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包里竟全是带壳的花生。
林语堂很满意开场白的效果，得意地剥起花生来。学生放宽了心，胆子也大了，陆续地开始吃花生。
学期末，别的班上天天开夜车备考，语堂的学生不用。上最后一次课时，语堂端坐在讲台上，拿着花名册，每唱一个人名，学生就站起来。语堂上下左右地打量一番，就像个算命先生在看面相，略一沉吟，就给一个分数。他记忆力很好，班上120多个学生，三五节课下来，有半数就能叫出名字。过了半年，学生上课的表现和英文能力基本摸得清楚。也因为这样，他才敢相面打分。难得有几个吃不准的，语堂就让他们上台来，现场读一段英文，根据水平给分数。
学生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越发地糊涂了。
林语堂反感填鸭式的教育，上课点名更是他最厌烦的方式。
课堂变成了茶馆，闹哄哄的。
学生们哄堂大笑。
语堂不理会这些，话锋一转，“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
学生们开始很不服气，担心先生按个人喜好评分，后来发现林语堂相面打的分数，十分公正客观，远远超出了笔试考录。
语堂笑着朝学生扫视一番，剥了一个，丢进嘴里，边咀嚼，边开口了，“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他说的是英语，很慢，口音地道。
学生们愣了半天，才意识到课真的结束了。他们都说，这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先生。
林语堂拿着花生绕教室走了一圈，“请吃！请吃！”他博闻强记，一圈下来，班上的同学就认得了七八成。
他的英文课没有任何形式的考试。林语堂经常在课堂上抨击考试制度的不合理，他说：“倘使我只在大学讲堂演讲，一班56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认不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10个考题给他们考，而凭这10个考题，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我也不肯。”因而他发明了特别的考查方式。
林语堂上课很自由。他没有师道尊严之类的想法，不摆架子，率性而为。他极少一本正经地呆在讲台上，他给的理由是太累了，受不了。大部分时间，他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笑话连篇。累了，就依靠在讲台上，权作休息。讲到高兴处，他甚至会一屁股坐在讲台上。有时，他也会坐在椅子上滔滔不绝，可讲着讲着，两条腿就搁在了讲台上。学生起初大吃一惊，慢慢就习以为常了。
学生并不真敢吃，大部分只是意思性地拿了一两个。
林语堂遵守诺言，果真上课不点名。
开学第一天，上课钟早敲过了，林语堂才慢吞吞地来到教室。他带着一大包鼓鼓的东西，似乎要涨开了。
花生吃完了，林语堂把纸包揉成一团，说：“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然后甩甩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虽然不点名，但是他的课，学生很少逃，还有不少外校学生慕名而来，搬着板凳，坐在过道里听。
林语堂是过来人，一见那些学生的神情，心里就明白了。他轻叩了两下桌子，示意大家静下来。然后，慢条斯理地打开纸包，一层一层。学生的心都悬起来，伸长了脖子，看新先生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林语堂还有一个绝招，就是相面打分。
学生们心里咯噔一下，小声地议论起来，“别是第一次课就要考试吧？”“怎么办，假期玩闹去了，压根没看书呢！”
他是莱比锡语言学的博士，讲起文法也比其他教员高明。动词、时态之类的，语堂觉得生硬，很少讲。他也不鼓励学生死记硬背。要是在文章中遇到了，学生不理解，他就现场举出好几个有名的句子，让学生感觉一下。他最常讲近义词的比较，以中文的“笑”为例，他引出英文的“大笑”、“微笑”、“假笑”、“痴笑”、“苦笑”等，让学生体会其中的差别，培养英文的感觉。这么学习英文，学生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一学期下来，进步飞快。
林语堂从不使用教科书，而是把报刊杂志上的时政要闻剪辑下来，编成《新闻文选》交给学生作教材。可能昨天报纸才刊了，语堂隔天上课就会详细地讲解。教学内容的新颖让学生们趋之若鹜。
大学生逃课的现象在当时很突出。教员为了保证到课率，想出各种法子，点名就是强制手段之一。学生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教员斗智斗勇，点完名就溜的也不乏其人。
这是因为林语堂的课生动有趣的缘故。
刚到上海的那阵子，为了维持生计，林语堂到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了一年的英文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