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周如此静谧，我不由得一次次停下来。比萨店和加油站的霓虹灯热气笼罩，远处能看到一个汽车影院的银幕，只看得到亮光和阴影，听不到声音。我走进一个游戏厅，却不想玩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从一个机器走向另一个机器，悄然地让球滚动起来。
“当我试图弄清楚一切怎么会这样时，这些经历就会变成赤裸裸的表象和疑点，然后看样子，好像我冤枉了尤迪特，因为我在玩着预先规定好的因果游戏，其中每个经历都先有了解释，因此也变得不真实。我们的憎恨却如此真实，让我们觉得这些解释可笑又有失尊严，是对我们痛苦的嘲讽，哪怕我们开始一再去努力也罢。有一次，我对尤迪特说，她倾向于把任何哪怕是有关小环境的信息，所有印刷品都马上以宗教的陶醉看成一个普遍适用的、自成一体的世界模式，并且使她的整个生活方式都要遵循这样的信息——她的环保怪癖和对有机食品的着魔——其原因无非她因为自己所受到的教育，绝对没有正确地获得信息，于是就痴迷每件小事。我每次解释完以后，自己就咬着嘴唇，听凭尤迪特同样把我解释的方式称为盲目崇拜，就是想借此避开人家对我自己的注意。总之，开始时，当尤迪特的变化时而引起我的注意时，我并没有太在意，那些解释常常可以轻而易举地说出口；我甚至为之感到自豪，因为尤迪斯也能明白它们，我只是感到奇怪的是，她没有坚持到底。后来我发现，她开始恨它们，不是因为她觉得这些解释不对，而是因为它们是解释，并且当我坐在那儿一解释时，她就不再愿意听了。‘你真蠢！’尤迪特说，我突然也觉得自己真是个大笨蛋。愚蠢的感觉在我内心蔓延，我以此安抚自己，甚至觉得这样很舒服。我们最终成了敌人，我不再解释，只有谩骂，不言而喻，我们很快都再也无法忍受了，自然升级为身体上的伤害。在这其间，尽管我被勒住过脖子，可是一想到我也能像其他人一样愚蠢就又特别高兴。这是因为，迄今为止，当你刚才还与之很亲近的人突然变得愚蠢了，我就感到特别害怕。‘这太不可思议了！’我总是这样说。现在我自己就这样，没有别的可能，我们两人都变成了魔鬼。
“是的，”尤迪特说，“这一切都发生了。”
“可你说起绿衣亨利时，你也许确实相信你可以重复他的冒险经历吧，”克莱尔说，“你认为靠着来自另一时代的人就能够重复这个时代，像他那样慢慢地经历，从一个经历到另一个，变得越来越聪明，在你的故事结束时达到圆满。”
一辆从加州运菜进山的车终于把我捎到了埃斯塔卡达。车子只有司机那边有雨刷，因而外面的一切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这对我再好不过了，因为我的头很痛。我偶尔会忘记疼痛，但吸气时又会感觉到。司机身穿一件格子衬衣，衬衣下还有件带扣子的底衫。一路上，他脑子里肯定回响着一个曲子，因为他不停地调整坐姿，用手指在方向盘上击打着节拍。可他始终不声不响，只有当我们到达高处时，雨慢慢变成了雪，他才吹起口哨来。雪从车窗上滑去，后来慢慢挂在上面。
他严肃起来，转向尤迪特。
“尽管如此，我感到自己越来越自由了，相信她也是这样。我感到轻松，因为我们不再能够以往日的亲密结成同盟来对付别人；我们不再需要相互挑逗；我们不再需要说夫妻之间的秘密语言，不再说只有我们自己明白的暗语，将其他人排除在我们的谈话之外。我们几乎相互不再说话，可是我觉得自己坦率而开诚。当我们不是独自在一起，而是扮演着角色时，诸如被饭店老板对待的角色、机场游客、看电影的人、客人，以及被别人当作角色的代表等，我们又能重新和睦相处，因为我们彻底把自己当角色扮演者感受，而且几乎为此感到自豪，我们多么自然地扮演着角色。我们当然小心翼翼，免得相互走近，各自保持独立，至多在走过身边时扯一下对方。再就是说，恰恰接着这还可以想像的卑鄙行为，当我们脸色发白和颤抖着还能够站在那儿时，久而久之，在我的心里越来越经常地会产生对尤迪特的柔情，我觉得比之前的爱还强烈。然后，我就忙着做点什么事，平静便随之而来，紧张在其中化解为让人惬意的痛苦。
“我们在这里已经习惯了看到具体的历史人物都是站立的形象，”克莱尔说，“我们不是去演他们，而是去追踪他们，而且只是追踪他们人尽皆知的行为方式。如果看到的不是他们流传下来的事迹，而干着别的事情，我们或许会觉得滑稽。对我们来说，他们没有个人的故事，他们的生活我们也不感兴趣，他们只是自己所做过的事情或者至少在他们那个时代发生过的事情的符号。我们用纪念碑或者邮票图像来纪念他们。在游行和庆典时，他们不要由人，而是要由无声而行动呆板的木偶来表演。真要演绎的话，他们最多不过出现在电影里，而且绝大多数不过是些边缘角色。惟一例外的是亚伯拉罕·林肯，可他的故事却让我们感兴趣，因为这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让他像菲利普国王那样，作为戏剧人物艰辛地在舞台上走上走下，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想像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人物想像为英雄，因为他们是由我们选出来的，我们永远都不必害怕和敬畏他们。我们心里的英雄只是那些经历过冒险的人，独当一面的人、垦荒者和开拓者。”
我喝很多酒，可不会喝醉的，表面上邋里邋遢的，但举止却很自信。我们离开时，就坐到一张长桌上吃饭，孩子就坐在我们中间，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糊得满脸都是，这样才让我们吃得开心和完美。有时候，她事后会使用完整和有序的句子向我们讲述我们干过和经历过什么：“我们去了饭店，我们又吃又喝，又说又笑。”而与此同时，她用完整的句子讲述了所有这些过程，却只字不提，尽管我们在一起，却又迥然不同，犹如我们可能经历过的一样，那么我就出于同情，再次感到吃惊。我觉得，仿佛她尽管说出了这一切，可她压根儿就不在场似的：她所说的，不管多么有意义和多么正确，好像都是些胡言乱语不着边际的废话，恰恰是因为以如此理智的口气说出来的。我回想起自己好多年不顾禁止和否定，一味学着去描述种种经历，可是却不许其中某些确实可以经历的东西，更谈不上会实现这些经历的。我在寄宿学校体制里长大，那里几乎与外界隔绝。然而，恰恰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禁令和不许做的规定，它倒教会了我更多经历的可能，似乎比我在外面世界里，在一个通常环境中能够学到的还要多。就这样，幻想开始说个没完没了，直到我几乎变成了白痴。尽管意识到这些，只要一想起这些，我就又觉得挺痛苦的。尽管如此，到了后来，当我面对那一个个经历时，那些禁令却使得我可以系统地经历，并且能够将每个经历排列起来，因为那些禁令形成了一个体系。我也明白了，我还缺少哪些经历，不可以点带面，并且以这样的方式至少没有发疯。我也可以这样来对付自杀的念头；相反，我常常更加担心的是其他人自杀，因为我的体系帮不了他们。
“可是为什么，当你们的戏里没有出现冒险行为时，人们在观看唐·卡洛时变得激动不安呢？”导演问道。
我们接着又走了走，孩子在我们身边跑来跑去，路灯在夕阳中反射着光芒，好像它们已经点亮似的。我想扔点什么，就朝动物园铁丝网里扔了块橡皮糖。人们向我们迎面而来，睁着因上山和下山而发红的眼睛。我们和孩子也坐上了一辆车。我们行驶途中，太阳已落到那些大广告牌后面，依然放射着些许光芒。当车开到山顶上时，还能看上最后一眼，再看到时，它已经落进密西西比平原里了。
把咱顶地上，
“这一切都是真的？”他用英语问道，“这个故事没有一点虚构？”
“您愿意这样吗？”尤迪特问。
坐在刨床上，
尽管天还没有黑，可街上的霓虹照明灯亮起来了；有根灯管闪烁着。我嘴里有一根头发，老是吐不出来。我觉得倒挺惬意的，这样就不至于我走路时无事可做啊。有时我也跑一跑，沿着没有了房屋的海岸，我一直走到我能看到海中那两块礁石的地方停下。在这里，我穿过马路，跑到这条路伸向大海的地方——也就是明信片上圈定的——坐在箱子上。太阳刚刚落山，起风了。这儿既是观光广场也是车站。很少看到来往车辆。我朝脚下深处的海滩望去。这是个岩滩，泛着泡沫的水中漂着木片。广场有栏杆围着。一个女人还站在那儿，身边有个傻孩子，一次次地爬上护栏。女人紧紧地抓住他，他不断冲着大海狂叫，让人抱他下来。一辆写着湾城的汽车停下，她们上了车，就剩下我一人了。
我用最后剩下的钱乘出租车穿过俄勒冈州。这是阴沉沉的一天，好像专门为你出门才这样，只有下雨时天时而会亮起来。相机放在膝上，可看的东西很多，前后左右都是，可我太伤心，不想拍什么。
我也和孩子说很多话，每天都给她照相，看看她有什么变化。别人以此来取笑，我现在也无所谓：我指着那些照片告诉你，就是因为给孩子照相了，她确实每天都表现出另外的神态。另外我也认为，我可以通过拍照给孩子留下未来记忆的画面，并且想像着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孩子的记忆中。怀着同样的意图，我也经常带着她走来走去，和她乘公共汽车进了一次圣路易斯城，一起久久地站在密西西比河岸边；河水的气味也许会帮助记忆。
一个印第安女仆出来，拄着拐杖，给他膝上盖了条毯子。“她在我的几个电影中演过戏，”约翰·福特说，“她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可她不会说话，是哑巴。于是她成了走钢丝杂技演员，摔了下来，后来又到我这儿来了。”
亚伯拉罕·林肯在电影里为两个外地兄弟辩护，他们被控谋杀了一个长官助理。另一个名叫J.帕尔默·卡斯的长官助理声称在月色中看见了两兄弟中的高个子刺死了那个助理。而小个子兄弟现在却说是自己杀了人。两兄弟的母亲在大篷车上看到了打斗过程，却不想说出是哪个儿子杀了人。人们企图用私刑处死这两兄弟，林肯阻止了；他轻声提醒这些醉醺醺的人想想，他们会是什么人，他们或许忘记了什么。他这时站在监狱前那个木楼梯上，胳膊夹着横梁咄咄逼人的情景，不放过任何义正言辞的机会，而且持续好久，直到你看到，不仅那些醉汉，还有扮演醉汉的演员都自然而然洗耳恭听林肯的演讲，最后都彻底变化了，情景也到此结束。你感觉到电影院周围的观众的呼吸也不一样了，大家都高兴起来。在庭审时，林肯证实，卡斯不可能看到了凶手，因为那天晚上是新月。从这时起，他不再称呼他为J.帕尔默·卡斯，而只叫他约翰·P.卡斯，并且证明这个约翰·P.卡斯杀害了他的同事，而两兄弟只不过在扭打时打伤了他。在载着一家人西行的大篷车上，被判无罪兄弟的母亲递给亚伯拉罕·林肯一袋钱作为辩护费。“拿着吧，我们有的都在这儿啦。”林肯真的接过了钱袋。“谢谢，太太！”然后与他们分手，独自走向一个山坡。在电影里有一次，他骑驴与一个猎手同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戴着黑高筒礼帽，双脚几乎拖到地上，穿行在春天的景色中，一路演奏着竖琴。“这是什么乐器？”猎人问道，“犹太人的竖琴。”亚伯拉罕·林肯答道。“很少有人演奏这种音乐，”猎人说，“可它很好听。”一个人弹着琴，一个人跟着点头，就这样他们久久地行走在乡间。
我朝着太平洋望去。虽然水上还泛着夕阳的余光，却是黑汪汪的。我想找回它给我的第一印象，那高耸陡峭的岩壁：可是我面前依旧是平缓的大海，直到我的脑筋转不动了。
“直到你把钱花得一干二净。”克莱尔说，因为我也正好在想这事，便让她看看，我用支票兑换来的一摞美金。这对恩爱夫妻此刻在笑话我们的对话，我们不说了，听起唱片来，还有他们俩为之而讲述的那一个个故事，时而也为某个细节争来争去，直至夜色又变得明亮起来，晨露落下。此时此刻，这两人才担心露水打湿他们的唱片，于是我们站起来去睡觉。
在教堂里，我摘下墨镜和草帽。快到傍晚，正在做圣母念珠祈祷。静下来时，你可以听到外面风沙敲打着教堂门。几个女人排队站在忏悔屋前。我向祭坛望去时，记忆里看到有只燕子在前面飞。我又沉浸于那种观望之中。我一直反感宗教，尽管如此，我突然有一种能够与什么产生关联的愿望。真让人受不了，总是独来独往，形影相伴。想必存在着一种与他人的关系，它不只是个人的、偶然的或者一次性的，在这种关系中，你不用依靠不断要挟或者欺骗来的爱情来相互维系，而是通过一种必然的、非个人的关联。为什么我从来都不能如同现在观察这些教堂穹顶，或者石头地面上的蜡点这样来无所顾忌地友好对待尤迪特呢？无法以这样一种感觉从自身里解脱出来，实在糟糕透顶。那么你不得不站在那儿，沉浸在事情和过程中，怀着莫名的虔诚。
“我们几乎不再做梦了。”约翰·福特说，“即使做，我们也会忘了它。我们无所不谈，也就没有什么梦可做了。”
我问画家，如果不是为某个确定的客户，而是为自己的话，他会不会画些其他东西呢。他压根儿就难以想像一幅独立存在的话，他回应道，而女主人说：“我们这里的人无一不是以历史画开始观察的。一幅风景画，只有当它在其中展现出某些历史东西时才有意义。一棵巨大的橡树单独不成一幅画：只有当它代表着别的东西时，它才能被称为一幅画：比如说那些摩门教徒在去大盐湖的途中在这棵树下扎过营。我们自小看到的东西，都有传说故事，而这些故事总是与英雄传说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也不把这一个个风景看作是自然，而是那些人作为财富奉献给美国留住的事迹，而每个风景同样也是一种呼唤，要无愧于这些事迹。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就是每每带着道德震撼看待大自然。每每将目光投向一个峡谷时，都会从中闪现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的某句话。”——“我们常说，我们没法再爱这个国家了，”男主人说，“尽管这样，我们也不可能在这样一幅画上看不到那宪法的召唤。每只鸟都成为国鸟，每朵花都成为民族的象征。”——“每每看到金樱子，我就不由自主地被感动。”女主人说。“不是因为我出生在佐治亚州，而是因为金樱子是佐治亚的州花。”克莱尔突然说道：“就像你们被你们的东西所感动一样，不是因为它们卖得很贵，而是因为它们是你们共同生活的象征。”这对恩爱夫妻笑起来，也惹得站在旁边的孩子笑个没完没了。“在我们的梦里，久而久之，连我们的家常用品也慢慢地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家当了。”这对恩爱夫妻说，“于是我们俩也终于能够做起同样的梦了。”
我们走来走去；一个人走动时，另一人便停止不动。已经入夜了，一辆灯火通明的巴士摇摇晃晃地开过来；那是一辆灰狗，车内只有几个人，枕着垫子睡觉。司机向我们招手。我问他去哪儿，他说：“向南。”我们上了车，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到了加州。
埃斯塔卡达海拔一千多米，人口大约一千五百人，绝大多数从事伐木工作。我发现自己马上开始寻找事故、急救、火警、警察之类的牌子。埃斯塔卡达这个地方只有两条乡村公路交错。我们进入时，我在司机指给我的汽车旅店里要了一个房间过夜，费用是5美元。我一觉睡到晚上，后来就干脆让自己滚落到地上。当我感到地上太冷时，便裹上大衣，在打开的电视前踱来踱去。电视画面不清，因为埃斯塔卡达位于群山之中。我在前台询问怎么去单身伐木工人的住地。你得穿过厚厚的积雪，因为这个季节不再有铲雪车。这个地方几乎看不到什么树，只是这儿或那儿象征性地立着一棵松树，只要上面的雪落下来，树枝突然弹回去，会把人吓一跳。有一片松树立在开拓者纪念碑周围，路过时我听到后面有对恋人在窃窃私语。到处都拉着窗帘，从快餐店的排风扇里和运河铁丝网里涌出雾气来，周边的雪已融化了。那个开着门的杂货店里，有个拇指包扎的人在喝咖啡。
在图森的第一天，我再也没有离开饭店，洗了很长时间澡，磨磨蹭蹭地穿着衣服，直到天黑了，我才扣上衬衫扣子，拉起拉链，系上鞋带。在圣路易斯，我几乎彻底戒除了自己的习惯，现在都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一个人这样待着，我都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如此孤零零的，好可笑啊。我恨不得揍自己一顿，我觉得自己是如此地无聊。我不想与谁相处，只是想摆脱自己。哪怕跟自己有一丝关联，都立刻让我很不自在，我把手臂伸得很远。只要我在一把椅子上感受到自己的体温，便坐到另一把上去。后来我就干脆站着，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椅面都被我坐热了。一想到曾经自慰过，我就发抖。我叉开双腿走来走去，不愿听到裤子摩擦发出的声响。什么也别碰！什么也别看！快点来人敲门吧！想打开电视，听听声音，看看图像，一个可怕的念头。我走到镜子前，对着自己做各种表情。我想把手指伸进喉咙里，让自己彻底吐个痛快。自伤和自残！我走来走去，走前走后。或者翻开一本书，强迫自己看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朝窗外看去，又是快餐店、德士古公司、冰激凌广告！把一切都封上，浇上水泥！我躺到床上，把所有的垫子压在头上。我咬起自己的手背，用脚踢来蹬去。
我走到楼下，在院内游泳池边上一棵芭蕉树下坐下。现在风已停了，身后吧台侍者偶尔摇晃出个饮品，池边可口可乐和姜汁水自动机有时咕咕作响，机器的制冷只要关上，里面的罐子就吧嗒地响。池里没水，探照灯照着底部，风轻轻晃动，像是喧嚣后的余痛。院子上空繁星璀璨，你得眯起眼睛看。空气如此清透，不仅可以看到明亮的月牙，连它的阴影部分也能分辨出。我突然发觉，在美国，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一个人沉浸在什么事情中。感知到什么，这就够了，接着就将目光转移到别的地方。谁看的时间长些，也就立刻摆起行家的姿态。连那些居住地也不是沉没在景色中，它们总是建在高处，突现出来，似乎是随意捡起来的。只有醉汉和吸毒者，还有失业者在这个地方发呆，完全没有知觉。我喝醉了吗？我把杯子推到桌边，直到它从桌边自己掉进游泳池里。
于是尤迪特就说起我们怎样来到了美国，她怎样跟踪我，抢劫我，还要杀死我，以及我们现在终于愿意和平分手。当她讲完我们的故事后，约翰·福特静静地笑了，笑容溢满他的脸庞。
“我们没分手，因为谁都不想放弃。如果一个指责另一个，谁错谁对根本就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守候着对方在这样指责以后让自己陷入无理之中。当一个人遭到指责，他之后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督，从而让他认识到自己的过失。最糟糕的是，我们相互不再指责，而是无声无息地制造出让对方在其中独自感到愧疚的情境。我们不再对骂，只是想羞辱对方。于是，我们就把对方洗过的餐具再洗一遍，只要对方一站起来，就立刻在他身后整理好一切，悄悄地干起对方要干的事，把对方放错了地方的东西立即放到该放的地方。尤迪特突然开始把重东西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天天倒垃圾，不要我帮她。‘我已经做过了。’她说。这样我们相互抢着做事，越来越勤劳，越来越紧张。每人都寻思着自己还可以干什么，我失去了安宁。不是用道理来决定争执的对错，而是比着谁先做什么事。不是你做些什么决定这种决斗的结果，而是谁先做事的顺序。一种错误的节奏，一条多余的路，面对下一件事的犹豫不决都会立刻让你陷入尴尬境地。谁为自己所选择的事能不假思索地找到捷径，谁就总赢。于是，我们俩充满仇恨踩着舞步相互擦肩而过，带着故作高贵的姿态；如果两人都没如愿以偿的话，就算打了个平手。
约翰·福特忧郁地看着她说：“是的，我们想这样。直到一个世纪前，人们要求进步，他们也有权利推行进步：从新时期起到前不久，救治理论都出自当权者：出自公爵、工厂主、慈善家。可现在，当权者不再是慈善家，最多也就是个别人充当慈善家，只有穷人、那些无产者和无权者在渴望着什么新的变化。那些有能力改变的人不再想变，这样一切就得保持老样子了。”
“尤迪特在哪儿呢？”导演突然一边问我，一边正从他的旅行药箱里拿出一粒药丸服下。“我们在华盛顿碰到了她。她来到后台问我，她能不能参加演出。刚好有个演员要回欧洲，所以我就高兴地答应了她。我们约好在圣路易斯见面。我们还要在这里稍微排练一下，后天，在堪萨斯城，她就要演埃伯利公主了。今天她发来了电报说，她不来了。”
“但愿我能够一直这样生活下去，”我说，“这是一种快乐而甜蜜的异化。在这其中，仇恨时我视尤迪特为物；释然时，又把她当作人。我相信，尤迪特和我一样，可是我又发现，她只是变得冷漠了；有人跟她搭话时，她就吓一跳。她一个人玩着需要几个人才玩的游戏。她告诉我，她这样聊以自慰；可是我没跟她说我也开始手淫。想像着我们躺在不同的房间，也许同时都在各自自慰，这让我觉得可笑又可悲。可是我帮不了她，被仇恨和卑鄙所挤压，麻痹地躺在那儿。我也不再会梦见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就是在手淫时，我也无法想像到一个女人来：我只得睁大眼睛，盯着一张裸照。
他领我们去房间看那一摞电影脚本，人们还源源不断地给他送来。“这里有不少好故事，简洁明快。人们需要这样的故事。”他太太站在我们身后的门口；他转过身向她望去，她微笑着。女仆用一只金属杯给他端来咖啡，他仰头喝着，耳朵上竖起一束白毛，另一只手叉在腰间。他太太走过来指着墙上的照片：一张是约翰·福特拍摄电影时照的，坐在一把X型导演椅里，脸上戴着一个蜜蜂防护罩，几个人或站或坐在他身旁，也都戴着防护罩，他脚下是一条耷拉着耳朵的狗。另一张照片上是他刚拍完一部电影的情形，他单腿跪着，紧紧地抓着三脚架，演员们围着他，头都伸向他，其中一个手搭在相机上，像是在抚摸它。“这是《铁骑》拍摄结束的那天，”约翰·福特说，“有个女演员拍摄时哭个不停。等她不哭了，大家给她擦去了眼泪。这时，她想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又开始哭起来。”
他太太坐到放在房间中央的手风琴旁，演奏了一首《绿袖子》。印第安女仆用托盘端来涂过黄油的热玉米面包片，我们边吃边眺望窗外。“皮毛里的猪耳朵望着我们。”约翰·福特突然说，“您愿意陪我走走吗？”
可是话说回来，我也没有兴趣看见另外的人。走一走，往印第安人的小屋里看看，我就心满意足了。没有人跟我搭话。我甚至走进一个小屋里，那个老妇只是微笑着；她坐在那儿，怀里抱着一个玉米棒，嘴里含着烟斗。太阳火辣辣的，炉子上却燃着大火，洗碗槽里摞着一堆碗，从水龙头里无声无息地流出的水柱落在碗上。这场景帮了我，驱赶走我对自己那种双重感觉。我要继续走去时，看到另外一个门后有个弹子忽隐忽现；路过下一家时，我看到窗里有人抖动着一个黄色假发，然后又收了起来。我怀着一片虔诚观察着这一切。这种虔诚我以前在教堂看那些圣物和圣像才又过。好像这种少有的虔诚状态又是一个兆头，那就是我始终只能沉湎于对物体观察中，却不能深入到别的人之中！难道在我身上始终还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吗？我跺了跺脚。真幼稚！我茫然无助却心平气和地来到教堂前。
格里高尔此刻走到一边。我想他看见了我，便向前迈了一步。他停在一堆灌木丛旁，四下张望着，却并没有抬起头来。灌木丛旁边还有积雪。他褪下裤子，蹲了下去。我眼看着大便从他光屁股里出来，慢慢落在雪地里。虽然已经完事了，可他还蹲了会儿。他站起来同时将内裤和外面的裤子一起拉上，拍着手走回树干旁。好像我只是为看这些特意跑来似的，我转身走开，径直又回到酒店里。
“曾经有过偶然和解的片刻：我们偶尔因为有什么障碍要紧贴着对方插肩而过时，结果就拥抱到了一起，并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了这样的事。或者她朝我弯腰去拿开什么东西，我却突然把她拉向自己，其实我并不情愿这样做：于是我们久久地拥抱在一起，感到自己变得越来越空虚；最终我们又受到刺激似的相互分开。这样的和解如此偶然，犹如你的孩子产生愿望：她坐在车上，遇到拐弯时身体倾向一边，便顺势就想躺下来。她躺下了，马上又起来，因为她并不累。同样，我们并没有相互和解的愿望。
“在有些行为中，你会突然感觉到自我的存在。”约翰·福特说，“对，这才是真正的我，你会这样想。可惜当你真正感知到自我时，你大多情况下却是独自一人。然后你就立刻努力投入社会，同时又失去自我，装腔作势。这是不幸。这很可笑。人们要在思考时获得惊喜，而不是固守自我。有时你一说出真话，连自己都吓一跳。幸福感是那样大，你一个人是忍受不了的，而且立刻又要说出真话，那么你当然就是说假话了。我还总是说假话。”约翰·福特说。“刚才我还知道我要做什么，可此刻又忘得一干二净了。只有我明确知道我要做什么时，我才是幸福的。那么我想我会高兴得牙全都掉光的。”
他们对人很友好，总是接待新客人，沉浸在一再感到失望和因此而能够相互依存的快乐中。当你接近一件物品时，他们就会向你描述起这个物品在他们生活中占有怎样的位置，以此来警示你，或者他们抢在你前面，一声不吭地给你示范最好怎样对待这个物品。他们如此在意自己的东西，以至于他们不是两人共同占有它们，而是每件东西分别各有其主。每个细节都专门归二者之一所有，这样可以得到保护。这种情况不仅限于餐巾环、毛巾和浴巾上的个人姓名，而且还包括任意一本书、一张唱片、所有的装饰靠垫。屋子里所有的角落都划分界限，不是属于这个，就是属于那个，绝对不会两人共有。当然他们也相互交换一切，理所当然地可以使用对方的领地，不过他们使用归属对方的东西，正是这种想法好像才把他们一再真正地连接在一起。依靠这样的归属，他们给自己制定了一种宪法。有了它，他们能够以假乱真模仿传说中的黄金国，那个从外部不可进入、内部却完全自给自足的国度。
“我不知道尤迪特在那儿，”我说，“我们分手了。”
再说吧，这个画家也难以想像去画不存在的东西：在他的画中，想必不仅那些风景是对真实风景的忠实模仿，而且画中的人也在其中真实生活过，他们在画上做什么，想必也是他们在某个时间真实做过的。所以，他只画历史场景中的历史时刻，比如第一辆在圣路易斯驶过密西西比河桥面的马车，剧场里朝亚伯拉罕·林肯的射击；他最多不过是对画面稍加修饰；有其一切他都觉得是弄虚作假。“所以我不喜欢画小巨角战役，”他说，“因为在这场战役中，印第安人没让一个美国兵活下来，根本就不存在目击证人。”我突然发现，到美国后，无论是在普罗维登斯酒店的窗帘上，还是在其他酒店里，我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一幅想像画，尽是模仿画，其中绝大部分都出自美国历史。
画家画海报时，就会得到电影赠票，因此我们经常去看电影。绝大多数情况下，我渴望从电影院里出来，去外面深深呼吸。观看特定的东西让我很吃力，画面的节奏挤压着我，使我呼吸困难。仅有一次，克莱尔带孩子参观1904年世博园去了，我和画家夫妻一起观看约翰·福特的《青年时代的林肯》时，我十分忘情，观看变成了梦幻。在这些历史，也就是亚伯拉罕·林肯青年时代的画面中，我梦想着自己的将来，在电影的形象中预先梦想着我将来还会遇到的人。越往下看，越是想遇到像电影中的人，自己不再需要去装腔作势，而是像他们一样，以完美的身心活动在他们之中，随着他们一起，却有自己独立的活动空间，也尊重他人的活动空间。小时候，我什么都想模仿，表情、姿势，甚至字体，可是现在，我以那些尽自己所能的人为榜样：我不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能人，而是要尽我之所能。就在不久前，我或许还可能去模仿他们说话时所带有的这种南国口音，好像他们只是想轻轻地互相提醒什么，或者这是那个还很年轻的亨利·方达发自内心而难以模仿的微笑，绝对不是冲着自己的，而总是忘我地投给别人的。三十年前，他扮演了年轻的律师亚伯拉罕·林肯——现在我摆脱了这种矫揉造作的渴望，我只是仿佛向银幕上致意。
第二天她开车送我去机场，她和孩子站在露台上，我朝亮着灯的黄色飞机走去，是布拉尼夫航空公司飞往亚利桑那州图森的飞机。我们三人都挥手，直到互相看不见为止。
我给在奥地利的母亲打电话。那儿已是第二天早晨。她说，她那儿刚才电闪雷鸣，一大早就下雷阵雨！她出去把衣服收了。现在忙来忙去，完全忘了时间。总统选举还是选上了社民党的候选人，那个竞选对手在一次集会上澄清了人家说他是纳粹，甚或是犹太人的恶意攻击。我觉得，仿佛母亲在说笑话。我向她问起我弟弟的地址；他是林业工人，几年来生活在这个国家北方的俄勒冈州。为什么？我说：“我要去看看。”我记下地址：那地方叫埃斯塔卡达。我会去改签机票，明天就飞过去。
我们坐在山顶上的草丛中，向山谷下望去。他用一根长长的火柴点起一支雪茄。“我总想与人交往，”他说，“我也总想着最后一个离开，因为我不想让留下来的人中有人对我评头论足，同样也想阻止别人离开时让人说三道四。我也是这样拍我的电影的。”
经过刚才的嘈杂，这儿是如此清静，你会以为是在做梦，不得不揉揉眼睛。每走一步，我都回头看看。瓦楞铁皮屋后恐怕会突然跳出另一个双影人来将我赶走！我没有权力代表自己，我只是偷偷地潜入了自己；现在他回来了，要重新占据他的位置。我似乎要从自身中倒出来，不再存在。从一截用作烟囱的黑炉管里，穿过小屋的窗户，突然冒出一股浓烟，一只狗匍匐在屋角。我是个骗子，我占据了他人的位置。我该去哪儿？我是多余的；我把自己偷偷带入什么东西里，现在就等着被人抓。还有救，一步之遥。可我站着不动，紧握双拳，用草帽掩护着自己。可是，是个冒牌货的感觉只是闪现了一会儿，我随之觉得那不过是一时的心情。后来，我才想起来，小时候，我就是多么希望有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一个双影人；而我此时因为想像一个双影人感到害怕，我又把这当作一个好兆头。我厌恶只是看到一个可能和我一模一样的人的图像时，我就感到恶心。看到某人做着和我一样的动作，似乎很肮脏。连我影子里的轮廓，我现在都觉得不道德。更何况第二个这样的身体，这样一个嘴脸！我必须跑几步才行。
去世博园接她们母女时，我对克莱尔说，“我打算去拜访约翰·福特的，我会问他是否还记得这部电影，有没有偶尔与现在演系列电视剧的亨利·方达见面。我要告诉他，这部电影让我认识了美国；它教会了我从观察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人来解读历史；它使我情绪高涨。我会请求他告诉我，他自己从前是什么样的人，还有自从他不再拍电影以来，美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事后我对导演说：“像我周围的人一样，我首先关注的是，幕布是否会对称地向两边拉开——先前那些舞者跳得很呆板。那两个演员走进观众时，两个人走上来时，步调不一致，好不自然。他们走上来，仿佛来到一片无人之地，然后又表演得那样小心和匆忙，好像人家压根儿就不允许他们在那儿表演似的。舞台不是随便什么表演场所，而是陌生的领地。”
万籁俱寂。远处能听到有一架飞机，它的嗡嗡声如此低微，让人去倾听头都会痛。
交通信号灯挂在路面上方的电线上，摇晃得如此强烈，谁也弄不明白绿灯指示哪个方向。高高低低漆成黑色的电线杆上，裂开的木片嗡嗡作响。我尽力快步地向北朝图森方向走去，把手帕系在脸上挡风沙。
我们交谈时，已经坐在“马克·吐温”号汽轮甲板上，等待开向密西西比河。四周都是游客，只有美国人，和我们一样在等待着。他们手上拿着听装啤酒、可口可乐和爆米花，几乎都不说话，眼睛盯着缆绳从堤桩上解开，然后又望着那两个巨大的黑烟囱。汽轮慢慢倒着开向河流，随即就地摇晃了一下，人们听到蒸汽从阀门挤出的嘶嘶声，乌黑的浓烟从烟囱中冒出，立刻让天空一片昏暗。这时汽轮拉响了我们谁都无法描述的汽笛，连克莱尔也不能，孩子立刻就把她的脑袋藏到我们的腿之间：它不是一个声音，而是一个巨大的横笛发出经久不息、无限重复的响声，让人觉得是整个民族共同在吹着这个笛子；响声是那样的强悍和野蛮，而同时注视着越来越猛烈地喷涌而出的浓烟和宽阔无比的密西西比河，又是那样激动和自豪，于是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尴尬地、全身却受到震撼地向一边望去。这信号如此强烈，在它鸣响期间，吓得我魂不附体，片刻间，我感受了一个梦幻的美国；直到此刻，我只是听说过人家讲述给我的美国。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再生时刻。在这个时刻，周围的一切都不再没有关联；在这个时刻，人和环境、生者和死者都各就各位，一个独一无二的、悲痛而戏剧性的历史在启示。密西西比河此刻戏剧性地流淌着；游客们戏剧性地从一个甲板到另一个，上上下下。这期间，一个年长的男子拖着深沉而传遍四方的声音，通过广播讲述着那一个个汽轮行驶在大江大河上的历史：讲述着交通与贸易所开创的新时代；讲述着汽轮比赛；讲述着月光中装卸取暖木材的黑奴；讲述着锅炉的爆炸；最后是汽轮被火车所取代。尽管我向来就厌烦参观途中喇叭的声音，可是这种激情洋溢的声音我却听而不厌。
他向尤迪特伸出手臂，我们跟他登上山丘。路面上满是闪亮的尘土；天已经落下几滴雨点，雨点落在哪儿，那儿就缩成一个个小泥球。约翰·福特边走边说，如果有谁落下，他就停下来，因为他不想对着下面说话。他谈到他的电影，一再强调其中那些故事实实在在。“没有一个是虚构的，”他说，“一切都是真正发生过的事！”
“我知道，现在不可能完全像绿衣亨利那样悠哉地生活。”我回答道。“我读起他时，就觉得自己的心里和他一模一样。有一次，他躺在静静的森林里，内心里感受着上个世纪的田园惬意；我读他的故事时，也感受着想像另一个时代的惬意。在那个时代里，人们还会相信，无疑会变成另一个人，这个世界对每人都敞开胸襟。再说吧，几天来，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向我敞开胸襟，无论我看什么，都会有一种新的感受。只要我感受到一个对我来说已经逝去的世纪那种惬意的话，那我就要认真对待和审视它。”
“他们也一再重新编排，”我说，“因为观众根本就不会听任他们习以为常的模式。”
在科罗拉多的丹佛换机后，我马不停蹄地来到图森。城市位于沙漠中央，热风整日拂面，机场跑道上弥漫着沙雾，跑道边仙人掌开着黄白相间的花。在机场大厅等候取行李时，我把表调后一小时，做了个含糊的动作，就像做坏事被人发现，我四周张望，看到周围的传送带上的行李也像指针转得一样缓慢。我稳住自己，呼吸又均匀了。我来图森干什么呢？旅行社的职员把图森填在了环游单上，因为他一看到我，就觉得我挺怕冷的，说道：“那里现在已是夏天了。”我要夏天干什么呢？在飞机中我就已经想像不出，我还会对什么有兴趣。但凡能想到的，我在来的路上在图片上都看过了。现在我却在机场旁，一眼就看到了普罗维登斯酒瓶商标上的龙舌兰草。我有些忐忑不安，仿佛自己对此有愧疚似的。或者是对什么别的事情？我心想着。尽管大厅里开着空调，我还是汗流不止，不是因为想到就要走进酷暑里，而是我对此就根本无法想像。又一次思维休克！阳光透过大块的有色玻璃昏暗地照进来，旅客站在阴影里。我无聊地来回走动着，时不时看看我的箱子出来没有，结果它成了布兰尼夫航空公司传送带上惟一的一件行李。我从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一听啤酒，坐到一个可以从小屏幕上看免费电影的地方。人们来来往往，有时停下来朝这里看一眼，多是看人，不是看电影。除我之外，还有一个墨西哥人在看电影，他把双脚踩在椅子上屈膝坐着，为了能看到屏幕，将头绕开膝盖倚在肩上，一只手按住挂在膝盖上的宽沿帽。屏幕上放映的是图森附近一家橙子种植园的广告。那另一只手呢？我朝墨西哥人望过去，发现他另一只手一动不动地放在我身边的大衣下面。我站起来，还看到一个橙子从堆满橙子的筐上滚落下来，慢慢拿起大衣，又从眼角望去……墨西哥人那一动不动的拳头上，食指和中指以及中指和小指间各夹着一个刀片，那人好像睡着了，我踮着脚尖走了出来。
“我不愿意这样，”约翰·福特说，“可当我这样向下看出去时，这些正出现在我脑海中。”
“有时候，我们相互描述我们的行为举止。于是我们诧异，觉得自己可笑。当我们分开时，一切立刻就变得不真实。我们对自己的神经已无能为力。我们希望各自放弃，可这也于事无补了。
我们下车从一个路灯旁走过时，一只巨大的夜鸟的影子飞过明亮的街面。“有一次，在路易斯安那的原始森林里乘船时，有只猫头鹰从我头旁飞过”，克莱尔说，“当时我正怀孕。”
在最后那些房子玻璃上，已经映现出大海的情景。没错：烧焦的垃圾筐！在一个房子前，有一个蓝白相间的圆柱在转动：一家理发店。里面只坐着一个女人，头戴头罩，一直遮到眼边。女理发师蹲在她面前给她涂指甲油。女人将脚趾张开，它们有点弯曲和变形，关节部位长着老茧；我认出这是尤迪特的脚：年轻时，她当售货员时将脚站坏了。这时，我也在衣帽间看到了那个棕色皮包；皮包半开着，尤迪特大概从这里面拿出了披肩，现在就围在她的肩上。这条披肩是锦缎的，在夕阳中闪闪发光。“她竟把披肩也带到美国来！”我心里大声说着。女理发师给她涂手指甲时，我观察着她用一只脚的两个脚趾夹住另一只脚的大脚趾。简直是梦魇，清早醒来，口中呕出一条蚯蚓。我目瞪口呆。尤迪特在椅子上动来动去，猛地愤然的样子，好像她预感到了什么。在一个莫名的记忆中，有一个瓶塞刺耳地发出吱吱声，它是被人用嘴咬着从瓶子上拔出来的。女理发师抬头望着，由于她将手指就紧放在自己眼前，什么都看不到，我赶紧躲开她的视线。
出来时我还看到洗衣盆旁的低帮鞋子，袜子缩在里面。“穷困潦倒”，人们都这样说。还是十年前流行的尖头鞋。小孩子拿着汽球在一个屠宰场旁跑来跑去，肉店的伙计把一个孩子举到死猪上方。一步一滑，我头也没回地走上埃斯塔卡达的主道。
“当阳光照射其中，不断闪动，我便忘了这点。”约翰·福特说，“我也忘了自己和自身的存在。我希望，什么也不要改变，树叶永远这样摇曳下去，橙子永不被采摘，总之，一切保留这样不变。”
克莱尔说：“因为按在剑鞘上的手给他们预示着在舞台上不会发生的事情。”她边说边指向这家法国咖啡厅墙上的画。演出结束后，她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在这张画上，盖瑞特警官正向童匪比利开枪，两人在一个有壁炉和五斗橱的房间里将枪口瞄准对方；比利小子另一只手上还握着一把匕首；从他的枪里没有冒出火舌，可从警官的枪里冒出的巨大火舌几乎击中了他。月光从有栏杆的窗后照进来，月色中三只狗在这两个男人之间穿梭，警官穿着闪亮的靴子，而比利小子却光着脚。
这剧院是殖民时代风格。里面的空间因为有壁画，让人觉得好像还有与之相连的空间，门厅里，人们在涂满画的台阶前抬起腿，迈上涂满画的柱脚，想去摸一摸浮雕，可当你触摸时，凸出部分缩了回去。真正的观众席相当小，可左右和上面却有不少包厢，黑暗中你一进门就看见反光闪闪的望远镜。大衣和帽子随身带入剧院里。开演前，大学系主任向德国剧团的导演，同时也是旅行领队致欢迎词。这人我觉得好面熟，再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以前喜欢与之交谈的一个朋友。他俩身后跟着一些圣路易斯的德国移民后代，穿着戏服。他们先用合唱，然后以生动的形象表演着他们的祖先来到美洲安家落户的情形。移民前，他们还生活在德国各个邦国里，直到1848年，相互在工作和娱乐时成为障碍，行业的不自由阻止他们使用自己的工具。而在到了美国后的场景里，他们分散开来，交换工具，表明每个人都可以去干自己喜欢的职业。娱乐方面，他们现在也有了自己的空间。最后一场生动的表演中，他们跳舞，男人们在头顶上挥动带边礼帽，膝盖直抬到胸前，只有一人叉开双腿，双手叉腰；女人们踮起脚走着散步，扭着身子，一只手伸到男人手中，另一只轻轻撩起衣裙，只有叉腿男人的女伴与他面对面，双手放肆地撩起裙边。他们都站到了幕前一动不动，时而会晃动一下身体，男人汗流满面，女人踮着脚尖抖动，然后大声喊叫，用那种美国式的大嗓门。他们真的开始跳起舞来，再次挥了挥礼帽。在他们下面的乐队里，有三个乐手同时也赶紧站起来，随之演奏着，有两个拉提琴，颈部暴起青筋，第三个心醉神迷地拨着大提琴。这些乐手最后拨响了一声琴弦，重新落座，舞者也鞠躬，翩翩跃向两边，同时大幕从中间又拉开，人们看到卡洛王子伴随着一个修士缓缓走上台。
我有时小睡一会儿，一次醒来时，我看到一条河流在面前延伸，河中有一座光秃秃的小山包。又一次醒来时，我们正在穿越黑漆漆的针叶林，我必须把身体伸出车外才能看到天空。“别开窗，空调不然就白开了。”出租车司机说道。我就受不了清醒时闭着眼睛，因为这样的话，闭眼前我最后看到的一切立即就会袭来，令我窒息；等我睁开眼睛时，它才退回原位。又下起雨了，车窗变得模模糊糊，想必我睡着了，因为接着车窗玻璃又明又亮，阳光有气无力的样子，车窗前耸立着一面巨大的灰色岩壁。我直起身，摇醒自己，这面岩壁一直延伸到天边，那是太平洋。司机打开收音机；里面全是噪音。几分钟后，我们停在双岩，海鸥卧在惟一一家加油站的屋顶上。
“讲讲您自己吧。”尤迪特说。
“噢，上帝！”他用德语说。
醒来时，我像变了个人。上午一大早我去了我弟弟工作的锯木场。雾气沉沉，运河铁丝网下融化的雪水咕嘟咕嘟，我变了人似的行动着，犹如在别人的思想里。我不得不跑起来，因为再也走不下去了。像以前寻找语言一样，我现在寻找能让我回到自身的画面。烧焦了的树桩，部分已被砍光了的山脊，燃烧过的垃圾筐，田里什么地方燃烧着稻草，在正午的炎热中沙沙作响。我再也不愿意去想像什么跟我有关了，可是却突然听到自己成了腹语者，肚子取代了我的角色，并且教给我说我不愿意承认什么。迎面走来一个拎着个牛奶桶的女孩；她那样瘦骨嶙峋，我惊讶得立刻又醒悟过来。
克莱尔稍稍合起双唇，她微笑着说：“对这儿的观众来说，开拓者就是英雄，因此，冒险对他们来说始终是身体上的冒险。他们不愿意看角色，要看故事情节，因为他们认为，反正我们这儿人人都可以扮演角色，而角色当然就不是冒险了。也就是说，当他们看到手只是按在剑鞘上，同时又听到说个没完没了时，他们会失去耐心的。他们只希望人物得到暗示，而故事情节却要详细展开。而从舞台后朝波萨侯爵开一枪，会让他们失望的。当唐·卡洛最后抽出长剑时，他们欢呼雀跃。多刺激的冒险行为！可是我们在台上没法模仿这些冒险行为，更不用说那些开拓者的，再说我们对你们的历史人物不感兴趣。所以，我们正好在舞台上大多情况下只是在演绎我们自己，那么通常都是些梦想冒险的人。”
他们相互如此关注，以至于他们觉得，在他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所积累的一切，哪怕是那些微不足道的物品都如他们身体一般珍贵。他们积攒家当和家具，好像只有这些物品才使得他们在其中会感到安全。有一次，孩子打碎了一个玻璃杯，你看他们那样吃惊和受伤的样子。一个一声不吭地把玻璃碎片扫在一起，另一个丢魂失魄似的站在旁边。当他们提起在他们这儿住过的人时，他们也总是说东家长西家短：这个靠在墙上，留下了脚印；那个把毛巾上的挂圈撕掉了；又一个将他的手印留在了还没干的画上；还有一个借了本书至今未还。这时，他们还指着书架上的空位，突然你会觉得，他们那神秘兮兮和受到伤害的面孔与他们的情绪状态实在如出一辙，也符合他们对敌对的外界的态度，而且你会忐忑不安地看到，当玻璃碎片倒进垃圾桶时，他们又是那样沮丧，相互悲伤地面面相觑。他们不责怪你，因为他们不会特意去告诫你，而是在当着你面一味特别夸张地相互关注，这样就将你完全排除在外了。
夜里我做了很多梦。那些梦如此激烈，以至于我只能回想起那些伴随着我做梦的痛苦。一个印第安服务生给我送早餐到房间里。我当着他的面数了数我还剩下的钱——还有一多半，我考虑着该拿它们干什么。看到我在数钱，印第安人走到门前停下来，我继续数着。他的脸发炎了，额头上有几个黑色小痘痘。印第安人说，前几天风很大，风沙把他的脸打出了血。他住在郊外父母那儿，在沙漠教堂附近，那儿的房子都很低矮，去汽车站要走好几条街。“我父母从没离开过这个居住地。”印第安服务生说。他说话很费劲，口水溢于齿间。尽管饭店游泳池坐落在内院里，他也要每两天清理一次沙子，他说道。
我在那儿转悠了好一会。真可笑！全身挂满口袋里子，我把它们塞回去，又拉出来，好像这样就可以证明什么似的。我这才发现，里面的口袋也被翻了过来。我低头看着自己：胸前口袋的白衬里鼓在我面前，从纽约前往费城的火车票落在人行道上。“一条木头人行道！”我心想着。然后我大声地说出来。我戴好帽子，把口袋的衬里塞回去；离开吧。
第二天下午，我和克莱尔正要把孩子留在画家夫妻那儿，去看德国剧团演出的《唐·卡洛》。这时，我收到了一个急件。那是一个用绳子仔细扎好的小盒子，地址是大写印刷体，像是用左手写的。我走到房后，用园艺剪剪开，小心地打开包装纸。盒子用电线捆着，上面有个红封条。当我打开封条时，手抽搐了一下，我又去碰那两根电线，又抽搐了一下。此刻我才发现，我遭到了电线里释放出的电击。我戴上挂在树杈上的橡皮手套，将电线从盒子上解去。当我要把它放到一边时，我发现盒子和里面的东西连成一体。我不由自主地要拉开它，盖子随之掉了下来，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看着盒子，里面除了一个连着电线的小电池外，什么也没有。我就知道尤迪特会变本加厉，非得弄出什么名堂不可，可我一点也笑不出来。她给予我的这个小小打击，我突然听起来就像是一声尖锐而低沉的哀鸣，我几乎要扭头去看看。我简直倒霉透顶。究竟怎么回事啊？为了什么呀？这叫人还活不活呢？一切不是都过去了吗？我不愿对此多想，只知道我得立即出发了。周围的草木本来一片明亮，此刻又变得昏暗，又有松鼠跑进我的视野里，我周围的东西都变得难以辨认，我躲开一只昆虫，一辆摩托车在远处轰鸣而过，吓得它在树丛中沙沙作响。我把盒子扔进垃圾桶，向克莱尔走过去，她已坐在车上。我拉开车门时才发现还戴着橡皮手套。“它们的颜色真黄啊，不是吗？”我边说边赶紧脱下手套，克莱尔一点儿都不奇怪。我关门时，碰到了金属，手指又抽搐了一下。
我看着杯子边上的柠檬片，迷失了自己。天后来就突然黑了下来，我犹豫地迈上大街，走到对面，又折回来。房子之间漆黑一片，但抬起头却能看到天上喷气式战斗机飞过的痕迹，依然沐浴在阳光里。我身后响起油脂发出的咝咝声。一辆汽车慢慢地从我身后驶过来，发出了如同油脂的咝咝响声。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那个金发少年也在其中，向我走来，转移了我对车的注意，他们向我讨钱买车票。我停下来，他们围过来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奥地利。他们一边笑，一边学着这句话。除了那个金发男孩，他们都是墨西哥人，有一个孩子穿着一双浅色帆布鞋。他用手摸我的脸，我退后一步，又撞到已站到我身后的另一个人，我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掏硬币，可这只手被紧紧地抓住，看见一把匕首顶在我的肚子上。刀刃不长，刚好露出手心。那个金发男孩站在一旁，双脚轮换着跳来跳去，同时朝我这边抡着拳头。有一个墨西哥男孩绊了他一脚，他随即跪在地上。我尴尬地挤出笑脸。马路对面有士兵走动，可我不好意思喊叫。我的帽子被打落了，有几只手迅速将我的口袋翻过来，不曾触碰我的身体。那个金发男孩在地上爬来爬去，捡拾从我口袋里掉落的东西。他们又打了我一下，随之就跑到我身后那辆门子大开的车跟前。他们一跳上去，车就启动了，门一个接一个地关上了。在一扇门上，我还是看到了“赫兹”两字。我看到尤迪特坐在驾驶位上，脸色苍白，眼睛紧盯方向盘，张开的唇上挂着一根火柴，随着车子启动，火柴跌落了下去。
我走到教堂前时，草坪上浇灌器的水喷到我脸上。我走进公墓里，坐在一个西班牙墓碑的基石上。眼睛火辣辣的，我将脸埋入双手，觉得脑浆流向前额。这时，教堂钟声响起，我抬起头来。一只白肚小鸟从教堂阴影里飞出，在天空中熠熠生辉。钟楼好像随着每一声钟响移动一下，接着又摆到它的位置上。这一切我都曾看见过！我悄悄地观赏着这个画面，低着头，同时追寻着一段回忆。有一种记忆，当我靠近它时，大脑立刻又回避之。教堂，还有我自己，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够了，我从那儿走开。
奇怪的是，本尼迪克蒂娜几乎对大自然不再有什么感知，而是将人为的符号以及文明产物当作大自然来感受。相对于森林和草木，她会更多对电视天线、斑马线和警笛发问。她好像一进入信号灯、霓虹灯广告和交通灯的环境里就会变得更活跃，同时也更安静。这样看来，她把字母和数字当成大自然的恩赐，视它们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不必将它们作为符号来解释。这期间，当我在这个地方好长时间只是面对自然景观，又没有发现其中任何可以解读的东西时，我发现自己也觉得无聊了。
我想起阿德尔伯特·斯蒂夫特一个故事中的这句话。我坐起来，打了个喷嚏。我突然觉得，我好像越过了一大段时间。我真希望自己快点出个什么事。
罗克希尔是圣路易斯的郊区，前几天我就住在那儿。
第二天中午，俄勒冈下起雨。尽管不允许，我还是站在波特兰机场出口处，戴着草帽，试图拦一辆去埃斯塔卡达的出租车。我乘坐“西部航空公司”的班机途经盐湖城飞到这里，依然觉得自己是别人的双影人，游走在一片虚无中。我曾经读到过，受惊者会事后进行毫无目的咀嚼活动：在我看来，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到了俄勒冈。
我找不到回饭店的路了。后来我想起来，我常把钱塞在衬衣口袋里：那里还真有一张10美元的票子，于是我坐出租车回到饭店。我不禁发笑，房间的门果真锁着，门锁上这一次也没有刮痕。我躺到床上。终于回来了！慢慢地我觉得有些得意，好在我把机票放在大衣里了，钱也在里面，总共有一百多美元，这是找给我的零钱，我到处都用大钞付款，只需掏一次口袋，现在看来这样做是值得的。我越发高兴，跳起来到处在我的东西里找钱。衬衫里有响声，我伸手进去，甚至在一个裤脚里还藏着一个25分硬币。我把钱堆在桌子上，像今天下午看着静静流动的水光那样，陷入凝视之中。空调风吹着窗帘在窗前摇曳，这里还有暖气！有五片，它们斜着并列在一起！仔细再看，原来是我的角度不对。
那里有给我的留言：那是张明信片，上面是从空中俯拍的太平洋岸边的双岩，离埃斯塔卡达有一百多公里。海滨公路画着一条大弧线从那儿穿过，海里耸立着两块黑礁石，海水在周围溅起浪花。尽管拍摄的高度很高，但公路线条依然清晰可辨。在一个地方，公路呈拱形延伸到海边，犹如一个海景观赏点，或者只是一个汽车站，上面用钢笔画了个圈，画得很用力，从背面都可以看到划痕。“这么说，此间她又换了一支钢笔？”我对那个酒店收包裹的女士说；她正在分拣我付给她的硬币。她抬头看了一下，又得从头再数一遍。她用一只手数着，另一只手张开，让刚涂抹的指甲油晾干。她的围脖后，我看到一条长长的红色疤痕，开始我还以为是汗湿后的化妆印。我不想再给她制造麻烦，也没问明信片是怎样到她手里的。
在另一家航空公司的传送带上也有惟一一件行李在转动，我差不多已从它旁边走了过去，才发现它。我走回去，是尤迪特的棕色皮包，上面挂着一把各种航班的行李牌。包是随边疆航空公司从堪萨斯城来的。我在它转了几圈后才去拎它，抓住行李牌，它们是用皮筋系着的，我一拉，它们有弹性，让我向后打了一个趔趄。我松开行李，它又转起来，我跟上，取下来，又放回去。我从布兰尼夫航空公司传送带上拿起自己的箱子，在大厅里站了一会儿。我身后一个门内有人窃窃私语，一个女人吓得在吸气，有人喉咙发出短促又可怕的声音，接着有人窒息。沼泽草丛里群蛾飞舞，我什么也听不到了，突然觉得两只耳朵沉重地垂在两边，就和我当时在刚去世的外婆身边醒来时一样。我朝出口望去，那儿有叹气或吸气声音，原来是刚自动打开的两扇玻璃门，现在正发出吸气声自动关上，我松了口气。外面，一个用拳头按住头上浅色宽帽檐的男人走向一辆车，风很大，他的帽檐几次被掀起。大厅内，一个女人从厕所出来，化着浓妆，穿一条裤缝笔挺的西装裤，上面以前的熨痕依然可见。一个印第安女人，她走进大厅，门随即在她身后关上，她朝那个正跑向门的孩子转过身，示意他踩上门前的橡胶地面。孩子跳上去，可他太轻了，门没动，这个印第安女人又走出来，再和孩子一起走了进去，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在和孩子相处时她常问这问那，这让我觉得，我迄今只是关注过自己，因为周围有不少东西我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这时我才发现，对自己周围那些再也平常不过的动作，我都缺少相应的语言表述。于是我就慢慢地学习不再只是去观察，而是要作为“原来如此”来感受，将一个个发展过程观察到底。尤其对声音，怎样去描述它们，我知之甚少：有时候，连滑稽表演中简洁形式也帮不上忙。如果我不说话，孩子又会害怕，开始哭叫。她玩的时候，你跟她说话，她常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搭理你；只有当你说出新词汇时，她才会去关注。有一次，晚上很冷，我却不能说服她穿上外衣：只有当我说出不然要起鸡皮疙瘩时，她才竖起耳朵，平静地让人给她穿上了衣服。
“时间如此缓慢地流去。”
（1972年）
暮色中，我们站在木屋前的花园里，几乎无所事事，连脚都不换一下，沉醉，像是独腿似的。时不时有人从几乎被忘记的手中杯子里喝上一口葡萄酒。有时候，你会担心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你身上的一切变得如此无影无踪了！鸟儿不再歌唱，只是在树丛中跳跃。周围可以看到一些人下车走向自己家门。街上空荡荡的，渐弱的风依然卷着玉兰花瓣飞舞，它们是黄昏后被第一阵风从树丛下吹到了人行道上的。邻居的窗上在上演着色彩游戏，每隔几秒钟就变换一种色彩：那儿人家在平日就昏暗的屋里已经打开了电视机。我们房子下面也有一扇窗户敞开着，屋里亮着灯，除了被照亮的后墙，什么也看不到。克莱尔时而从前面走过，因为她正要去哄孩子睡觉：一会儿抱着脱光衣服的孩子，然后又独自一人从另一边走出来，端着一个茶杯，随之墙面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克莱尔淡淡的影子，她在房里什么地方弯着腰照看孩子，最后只剩下空荡荡的墙壁。四围变得越黑，墙壁反光就越强烈，笼罩在均匀的深黄色光亮中。这光亮并没有被墙体吸收，而是好像自行弥散开来。“类似的光亮只有在上世纪的油画上看得到。”画家说，“那光亮并不是来自别的什么地方，比如从天上；而是从底色本身散射出来的。在卡特林和雷明顿的画中，天空总是惨淡和苍白的，雾蒙蒙的，从不见有太阳，只有从底色中泛出一种神秘的深黄色，从下面照到人物的脸部。黄色是这些画的主色调：马车轮子、枪筒里喷出的火药烟雾、行将死亡的马匹的牙床、铁路轨道等，一切都泛着黄光，从内向外；这样一来，每个对象都突显出来，就像在徽章上一样。如今可以看到这种黄色处处被模仿：停车场的停车线和马路线、花园前的信箱、带有美国图案的T恤等。”——“丽都酒店牌子上的箭头。”我说道。画家和妻子让我看他们的手掌：妻子的双手总是给他描绘天空，几乎难以看得出来；可丈夫的双手却在昏暗的其他色彩中闪现出黄色。“这是一种颜色，只要你一看到，立刻就会产生联想，”画家说，“你观看的时间越长，就想得越远，直到突然想不起来为止。那么这是一个瞬间，你无非站在它面前在做梦。”——“在那些黄金年代里。”站在远处的太太突然说道。屋里的灯关了，不管你望向哪儿，余光到处反照。克莱尔嘴里含一个面包走出来，那是孩子晚饭时剩下的。我们又坐到凉台上，这对恩爱夫妻放起老唱片来。唱片刚一放完，他们就相互提醒刚才感受了什么。《我想牵你的手》：“我们那时在洛杉矶一家墨西哥餐厅喝着冰镇啤酒。”——《决斗》：“你还记得当时风暴把气垫都刮到海滩上去了吗？”——《城市的夏天》：“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收到家里寄来的钱！”——《野兽》“我们那时候像小精灵似的生活。”——《日升之屋》……他们越来越兴奋，克莱尔突然说道：“你们给自己一生找好了赞歌，什么也不再会使你们不舒服。你们将来要经历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我说，我觉得在我的回忆里，或许我曾经经历的东西不会被美化的，而是真正才发生。“那么对我来说，漫长遥远的路更加漫长，一记耳光两边发烫。我简直难以想像，我怎么就忍受了这一切呢。”
我们刚一到达，我就打电话去费城的酒店告知我在圣路易斯的电话和地址。然后，我谈起她时，渐渐忘了她，也根本没有想到她会在附近。一切对我来说好像都已经过去了。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屋子凉台上，孩子已经躺在屋里床上正在自言自语，我们倾听着，或者相互时而也说说话，不过声音很低。那对恩爱夫妻坐在一张沙发上，披着一条披肩：克莱尔在读《绿衣亨利》，我这两天没兴致读书，看着她读。这时电话响了起来。当女主人走进去时，我停住了摇椅，知道那是我的电话。她走到门口，一声不响地向我指了指听筒。我猫着腰，踮着脚尖走进屋里，仿佛我要表示劳驾似的。我几乎窃窃私语似的报了自己的名字，却没有人回应：我又说了一遍是我，也没想到要问对方是谁。除了一辆疾驰而过的大卡车的噪声外，我什么也没听见，接着铃又响了，我听到以后立刻就想像着一个加油站的铃声。我再也没说什么，轻轻地放下听筒。我也不想去问女主人是谁打来的电话。
小时候，我们见识那么少，也没有什么好见识的，以至于我们甚至每次都为挂历上的照片而欣喜。秋天里，我们盼望着保险公司来收年费的人，他们会把公司明年的挂历带来，上面会有一个新画面。
“在钢丝上她感觉不错，”他说，“她觉得自己似乎会说话了。现在她落脚的样子也像是在走钢丝。”
当一个孩子看到一些模仿大自然本原的东西时，如画家的一幅油画，那么对他来说，有没有实景和哪儿是它的实景，便都不重要了，因为临摹的画已经永远取代了真实。这时我又回想起来，与之相反，我小时候却总想知道那些表现的事物实际上究竟在哪儿。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一幅画着冰川的油画，画的下部还有个高原小屋。我曾一直坚信，世上确实存在这样的地方和这样的小屋，甚至以为知道画家当时站立的地方。有人告诉我，这只是一幅想像画，我简直难以相信。好长时间里，只要想到这幅画独自存在，我不能对其有所联想，我就觉得自己好像非得窒息不可。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我开始学习阅读时：我难以想像，大自然里不存在的东西会被描述。教科书里的地方是一个确定的地方，虽然不是自己的，然而却是附近一个地方，我甚至都知道是哪儿。由于我后来自愿读过的最初那些书都是第一人称故事，突然碰到一本没有了第一人称叙事者的书，着实让我吃惊。这样的感知形式总体上对我其他的经历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我现在事后觉得，我十分震惊地意识到了它们是不合适的，也恨不得让我的人生重新开始。这个孩子一下子就将这些模仿和数字看作自成一体的东西，这又让我几乎顿生嫉妒。
“《汉斯·摩塞尔与他的世界》。”我说。
对面山上开始打雷。我们周围的草很高，时而有风忽明忽暗地吹过去，树上的叶子翻卷着，颤抖着，好似枯萎了一样。
好长一阵子，一片宁静。然后，我们身后一丛灌木沙沙地响起来，可其他所有灌木依然静静的。风在这丛灌木中停息了，一转眼，山下房子旁一棵树的树冠晃动了片刻。一切又平静下来，一点动静都没有：一种长久持续的宁静；突然间，我们脚前的草开始波动。一眨眼，四周变得一片昏暗，万物紧贴着大地。空气令人窒息。刚才还待在灌木叶子上的黄色大蜘蛛，死在我们面前。约翰·福特在草上擦擦手，同时转着戒指，仿佛他要变什么戏法似的。我的手背痒痒的。我一看，是只蝴蝶，它正扇动着翅膀；与此同时，尤迪特的睫毛垂了下来。你只需要少呼一口气，就能看到这一景。下面山谷里的橙树林里传来了雨声。“上周我们晚上驾车穿越荒漠，”约翰·福特说，“在下面的亚利桑那，那儿落下了很多露水，我们都得打开雨刷。”在亚利桑那下面：这几个字勾起了我的回忆。约翰·福特弯腰坐下来，几乎闭着眼睛。大家等着下个故事，于是都俯身恭听着，而我发现，我此刻在重复着他一部电影中一个人的动作；他原地不动，伸长脖子，身子俯在一个行将死去的人上方，看他是否还活着。
窗台上放着洗衣粉，旁边有猫爪子印。
我突然发现，我对任何游戏都很讨厌，简直不可想像，居然会站到这样一个机器跟前，或者洗牌，或者掷色子。突然对这一切没了兴致，我疲惫地坐在一个凳子上，旁边有一个醉汉靠墙睡着了。他脸上出了很多汗，敞着衬衫，脖子窝里积了一窝汗，不时地溢出来。他睁开眼，不得不先眨一眨，直到瞳孔调整好，像剥下的兔子皮。我走出去。
他们那种向内弯曲的恩爱方式常常让我心里不是滋味。他们的行为好像在指责我独自一人，而且也让克莱尔独自一人。于是我不得不向克莱尔望去，以便我去回想，要看见她不是独自一人，那才不可思议呢。我们常常有合有分，相互并不陌生，但相互也没有什么要求。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可能，而克莱尔似乎也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可能。她认为这对恩爱夫妻的生活是一种折磨，她自己永远都不会这样活着。当我们注视着他们时，她常常一笑了之，而我们觉得自己很自由。
他们也如此严肃对待自己的日常生活，干什么事都像过节一样。他们互为主仆，画家要给商场作画了，女人就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绷好画布，摆放好颜料，排好画笔，拉开帘子。这期间，男人只是抱着双臂走来走去。可当女人做饭时，一切所需的东西男人已为她就近摆成一圈，她做起来只需要显示出高贵的几手就是了。真的干活时，任何帮助他们都会觉得碍手碍脚。所以，在粉刷房子时，我也只能搬搬梯子，或者调调颜色，干别的事好像又会伤害他们。
“我们只是偶尔互相抓扯。尤迪特常常突然扭过脸去，但不再像先前那样哭了。只要一有钱，她就立刻花个精光，什么都买，一张白熊皮，一个手动留声机，一支笛子，之所以喜欢，只是因为它吹口上有个蜘蛛网。饮食上她只挑选极品和特产去买，她常常因为没有找到她称心如意的东西空手而归，并因此生那些愚蠢的女售货员的气。我越来越没有耐心，却怕她出事。她弯腰探出窗外，我就站到她身后，装着也要向外去看。我总看到她跌跌绊绊，撞在墙角上。有一次，看到几年前她做的一个书架，我真的吃了一惊，这个书架居然还完好如初地立在那儿，这时我才突然明白，我已经认为尤迪特无可救药了。她的表情越来越沉重，可这种沉重我再也看不下去。现在你明白了，我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
那么弟弟现在还让人寄新挂历到美国吗？
夜里我敞开着房门。有一阵子，我似乎听到有人在我窗前走动，其实是个夜蛾子被困在了窗户与窗帘之间。很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再也没有做梦。
约翰·福特重复了很多我在旅途中从克莱尔和别人那里所听过的有关美国的事；他的看法并不新鲜，但他可以讲出那一个个故事来，指出这些看法的来龙去脉。常常在人家问他一些普通事情时，他总是思维跳跃，讲起一个个细节，特别是一个个具体的人。问起美国时，他总会想起与他共过事的人。他从不评判他们，只是原原本本地告诉大家，他们说了些什么，他和他们一起经历了什么。他也只是直呼朋友的大名。“与人为敌是让人难受的事，”他说，“对方会突然变成无名无姓，一个赤裸裸的形象，他的面目进入阴暗中，变得模糊不清，扭曲不堪，我们的目光只会一扫而过，由下而上，像耗子一样。如果我们有了敌人，我们会讨厌自己的。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始终有过敌人。”
那天中午我们到达圣路易斯。接下来几天里，我一直与克莱尔和孩子在一起。我们住在克莱尔称之为“可爱的一对”朋友那里，几乎一直待在他们位于罗克希尔的家中，那是圣路易斯西边的郊区，已深入密苏里州腹地。这是一幢正在油漆的木头房子，我们帮这对夫妻一起干活。我从来都不知道他们真正叫什么名字，他们相互不断地用新的昵称。我开始看到他们时，想到了克莱尔给我讲述过的萎缩的渴望，后来再看时，我又忘记了人们普遍会怎样对他们评头论足，只是好奇地观察他们，看他们的生活方式会告诉我什么。女主人总是神神秘秘，而男主人总是看着沮丧失望和受到伤害的样子，可在他们这儿住久了，你就会发现，女主人并没什么秘密，男人也很快乐和满足。尽管如此，你每天一早又得习惯，他们那神秘兮兮和沮丧失望的神色其实并没什么。男主人为圣路易斯的新电影画广告画，女人帮着他画背景。他也画些油画，有表现西部开发的，有上面画着帆布车和汽艇的风景画，这些画都卖给商场。他们相互的爱慕如此强烈，从而一再变成短暂的神经过敏。他们事先已经预感到不对劲，便相互安抚，可这样的安抚才真正引发来神经过敏。为了平息下来，他们不会相互分开不说话，而是一起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相互抚摸和拥抱，这样一来越发生气和厌烦，于是就继续相互用昵称来安抚——就连他们争吵的物体，他们也会用昵称，直到他们真的慢慢缓和下来，可以分开了。这是他们惟一能够相互给予自由的时刻。他们这样已经生活了十年之久，从来就没有一天分开过。
衣橱门敞开着；门内侧与炉子管道之间拉着一条绳子，挂着内裤和袜子。我伸手去摸它们，都干了，硬邦邦的。冰冷的炉子上有个底盘，上面是一团已变质的黄油，盘上还有个拇指印。衣橱里挂着几个铁丝衣架，是洗衣店同衣服一起送来的，上面挂着洗过还没熨烫的衬衣，袖窝下已开线。
“像这对恩爱夫妻一样，我们将周围所有的事情都告诉给对方，不是出于恩爱，而是出于敌意，将这种敌意转嫁到这些事情上。尽管你本来就明明白白，比如你还是要说：‘你的椅子嘎吱响’，‘你啃过的苹果到处乱丢。’
“可是橙子树是人栽的，并不是天然的。”尤迪特说。
对尤迪特的第一印象：为什么我对此一点也想不起来呢？我努力地去想：一种甜蜜的爱慕，它让我忘乎所以，飘飘然。难道这就是我们非得始终相处的标准吗？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我们相互只会是怒目而视。
“这部剧叫什么？”导演问。
目光又投向大海：如此空荡，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它吞噬了似的。雾气弥漫在海滩上。我疲惫得全身像散了架，这些空空荡荡的中间空间使我晕眩。跌跌绊绊，肮脏不堪，糟糕透顶。在这些随意拥有的陌生姿态中，我太久地感受到了惬意；我和所有的人都保持距离，因为我让他们成为“生物”：这个生物，我这样说尤迪特，这个东西：他，她，它。我将双手插进两腿间，身子缩成一团。一架直升机飞过街面，照亮了柏油路面。
听得到，外面大街上，红绿灯变灯时，很少有车开动。我身后酒吧里有一个男人对他的女孩说话时总是盯着空杯子，还不时地用牙齿蹭着杯口。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自行离开了。
“所以，这些演员也常常跌跌撞撞的样子，”导演说，“他们感到他们确实需要有别的动作。他们常常刚一抬腿就要换步子，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太长时间在观众面前以同样的步子走来走去。然后他们正要跨步时突然跳起来。或者他们说错台词，因为他们以为是该唱的时候了。他们知道，观众要看的他们是跟平常不一样的节奏，可是他们却找不到那个节奏。”
中午我叫了出租车去机场，要确定尤迪特的皮包已经不在传送带上转来转去了。我还去了行李寄存处，从很远处望着货架，没有问什么。我回到城里，在那儿跑来跑去，不知该朝哪个方向去，总是不断地回头。等红灯时，灯变绿了，我站着没动，直到灯又变红了。还有我在汽车站等车，却让车在面前开走了。站在一个沙堆中的电话亭里，我拿起话筒，手持硬币正要投入，却想去买什么东西，而在商店里几乎一件东西也没看，就又离开了。我接近什么，就对什么马上失去了兴趣。我饿了，可当我在饭店前看到菜单时，饥饿感就消失了。后来我去了一家自助餐厅，人们可以穿过珠帘走进去，随意拿些吃的喝的放在托盘上，自己去取餐具和餐巾纸。在这儿，我才感到来对了地方。当我到付款台时，收款的女人并不看我，只是按顺序数着托盘上的盘子，这时我觉得一切如愿以偿。忘记那些已经开始成为我的需要的就餐规矩。于是我也不再去看那个女人，盯着她放在托盘上的小票，随随便便地把钱递给她。接着我坐到一张桌子边，无忧无虑地吃起配有薯条和番茄酱的鸡腿。
导演又拿出一颗药丸，他说得和上一颗一起服用，为了缓减上一颗的副作用。他问我近来写什么剧本没有。
“我们美国人，即使谈论我们的私事，都说‘我们’，”约翰·福特说，“这也许出自于此：在我们看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大家共同行动的一部分。‘自我’故事只存在于一个人代表所有别的人的地方。我们不像你们那样庄重地对待自我。在你们那儿，哪怕是售货员，出售根本就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时也说：‘这个和那个我已经卖光了’，或者‘我还有件哥萨克式样衬衣’。我自己在那边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这是我实实在在的经历啊。”约翰·福特说，“另外你们又相互模仿，将自己隐藏，甚至连那些服务小姐都用女主人的口吻接电话，”他说，“你们总是说‘我’呀‘我’的，可当你们被看成另外什么人时，你们却觉得受宠若惊。那么你们可是一再希望绝对不可混淆啊！正因为如此，你们一再抱怨，你们受到伤害，每个人都很特别。在美国这儿，不存在这种抱怨，没有人会退缩到自我世界里。我们不渴望独来独往；如果你独来独往的话，人家会瞧不起你，那么你只有围着自己去寻寻觅觅。如果你依然我行我素自说自演的话，等不到你说完第一句话，人家就跟你不说了。”
也是在圣路易斯，我向克莱尔讲述了和尤迪特的事。我再也不用替她担心了。就像你碰到一个螺丝一样，你几次都想把它拧紧，却劳而无功，又突然已经事先确信不疑，这螺丝下一次立刻会被拧动的，于是我现在终于可以轻松地开始说话了。“我怕会打死她，”我说，“而且我依然害怕这样。有一次，我们在大街上相互掐住脖子，后来我回到家里，不自觉地径直去洗了手。还有一次，我们好长时间后又重新见面了，开始时表现出了往日的友好，可是几分钟后，还没说上几句话，突然自己心里就像有一个几乎还没有蓄上水的马桶冲刷器在抽动。我们虽然生活在一起，却如此的可悲，就是在海边游泳时，都是各给自己背上抹油。如果我们形同陌路互不干扰的话，至少还忍受得了。尽管如此，谁都几乎离不开对方，每次吵闹以后，其中一个至多走到阳台上，过会儿又回到对方跟前。我们始终相互担心，有一次，我在黑暗中揍了她，一会儿又回来看她，拥抱着她，问她是否还活着。
这念头让人受不了，我赶快用一种轻松些的感觉将它驱走。我把电报搁在桌上，一只手护着，免得碰倒桌上其他东西。
在这些日子里，我也第一次感受到持续更长的、不只是激动不安的生活情趣。我坐在那儿，大家吃吃喝喝，我随意轻松。可我不那么活跃，而是懒洋洋，不大走动，也不再关注自我，也不像以前那样将注意力集中在别人身上，一切观察都自然而然发生，不紧不慢，是一种平平常常的生活感受的结果。其他人跳舞时，我只是看着，一心关注着他们，并没有觉得受到要求一起跳。我再也弄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被强制接受了别的生活方式。我从来就觉得跳舞很别扭，人们开始跳，又停下来，非得要等到又可以开始了。美妙的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出现的个别行为是你正好在合适的和适当的距离中采用的一个告别行为，一个表情，它让你省去了明确的回答，可是显得有礼有节，也包括你示意服务员不必找零的手势；这样一来，我觉得很惬意，几乎飘飘然，也许像别人跳舞时的心情一样。
“唐·卡洛正好就是一个欧洲冒险故事，”导演说，“席勒在其中不是描绘那些历史人物，而是在演绎自己，不过是借用他们的名字，用他们如此缺少魅力和尊严所经历过的冒险行为；他描写了他在这个过程中的行为举止会是多么的自信，多么具有角色意识。因为那时的欧洲只有侯爵才是历史人物，而只有历史人物才有可能扮演角色和经历风险，所以，席勒通过写他们，同时给予他们榜样，他们需要在冒险中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墙壁上挂着奥地利挂历，上面的彩色照片是开满水仙的田野，田野前站着个头戴民族风格帽子的女人，照片下面印着家乡一家贸易公司的名字。
等妈回家转，
回到酒店里，我立即去浴室洗手。当我去拧热水龙头时，发现龙头很烫。是龙头刚才流水了吗？我退后一步打开龙头，开始出来的是空气，然后突然喷出一股滚烫的液体到水池里，有几滴喷到我的裤子上，立即在裤子上烧出黑边小洞。这可好啦！我点着头，像赞成似的。我看到两个水龙头螺口均有刮痕，便也小心地打开冷水龙头，跳到一边，让硫酸水流出来。洗手时，我看到水杯上的玻璃纸套己打开，让人拿起即可喝。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物品，另一个星球的物品。
“成为什么概念呢？”
我现在也知道，这个念头让尤迪特一直跟踪着我。我们以前有时候就互相以死要挟过，不是我们想看到谁死去，而是要将对方除掉和毁灭。这样的行为似乎犹如有杀人瘾似的，你借以折磨和羞辱受害者，而让他最终自认为自己什么都不是。可是，当对方突然自觉自愿地要求杀死他时，我们会是多么吃惊啊！尤迪特写了这张贺卡并将它寄出来，一点也不奇怪，符合她的性格，甚至在绝望时也要摆一摆架势。她端坐着，侧着脸，身体向后靠着，手枪拿在胸前，窗帘半开半掩，处在饭店客房的半明半暗之中，转动着她的戒指。我在半睡半醒中经历了自己的死亡：一些人站在我面前，踮着脚尖走来走去；接着个个都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大家静下来；又来了几个人，站得好远，沉默不语；只有在很远的后面，有一个孩子跑过来，他一个劲儿地晃来晃去，然后站稳了，我死去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想到过自己死，只是时而觉得不舒服。那么现在看来，尤迪特在半开半掩的窗帘前的画面成了一幅告别画，而且我也知道，从今以后我们就互不相干了。我一次也没有再梦到过她，我想杀她的念头也烟消云散。有时候我觉得有人在监视我，可我却并不回头去看。以前我们一段时间没见面时，也许还会写道：“我好想你啊。”我现在不再想了。
飞来白蝙蝠，
“为什么您总是说‘我们’而不是‘我’呢？”尤迪特问道。
在房间里，我把《绿衣亨利》读完了。在一个他无法临摹的小石膏像旁，他发现自己从来就不会与人打交道。他回家看望向来支持他的母亲，看到她双颊颤抖临近死亡。之后多年，他如行尸走肉，忧郁而厌倦。直到曾因他的思想而对他产生过爱情的那个女人从美国回来时，他才开始又活过来；这个女人敬佩他的思想。于是，他的故事成了童话。当我读到“现在我们兴奋而欣喜地在金星饭馆的贵宾间里共享美食”这个地方时，我不得不移开目光，以免掉下泪来。结果我还是哭了，相当歇斯底里，可这又让我忘掉了时间。
“每当人家让我讲自己时，我就觉得这还为时太早。”约翰·福特回应道，“我自己的经历离我还不够远，因而我喜欢说我之前人的事情。我更喜欢拍有关以前的电影。我经历的事我几乎不想回头，但是我对还没做的事和还没去的地方的渴望更大。小时候，我被一群意大利移民小孩揍过，虽然我们都信天主教！其中一个胖子很狡猾，他只对我吐口水，用脚踢我，没动手。一个小时后，我在街上看到他一人独自走过，肥头大耳，平足，突然我觉得他是那样孤独，我有一种冲动，想对他好，去安慰他。后来我们真的成了好朋友！”他回想着，过了一会儿说道：“那时我还穿着短裤呢！”
我们陪他回到上面的房间。“我明天又要上路了。”我说道。我和克莱尔回到饭店前时，我向后打了一个趔趄，外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回到车跟前，彼此一再紧紧地靠在一起。真安静呀，只听得到一个幽灵似的响声；我想，那是从密西西比河传来的。我们跑到一个工地上，我坐在一个箱子上，把克莱尔拉过来。我立刻就跟她干了起来，我觉得好像此刻嚓嚓作响。我们不再听对方说什么，我很疼，我出血了，那疼痛散去，一个曲子总是萦绕在我脑海里，一遍遍重复着“周日薄荷牛排”。
“在爱尔兰我父母的村子里有一家食品店，”约翰·福特说，“小时候，我去买东西，要找回的钱用糖果来代替，糖果就放在一个桶里。几个星期前我去过那儿，五十多年来是第一次。我想在那儿买雪茄。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们把手伸进收款台下的桶里，给我找回来的不是钞票，而是糖果。”
“电报从哪儿发的？”克莱尔这样问道。“我不认识这个地方，”导演说，“叫罗克希尔。”
两天后，我收到一张预先印制好的生日贺卡：在“生日快乐”这几个字之间，手写添上了“最后一次”几个字。这字迹很像尤迪特的，可尽管如此仍显得十分陌生。当然，她向来只用钢笔写字，从来都没有用过圆珠笔。贺卡反面地址旁贴着一张手枪照片，是一张不太清楚的近照，尚未全部塞入枪膛的子弹清晰可见。后来我才慢慢地明白，这张贺卡应该是个恫吓，事情一下子显而易见，也不言而喻，尤迪特要杀我。我虽然不信她真会这样做，可就她有这样的想法，让我对自己几乎感到自豪。我心想着，我起码不再会发生别的什么不测了，我觉得她的恐吓是防止其他危险和不幸的护身符。“现在我平安无事了。”我想着，甚至把我所有的支票都换成了现金。
将咱又来搀。
水轮锯竖立在一片低处，克拉克马斯河从中间穿过。一群男人站在一台轰鸣的烘干机旁，正给一根粗壮的松木脱皮，我老远就认出了我兄弟。他站在树上，正在将一根铁棍塞进树皮和树干之间。我在一片高处停住步子，从那儿朝他看下去。他戴着手套和毛线帽。他用力撬着铁棍，后腿时而从脱了皮的树干上滑下。另一个工人也将一个铁棍插到树皮下，并从另一端拽出来，树皮变成长长的纤维从树干上脱开。他们用斧子砍断树皮，将它们扔成一堆。
等来黑山羊，
天还没黑，空气和中午一样炎热。夕阳中，公共汽车从远处开过，布满尘灰的车窗上映着乘客的身影。当我要在一个酒吧买可口可乐时，才发现自己脸上还一直蒙着手帕。我在桌下把鞋子和裤脚里的沙子倒出来。甚至连自动点唱机里的唱片都有沙子划过的痕迹。我投进一个硬币，却什么也没去按。路上还有人挥着旗子游行归来。我坐在那儿，喝一口就看一下表。后来走进来一个男孩，金发灿灿，让人动情。
桌子上有一副牌，彩色的德国牌，旁边是个闹钟，像是铃响时给弄翻了。一把椅子上挂着两根带着泥的鞋带，另一把椅子上放着件睡衣，是格里高尔从我这儿继承的，睡衣上面的手帕上绣着248，是我在寄宿学校的编号，这手帕至少有十五年了。
我不再跟自己自言自语了，期盼着白天带来，就像以前期盼夜晚一样；指甲和头发也长得比以前快了。
我朝四周望望，看到尤迪特拎着包从双岩最后边的房子之间走出来。她在街对面停下，左右看看，然后走过来。她还戴着头巾，也许头发还没有干吧。她身后几乎一片黑，她早就用手枪对着我。“她对我动真的了！”我心想着，“没错，她真的动真的了！”她拉上栓。响声那样轻微，你只能在想像中听得到，根本不会信以为真。我烧成了灰，也还是个整体，恐怕只是稍稍一碰就会散开。不过如此呀！我相信自己就是为此而生的！我失望地从箱子上站起来迎着她走去。我们如魔鬼般凝视的面孔冲着对方走去；她突然将头扭向一边大叫起来，如此凄厉，就像一个大喊大叫的孩子一样，几乎要窒息了。我屏住呼吸，等她接着再叫下去，她肯定立刻还会叫下去，还会这么尖厉。可她没有叫，只是哽咽着，几乎要窒息。我从她手中拿下手枪。
约翰·福特满头银发，他脸上布满皱纹，有发白的胡茬。他戴着一只黑眼罩，另一只眼睛忧郁地望着前方，下巴上的肉偶尔会抽搐一下。他穿着一件海军蓝上衣和一条卡其色布裤子，脚上是一双浅色厚橡胶底布鞋。他说话时，即便是坐着，也把手插在裤兜里；他不动声色。只要他一讲完故事，就把脑袋朝着我和尤迪特转来转去，直到能够用那只眼睛看见我们。他头很大，表情严肃，从来不苟言笑；他在场时，大家都变得严肃起来，即使忍不住为他的讲述发笑。他有时起身，亲自给尤迪特续上加州红酒；我可以自己随便倒白兰地喝。他太太玛丽·弗朗西斯过后从屋里出来，和我们一起听他说话。她和他一样来自东海岸，来自北边的缅因州，也是一个爱尔兰移民后裔。你可以从阴凉的露台里望着外面的阳光；雷阵雨前的乌云从四面涌起。
“那么，您也希望人们也这样一直生活下去，和他们有生以来一样？”尤迪特问道。
我们并排站着，双脚不断交替，不知所措，心情糟糕至极。我把手枪扔到海里，它落在一块礁石上，撞出一发子弹，钻进海水里，尤迪特用拳头将嘴唇摁在牙齿上。
一个印第安人向我乞讨。我给了他一美元，他跟在我身后，伸手抓在我肩上。我开始跑起来，他也跟着跑，然后我停下来，他挤眉弄眼地从我身边走过去。我拦下一辆出租车，看到有房子时又下了车。这是些两层楼木头房子，里面住着墨西哥人，有很多突出来的阳台。一会儿，有小孩在上面还跟着我跑起来，直跑到阳台尽头。又一会儿，铃声响起，接着一个火车头几乎悄无声息地从楼房之间开出来停下，直接横在路中间，司机戴着厚手套拉车闸，因为闸的把手被太阳晒得滚烫。我又看到这个画面，就像在寻觅它，我曾经见过的。我脚下的路面突然倾斜，画面一下跑到了我的下方，我就要一头栽下去了。这时一个孩子从火车头边跑过，消失在房子之间，犹如另一个梦境里跑出来的人。我拐弯走到一条小路上。
我们喝了不少，克莱尔请我们喝黑麦威士忌，她一人喝的比我和导演加起来还多。到了街上，我们东倒西歪，几乎看不到车辆行驶，到处都有我们相互提醒关注的东西。在一条横街上，导演与两个黑人妓女搭讪，他时而也回头望望我们；他站在离女人们一步开外的地方和她们说话，她们回答时，他把头伸过去，像个倾听者。他不靠拢，朝她们弯着腰，让她们对着耳朵说话的姿势让我突然感到，他老了不少，又觉得他从未有过的可敬。他用两根手指轻轻地撩起一个女子的假发，被她骂着打开手。他回来后告诉我们，她冲他说了些什么：“别碰我！这是我的国家！在我的国家别碰我！”他迅速地在胸前揉了揉，一个我在他身上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动作。看样子，好像他用这个动作可以挽回自己的无助似的。
下车！“这不过是个不到百人的小地方。”就是这样的话现在也不管用了。我本想放下箱子，却一直提着它。这里天空晴朗；阳光透过云彩时，汽车牌照的底板闪烁着。我站了一会儿，并没有放下箱子，看到一扇窗里有个孩子注视着我，还懵懵懂懂地学我的表情。我走开了；许多燕子飞来飞去，飞得那样快，你几乎只能看到它们一闪而过，就像暮色中的蝙蝠一样。
我说了很多话，此刻又意识到我周围发生了什么。在旁边桌上，烟灰缸里放着一种雪茄的包装玻璃纸。那根雪茄想必够长的！我笑了。克莱尔迅速地看了我一眼，我们想靠得更近些。柜台后的女人用圆珠笔头敲击着收款机的键盘，钱盒子弹出来撞到她的肚子上！导演瞪着黄眼珠，十分疲倦地望去。我恨不得将手臂搭在他的肩上，又怕吓着他。“钱盒子挤到她的肚子上，这叫她好惬意。”他说道。我打算提醒他注意，却发现他只是在念台词。
格里高尔·巴拉克家门口的灯灭了，可能雪化时水进去短路了。我跺去鞋上的雪，可没人出来。门没关，我走进去，里面黑洞洞的，只有一盏路灯的亮光照进屋里。我弯腰捡起地上的纸片，猜想可能是给我的留言，凑到灯光下去看，原来是我途中给我兄弟发的西联汇款电报。
在这期间，他们始终也没有搞清楚该怎样真正相处。如果其中一个干了一件事，这并不意味着下一次还是他接着干；但也不意味着另一个接着干。每件事都要重新商定，由于每次两个人都要去干，所以事先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成一致。他们始终还没有角色分配：如果有一个喜欢对方干的事，不管是画画、做饭、说什么或者只是简单动一动，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下一次画同样的画、做相同的饭、说类似的话或者试图重复同样的动作；他也不会去做与之相反的事，他必须在和对方相处时每次又完全从头开始。可是当一个不喜欢对方什么时，他也不会马上就回避，而是试图寻找机会才告诉他，这属于他生活的方式。
在回罗克希尔的路上，我对克莱尔说：“我觉得像在梦里一样：我慢慢地醒过来，醒来时梦里的画面变得越来越慢，后来就不动了，变成了静静的梦幻般的画面。我不再像梦中那么害怕，而是让这些画面安抚自己。”
床上没有罩，床单上有拍死的蛾子留下的印子，有只蛾子还夹在褶皱中，床底下满是空啤酒瓶。
那挂历上的照片——
“我觉得书写角色挺难的，”我答道，“每当我赋予他们个性时，觉得就像在羞辱他们。一个人物的一切特点变成了惯例。我感到既对不住别人，也对不住自己。当我让人在舞台上说话时，他们说不了几句就没词了，永远成为一个概念。所以我也许更情愿去写故事。”
他朝窗外望去，我们也跟随着他的目光：外面是一座山脊，长满青草和开花的灌木丛；有一条小路盘绕着山丘直到山顶。“美国没有小路，只有大道。”约翰·福特说，“我铺了这条小路，因为我喜欢在新鲜的空气里走走。”他的床上铺着一条海军毯，床边墙上挂着一幅《卡布里尼修女》画，她是美国最早的圣人。福特曾想过要拍一部有关她的电影。
电影导演约翰·福特当时七十六岁高龄，住在自己位于贝莱尔的一栋房子里，离洛杉矶不远。他六年没有拍电影了。房子是按殖民时代的风格建造的，他常常坐在屋前的露台上与老朋友聊天。从露台向山谷望去，是一片片橙子树和柏树。客人坐的是藤编扶手椅，并排放在一起，前面的脚凳上铺着印第安式的垫子。只要你坐到椅子说起话，很快就会开始向对方讲故事。
“我完全脱离了生活。”他后来在饭店酒吧里对我们说。“对我而言，它仅仅出现我内心状态的比较中。我已有很长时间没见过去了鳞的鱼了，可昨夜当我在恐惧中醒来，突然发现周围有鱼鳞闪闪发光。同样我也长时间没有亲近过大自然了，尽管如此，当我把手伸向酒杯时，浑身上下此刻都觉得像一只刚才被弄死的蜘蛛，慢慢地沿着蛛丝，像活着时一样坠落到地上。日常生活过程，如戴帽子、乘电梯、或是品尝软乎乎的冰激凌，我都再也没有任何感知，它们过后才会以隐喻的方式使我明确自己的各种处境。”他出去一会儿后又回来了，告诉我们他吐了。他的嘴唇还湿漉漉的，是吐过后喝水弄的。他把各种药丸排在面前，按顺序一一服下。“开始我觉得，仿佛手指塞进水龙头里，而里面空气就要爆炸了。”他说道。他在克莱尔前躬了躬身，请求我允许他和她跳舞。我看着他们跳：克莱尔站在那儿，懒洋洋地原地打转，他换着步子在她前面跳来跳去。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那沉闷的音乐在低矮的房间里震动：《穿过丛林》。
沙漠教堂是西班牙在美国最早传教的地方。它位于图森南部，一个印第安人居住地边上。我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第一次有了想参观什么的兴趣。外面还很亮，车轮盖子反着光。我买了个太阳镜，而当我在一张布告上看到举办草帽周活动时，又买了一顶草帽，遇到刮风时，可以紧紧地系在下巴上。在图森的百老汇，有庆祝建军节的游行队伍走过。这天是五月的第三个周六，很多人伸长腿坐在马路沿上，孩子舔着冰激凌，拿着美国小国旗跑来跑去，大家都穿着T恤，上面印着与这个纪念日交相辉映的标识：“美国”、“热爱她还是离开她”、“乐观者国际”。游行队伍旁，走着身穿衬裙的女孩，她们叫卖有类似语录的贴标，就像人们通常贴在车牌边上的一样。几个一战老兵乘着马车通过，二战老兵步行紧跟其后，其中还有一个印第安冲锋队队员，他们在占领西海岸时是先头部队。他们有骑手陪同。这些骑兵不由让人想到内战时的骑兵。天气很热，四周叫声笑声不断，几乎听不到马的声音。骑手扛着大旗，它们在风中哗啦啦地响，时而让马受惊。然后它们就跑到了马路中间新刷漆的双线上，骑手牵回它们后，柏油路上就留下了白色的蹄印。直到另一条平行的路上，我才叫到一辆出租车送我去教堂。
我告诉克莱尔，汉斯·摩塞尔曾经是一个奥地利演员，虽然他只演仆人角色，可在事态发展过程中，他却会给每个人安排自己的位置。“他演戏很专注，非常严肃，因为他十分投入，只是时而在他插科打诨后，他会意味深长地微笑。看他演的电影里，观众总盼着他出场。”
他向山谷下望去，最后几束夕阳落在橙子树枝叶上。“看到阳光照射下的树叶那样摇曳着，我觉得它们自古就这样一直摇曳着。这的确是种永恒的感觉，我会忘了还有历史。你们可能会说这属于中世纪的情感，是那种一切都还处于天然时的状态。”
“讲讲你们的故事！”约翰·福特说。
我躺在黑暗中，在朦朦胧胧中，我突然悲伤自己竟然被人抢走了钱。我不遗憾，只是有一种切身的、无头绪的痛苦，我无论怎样都难以打消的痛苦：从我身上被掳走了什么东西；有一个空白，它需要时间才会重新弥合。我什么都不愿意再去想了。梦乡里，有人掉进了一个巨大的盆中，盆里正好长着西红柿。他消失在西红柿中，而我望着这个通常放在舞台上的大盆，想着他什么时候又会出现呢。“如果我现在还经历什么的话，那我就过去看看。”我在梦中大声对自己说。
鱼骨卡在运河的铁丝网上；霉菌长在小屋的缝隙里；走出屋子的人们，看看天空，又回到屋里；作为开拓者纪念碑，这次是超市前用装着润滑油和猪油的大桶搭建的，上面是讲述这个地方历史的文字。一个没穿内裤敞着裤裆的醉汉拐过来，径直向我走来。我给他让开道，他在我正好挪开的地方绊了一下，脸向下倒进一摊雨水中。
“您常做梦吗？”尤迪特问。
“也许你认识这样的人吧。”我说道，“他们把自己看到的一切，也包括十分奇怪的事，立即就要归结成一个概念，通过一种表达使之魔化，从而不用去感受它。他们对什么都有个说法。那么他们所说的，正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说法，所以大多情况下都让人发笑；尽管他们的表述就没有这样的初衷，却很滑稽。因此，剧中人物一说话，也许只是一个表情，我就觉得一切立刻成了这样的概念，那么，这些人物我就再也想不下去了。此时我在考虑，是否在每场表演时，再让一个人物上台，一个仆人角色，他立刻就给别的角色创造了新环境。这应该是个反角，而不是那个通常评论故事、掌控情节、全知全能的观察者。这是因为，这个仆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所解释的一切——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解释一切——结果证明是错误的。他所预言的，永远都不会应验，他的所有解释都是无稽之谈。他作为解围机器登场，可压根儿就不需要他。这里只需要两个人偶然朝着不同的方向观察，而他就凑上来的目的就是化解分歧。”
我们的平静变成渴求，渴求又回到平静。其间我们并没有觉得发生了什么变化，就像在梦中一样，一个行动接着另一个。我们相互几乎没有身体接触，从来都不接吻，只是相互抚摸；我们躺在一起，就是呼气和吸气。惟一的温情来自我爱说话，克莱尔倾听着，偶尔也说上几句。
可我还是常做噩梦，突然猛地惊醒后，然后久久地躺在那儿，也不知道自己已醒来。那些恐怖的画面“犹如从内心深处无比的远方传来的号角”（《绿衣亨利》）一再将我唤醒。有一次，我梦到我大张着嘴巴，醒来时自己的嘴巴却闭得紧紧的。
“我父亲是个酒鬼。”我说，听口气，好像我只是想把《日升之屋》歌里的“我的父亲是个赌徒”变个样似的：“我躺在床上时，常常听到旁边房间里他给酒杯倒酒的咕嘟声：一想起来，我就恨不得用个打谷棒把他的脑袋敲下来，而当时我就盼着能早点睡着。我还从来没有过因为一次美好的回忆而激动，只是听别人谈起回忆时，我有时觉得我有一种解脱了那个特殊回忆的感觉，渴望回到从前去。比如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女人从身边走过时说：‘那个时候，我泡了很多咸菜……’听到这话，我几乎要哭起来。还有个我不曾仔细看过的女人，因为每次见她都是在她的香肠店里，胳膊上挂满了香肠，我听她说：‘那时候，我的孩子得了百日咳，我还不得不和他们飞来飞去……’突然间，我对她的回忆顿生嫉妒，希望回到我自己得百日咳的过去，而当我现在读到飞来飞去时，我就会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东西，再也补不回来了。所以，恰恰那些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东西，我常常会觉得它们具有一种奇怪的亲切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