并视为是对其他各种破坏“民族自决权”的第一个先例，而且事实上意大利已经在用要离开巴黎和会[63]进行威胁呢。——意大利觉得自己的一切要求和法国的要求并无二致。法国的报纸大肆煽风点火，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已从匈牙利向四处蔓延，协约国的欧洲各盟国也煞有介事地说，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久将殃及全世界。即使在自己最亲密的顾问——国务卿罗伯特·蓝辛和私人顾问豪斯上校身上，威尔逊也越来越感觉到他们的反对。甚至连他以前的朋友们都劝他，面对眼前世界上一片混乱的局面，现在必须赶紧缔结和约，而宁可牺牲一些理想主义的要求。威尔逊面临着一条异口同声的阵线。而从美国敲击他后背的是，由他的政敌和竞争对手所煽起的公众舆论。有些时刻，威尔逊真觉得自己已精疲力竭。他向一个朋友坦诚地说，他已无法再坚持这种一人对众人的斗争，并已下定决心，如果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意愿，那么他就离开巴黎和会。
[16] 基督教兴起时，曾在罗马帝国被视为异端而受到迫害。最后一次大迫害发生在戴克里先统治末期，迫害基督教徒最凶恶的敌人是伽勒里乌斯。罗马帝国承认基督教始于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80年，狄奥多西大帝颁布敕令，把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有名无实必然成为虚有其表。[70]暴力必然会制造出暴力。[71]在凡尔赛达成的和平曾被威尔逊梦想为是整体的和平与持久的和平，其实不然，它是不完全的和平，是一种非常不完满的产物，因为这种和平并不着眼于未来，而且不是出于人道精神而是出于对纯粹物质利益的理性考虑而产生。历史上绝无仅有、也许是与人类命运最休戚相关的一次机会竟令人惋惜地白白错过了。沮丧的世界、不再有救世主的世界重又觉得抑郁和怅惘。曾经被当做会给世界带来福祉的人而受到欢迎的威尔逊回国了，但已不再有人觉得他是救世主；他只不过是一个满面倦容、受到致命打击的病人了吧。不再有欢呼伴随他。在他身后不再有旗帜挥舞。当他乘坐的军舰驶离欧洲海岸时，[72]这位失败者背转身去。他不愿意回过头来，朝我们这片命运多舛的欧洲大地再看一眼。——欧洲几千年来渴望和平与统一，可是从未实现。一个人性化世界的永生梦境又一次在大海的远方雾霭中渐渐消散。
但是，即便在1919年1月18日举行的巴黎和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已确定：《国际联盟盟约》将是总和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还仅仅是在理论上。而盟约文件却始终尚未定稿，文件还始终处在无休止的讨论之中，从这个人的手转到另一个人的手，从这个国家的政府转到另一个国家的政府。这样，又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对欧洲而言，这是非常动荡不安的一个月，欧洲愈来愈急切地愿意得到自己真正的和平——事实上的和平。1919年2月1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以后过了三个月，威尔逊才提出盟约的最后文本，也是被大会一致通过的文本。
[41] 1919年2月15日威尔逊启程回美国，1919年2月24日抵达波士顿。他急于赶回美国，是想在美国国会休会之前争取得到共和党参议员们的支持。
[2] 邓蜀生著《伍德罗·威尔逊》，第223页。
威尔逊无法抗拒这样的呼声。他在美国的朋友们劝他不要亲自出席巴黎和平会议。[12]他们说，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他，有责任不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宁可从远处领导谈判。但是伍德罗·威尔逊没有被说服。他觉得，即使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这样一个最为显贵的职位，如果和要求他去完成的使命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他说，他不愿意只为一个国家效劳，只为一个大洲——美洲效劳，而要为全人类效劳；他并不仅仅只为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效劳，而要为更美好的未来效劳；他不愿意心胸狭隘地只代表美国的利益，因为“利害关系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产生凝聚力，而只会产生离心力”，而他愿意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他觉得，他必须自己小心翼翼地守望着：不让军事家们和外交家们再次煽起狂热的民族情绪——因为人类的和解意味着为军事家们和外交家们的险恶职业敲响了丧钟。他必须亲自充当担保人，保证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他们领袖的意志迫使与会代表说什么样的话，而且在这一次媾和会议——人类的最后一次和最终决定一切的和会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在全世界面前开诚布公地说。
[1] 邓蜀生著《伍德罗·威尔逊》第2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
他这次登上欧洲海岸时，已经不再有欢呼。巴黎的街道上已经不再有欢呼。报纸抱着冷淡和观望的态度。民众变得多疑和谨慎。歌德的那句话再次应验：“热情不是一种可以腌藏许多年的东西。”威尔逊不去充分利用对他有利的时刻，不去按照自己的意志趁热打铁，而是让他的关于战后欧洲格局的理想方案僵在那里。他不在巴黎的那一个月改变了一切。在他短暂回国的同时，劳合·乔治也向大会告了假，克里孟梭由于被一个刺客的手枪击中而两个星期不能工作。各种私利集团的代表人物就充分利用这段无人看守的短暂时间，纷纷挤进巴黎和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会议大厅。所有的高级军官——元帅和将军们在四年战争期间曾经为追逐各自的利益以最充沛的精力从事过最危险的工作，曾经用他们的训词、决定和专横使千百万人俯首帖耳，他们岂能在此时此刻心甘情愿地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呢。国际联盟盟约的条款要求“废除强制征兵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普遍强制征兵”，[49]这岂不是要夺取他们手中的权柄——军队吗，也就是说，国际联盟盟约已危及到他们的生存。永久的和平意味着他们的职业将失去意义。因此他们必定要扼杀侈谈永久和平的废话——《国际联盟盟约》，或者把《国际联盟盟约》引进死胡同。他们用威胁的态度要求扩充军备，而不是像威尔逊似的要求裁减军备；他们要求得到新的边界和各国的保证，而不是像威尔逊似的要求以集体安全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他们说，用这“十四点原则”的空中楼阁无法保障一个国家富强，而只能用武装自己的军队和解除敌人的军队的手段来保障一个国家富强。拥挤在这些军国主义者背后的是那些要保持自己军火工厂继续运转的工业界各集团的代表以及打算在战败国赔款方面赚钱的中间商。背后受到反对党威胁的外交官们越来越左右为难。他们全都要为自己的国家多增加一大片土地。他们巧妙地用公众舆论做了一些试探，所有欧洲的报纸配合美国的报纸，用各种语言异口同声地重复着一个相同的话题：说威尔逊由于他的荒唐的妄想而拖延了和平。威尔逊的乌托邦固然值得称赞并且肯定充满理想主义精神，但他的乌托邦却妨碍了欧洲的稳定。现在已不再可以为了高尚的道德和道义上的顾虑而丧失时间呀！如果不立即缔结和约，欧洲就会出现一片混乱。
[35] 1918年11月，德军撤离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军队开进奥匈帝国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12月1日，宣布该地区并入罗马尼亚。
[3] 曾经把威尔逊当做“偶像崇拜”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在1919年11月写毕的《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把威尔逊比做“又聋又瞎的堂·吉诃德”。参阅邓蜀生著《伍德罗·威尔逊》第179页。
[34] 1918年10月30日夜，匈牙利的工人和士兵武装起义。1918年11月16日，哈布斯堡皇朝在匈牙利的政权被推翻，匈牙利正式宣布为共和国。1919年2月20日，协约国驻匈军事代表、法国的威克斯向匈牙利政府递交一份照会，要求匈牙利东界驻军在10天内后撤100公里，空出的地方由协约国军队占领。共和国新成立的卡罗利政府既不敢接受又不能拒绝这一通牒，决定辞职下台，将政权交给社会民主党人。1919年3月21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达成协议合并，正式宣告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39] 1916年以后，奥地利境内粮食明显缺乏，饥馑现象日趋严重。
不幸的是，这样一些指责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把自己的计划瞄准今后世世代代的威尔逊是用不同于欧洲各国人民的尺度去衡量时间的。他觉得，四五个月的时间对要实现一个千年古梦的使命来说并不算多。然而就在这段时间之内，由各种不知底细的势力所组织的志愿军团在东欧四处征战，他们占据领土，整片整片接壤的狭长地带还不知道属于谁和应该属于谁呢。德国代表团、奥匈帝国代表团在停战四个月之后还没有被接待。在那些尚未划清的边界后面，各国人民变得焦躁不安起来。政治形势骤变的征兆清楚表明：明天匈牙利，[50]后天德国，[51]都会出于绝望而把自己托付给布尔什维克。[52]所以外交官们迫切要求迅速有个结果——迅速缔结和约，管它公正不公正，并且要先清除掉挡在签订和约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首先要除掉滋生麻烦的《国际联盟盟约》。
[23] “四巨头”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理克里孟梭（Georges Benjamin Clemenceau, 1841—1929），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 1863—1945），意大利首相奥兰多（Vittorio Emanuele Orlando, 1860—1952）。
1918年12月13日，巨大的“乔治·华盛顿号”军舰正向欧洲海岸驶去。军舰上乘坐着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4]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亿万民众怀着如此巨大的希望和信任，期盼着一艘船、期盼着一个人。[5]欧洲各国互相怒气冲冲地已打了四年仗，[6]互相用机枪和大炮、用火焰喷射器和毒气杀戮了千百万自己国家最优秀、最朝气蓬勃的青年。在四年时间里，这些欧洲国家用语言和文字所表达的，无非是相互的仇恨和诋毁。然而，所有这些煽动起来的激昂情绪并未能够让人们听不见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自己的国家所做和所说的全都违背天理，玷辱了我们这个世纪。所有这些亿万民众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都有这样一种隐秘的感觉：人类重又倒退到野蛮的未开化和以为早已远去的世纪之中。
[20] 克里荣大饭店（Hotel de Crillon），20世纪初巴黎最豪华的饭店之一。
[46] 巴黎和会通过了威尔逊提出的《国际联盟盟约》，是他完成自己使命的第一部分，重返巴黎，代表美国签署协约国与德国缔结的包含国联盟约条款在内的和平条约，是他要完成的使命的第二部分。
在这场一人对众人的斗争中，到末了还有最后一个敌人突然向他袭击，那就是来自内部的敌人——来自他自己身体的敌人。1919年4月3日，正当残酷的现实与尚未完成的理想之间的斗争处于决定性的关键时刻，威尔逊突然不再能够坐立。突发的流行性感冒迫使这位63岁的老人不得不躺在床上。不过，时间比他滚烫的血液更令人感到刻不容缓；时间不让这位即便已生病的老人稍微歇一歇；各种报告政治性灾难的消息，犹如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的闪电。1919年4月5日，共产主义在巴伐利亚取得政权[64]，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在慕尼黑宣布成立。处于半饥饿状态并夹在布尔什维克的巴伐利亚和布尔什维克的匈牙利之间的奥地利随时都有可能加入苏维埃共和国的行列。随着众人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强，独自一人要为一切承担的责任也就越来越重。所有的人把这位已经精疲力竭的人一直纠缠和催逼到了床边。克里孟梭、劳合·乔治、豪斯上校就在隔壁的房间里商谈着呢。他们都已下定决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巴黎和会赶紧有个结果，而这个代价就是威尔逊应该放弃他的要求和他的理想；现在所有的人都一致要求：必须把威尔逊提出的“持久和平”搁在一边，因为这种“持久和平”阻挡了现实的和平、军事上的和平、能获得物质利益的和平。
[60] 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 1754—1838），法国著名外交家。1797年起历任法国督政府、执政府外交部长（1797—1807），后任拿破仑第一帝国和复辟王朝初期的外交大臣（1814—1815）。在其任执政府外交部长期间，拿破仑利用俄国与奥国、英国的矛盾，集中打击第二次反法同盟的主力奥军，1800年6月14日，拿破仑在马伦哥（Marengo, 位于意大利北部）击溃奥军。奥地利被迫求和。1801年2月9日，法国和奥地利在法国的吕内维尔签订由塔列朗参与的《吕内维尔和约》，该和约确认1797年签订的《康波福米奥和约》，重申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为法国领土，承认法国的诸附属国西沙尔平（Cisalpine），利古里亚（Liguria）、黑尔维谢（Helvetic）、巴达维亚（Batavia）等共和国的“独立”。
[71] 德国外长布罗克多夫前来巴黎签署和约，当他看到和约条文后当即决定暂不签约而返回德国。1919年6月中旬，克里孟梭照会德国说，如德国不接受和约条件，协约国将宣布停战条件无效。德国慑于协约国的武力威胁，才决定立即签署和约。但和约对德国的苛刻要求使德国人在心理上受到极大震撼。三巨头中头脑比较清醒的劳合·乔治说过这样的话：“诸位先生，你们可以夺取德国的殖民地，限制其陆军只供警察之用，使其降为第五等的海军国家。但不管怎样，一旦德国人感到1919年的和约是不公平的，必然会尽可能寻求复仇的途径。”历史证明劳合·乔治的话不幸言中。巴黎和约签订后不久，复仇主义情绪在德国迅速滋长。德国军国主义分子大肆煽动对战胜国（特别是法国）的仇恨，策划反对履行和约的暴力行动，如1923年的鲁尔事件。
[69] 虽说美、英、法三巨头左右着巴黎和会，但他们之间的合作绝非融洽，对许多问题不断发生争执。有一次克里孟梭说劳合·乔治一再撒谎，这位英国首相跳起来，抓住法国总理的硬领要求他道歉。克里孟梭则向劳合·乔治提出决斗的挑战，说“用手枪或剑都可以”，威尔逊把他们两人拉开。参阅李岩、高明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画》第467页，蓝天出版社，北京，2005年2月第1版。
[49] 在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通过的《国际联盟盟约》中无此条款。此内容可能在第一稿草案中有，后被删除。《国际联盟盟约》全文载《国际公法参考文件选辑》（中文），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59年版，第418—424页。
[11] 建立国际联盟是威尔逊对外政策中的主要构想。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于1920年1月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加入的有63个国家。美国是最初的发起国，但国际联盟盟约在1919年11月19日被美国参议院否决，1920年3月19日，美国参议院第二次否决了包括《国际联盟盟约》在内的《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始终没有参加国联，威尔逊的政治理想也终于成为泡影。尔后，日本和德国于1933年退出国联；意大利于1937年退出。苏联在1934年加入，1939年被开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联名存实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 年4月宣告解散，所有财产和档案均移交联合国。
[12] “巴黎和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于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和平会议，有美、英、法、日、意等27国参加，战败国均不参加，中国作为战胜国亦参加了和会，苏维埃俄国未被邀请参加，和会实际上由美、英、法三国领导，最后签订了《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史称《凡尔赛和约》。由于和约无理地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移交给日本，引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慨，导致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迫使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62] 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国际联盟盟约》和建立国际联盟。威尔逊说，这是“一个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意愿的联盟”，但他同时指出，国联不是一个同盟。因为如果是同盟的话，这就违背了美国奉行的门罗主义。为了使“国联盟约”能在美国获得通过，威尔逊力争要在“国联盟约”中写入有关门罗主义的条款。其实，门罗主义既不是国际条约也不是地区谅解，而是美国为维护自己在美洲的利益的一项外交政策。经过威尔逊向英、法等国做出重大让步，终于将有关门罗主义的条款写进了“国联盟约”。盟约第二十一条称：“本盟约中的任何内容都不被认为会影响到为确保维护和平的国际协定，如仲裁条约或是地区谅解，如门罗主义的合法性。”但是，威尔逊为此做出的让步，既违背他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也违背《国际联盟盟约》的原来宗旨。劳合·乔治对威尔逊说：“关于海上自由这一条，我们是有保留的，现在要我们支持国际联盟，又要我支持把门罗主义的保留列入盟约，那你看这个海上自由……”于是，威尔逊在1918年12月21日对《泰晤士报》记者的谈话中只好承认，“基于英国的地理位置的事实和由于它的历史传统，在一切海军问题上，必须承认它享有特殊利益”。克里孟梭对威尔逊说：“你不是要国际联盟吗？那先要满足我的合理的领土要求。”于是，威尔逊表示同意。日本代表牧野对威尔逊说：“如果不满足日本接管在山东的一切利益，日本决不在和约上签字。”既然不在和约上签字，当然就是不参加国际联盟。于是，威尔逊慨然满足了日本的要求。参阅邓蜀生著《伍德罗·威尔逊》第177页。
[38] 达尔马提亚（Dalmatia）是巴尔干半岛濒临亚德里亚海的一条狭长的沿海地带，它的北部地区当时是意大利人和南斯拉夫人争执的领土。
这条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而且大家都立刻明白它的意思。全世界都知道：威尔逊总统将拒绝任何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原则的和平——纵然是仅仅违反其中一点，并且已下定决心，宁可离开巴黎和会，也绝不退让。决定今后几十年乃至几百年欧洲命运乃至世界命运的历史性时刻来到了。如果威尔逊此刻从会议桌旁站起身来，拂袖而去，那么原有的世界秩序就会崩溃，一片混乱就会开始，不过，也有可能从此扭转乾坤，吉星高照。欧洲惊诧莫名，焦急地问：其他的巴黎和会参加者会承担这种责任吗？威尔逊本人会承担这种责任吗？——这是决定性的瞬间。
[7] 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向国会致辞中提出被他自己称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十四点，即最后一点：“为了大小国家都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
[51] 1919年3月3日，德国共产党总部和柏林党组织联合向柏林工人发出总罢工号召，提出“一切权力归工人苏维埃！”的口号。柏林有五天时间处于无政府状态。政府军驻柏林司令官诺斯克宣布戒严并实行军事管制。3月8日，罢工领导人宣布停止罢工，但军事管制直到3月17日才解除。在这次激进的斯巴达克派和政府军的战斗中，约有一千二百人丧生。
然而，使这些满腔热情的记者们感到非常失望的是，他们遇到的是令人难堪的搪塞。他们被告知：所有的记者肯定都会被准许参加大的会议，并且被准许将这些公开的会议的记录——实际上是把各种紧张交锋已做了消毒处理的——会议记录全文向世界报道。但是，会议开始之初还不能向记者们提供任何消息，因为首先必须把谈判的程序确定下来。[22]失望的记者们不由得感觉到，一定有什么事情没有取得完全一致。其实，发布消息的官员们并没有完全说假话。关于谈判程序，威尔逊在“四巨头”[23]的第一次磋商中就立刻感觉到协约国中其他国家的抵制：他们不愿意把一切谈判都公开，而且有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就是在所有参战国的文件柜和公文包里都放着秘密条约呢。——这些秘密条约均在事先做出保证：每个国家应该得到的自己那一部分利益和自己的战利品。既然是肮脏的私下交易，他们当然只想遮遮掩掩地干嘛。为了不至于使巴黎和会从一开始就秽闻远扬，有些事情就不得不先闭门磋商和解决。不过，不仅有会议程序方面的分歧，而且还有更深层的分歧哩。其实，阵势一清二楚，以美国为一方，以欧洲国家为另一方，美国清楚地代表左派立场，欧洲国家清楚地代表右派立场。原来，在这次巴黎和会上要缔造的不是一种和平，而是两种和平——缔结两种完全不同的和平条约。一种和平是一时的和平、眼前的和平——将是与已经放下武器的战败国德国结束战争的和平；同时还有另一种和平，即永久的和平——将是使任何未来的战争永远成为不可能的和平。一方面是根据旧的强硬方式的和平，另一方面是新的和平——威尔逊提出的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所缔造的和平。这两种和平，究竟哪一种应该首先谈判呢？
在这个问题上，两种看法针锋相对。威尔逊对一时的和平不太感兴趣。他认为，确定边界、偿还战争赔款，应该由专家们和专门委员会在“十四点原则”的基础上做出决定。这是一项小的工作、次要的工作、专家们的工作。与此相反，各国政府首脑的任务应该是，而且也有可能是：把各国联合起来，缔造永久的和平。——这可是一种新事物、新变化呵！[24]但是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意见首先需要讨论。协约国的欧洲成员国理直气壮地警告说，人们不可以在四年战争之后还让一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世界去等待和平数月之久；不然的话，欧洲将会出现不堪收拾的混乱局面。首先应该做的事是，确定边界、确定战争赔款、把一直还是全副武装的官兵们遣回到他们的妻子和儿女们身边、稳定货币、恢复贸易和交通；然后才让海市蜃楼般的威尔逊计划在秩序已经巩固的大地上散发光辉。正如威尔逊在内心对一时的和平不感兴趣一样，克里孟梭、劳合·乔治、索尼诺[25]——这些老练的谈判对手和足智多谋的策略家们——在内心深处对威尔逊的要求也相当不以为然。他们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部分也是出于对威尔逊的敬重和好感，才对他的富有人道精神的要求和创意表示赞赏，因为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感觉到，一种不谋私利的原则会在他们国家的民众那里获得不可抗拒的诱人魅力；因此他们愿意通过附加条款的限制和删减某些内容的办法来讨论威尔逊的计划。但是首先应该做的事是和德国缔结和约，从而宣告战争的结束，然后再讨论《国际联盟盟约》。
威尔逊回到巴黎的第一时间就足以向他表明，他在此前三个月内所创建的一切基础在他短暂回国的一个月内受到暗中破坏而面临坍塌。福煦元帅[53]几乎就要实现他坚持的一贯主张：把《国际联盟盟约》从和约中删除。不过，威尔逊的钢铁般决心在这关键时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坚决不后退一步。在他回到巴黎的第二天——1919年3月15日，他通过新闻界正式宣布：1919年1月25日巴黎和会通过的决议——“《国际联盟盟约》将是和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有效。这项声明是对那种企图的第一次反击。——企图不是在新的《国际联盟盟约》的基础上，而是在协约国之间签订的旧的伦敦密约的基础上缔结对德和约。威尔逊总统现在可清楚地知道了，那些恰恰在昨天还郑重其事地发誓要尊重民族自决权的几个大国，[54]它们一心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法国要求得到德国的莱茵地区和萨尔地区；意大利要求得到阜姆港和达尔马提亚地区；[55]罗马尼亚、[56]波兰[57]和捷克斯洛伐克[58]也想得到它们各自的一份战利品。如果威尔逊不进行反击，那么《巴黎和约》将是又一次按照拿破仑[59]、塔列朗[60]、梅特涅[61]签订掠夺性和约的臭名昭著的方法而缔结的和约，而不是按照威尔逊提出的、并被巴黎和会郑重通过的原则而缔结的和约。
[57] 波兰本是欧洲古国之一，自从被普鲁士、俄罗斯、奥匈帝国瓜分灭亡之后，波兰人民无时不以复国为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有利时机，因为德俄双方都想争取波兰人的支持。1916年11月5日，中欧国家已承认波兰王国的独立。1918年10月德国崩溃之后，波兰军总司令皮尔苏德斯基将军宣布波兰已是一个独立国家，他本人是波兰独立政府的首脑，并提出巨大的领土要求——恢复1772年的波兰旧有东疆，即大致在杜味拿河和第聂伯河一线。波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第一个大国，其面积几乎和德国差不多大，尽管人口尚不足三千万。
当“乔治·华盛顿”号军舰驶离布雷斯特海港时，礼炮再次鸣响，不过欢送的人群已稀疏不少，他们的神情也显得相当无所谓。在威尔逊离开欧洲时，欧洲各国的民众对这位“救世主”所怀的巨大希望和激情已渐渐消退。在纽约，等候他的也是冷淡的接待。没有飞机在军舰上空盘旋，振翅飞翔，没有暴风雨般的欢呼声；而在他自己的白宫办公室里，在参议院，在国会，在自己的党内，在自己国家的民众那里，所遇到的更是一种深怀疑虑的询问。欧洲不满意，是因为威尔逊走得不够远；美国不满意，是因为他走得太远。欧洲觉得，威尔逊还远远没有把各种互相抵触的利益结合成为一种伟大的、普遍的人类利益；而在美国，他的那些已经在自己心中想到下一届总统选举的政治对手们则宣传说：威尔逊毫无道理地在政治上把美洲新大陆与难以揣度和不安定的欧洲大陆结合得太紧，从而违背了美国国策的基本原则——门罗主义。[43]在美国，人们十分急切地提醒伍德罗·威尔逊：他不应该只想成为未来梦想之国的奠基人，不应该只想到外国，而应该首先想到美国人，是美国人把他选做他们自己意志的代表而成为美国总统的。于是，威尔逊不仅要为在欧洲的谈判殚精竭虑，而且还不得不既要与自己党内的人士又要与自己在政治上的反对派开始新的协商。他不得不在这座令人自豪的国际联盟的大厦后门补堵上一道墙——他自以为他已无可指摘地建造了这座难以攻克的大厦呢。这是一座危险的后门——美国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从这座后门撤离大厦，也就是说，要预防美国撤出国际联盟。[44]如果美国不参加国际联盟，那么也就意味着，威尔逊设计的永久性大厦——国际联盟的第一块基石会被挖走；大厦的墙基会被打开第一个缺口，而这个缺口则是灾难性的，它会酿成大厦的最终倒塌。
[68] 法国为了控制莱茵河地区（Rheinland）要求将萨尔地区（Saar）划并给法国。萨尔地区不但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是一个重要工业区，如果由法国并吞，势必愈益加强法国的地位，英、美等国反对法国的这一要求，不愿让萨尔地区同德国分离，不能让法国在萨尔地区享有行政统治权，只许法国享有萨尔煤矿的开采权。《凡尔赛和约》规定，萨尔区由国联直接管理，为期15年，期满后通过公民投票最后确定萨尔区的归属。今萨尔区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个联邦州——萨尔州（Saarland）。
[36] 1918年11月18日，毕苏茨基在华沙组成联合政府。他本人成为波兰共和国的国家元首。这个共和国史称“波兰第二共和国”，以表示它是1795年被俄普奥三国瓜分灭亡的波兰共和国的继续，但波兰第二共和国在1918年底仅拥有原波兰王国和加里西亚西部的领土。它的四周边界均未确定，原普鲁士占领的波兰土地仍处在德军占领之下。毕苏茨基提出恢复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前的“历史边界”的口号，主张使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同波兰组成联邦制的国家。1918年底到1919年初，随着德奥军队的撤退，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利沃夫建立了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但在利沃夫市，波兰人占全市居民的62%，犹太人占20%，乌克兰人只占15%，于是波兰居民在“波兰军事组织”的帮助下，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展开了争夺利沃夫的斗争。
[48] 威尔逊的随身私人医生是卡里·格雷森（Dr. Caty Grayson）。
[15] 威尔逊是美国第一个有博士学位、当过大学教授和大学校长的总统。他善于用福音式的语言讲话，他的政治思想和奉行的政策固然是一个保守派，却博得自由派的欢呼喝彩，把他奉为偶像，一度还拥有“救世主”的名声。威尔逊和列宁生活在同一时代，列宁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威尔逊则是20世纪初美国寻求“领导世界”的思想导师。
[63] 1919年4月3日，正当修改后的《国际联盟盟约》准备在巴黎和会上批准时，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借机在“四巨头”会议上再次提出意大利对阜姆港的领土要求，并暗示：如果不同意意大利的要求，他将退出和会。由于谣传奥兰多将自行宣布意大利拥有对阜姆港的主权，1919年4月23日，威尔逊先发制人，他声言小国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意大利不得占有阜姆港及达尔马提亚的土地，这片土地应属于南斯拉夫。威尔逊的表态激起意大利反对威尔逊的风潮。奥兰多退出“四巨头”会议。不过，1919年5月7日，奥兰多又重返巴黎和会。
[27] 见下条。
美国最优秀的总统是谁？1962年，美国一家全国性杂志通过投票评选，为美国历届总统作出一个排名榜，结果是：第一名林肯、第二名华盛顿、第三名富兰克林·罗斯福、第四名威尔逊。[1]前三位美国总统可谓妇孺皆知；而名列第四的威尔逊总统却不是人人都知道他在历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因为威尔逊的政治生命是在失败的氛围中结束。然而美国人民并没有将他忘却，因为是他领导美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始末。在美国，人们评价威尔逊，主要不是着眼于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着眼于他在国内推行“新自由”政策，而是看重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为谋求美国领导地位所作的努力。威尔逊事业的顶峰是他亲自率领美国代表团远渡重洋，参加1919年的巴黎和会。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和美国政治传统下，实属罕见。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缔结《巴黎和约》的基础，并提出建立国际联盟的设想，以保障人类的永久和平。他的这些政治理想举世瞩目。在饱经战争苦难的欧洲人眼中，威尔逊不啻是一位“救世主”。可是，威尔逊的梦想并未实现。领导美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罗斯福总统“十分钦佩威尔逊的梦想，但是他把威尔逊的失败归因于威尔逊把梦想当成了现实”。[2]同样，也有不少人把威尔逊称为“堂·吉诃德”。[3]西班牙小说中的堂·吉诃德，耽于幻想，不切实际，最终碰得头破血流，但他毕竟初衷善良。在茨威格看来，威尔逊也是如此。
[19] 1918年12月14日，威尔逊在巴黎受到空前的欢迎之后，当天晚些时候就启程前往英国，然后到欧洲各国首都和著名城市进行访问，为巴黎和会做准备和游说他的国际联盟计划，所到之处，受到像恭迎“救世主”般的接待。1919年1月7日结束为时三周的访问，回到巴黎。1919年1月8日，巴黎和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
[31] 豪斯（Edward House）上校，威尔逊的私人顾问。
[14] 威尔逊的父亲约瑟夫是弗吉尼亚州斯汤顿县长老会教堂的牧师，祖父也曾任长老会牧师。
[66] 图马尔蒂（Tumulty），时任威尔逊总统的白宫政治秘书。
[56] 罗马尼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获得大量财产和人口。它从匈牙利获得整个外希伐尼亚，从奥地利获得布科维纳，从俄国获得萨拉比亚，其领土和人口增加了一倍多。
[24] 所谓“新事物、新变化”，是指用威尔逊倡导的“以集体安全为基础的新的世界格局”取代“以实力均衡为基础的旧的国际秩序”。威尔逊提出这种政治构想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国际联盟，美国既能控制世界事务，又不卷入欧洲事务，虽然他用的词汇是“正义”、“公正”、“道德”、“人性”、“良知”、“人类的永久和平”等；威尔逊认为，“只要美国在国际联盟中保持在道义上和金融上领导世界的地位，维持一种经济上稳定和非革命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将来的商业扩张就可以确保无虞。”因此，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遵循的一条原则就是：只要把《国际联盟盟约》作为《凡尔赛和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让美国在国际联盟中居于领导地位，其他一切都可以让步。
[50] 1919年3月2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53] 福煦（Ferdinand Foch, 1851—1929），1918年5月就任协约国军总司令，8月升为法国元帅。11月11日接受德军投降，他被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军胜利的主要领导人。战后被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著有《兵法原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