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喝香槟，总的说来，我喝得很少，不让它成为我的每日所需，避免染上普通百姓的这个习惯，我不常喝，喝得很少，而且只喝香槟，除了无糖香槟，我什么也不喝，而且，在喝酒之前，我会把那根固定瓶盖的细铁丝放到高脚杯里，摇晃几下。这时，高脚杯就会泛起泡沫，咝咝作响，那些针状的、难以下咽的酒沫就会腾空而起，但是，我最爱喝的香槟就是勃卢特勃卢特（брют），来自法语brut，指含糖量不高的一种干香槟酒……啊，勃卢特！你是野兽，你是流氓，你是神鸟勃洛克！你是神圣的，勃卢特……
在别墅小村里，亮着稀疏的灯光，传来稀疏的狗叫声，但道路却清扫得很干净。路上我们又稍稍喝了几口，于是，我们彻底走不动了。克休莎笑着，抱着我的两个膝盖。我们感到很热。克休莎按响喇叭，声音如此之大，似乎她就是这里的主人。四面八方众多的狗突然尖叫起来，但却没人来给我们开门。车上的表显示为三点钟。我什么话也没说，但为了打起精神我喝了一口马爹利。终于，大门打开了，我们在汽车前灯射出的光柱中看到一张满是胡须的脸，大胡子穿一件黑皮袄，他打量着汽车，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却又带有一种不加掩饰的疑惑。后来，这位生有一对牛眼的守门人注定要在我的生活中扮演某个角色，尽管当时我并没有料到这一点。不知是守门人认识克休莎，还是他心头产生了对那辆汽车的尊重，反正，他想了一下，就放我们进去了，于是，我们驶进一处院落，我觉得这院落像是一个大园子。克休莎让车滑行到房子跟前，入口处灯火通明，于是，我们钻出了充满乐声的汽车。克休莎迈了几步，就无力地倒在了雪地里。我赶过去想帮帮她。我俩躺在雪地里，看着那几棵树梢在呼啸不止的松树。——真爽啊！——克休莎说着，笑了起来。我表达了同感，但因对身边这幢房子的规模感到惊讶，我还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克休莎，我们这是在哪儿呀？——在俄罗斯！——克休莎回答，对此坚信不移。在雪地上的感觉很好，于是，我俩就把穿着薄丝袜的两腿举向空中，一通乱蹬。一个只穿一件衬衣的人走到门口的台阶上，看了看我们，喊了起来：克休莎！——安东契克安东的爱称。！——克休莎也喊了起来。——我们在洗雪浴呢！快到我们这边来啊！——你们会着凉的，傻姑娘们！——安东契克友好地哈哈大笑起来，冲过来要把我俩拖出雪堆。——安东契克！——克休莎说道，她抵抗着，不愿站起来。——你会不会干我们两个？——会的！——安东契克嗓音兴奋地答道。——那好吧，我们走！——克休莎说着，不再抵抗了。安东搀着我俩的胳膊，拖着我们向台阶走去。——总的说来，“干”这个字眼，——克休莎推理说，由于雪浴，她浑身已经湿透了，但戴着那顶不祥地扣在眼睛上方的黑色小帽，她却显得很漂亮，——这个字眼啊，——克休莎指出，——使俄国式做爱的沉重事情变得轻松了……我在内心承认她说得对，但我没有说话，当着一个陌生男人的面我还有些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卡洛斯是不是一位好大使，但他是一个好情人，这一点我倒是知道得很清楚！他把他的大使馆变成了莫斯科最快乐的地方。他非常进步，迫不得已，也没人去阻止他。他如此进步，去参加招待会时会开一辆日古利吉普车，还要挂上他那面像睡衣一样的小彩旗，而且不带司机，可是我却知道，他的车库里有一辆锃亮的黑色奔驰轿车，夜里我们就开那辆车到处跑，在我想兜兜风的时候。他把地下室改造成了舞厅。他从格鲁吉亚大街的外汇商店里买来无数的食品饮料、香烟和酒，经常举办疯狂的宴会。莫斯科的知识界人士都到过那里。贝拉。阿赫马杜琳娜阿赫马杜琳娜（1937— ），俄罗斯女诗人。就是在那儿对我说的，孩子，您美得无法形容。卡洛斯的舞跳得很好，可我跳得更好，而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并做出了正确的评价。我留在了他那里，而最后一批客人在天快亮时也散去了，警察挨个儿给他们敬礼。我是大使，——卡洛斯手里拿着一只杯子和一瓶莫斯科牌伏特加酒，对那位守卫宅子的民警说，——如果你不喝下这杯酒，我会生气的。——那位民警害怕惹友好国家的大使生气，就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我留在了他那里，原来，他做爱的功夫还要胜过跳舞。我们伴着古典音乐做爱，那一夜，他那张宽大无比的写字台就成了我们的床铺，桌子的远角堆着一小摞书本和纸张，其中含有那个香蕉共和国转眼即逝的秘密，但他并不是一个黑发男人，嘴上也没有那道能体现出粗鲁热情和虚伪誓言的黑色唇须。他那副南方人的外表已经被牛津的优雅所弱化、所驯服了，他在牛津读过书，在那里住了很多年。我遇到的并不是一个红极一时的暴发户。他用那贵族式的安静征服了我，我不信克休莎的话。
我在天蓝色的卫生间里梳洗，卫生间的整个瓷砖墙面上画着一个正在盆中洗澡的美女像，他们的二楼上，还有一间真正的芬兰桑拿浴室，我小心翼翼地沿着楼梯往下走，感到有些头晕，由于头晕，我感到一切都是模糊的，缥缈的，但是这样也很爽。安东请我坐到餐桌边上去，他替我挪开椅子，露出了一个有些空洞的笑容。摊了一大片的冷盘并不太吸引我，可它们那好客的丰盛却感动了我。又高又瘦的女仆，也就是守门人的老婆，看上去很可爱，但眼球有些突出，嘴巴像是鸡屁股。她并不知道自己嘴巴的可笑，仍把双唇涂得鲜红。守门人自己则从厨房里探出半张脸来，对我这个人很感兴趣，以便随后和他老婆一起对我来一番评头论足，我看了他一眼，皱起了眉头，可安东却要请守门人过来，安东心情很好，对自己的能力做了证明之后的男人，不可避免地都会拥有这样一份心情，他与守门人称兄道弟，请守门人过来干上二两酒。这个提议让守门人显出一种戏剧化的恐惧相来：他举起两手轻轻一拍，两眼骨碌骨碌地转，然后回绝了，借口要去收拾散落在车库里的煤。只有最爱喝酒的人才会这样回绝伏特加，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守门人的老婆，看来也是一位喝酒的好手，首先接受了劝酒。在他们相互劝酒的时候，我斜眼看了看四周。这不是一座普通人家的房子，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向克休莎问清房主是谁，虽说，他没戴结婚戒指，这给了我很多信息，而使我获得更多信息的，却是壁炉上方以一位旗手为首的那一排绿色小兵。热汤端了上来。这多油的、滚烫的汤真叫我开心，白色的汤盆冒着热气，这种汤盆已经被人淡忘了，在吃饭时也不再用了，就像胶皮套鞋一样，也已经被人忘了。这热汤是多么有益健康啊！热血涌上了我的脸庞！不，生活中毕竟还有一些明亮的时刻，并不仅仅是风雪和暮色！
在台阶上，安东向我做了自我介绍，我们很快都自报了家门，然后，大家就冲进了暖和的房子。脱下皮衣，我们走进餐厅，那里有各色人等围坐在餐桌旁，吃着晚餐的残羹剩饭，但也许，他们并没有坐在那里，也没在吃残羹剩饭，——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因为，由于热气和新印象，我脑子里一下子短路了，就像克休莎一样，她什么都忘了，甚至连我们是怎么来的，她是怎么和交警谈话的，全都忘了个一干二净。
没有香槟的时候，我就听从劝说，喝一点白兰地，给我斟上什么，我就喝什么，甚至是那些保加利亚泔水，但问题不在这里：我想得到理解，可他们却在居心叵测地灌我，我也装出一副一无所知的样子，开始撒娇，开始藐视一切。我不想喝马爹利！我不要你们的康伏西！……我爱喝可特劳！马爹利（Martell）、康伏西（Courvoisier）和可特劳（Cointreau）均为酒名。——我带着胜利的微笑说道，想把大家都惹恼，可他们却回答：可那不是白兰地呀！—— 为什么不是白兰地？难道白兰地就不能是橘子味的吗？——他们都哈哈大笑起来。专家丢了脸。别拿我当傻瓜！得了，格里沙，他们对他说道，别再逗了。把可特劳拿来！可格里沙这里却没有可特劳，结果弄得很没面子。——有一次我和一伙人在一起，在那伙人里面，你们想想，有一个男爵，真正的男爵，头发花白，不，是真的，克休莎，是吗？——克休莎温情地看着我，就像在看一个淘气的孩子。——就是这瓶白兰地的所有者。—— 那位男爵他喝什么呢？—— 一位浑身虱子的卢蒙巴大学在莫斯科，全称为“卢蒙巴各族人民友谊大学”，1960年建校。教授问道。——喝他自己的白兰地？——不。——男主人眨着眼睛，对教授说道，男主人受到了我的伤害，已经在为可特劳的事情恨我了，这位男主人——他叫什么名字？——格里沙，我和克休莎就是到他这里来的，可以说，他可是费了神了。不，格里沙讽刺地说道，他喝的是自己的酒还是自己的尿，还不都是一回事！——嘿，说得真机智，——我冷冷地说道。一点也不好笑。——于是，我恐惧地感觉到，在这里没有人能理解我，在这生活的节日里，我是一个局外人，应该喝酒，尽快地喝酒，为了别哭出来，应该学会一种外语，因为男爵不会说俄语，哪怕一天只学二十个单词，可是我太懒了，太懒了，我的懒惰能把像冰岛那么大的整个岛屿都给传染了，于是，冰岛就会变成一片荒漠……全都完蛋！！关我什么事？我向四周扫了一眼，想找到克休莎，但代替克休莎的，只是地板上的她那双鞋子，因为克休莎被他们拖到厨房里去了，他们迷上了她神奇的外表，她驾着那辆粉红色轿车刚刚来到这里，来了之后，她说道：我无法待在俄罗斯。我又不能没有俄罗斯……我该怎么办呢，我的小太阳？
她一直叫我“小太阳”，在这个词里掺进了太多的温情！她赤着脚被拉进了厨房。我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我看到：她身边围着两位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小导演，而她坐在那里，无动于衷地喝着速溶咖啡。我说，克休莎，我们离开这里！在这里，他们不理解我们，只是想灌醉我们。我们走，小太阳，她对我说，扶我站起来！那几个穿着麂皮夹克的男人抓住我俩的手，请我们跳舞。可是我说：跳什么舞？和这些老东西跳？嘿，谢谢了，我说，和你们跳舞没意思！我俩使劲挣脱了，格里沙在门洞里摇晃着身子，恶狠狠地看着我俩钻进了电梯。姑娘们，你们也许会改变主意？我这里有甜瓜。而克休莎说：把甜瓜拿到这里来。我们明天再给你运回来。格里沙连脸都给气黑了，而我俩按一下按钮，就下楼了。——他们不是我们的人，——我说，——不是我们的路子。——她却回答：我们怎么来了这里？
在出城的检查站，交警拦住了我们。——你放心，——克休莎说道，把她那顶黑色的针织小帽往下拉了拉。克休莎摇下车窗，与那位交警亲热地交谈起来。她与他们关系很好，经常给他们送些一次性打火机、钥匙链、圆珠笔、香烟、瑞典避孕套、磁带、口香糖和带有裸体女人像的小年历片，——那些年历片让他们头脑发昏，——她很开心。她车上的杂物箱里满是这些珍贵的破烂。那位脸被冻成了棕红色的交警，姿势漂亮地敬了一个礼，让我们路上小心，随后一直拿眼睛盯着我们。我们继续往前开去，很快就开进了森林。——这在欧洲是不可能有的！——克休莎兴高采烈地说。然后，她沉默片刻，又添了一句：野蛮人……
但问题还不在这里：在清晨醉意的惯性中，我在开心地喝着热汤，而安东把他那张灰黄色的脸凑到我跟前，带着橡皮图章似的、广告式的微笑，向我说着补充的恭维话，这些话不仅说明了他的殷勤，也说明了他的教养，我喝着热汤，安东在说，漂亮女人他见了不少，但漂亮女人中很少有人在睡觉时也漂亮，因为在睡觉时，美女的脸是松弛的、丑陋的，脸上会显露出难以磨灭的庸俗痕迹和原罪的痕迹，可是，在我沉睡的脸庞上，他所看到的却只有真诚和美丽，——就在这个时候，在清晨醉意的惯性中，一扇新门在我的生活中敞开了，带着12月的严寒，迈着一个成功男人和名人的坚定步伐，莱昂纳狄克走进了这扇门！
克休莎一年之后回来了，假装是出差，为一个展览收集资料，她穿得那样的随意，那样的无可指责，甚至用不着去看一眼她的裙子、靴子、线衣和睡衣上的商标就可以断定，它们都属于最有名的时装，更不用说那辆人人都要跑过来围观的粉红色轿车了，但是，还没来得及从那辆车里钻出来，在长途旅行之后冲个澡，换身衣服，她就开始臭骂自己的丈夫了，捎带着还骂了那片梨园。我早就能弄懂她的意义，只要只言片语，只要一个暗示，甚至连一个字眼也不需要，此刻，只要看一眼她那张无可比拟的脸，我就知道自己被骗了，但我没有说话。而在一通忙乎之后，在她总会给我送上的那些礼物之后，我俩终于躺了下来，我要求她做出解释。我想，难道克休莎真的脱胎换骨了吗？不，我对自己说，即使这样，我也会一如既往地爱她，实际上，我会原谅她的一切，我不会和她吵架的，但是要知道，我想做的不仅仅是原谅，要知道，我不止一次把她的举动与自己做比较，直到结婚前夕她都没对我透露她的举动，因此，我要求她做出解释，而她，打着哈欠说，去习惯好的东西并不难，小太阳，但是还必须去习惯，好的东西不再是好的了，变得什么也不是了，一切又全都从零开始，还会有损失。——这是什么，是怀旧吗？——我问道。她有气无力地表示了抗议。——可是你还说什么：损失……——唉，她说道，这事我们明天再谈，然后，她吻了吻我的鬓角，可是第二天，她却已经在由于另一个原因而发怒了：昨天夜里，她那辆粉红色轿车的雨刷被人给掰走了，轿车的前罩盖上写上了两个大大的字：“鸡巴”。她骂出了粗话，这我听得懂。在商店里，人们围着她嚷嚷。站在她身边，我也获得了很大的满足。她要通了打往枫丹白露的电话，长时间地和那位口腔科专家唠叨着。真是些奇奇怪怪的人，她说道。还没有出嫁，就想要孩子，就像在我们的中亚地区那样。颓废。而且，他又是那样一个爱吃醋的家伙！……等一等，——我说。——怎么！——克休莎挑衅地说。我什么也没说，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尽情狂欢，这已是第四个晚上来安东这里，克休莎发现，安东很像年轻时的阿列克赛。托尔斯泰。这好吗，还是怎么着？——我问道，老实说，无论是年轻的托尔斯泰还是年老的托尔斯泰，我都不知道长得什么样，只知道那条模样特别的托尔斯泰街。——这要取决于心情，——克休莎说，——我是在巴黎和他认识的。——他在那里做什么？——经常操我。——我们驶出了莫斯科市界。——克休莎！——我激动起来。——我们在往哪儿开呀！——四周一片黑暗，但雪已经不再下了。
就这样，在那个夜晚，在一个个短路的瞬间，我浮了起来，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身边是手脚乱动的克休莎，她那张扭曲的脸向我伸了过来，它伸得很长，狠狠地咬了我一口，我抖了一下，拿不定主意，是反对还是赞同这种态度，但是，一个更绝对的景象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它压向我的面颊，变得滚烫。看来，我就是由于这一情况才浮上来的，这情况就是，另一个从完全相反的另一个方向抓住了我，而克休莎，却像月亮一样，从右边的什么一个地方升了起来。看来，我被包围了，我感到迷惑不解，我在台阶上只与安东一个人见了面，克休莎也终于落了下来，但她没有从我身边爬开，于是，我俩拥抱着，飞到了空中。满怀激动和热情，我俩张开四肢，升到了高空，——我们在飞行！在飞行！伸着脑袋，相互追逐，笑着，尖叫着，——我们在飞行！在飞行！接着，我再次短路了，记忆沉睡了，——突然一阵疼痛，我发出一声叫喊！我朝高脚杯迈出一步，给自己一刀，躺倒在自己的脚下。
在你短路的时候，当你开始生活在另一个空间里，把你自己全都抵押了出去，甘愿由一个善良的保护人来为你担保，可你却从未见过这个担保人，在这个时候，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呢？有时，你突然浮上水面，挺在水中，然后又再次沉到水下，然后就——再见吧！
安东身穿一件长衫站在那里，手里摆弄着一只杯子。喂，喝点！——我用胳膊肘支起身体，却又瘫了下去，没有支撑的力量。安东坐在我身边。他的下巴很肥，很小，不像样子，我不喜欢，于是，我就转过身去，面对着窗户。窗台上有几朵紫色和白色的高山兰，而再往外看，就是冬天了。——气窗！快打开气窗！——我请求，并抿了一口酒。这是香槟。我一口就干了。他又给倒了一些。我又一口干了，然后躺下来，看着天花板。—— 你太棒了。——安东微笑着，轻轻说道。香槟起了作用：我活了过来。——你也不错。——我用微弱的声音说道，竭力想回忆起那分身的人，回忆起我和克休莎的共同飞行。——克休莎哪儿去了？——没看到克休莎，我着急起来。——她一大早就去莫斯科了。她有事。——安东解释道，他的话强化了我对克休莎的钦佩，借助意志的力量，她总能迅速清醒过来，步入白天的生活。一夜不睡觉，她反而能变得更精神，更活跃，只有那双浮肿的眼睛会让一位内行的男人产生狡猾的联想。在两种生活中，她都能保持自我，从不会散架，她能把技巧和温柔结合在一起，把同样的激情赋予黑夜和白天，在黑夜和白天都能找到自己的迷人之处。我却恢复得相当慢，第二天就完全垮了，尤其是在冬天，在冬天，天色从中午就开始暗淡了，而在那暮色之中，人就想穿着暖和的绒衣坐在那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静静地看着壁炉，而在这座神奇的别墅里就有这样一座壁炉，还有油画、白桦木家具、书橱、小摆设和地毯，那些地毯轻重不一地压在镶木地板上。——你很棒呀！——我对安东说道，我因为那口香槟而心怀感激，于是，他俯下身来，吻了我，而我迟疑了片刻，便招呼他到我身边来了，尽管他的下巴很肥，很小，不像样子。
她是前后矛盾的，我的克休莎，无论是在这个晚上还是在后来。越往后，她越是前后矛盾。她在那边住得越久，她前后矛盾得就越厉害。
坐进那辆粉红色汽车，我俩在想，接下来该干什么？克休莎提议到安东那里去。安东是谁？我说，我们不会再错一次吧？我总是来不及认识她所有的朋友，她的朋友们就像葡萄一样，成串成串地挂在她的身上。喂，我问道，你在法国过得怎么样？不咋样，她回答。克休莎嫁给了一位牙医，她笑着说，她的牙齿是不会再疼了。这位热奈来莫斯科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她扛着摄像机对他进行了电视采访，他善于像圣母那样交叉起两只小手，——唉，小太阳，她对我说，他衬衫上的一粒扣子没扣上，我看到了他的肚脐眼，周围长满了毛……我的命运决定了。她以为，在法国她同样能在电视台工作，因为她从小就精通法语，还会弹钢琴，就像在上个世纪那样，然而，那个法国男人却不让她工作，让她住到了巴黎郊外，住在一个叫枫丹白露的铁路小站上，拿破仑就葬在那里，但是我谈的不是这件事情：克休莎住在一幢空荡荡的房子里，那房子带有一个大花园，园子里长满了梨树，克休莎住在那间房子里，给我写那些疯狂的信。我温情的小太阳，她写道，通过距离最近的观察，发现我的丈夫热奈原来是一个十足的蠢货。他整天整天地钻牙，每一秒钟的时间都被派上了用场，钱也要用大头针别起来。每天晚上，他都要带着一副庄重的模样阅读《世界报》巴黎的一份每日晚报，1944年12月创刊。，在床上讨论法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他的抚摩和那消毒药水的气味，会使我一直想到那间牙科诊所，虽说他的那个并不像牙锥，但也老是不中用。我吃梨都吃得撑着了，我得了经常性腹泻。我所认识的住在这里的俄国人，都有腹泻症。他们傻头傻脑的，一直在为祖国而哭泣。去反驳他们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疑心重重，笨手笨脚的。你读过索氏指索尔仁尼琴。的哈佛演讲吗？——真是丢人。我为这位梁赞饶舌鬼感到脸红，我怀着巨大的快乐听出了一句党内老套话： 为了过去的一切——表示感谢，为了今天的一切——你要负责！而他们却认定我就是一副红面孔。在我身边形成了一个爱玛。包法利的基本组合，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年轻的卡车司机，可他同样是个讨厌的家伙……在另一封信里，她还是承认，法国是一个相当美丽的国家，由于无聊，她开始旅行，诺曼底太美了，可遗憾的是，到处都是篱笆、私有财产和法国人，一群令人讨厌的人！最使我痛苦的是巴黎的假斯文，她写道，所有人都不直截了当地说话，都善于迎合别人的意思，所思所想与生活毫不相干，一连串的诡辩，一连串的萘！我和我丈夫去过一位院士的家。那院士向热奈递过来两个指头，你猜怎么着？——就算是握手了。热奈竟然不生气！他欠着屁股坐在椅子边沿上，亮出一副最最甜蜜的笑脸……这哪里是什么道德败坏的西方啊？克休莎写道，我太看不起它了！他们全都是些烦人的正面人物，在他们干坏事的时候，也带有那样的分寸感，那样的精细，就像香肠店里的小老板在片火腿。还有，他们喝白酒的方式，是一小口一小口地抿，而且不超过两小杯，然后，意识到自己干了坏事，他们就会比先前表现得更加正面……我不相信克休莎信中所说的话，我认为她这是在演戏。——我惟一的乐趣就是手淫，她写道。我的思念都放在了你的身上，我的小太阳！……——我认定，克休莎有她的目的，她需要这样写信，而我对欧洲继续抱有好感。啊，比如说，我在“宇宙”餐厅见到的那个白发苍苍的男爵，多棒啊！可格里沙却认为我是在撒谎。我用不屑一顾的目光看着格里沙，那些不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男人都忍受不了这样的目光。唉，你呀，格里沙！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还捧着他那个愚蠢的甜瓜？克休莎，我说道，喂，求求你了，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开啊，克休莎，你可是完全喝醉了呀！……去他的，克休莎说，说到底，我毕竟是个法国人。他们能把我怎么着？——她长时间地摆弄着车钥匙，却长时间地塞不到钥匙孔里去。汽车咆哮起来，像是马上就要爆炸了。雪很大，四周一片黑暗。克休莎，我说，我们去坐出租车吧！——你老实坐着，听听音乐，克休莎说着，打开开关，放出了音乐。一位巴西女歌手，名字我忘记了，大声地唱了起来，但她的声音却很温暖，像是专门唱给我和克休莎听的。我回忆起了卡洛斯。我俩拥抱在一起，相互依偎着。她穿一件时髦的狼皮大衣，这件大衣说明那位医生并不一定吝啬，直到他们结婚前，我甚至还不认识那位医生，因为，尽管我们相爱着，克休莎还是一直单过，不让任何人去她那里，我感到伤心，于是就努力做得像她一样。我身上穿的，却是一件陈旧的火红色狐皮大衣，是卡洛斯送给我的，卡洛斯是总统的弟弟前文说卡洛斯是总统的侄子。，不过他已经不在莫斯科了，也许，已经不在世上了，因为总统被推翻了，另一批亡命之徒掌了权。他们从莫斯科召回了卡洛斯，然后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连一封信也没给我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