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此一交谈，我想起来了，我在《昨天的云》里写过，我家接待过一位云游四方的传教士，他劝我到阜阳来读书，正是眼前这位少校，那时他穿的是长衫，怎么一下子变了另外一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隐瞒他的姓名、籍贯和以后的行止出处。我听说他在抗战胜利后偃武修文，一九四九年后在中国大陆某地隐居，“圣朝无隐者”，相信那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他都躬逢其盛吧？那一次一次的检讨坦白他一定呕肝交心了吧？可是，他是否还保留了一点什么、隐瞒了一点什么，居然始终未被发觉呢……
他笑着说，他是冒牌的传教士。这回轮到我认真，我站起来敬了礼，称许他是真正的布道家，他的说辞实在比专业的牧师证道容易接受。他高兴极了，听到这样的评语，他的内疚大大地减轻了。他说：这个传道士是假的，可是他传布的福音是真的。
他曾经是传教士，他读过《圣经》。他很健谈，不像一般牧师“以贫乏的教条，对丰盛的生命”。恰好我对宗教信仰也有一些问题。
一天下午，外面有人找我，出去一看，那人戎装整齐，戴少校领章，不认识。
我有问题，迫不及待。
大军为何不能保密？他说，有些事情你该知道，你不知道是枉来阜阳。他说阜阳是桂系的地盘，桂系和中共有交情，桂系的人常说：“国民党是蓝的，共产党是红的，我们广西是紫的。”李仙洲的行动瞒不住安徽省政府，省府一旦知道，天下人都会知道。
这些年思来想去，我认为一九四三年李仙洲入鲁失败的时候，国民政府蒋先生就应该知道，他的军队无法打败共军。可惜他不知道，或者他知道，但无法自拔。
他说这个一言难尽，九十二军是劲旅，但是不能打游击战，因为国军的训练和装备都不是为了游击战。步骑炮工辎，一板一眼，行军宿营，师部离团部多远，团部离连部多远，有萝卜有坑，老虎不能爬树，大象不能跳高，打游击反而累赘。
“入鲁”并不是军事反攻，而是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做孙悟空，为何不打游击战，打起阵地战来？
依我们简单的想法，李仙洲既然进不去，于学忠应该留在里面，中央应该给他更多的补给、更多的责任，为什么要把他调出来？他为什么不等李仙洲接防就先撤出据点？于学忠住在诸城、日照的部队，行军横贯山东全省，由鲁东经过鲁西再到阜阳，为什么能够成功？
他说他在九十二军工作，直到今天才有时间来看我，他什么也没问，他是尽知内情的人，一切不必问，俗套概免。他说：“我请你吃晚饭。”
我绝未想到“对不起”。我觉得他这个“大褂子客”处境危险，令我捏汗。
山东的战局是中日对抗加国共对抗，如果这是一个三角形，国军完全撤出山东以后，紧靠国府的这条边骤然缩短，由国民政府成立的游击武力，陷入恶劣的境遇。国共双方都有专书叙述山东抗日的历史，到后期，书中所记几乎就是国共战史，差别不过是说明战争责任在彼面不在己。
一九四七年一月以后，国军似乎有意把山东夺回来，三番两次集结大军，想和山东共军的主力决战，每一次都损兵折将，创巨痛深，连带把我们的老校长李仙洲也赔进去。
“唯物侵略者”坚持无神，我问这位客串传教士，他读《圣经》，住教会，与信徒交往，他心里到底认为有神没有。他正襟危坐，吓我一跳。他说宗教不是有神无神的问题，而是有用无用的问题。人需要住宅、学校、剧场、医院、饭店、旅社、博物馆、办公室等等，这些都有了还不够，再加上别墅游艇仍然不够，他还需要教堂。医院能解决的问题博物馆不能解决，教堂能解决的问题办公室不能解决。人纵然六亲俱全，万物皆备，还是有某些缺憾，有了宗教信仰，这唯一的缺憾就消失了。当然有人可以说，他不需要神，没有神他更快乐。试想，如有人说他不需要哥哥弟弟，没有哥哥弟弟他更快乐，如果有人说他不需要朋友，没有朋友他的生命更充实，我们听了会怎样估量这个人？我们怎能承认他是个健全的有境界的万物之灵？我们岂不怀疑他的心灵有某种残疾？
抗战胜利，山东境内亲国府的势力几乎全被消灭，通往东北的路堵塞，国军只好从北越的港口河内乘美国军舰前往接收。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国军出山海关，解放军已从山东、河北、热河进入东北，将山海关、锦州、沈阳、四平、长春各地占领，并控制松花江以北的地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工作十分艰难，最后完全失败。
当时，多少事我们不明白。
我们进城去，拣一家小馆子。他叫了一大盘炒鸡蛋，这是我离家后第一次吃蛋，三十年后我见到一块田黄石的时候曾经想起那盘蛋。
主食是阜阳的名产“婆婆馍”。这种特制馒头重十斤以上，用风快的大刀切片出售，意气甚豪。制作时把和好的面放在大木杠底下压紧，放在大锅里文火慢烤，锅底抹油，可能要烤一夜，燃料是麦糠。整个馒头洁白如玉，带着金黄色的底座，吃起来又香又甜，又脆又酥，又松软又有韧性。据说当年宋军在此抗金，一位姓王的婆婆昼夜制馍劳军，尽瘁而死，这才得了“婆婆馍”之名。
他说很对不起，他这个传教士是假扮冒充的。九十二军准备入鲁，派了许多人到鲁南察看山川形势阴阳虚实，这些人穿着长衫，从事医卜星相各业，别称“大褂子客”，他实在是一个大褂子客。
那时有个名词叫“唯物侵略”。在这里，“唯物”和中共无关，它指那些船坚炮利财大气粗的国家，言必称飞机多少架、军舰多少吨、石油多少、电力多少，极其重视物质力量，强调必须物质力量优胜，战争才会胜利。中国当时在这方面处处不如日本，民心所受的压力很大，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即在“唯物”的基础上强调“中国只可与日本为友，不可与日本为敌”。所谓唯物侵略，即是指这种思潮。中国的理论家当然有防堵还击，他们各方面都照顾到了，偏偏忘了宗教。
保密做不到，游击不能打，“入鲁”岂不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他说你别急：“我是为入鲁来的，入鲁失败，我要到重庆去另谋发展，我要找门路上万言书，请中央训练新军，轻装备，轻武器，能聚能散，能打能跑，以创造发明的精神求战求胜，打破一切陈套成规。只有这样的部队，这样的打法，才可以跟中共争长争短。”
年轻时发现秘密，年长后破解秘密。战争制造秘密，和平暴露秘密。现在我读李恩涵教授的著作，和临沂地区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的百年大事记，知道于学忠部在山东一再出事。说来难以想象，师长常恩多和旅长万毅扣押副军长林炳珊。旅长徐焕彩逮捕旅长万毅。师长常恩多投共。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和他下面的一个旅长荣子恒先后投降日本。把这样一支军队留在敌后，也确实难以放心。
他说，“现在不能告诉你”。过了两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的时候，我又和他见了面，他才提出答案。他说，于学忠的部队是东北军，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东北军和中共结下生死交情，于部在山东和八路军容易相处，撤退时沿途都有八路军护送。他说蒋先生不相信于学忠，从山东敌后来的报告都说于学忠不稳，中央命令他撤到阜阳，有忠贞测验的意思。于学忠也知道自己受怀疑，他不能等第二道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