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60年代，北约克郡校园爆发激烈的斗争，BBC的里思主义做法受到讽刺挖苦，教育也变成了大家都不认识的样子，亚历山大回想起这顿午餐，惊讶于当时人们都有很强的信念，他甚至怀念当时灰蒙蒙的环境，虽然当时他还为此感到愤怒。他还记得那时发生了一点小冲突，威基诺浦对朱莉安娜·贝尔珀发起了攻击。在介绍新大学的时候，她没有认真听，只听到威基诺浦说受过教育的人就应该了解广义和狭义的相对论，她就说，的确如此，艺术和科学领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我们已经失去了确定性，失去了坚定的信念和价值观，在我们的眼里，世界是流动的、随机的、混乱的，我们的艺术形式应该反映新世界观的碎片性和主观性，等等。亚历山大知道，这些都是她巡回演讲中使用的套话。
威基诺浦是个荷兰人，是在战争期间来到英国避难的欧洲知识分子，后来，他留了下来，一直用英语写作和演讲。这些难民是最后一代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威基诺浦跟其他人的区别在于他不是中欧人，也不是犹太人。后来他意识到，他们也是对“人类文化是什么”“什么东西必须被了解、保护和传承”有共识的最后一代。威基诺浦是个语法学家，也是数学家，据说对人类认知的某种说法和记号很感兴趣，所以才对语法学和数学都感兴趣。他对绘画的兴趣始于光线等基本细节，后来逐渐复杂化，关注到了形而上学和关于“存在”的概念。广播当中谈到许多很小的细节，亚历山大对此赞叹不已。亚历山大已经很善于通过电波用抽象、陌生化的语言表现具象、现实的内容。威基诺浦提到，在维米尔的《代尔夫特一景》中，深棕色的船上有很小的白色油漆颗粒，他的描述和评论令人印象深刻。
那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既可怕又带有喜剧色彩的梦。他好像在追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那是一条黑乎乎的长廊，看不到尽头，火球不停翻滚，蹦蹦跳跳，跑得快，又没有规律。亚历山大一靠近它，那个熊熊燃烧的家伙就跳起来，悬浮在空中，似乎是要让他好好看个清楚。起初，他以为是《以西结书》中的智天使，因为它看起来像好多只鸟儿缠在火球里面，而火球就像蛋壳。然后，火球又滚开了，接着就变形了，变成一只刺猬，圆圆的，有好多只人的手脚，还有阴茎，像刺猬身上的刺挥舞着，那就是亚里士多德的雌雄同体。这个球像马戏演员，手抓着脚不断翻滚，两张脸挂在圆柱形的脖子上，不断燃烧。亚历山大跟着这个可怕的怪物，发现它快到厨房那个角落的时候又变形了，变成一只深蓝色的咖啡壶怪兽，一边变长了，手脚和阴茎还在不停挥舞。那怪兽发出咝咝的声音，像在啐唾沫，很恐怖，不过还保留着球形，接着，这个火球突然跳进厨房的门，消失了。
在BBC午餐会期间，一股奇怪的光线碰巧照射到《早餐桌》上。我是说“碰巧”。我以为，在我们的一生中，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一个问题上，例如人的问题、抽象的问题或者实际的问题，但最终可能出现某些意外的邂逅，和人的邂逅，和书的邂逅，和思想的邂逅。说到这个现象，可能还得提起乔治·艾略特那面隐喻性镜子上的同心刮痕，而这些刮痕的中心似乎就是烛光中心，是自我主义者自我欣赏的目光。凡·高的画也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他那两只盯着自己的眼睛。然而，那股光线似乎就是自我主义的对立面，是审视事物秩序的深邃目光，在这种目光下，一切事物都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那好像是在宣示意识高于物质，在隔着空气排列图书馆的藏书，至少是在安排肉体穿过哪些藏书所在的通道。在这种心态下，平淡或者茫然地浏览书架或者藏书目录的时候，我们会意外发现一本平淡无奇的书，或者发现一个论点，或者一系列与我们的问题息息相关，然而我们未曾追寻过的事实。亚历山大之所以能领悟到上述道理，是因为威基诺浦教授碰巧发表了一些言论，让他受到了启发。今天的午餐会就是为威基诺浦教授举办的。
“写过。但表现力不够。”
“即使光线也有色情的意味。维米尔画的女人都很强壮，也貌似很遥远、很纯洁，但是，暖色调不就代表着情爱吗？我们刚才提到弗洛伊德，在他的《超越快乐原则》7这本书里面，光线就等同于情色。光线让死气沉沉的世界充满生命，通过光线，纷繁复杂的形式可以融为一体。这是一部不可思议的杰作，从解析噩梦和精神开始，最终落到了创世纪，落到了人性的本源上。在弗洛伊德的神话中，平和的无生命情境先于生命的骚动，亚里士多德76的雌雄同体先于爱洛斯77的建构和细胞分裂。在弗洛伊德的眼中，事物都不愿意让光唤醒生命，它们都希望回归原本的状态。本能是保守的。弗洛伊德说，每个生物都希望自行演变，不要被改造。也许，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看待静物，所谓静物画，是自然死亡的同义词。也许，无生命物体沐浴着阳光，是黄金时代的一种象征，绝对的静止，没有欲望和分裂的世界。让咖啡壶演变成柏拉图所谓的纯洁雌雄同体，这样是不是很有戏剧性？”
威基诺浦很不高兴，他冲着面前的葡萄酒瓶说：“这种言论很愚蠢，我没有耐心听。过于简单化，简直是胡说八道。说世间万物都是相对的，那也是相对而言。我们都是相对的，这没错。我们的计量结果取决于我们的生物机理，取决于工具制造者的技术，取决于地理来源和构成物质的化学成分。但是，你们要知道，如果没有绝对的概念，例如关于光速的绝对认知，相对论也就不成立。在相对论里，光速就是一个常量。如果我们没有秩序的先决概念，包括数字、形式和法律等既定的观念，所谓随机或者混乱都无从谈起。”
这时，他的姿势不再是士兵般的挺拔，他俨然变成了先知，肢体十分僵硬。亚历山大不由得想起弗洛伊德笔下的摩西，在他的眼中，朱莉安娜·贝尔珀只剩下盈眶的泪花和涨红了的满是雀斑的脸颊。
“弗洛伊德，”威基诺浦说，“跟开普勒一样是科学家，他们都相信真理。开普勒认为，天体运动之所以变化无常，是眼睛晶状体的形状决定的。他并不说天体无法研究，而是说我们需要先研究眼睛的构造。弗洛伊德认为人的行为有三个规律是可以观察和研究的，是可以得出确切结论的。他的研究结果很难证明，但他的出发点是对的，值得敬佩。你之所以感到混乱，感到模糊，那是你的无知和智商低下造成的。在这种条件下，不可能造就好的艺术。”
“多难听的话啊。你的早餐桌上有精子吗？我觉得没有。静物，韦德伯恩先生，本义就是死亡。”
“那就破坏了事物的本质。”
午饭后，亚历山大带威基诺浦去他的办公室，他们要讨论最后一次谈话的主题——荷兰画家蒙德里安。他的办公室在广播电台大楼的顶楼，有个天窗，阳光直接照到他的办公桌上。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早餐桌》版画，简短地聊了一会儿蒙德里安之后，威基诺浦注意到了这张画。亚历山大介绍了他的戏，他说他很喜欢这幅画，因为很安静。安静的画面怎么在戏中再现呢？威基诺浦抽着硕大的烟枪，笑着说：
可是，亚历山大和威基诺浦的谈话并非碰巧。这位教授今天有两个身份。他曾发表过一系列准确而广泛的讲话，深入剖析了西方绘画中光的表现。同时，他也是新建北约克郡大学的候任副校长。大学已经进驻罗伊斯顿，亚历山大的《阿斯翠亚》就是在罗伊斯顿的花园露台上首演的。亚历山大看过那些讲稿，但没有想过发表什么意见。一份讲到了达·芬奇、拉斐尔和柏拉图关于数学顺序和真理的观点，另一篇的内容是代尔夫特的维米尔、17世纪的光学、相机暗箱、望远镜和显微镜，还有一篇主题是后印象派偶像和光线与绘画，偶像之一就是凡·高。BBC的管理当局认为，亚历山大可以和教授谈谈他对新职位的感想以及他的审美兴趣。
“凡·高觉得，”亚历山大说，“如果他禁欲，他的画上就有更多的精子。”
他停顿了一下：“可怜的凡·高。他是个不好相处的人，我一直这么认为。他十分好斗。要是在咖啡馆里碰到这种人，就要躲得远远的。韦德伯恩先生，你写过他的戏吗？”
“韦德伯恩先生，我有个朋友，他富有想象力，能够将你的这个画面编成一部心理戏。在他的眼里，一只瓶子就是一个勃起的男人，一个圆形的盆就是一个乐于接受男人的女人。咖啡壶像什么呢？法式咖啡壶由两个部分构成。我这个富有想象力的朋友会说，上半部分是男人，他插在下半部分的女人身体里面，这和凡·高年轻时候画的鸡蛋一样，象征着生殖器。”
他的声音在收音机上听起来优美清晰，英国口音非常地道，辅音发得很清晰，元音很洪亮，亚历山大以为他是个精致的小个子，亲眼看到他本人时吓了一跳。威基诺浦身材高大，可能有六英尺五英寸高，穿着黑色正装，国字脸，胡子厚实而整齐，一头黑发剪成方形，一双深邃的黑眼睛，上面长着一对浓密的眉毛。从鼻子到嘴角，富有张力的线条就是朴素实用主义和文明的混合体，跟BBC电台一样。房间布置很简单，就是一个会议室，有几扇布满灰尘的窗户，外面灰色的光线从这几扇窗户透进来，桌椅用料都很讲究。午餐布置豪华，铺了白色的桌布，摆放了雕花玻璃器皿、分量沉重的银器和几束鲜花，像极了在沙漠里诱惑圣人和过路人的虚幻宴会。应邀出席午餐的还有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一位牛津智囊团的成员和一位小说家，这位小说家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以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名义巡回演讲，名字叫作朱莉安娜·贝尔珀。她的脸庞瘦长、精致，上身穿着玫瑰色的丝绸衬衫加黑色的定制外套，有点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气质。菜肴有螃蟹肉酱、罗西尼嫩牛肉片和经典法式梨甜点。干红葡萄酒和斯第尔顿奶酪很棒。牛排很硬。女服务员戴着挺括的白色帽子，黑色员工制服外面围着围裙。除了威基诺浦，每个人说话的声音都一样，都非常谦虚，似乎对于什么样的行为符合道德和传统规范，什么样的行为是高雅的，大家的认识都高度一致。 他们熟知什么是教养，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品位。威基诺浦向大家解释了新大学的建校理念，他板着脸孔，挺着身子，陈述学校宗旨的时候，就像部队教官的喊话，让人家觉得他好像是刚退休或被解雇的殖民地总督。他说他反对英国过早专业化的做法。知识不是装在小盒子里可以分别放置的，学生应该具有科学和数学基础，掌握多种语言，大学固然要教授技术技巧，例如建筑和工程学，但也要教授绘画、广播和电影等科目。不管在什么阶段，所有学科之间都应该有所融合。他很客气，很专注。这些话他早就说过很多遍了。
“但是，我们人类的主观体验就是随机、混乱的。”朱莉安娜·贝尔珀对数学没有兴趣，“我们并不了解自己的本性，弗洛伊德已经证明，我们存在未知的无意识状态。我们获得的印象是随机的。”她一双大眼睛泪光闪闪，发髻松了，一些柔软的头发散落下来，遮在眼睛前面。
“我脾气不好。”他说。但他没有表示歉意。在20世纪60年代学生革命期间，“脾气不好”成了批判他的理由。当然，此时此刻，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在这里他俨然就是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