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休说抗战时期琐琐碎碎的悲惨了，一九四九年有一桩大惨案，昭昭在人耳目。不怕不识人，就怕人比人，你会知道李仙洲这个人难得。
李仙洲驻军阜阳，本是准备到山东敌后指挥游击战，怎么会忽然办学？郭剑青和卢兴两位校友，都曾在一九八五年到济南探访李仙洲先生，两人事后都写了文章。这年老校长九十五岁，担任山东省政协常委。依文章记述，老校长告诉他们，从山东逃出来许多青年学生，来到阜阳，向九十二军军部求助，他指示军部暂时收容，管吃管住，更多的青少年闻风而来。李氏觉得“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正是上学念书的时候，既不能使他们正式参军，也不能使他们长期流落，应该有个长久之计”。经过反复思考，又和当地士绅一再商量，得到他们的支持，于是创办了专门收容山东流亡青年的“私立成城中学”。依胥平学长主编的《同学录》后记所述，时为一九四二年春天。
有资料说，二十二中成立时，收容学生两千二百人，教职员四十二人，学生百分之九十六来自沦陷区，百分之八十五是山东人。台北国立编译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教育史》说，二十二中毕业生的总数是一千七百一十七人。
一九八八年六月，校友程明光也到济南探望老校长李仙洲先生，事后发表访问记，谈到学校由私立改为国立的经过。老校长对他说，成城中学改国立，国民政府蒋主席——黄埔军校的老校长没有兴趣，认为既是爱国青年，可以编入军队。老校长大惊失色，连忙进言：招兵是招兵，招生是招生，如果山东父老以为他用招生的名义招兵，对政府失去信心，他对不起蒋主席。
李仙洲懂“社会角色”，常常对二十二中的主持者说：咱们是办文学校，不是办武学校。他以二十二中校长的身份出现时，对地方士绅谦逊，对教师礼遇。学生管他叫总司令，他用更正的语气说：“我是你们的校长，不是总司令。”学生聚众起哄时，他表现了忍耐宽容。据二分校同学石磊写的文章说，他们集会要求改善伙食，李仙洲亲自和他们谈话。李说：“你们太让我伤心，我就要到山东去了，你们还闹事，让我放心不下。我对你们，就像两手捧个刺猬，要丢是块肉，捧着又扎手。”今天我读这段话，不免凄然动容。
一九九四年，陈立夫出版回忆录《成败之鉴》，把这一段政绩说个详细。他“不顾当时行政院政务处和财政部内部人员反对”，批准了救济战区（也就是陷区）青年的方案，陷区青年在后方中等以上学校读书，由国库支给贷金，书中说，“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五万多名中等学校的学生赖以完成学业，大专学生还没有计算在内。
法币四万八千究竟是多少钱？查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价格史》，一九四三年，这笔钱大约是一个中学教员六十一个月的薪水，到一九四五年，依上海市价，只可以买九百六十个鸡蛋。一九四八年八月币制改革，政府废除老法币，发行金圆券，以旧币三百万元兑换新币一元，八万四千元还不到一角钱！扣还与否，已无意义。在通货膨胀的痛苦煎熬中，流亡学生占了大便宜。
当然，他不可能使师生如坐春风，不能拿他跟胡适之、张伯苓比，你得拿他跟同时代的总司令比。那年月，沦陷区青年抗战热情高涨，迫不及待地四出投效，那年月，邻近陷区的各省都设立了接待站，学生说要抗战，接待人员就把他们送进军队，军队成立学生队或学兵连训练他们。那年月，部队长对能看报会写字的士兵有戒心，但是“疑人要用”，来者不拒。部队长又派人打进他们的圈子侦听伺察，谓之“用人要疑”，处理可疑的分子，原则上又是“宁枉勿纵”。可怜那些大孩子小孩子怎懂得忧谗避嫌，今天这一个，明天那一个，学生队也就是他们今生最后一站了。
据程明光记述，蒋氏要老校长去找陈立夫，陈主管青年政策，长期担任教育部长。成城中学改制，陈立夫愿意促成，山东籍的党国要人丁淮汾、空军名将王叔铭也很帮忙，但是管钱的人有异议。从会计观点看，流亡学生是个无底洞，必须截止。老校长着了急，连声质问：“你们懂不懂？青年是麦苗谷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石谷！”
李仙洲校长在阜阳准备入鲁的那两年，是国民政府的红人，他要办个中学，也就办成了，要改国立，也就改成了。可是他入鲁失败了，老校长一生功业镜花水月，唯有“偶然”办了这么一个学校，遗泽绵绵，去思悠悠。我辈何幸，好像他到阜阳来专门为了办这个中学似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消失”第五十一年，老校长逝世第三年，两岸三地的老校友，“从灰烬下觅永恒”，以西安校友会为中心，编撰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的校史。善哉善哉！
七十年代，我在台北听立夫先生演讲，谈到战时教育。他说他一向主张收容教育陷区青年，当年有一句话遍告政要：“孩子进流亡学校，至少他的父母不会去当汉奸。”他也一向反对把学生编进部队当兵，又有一句话遍告政要：“现在还没到送学生上前线的时候。”他这两句名言作用极大，成全了千万矢志向学的下一代，功德无量。
估计完全错误！“小李仙洲”把这群孩子接到台湾的澎湖，以铁腕强迫他们当兵，出现了相当规模的暗杀和冤狱。戒严军管之下，流落到台湾的山东父老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说，只能感念抗战时期那个大李仙洲。这件事和我有间接关系，等我在下一本自述中再加细说。
学校成立，山东的国军和游击队首先得到消息，纷纷传扬，帮助有志者成行。各地家长也纷纷寻觅管道，把孩子送出去。学生人数一天比一天多，校方在距离阜阳县城三十五华里的柴集设校本部（高中部），在离柴集八华里的后湖设一分校（初中部），在县城西关打蛋厂设二分校（初中部），在离柴集三华里的三王寨设三分校（师范部）。学校一面发展，一面向重庆申请改为国立。
那是内战末期，八千山东青年流亡到广州，山东父老为他们寻找出路，想起李仙洲将军。李仙洲那样尽心照顾山东的流亡青年，同乡的乡情也是一道保障，就把这群大孩子交给另一个山东籍的将领，人家管他叫“小李仙洲”。大家以为大李能做到的、小李也能做到。
本来中等教育由省县办理，国立中学是抗战时期的特殊产物，一切经费、包括学生的基本生活，都由教育部负责。一九四二年春，成城中学改制成功，定名国立第二十二中学。二分校教务主任夏岷山先生向我们宣布，教育部核定全校共四十四班，每班四十人，四四不断，我记得很清楚。教育部核发经费，以这个人数为准。
校友傅维宁，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那年高中毕业，他在《贷款念书》一文中说，他的毕业文凭注明欠交贷金四万八千四百零二元九角三分。这笔钱并未扣回分文。
世往今来，管钱的人坏了多少事，丧失过多少人心，对首长最忠心的是他，可是对首长的理想和长远目标弃之不顾的也是他。还是教育部有行政经验，把公费改成“贷金”，钱不是送给学生，是借给学生，将来学生毕了业，能赚钱，再把钱还给政府，或者由政府一个月一个月从他的薪水里零零碎碎扣回去。管钱的人听得懂借方和贷方，这才不再留难。
紧接着，校方宣布停收新生，但是后来各班人数都超过了，李仙洲校长想尽办法教养超收的部分。现在，有些同学为校史编委会提供回忆文章，他们班上有五十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