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成才的林至诚很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每逢寒暑假，就把自家的孩子和附近年幼的基督徒召集起来，教他们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但是小林语堂根本坐不住，对这些摇头晃脑的学问不感兴趣，他宁愿和二姐读林琴南翻译的侦探小说。
而且，对基督徒而言，站在戏台下面看或者听盲人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恋爱故事，是一种罪孽。
1975年夏，国际笔会维也纳年度例会上，林语堂被推选为副会长，接替川端康成。同时，以国际笔会的名义，推荐林语堂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圣约翰的英语教育一顶一的好，师资力量雄厚，用的教材基本与西方同步。但是林语堂认为，光几节课是学不了语言的，他的窍门是一本袖珍牛津英语字典。圣约翰学英语风气很浓，很多学生抱着大部头的英文词典啃，但是空入宝山空手而回，进步甚微。林语堂背单词是把单词串在句子里面理解，在同义词和近义词的比较中，把握词的独特含义和用法。他说，“牛津字典的最大好处是里面含有英国语文的精髓。”这本字典只占两双袜子的地方，无论到哪里，都可以随身携带。至于发音，他认为只要记清楚重音就可以了。一心不能二用，圣约翰4年，林语堂一心扑在了牛津字典上，中文学习甩到了一边。
林语堂胆敢自称脚踏中西文化，自然底气足。
中国当时有不少留美留英的海归派，英文漂亮得不比英美作家逊色，像吴经熊、温源宁等，但是这些人已经彻底的洋化了，说起中文来磕磕巴巴，传统文化的底蕴很薄弱。中英文俱佳的，除了林语堂，全中国还真找不出第二个。
林语堂的一个朋友讲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
林语堂从圣约翰毕业以后，愤然地说，他知道古代犹太国的约书亚将军用号角吹倒耶利哥城的故事，却不知道孟姜女为了丈夫哭倒长城的传说；知道耶和华命令太阳停住以便约书亚杀光迦南人，却不知道后羿射下9个太阳，而他的妻子嫦娥飞奔到了月亮上，女娲用365颗石头补天，掉下人间的一颗变成了《红楼梦》里的宝玉等。“我被骗去了民族遗产。这是清教徒教育对一个中国小孩子所做的好事。”
不少评论家指出，从可操作性而言，林语堂是最有可能蟾宫折桂的中国作家，他中英文俱佳，而且墙里开花墙外香，国际名气大于国内名气，很符合诺贝尔判官们的“审美观”。况且，林语堂获提名的作品就是英文写就的《京华烟云》，在西文世界好评如潮。
琉璃厂在北京和平门外，是条约一里长的里弄，鳞次栉比地开设着古旧书店、古玩铺、南纸店等。林语堂初次来，摸不着头脑，瞎晃荡。一个店小伙拉住他，“爷们头回来吧，这儿有庚辰本的《红楼梦》，要不要？”语堂暗自高兴，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得来全不费功夫！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又一个伙计走过来，“我这有甲戌本。”“还是到我店里看看吧，我有蒙府王本。”附近几家店铺见来了生意，一股脑地圈了上来，把个林语堂围得团团转。
上帝没有眷顾这位刚刚重返基督教怀抱的八旬老人，林语堂与诺贝尔擦肩而过。
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
可是，问谁呢？
林语堂对此颇为自得，做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他想深入研究一下，但是世面上鲜少有旧版的古籍。摆书摊的老北京告诉他，这样的书，非得到琉璃厂去淘，好东西多着呢！
只有在林至诚的家庭私塾里，林语堂才有机会接触中国传统文化。
赛珍珠有幸，认识了林语堂，把中国推向了世界。
他的求学经历和一般人不一样。同时代的文化人大部分走的是由中而西的路子，林语堂却刚好相反。
这是中国与诺贝尔距离最近的一次。
琉璃厂的旧书十分低廉，几块钱往往可以买十来本。林语堂常常是推着小车去买，他的古文知识进展得飞快。旧派文人的风度也让他赞叹不已。有一回，他在某个货多的店铺消磨了一天，主人陪着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海聊，结果林语堂一本没买。主人不仅不生气，还送他到门口，笑容可掬地招呼：“走好！下次再来！”
林语堂时刻感受到与历史文化的联系，那点零星的“庭训”和中文功底委实不够用。一个中国人，却不知道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林语堂羞愧万分，他暗暗地发了誓，一定要将教会学校剥夺的文化遗产找回来！
1916年，林语堂到清华任教。北京是文化古都，长城、故宫、卧佛寺、西山的红叶，都是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连路边一棵不起眼的垂柳，城门下蹲着的石狮子，都可能来头不小。而清华园本身就是清朝某个皇亲国戚的私宅，门匾由大学士那桐亲笔题写。
从铭新小学到圣约翰大学，林语堂上的都是教会学校。福建早期的教会学校师资力量薄弱，教员多半是教士，偶尔会聘请一些科举出身的当地文人和私塾先生。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情况，教会学校的学生对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十分熟悉，而淡漠本国文化。
英雄不以成败论，林语堂以精湛的英文表达技巧享誉西方世界，他所取得的高度是前所未有的。英国广播电台BBC至今仍不时有关于林语堂作品的讨论。
林语堂的英文底子还得归功于圣约翰。
寻源书院更糟糕，连中文报纸都不能读，林语堂和教士们打游击，偷偷读了一点《史记》、苏东坡的作品等。他对快乐天才的苏东坡产生兴趣，就是在这个时期。
往后只要有空闲，林语堂就往琉璃厂跑。跑得多了，他也看出了门道。哪些书有价值，哪些是赝品，他了然于胸，像个老江湖那样，和老板们胡侃，讨价还价。有时，遇上深藏不露的高手，他更高兴，失了面子，可得了知识。
店铺的门匾是另外需要钻研的地方。林语堂上圣约翰后，丢了毛笔，改用自来水笔，写的字歪歪扭扭，书法糟得像鸡爪子爬的。而琉璃厂的商店字号都大有来头，执笔者不是以书法驰名的王公大臣，就是著名的书画家。林语堂逛累了，坐在“信远斋”的楼上，叫碗远近驰名的酸梅汤和一碟蜜饯糖食，慢悠悠地喝。然后用手指蘸水，在桌上一笔一划地临摹，“宝古斋”是翁同口的字，“藻玉堂”是梁启超的小欧体，“信远斋”是标准的馆阁体……
百年诺贝尔，百年中国梦。
赛珍珠在《吾国与吾民》的序言里写道：“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在圣玛丽读书的少女张爱玲有感于林语堂在西方红透半边天，发誓要比林语堂更出风头，“出名，要趁早啊！”在香港大学期间，她学林语堂不和中文沾边。定居美国后，张爱玲念念不忘少年梦，想在英语写作方面成就一番事业，然而，在十里洋场大红大紫的张爱玲却在英语世界砸了个大跟头，命运之厚此薄彼让人感叹。
百年后的今天，有人评价道：“有史以来，中国人直接用英文写中国，有两位最成功的，一位是辜鸿铭，一位是林语堂。他们笔下的英文，全没中国味；他们笔下的中国味，却全是英文。”
他迷上了琉璃厂。
林语堂兴奋得两眼放光，他可是生平头一次听说一本书还有这许多学问。他故作镇定，装出思量的样子。书铺老板以为来了个高明的主儿，不断地卖弄各版本的差别与优劣。整个下午，语堂时而点头，时而皱眉，在老板们的随意扯谈中，把《红楼梦》的版本学摸了个八九不离十。
清华三年，林语堂就在琉璃厂“补课”。及至出国时，他已经是个功底扎实的文人。也因为此，当在国外面临让人眼花缭乱的异域文化，他才不至于乱了分寸，能静下心来思考文化的差异。
他请梁启超手录此联，挂在有不为斋的墙壁上。这是林氏书房里最重要的装饰。
林语堂曾经在中央公园遇见了学贯中西的辜鸿铭。辜鸿铭精通13国语言，把儒家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大学》译成了英文。他梳辫子，穿清朝的旧长袍到北大上课，学生们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狂傲的北大学子静默不言。那天，辜鸿铭同样的装扮，佝偻着背，戴一顶破旧的短沿帽，一个人颤微微地走了，显得落寞而孤寂。林语堂看了看身上笔挺的西装，没敢上前打扰，他觉得自己不配去接近这位天才的福建老乡。
林语堂有幸，认识了赛珍珠，从而走向了世界。
清华不乏留学归来的哲学博士，工科硕士，但要说起传统旧学，他们也是一知半解。
林语堂向同事们打听才知道，琉璃厂在顺治年间就很具规模了，书肆的主人多半是前清科举落榜的文人。他们没脸回老家，又无一技傍身，卖书还算是老本行了。清朝败落后，一些贵族遗老也流落至此，琉璃厂越发的热闹了。这里卧虎藏龙，精通目录学和版本学的比比皆是，像早年一字难求的帝师朱益藩，居然也在南纸店挂起了笔单，卖字画为生。
遍寻名师不得，一心想补上文化课的林语堂只好拼命地看书。他读得最多的就是《红楼梦》，语言是文化的外衣，而袭人和晴雯两个小丫头说的北京官话就是无可比拟的杰作。林语堂学会了北京话，清脆的齿音在翘起的舌尖流溢，是天底下最美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