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反对我的书成为不朽。我写书时，一个字也不许删除。要顶往任何逆境。而我本人，作为一个人，作为厄内斯特·海明威，我对不朽毫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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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却千方百计想成为不朽。”
海明威激动得浑身发颤，歌德紧紧抓住他的手臂：“别激动，厄内斯特！别激动，朋友。我理解你。你方才所说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梦。我最后做的那个梦，那以后就没有了，或许它们都混在一块，我也分不清究竟是梦还是真。那是个小小的木偶剧场，我来到幕后，操纵那些木偶，背诵着台词。演的是《浮士德》。我的《浮士德》。你知道吗，木偶剧演出的浮士德是最美的。那里没有演员，由我一个人背诵台词，这比以往任何一天的演出都有意思，所以我高兴极了。我瞥了一眼观众席，突然发现剧场里空无一人。我感到困惑。观众哪儿去了？因为我的《浮士德》太没意思，他们都回家了？还是因为我这个人连被人嘘都不配？茫然之间，我转过身去，突然我惊呆了：人们本来应在台前，这会几却都跑到了后台，一个个瞪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我。我的目光与他们相对时，他们鼓起掌来。原来，他们对我的《浮士德》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想看的不是我摆弄的这台木偶戏，而是看我本人！不是《浮士德》，而是歌德！这时，我突然产生一种恐惧感，与你方才所说相仿。我觉得他们希望我说点什么，但我说不出，我喉咙好像堵上了；我放下手中的木偶，让它们横躺在被灯光照亮、却无人观看的舞台上。我尽量保持自己的尊严，一言不发走到衣帽间，取了帽子戴好，我甚至没有对那些好奇凑热闹的人再看一眼，便离开剧场回到了家里。我尽量不左顾右盼，尤其不回头张望，因为我知道他们正跟在我身后。我打开我那扇沉重的大门，一进屋就狠狠把门撞上。我找到一盏油灯点亮，抖抖颤颤地举着，来到书房，心想看看我的矿石收藏，兴许能让我忘记刚才不愉快的一幕。谁知道，我未及把油灯放到桌上，突然发现他们一张张脸都紧贴在我的玻璃窗上。我知道我是永远别想摆脱他们了，永远，永远，永远。我意识到灯光正照着我的脸，他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看得出他们是在细细打量我。我吹灭油灯，虽然心里明白我不该这么做。而现在他们也明白了，我在躲避他们，我害怕他们，但这样肯定会更加激起他们的好奇心。这时，我的理智早已被恐惧压倒，我不顾一切地奔进卧室，从床上拖下床罩胡乱裹住脑袋，捱进房间的旮旯，紧贴墙壁站在那里……”
这一幕是否真有其事？是不是贝多芬的杜撰？自始至终如上所说，还是他又添油加醋？贝蒂娜有无添油加醋？或者从头到尾是她捏造？谁也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写信给普克勒-穆斯卡乌时，已意识到这件轶闻极有价值。惟有这个故事才能揭示她与歌德之恋的真正意义。可是，如何才能让大家都知道呢？“你喜欢这个故事吗？”她问赫尔曼·冯·普克勒-穆斯卡乌。“Kannstdusiebrauchen？”你能用它吗？看来伯爵无意用它，于是贝蒂娜考虑是否应该发表与他的通信；而就在这时候，一件大好事发生了：一八三九年，她在Athenaum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一封信，声称贝多芬本人讲述过同样的故事！这封署明写于一八一二年的信的原件从来没有发现过，目前看到的只是出自贝蒂娜之手的抄件。信中有若干细节（例如确切的日期）可以说明贝多芬从未这样写过，或至少不是像贝蒂娜抄写的这样写的。可是，不论这封信是纯粹伪造还是真假参半，这件轶闻蛊惑力极大，于是不腔而走，家喻户晓。一切都迎刃而解了：难怪歌德宁可放弃伟大的爱情去要那根香肠；当贝多芬礼帽压得低低的，双手叉在背后，昂首阔步向前的时候，歌德却像个卑躬屈膝的仆人，乖乖地站在路边。
海明威的这番话不大好懂，我必须稍作解释：不朽者在另一世界散步时，可以选择他们生平的任何一种装束打扮，歌德此刻选择的是他晚年独自在家时的样子，除了他的最亲近的几位以外，无人知道他是这副打扮：他有见光流泪的毛病，因此戴了一副绿色眼罩，用一根细绳系在脑门上；脚上蹬着拖鞋；一条又长又厚的羊毛大围巾缠在脖子上，因为他害怕感冒。
③莫里斯·拉威尔（1875一1937），法国著名作曲家。
“若是永恒的审判，那也应该有个像样的法官才是，不该是心胸狭隘的教员，手里还攥着一根答鞭。”
“你知道，约翰，”海明威说，“他们也不断向我发难。他们不去读我的书，却撰写什么关于我的书。他们说我不爱我的几个妻子，说我不关心我的儿子，说我一拳把某个批评家的鼻子打歪了，说我撤谎，说我言不由衷，说我自负，说我阳亢，说我自称在战场上负了二百三十处伤，而实际上只有二百一十处，说我手淫，说我不听我母亲的话。”
海明威和歌德沿着另一个世界的道路退下。你问我为什么要把这两位弄到一起，他们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共同之处！但这又怎么样呢？你觉得歌德在另一个世界会愿意和谁相处呢？与赫尔德①？与荷尔德林②？与贝蒂娜？与埃克尔曼？请想一想阿格尼丝，当她想象自己每逢周六在桑那浴室中都要听到女人的嘈杂声，她感到莫名的恐惧！那么，歌德怎么会向往赫尔德呢？尽管有点大不敬，但我不妨告诉你，他甚至不会向往席勒。他生前是绝不会承认的，因为那样会使他终身没有一个知己朋友，这结局也太悲惨了。席勒无疑是他最好的朋友。但这“最好的”只是指比别人更要好，而坦白地说，那些人其实并不那么要好。他们是他的同时代人，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甚至没有选择席勒。当他意识到这些人将终身陪伴他时，他的确感到焦虑。但是没办法，他不得不安之若素。但死后难道还得和他们厮守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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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乔治·奥利克（1899一？），法国著名作曲家。
②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
看来，人们即使可能提前设计、操纵并照章实施安排一个人身后的不朽，那最终的结果也绝不会符合原先的意图。贝多芬的礼帽已成不朽，这个计划成功了；然而，这顶不朽的礼帽究竟产生什么意义，却不是事先决定的。
“对，一点不错！”歌德大笑。
“胡说。我只写书，仅此而已。”
贝蒂娜学过音乐，她甚至作过几首乐曲，所以她有一定的基础，能够领会贝多芬音乐中的新颖优美之处。但我有一个问题：令她着迷的是贝多芬的音乐，那音乐的音符，还是那音乐所表现的，换句话说，即音乐与贝蒂娜这一代人的思想和态度的共呜？真有所谓对艺术的爱，它真地存在过吗？它莫不是一种幻念？当列宁声称热爱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真正所爱的究竟是什么呢？他听到的是什么？是音乐？还是一个雄浑的声音，使他回想起灵魂深处有过的庄严的震颤，一种对于鲜血、兄弟之情、行刑、正义、以及绝对存在的向往？他是从音乐中感受到愉悦，还是从音乐所触发的遐想中得到快感呢？而后者则与艺术和美无关。我们还是再回到贝蒂娜：她所感兴趣的是作为音乐家的贝多芬，还是反歌德的贝多芬？她对音乐的爱，究竟是一种把我们引向神奇的隐喻、引向两种绘画色彩的和谐的无声的爱呢，还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激情，激励我们去加入政党？无论是哪样（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真相），贝蒂娜反正是把一个礼帽压低、阔步向前的贝多芬的形象送入了这个世界，而且，这个形象将世世代代走下去。
正是出于对他由衷的爱，我于是梦想出他身边有一个人令他颇感兴趣，（也许你忘了，我可以提醒你，歌德终生都对美国非常向往！）而且此人又不像歌德晚年时主宰德国的那帮浪漫主义的小白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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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特露德·斯坦因（1874-1946），美国旅居巴黎的作家，对二十年代的美国作家产生过影响。
①赫尔德（1744-1803），德国哲学家、批评家。
“这就是不朽。”歌德说。“不朽即永恒的审判。”
“你知道，约翰，”海明威说，“能和你在一起，纯粹是缘分。人们个个对你崇拜得五体投地，我的几位妻子，还有老葛特露德·斯坦因，准备给我一处比较宽敞的铺位。”谈到此，他突然哈哈大笑：“当然啦，可不是因为你这副令人难以置信的稻草人般的尊容！”
“手执笞鞭、心胸狭隘的教员，永恒的审判就是这么回事。你还想要什么，厄内斯特？”
说到他这副让人不敢相信的稻草人般的打扮，歌德喜不自胜地大笑，仿佛海明威的话是对他的赞美。他凑到他跟前轻轻他说：“我这副装束主要是为了贝蒂娜。她每到一处，都大谈对我的爱，我要让大家看看她爱的是什么。现在她一看见我，就忙不迭逃命。我知道她现在恨得捶胸顿足，因为我丢人现眼：无齿、秃顶，眼睛上还蒙了这副可笑的玩意儿。”
歌德去世那年，贝蒂娜写信给朋友赫尔曼·冯·普克勒-穆斯卡乌伯爵，其中描述了发生在二十年前那个夏天的一件事。她说是直接从贝多芬那里听说的。一八一二年（眼镜打碎的黑色日子后又过了十个月）,贝多芬在特普利茨温泉住了一些日子，在这里他第一次会见歌德。有一天，他俩一道出去散步。他们正沿着一条大街走着，突然遇到皇后及家人一行。歌德一见，顾不得贝多芬正跟他说些什么，立刻捱到路边，脱帽肃立。贝多芬则相反，他把礼帽紧紧地按在脑门上，两道浓眉一皱，足足又冒出两寸；步幅丝毫不减地继续往前走。这样，宫廷显要们只好停靠一边，并向他打招呼致意。他走过这一行人之后，转过身来等歌德跟上。然后，他直言不讳向歌德谈了对他奴颜卑膝行为的看法。那一通训斥，简直像教训一个拖鼻涕的小学生。
②雅纳切克（1854一1928），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捷克作曲家。
谈到文学传奇，这一次涉及到两顶帽子：一顶是低低地压在两道扫帚眉的前额上；另一顶则拿在一躬到地的人的手中。魔术师爱用帽子变戏法。他们能让物件在帽子中消失，也能让帽中飞出一群鸽子。贝蒂娜从歌德的帽子里变出了象征他的奴性的丑鸟，接着又让贝多芬的音乐消失（当然很不聪明地）在他的帽子里。她为歌德准备了当年泰彻奥·布拉得到的和吉米·卡特将要得到的东西：荒唐可笑的不朽。但是，荒唐可笑的不朽其实正等着每一个人；对拉威尔来说，把礼帽扣在眉沿的贝多芬比垂首鞠躬的歌德更加荒唐可笑。
“我什么也没想要。我曾指望死后平安无事。”
“我非常理解，厄内斯特。可是你活着时就应该更加当心才是，现在已经太晚了。”
“更加当心？你是说我爱说大话？我承认年轻时的确爱唱高调。喜欢在人前卖弄。听到那些关于我的轶事，心里美滋滋的。但是请相信，我并不是为了不朽才这么干的。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确感到不寒而栗。此后我已上千次地告诉大家让我独自好好呆着。可是我越求事情越糟。我为避人耳目而去了古巴。我得了诺贝尔奖，但我拒绝去斯德哥尔摩。相信我，我对是否不朽毫不在意。现在，我告诉你另一件事：那天我意识到自己已被不朽控制以后，怕得要死。人能够把握自己的生命，他却不能掌握自己身后的不朽。你一旦被不朽拖上船，就甭想下去了，即使你开枪自杀，你死后还得呆在甲板上，这太可怕了，约翰，太可怕了。我死后躺在甲板上，只见我的四个妻子蹲在四周，写她们所知道的一切，她们身后是我的儿子，也在那里书写，还有那位老太太葛特露德·斯坦因①，也在那里不断地写，还有我所有的朋友，他们都在披露过去听说的我的不检点的往事或对我的诋毁诽谤；在他们身后，上百个手持麦克风的新闻记者在那里你推我搡，还有全美国的大学教授们，忙着分类呀，分析呀，并把点滴所得塞进他们的文章和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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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贝多芬逝世百年以后，德国的著名杂志DieLiterarischeWelt（《文学世界》）采访当代最著名的作曲家，询问贝多芬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对这位将礼帽紧扣在脑门上的贝多芬作身后的调查结果如何，编辑们事前一无所知。“巴黎六人团”成员奥利克①以他同代人的名义指出：他们对贝多芬毫无兴趣，他根本不值得一提。那么，是否哪天他会被重新发现、重作评价呢？也绝无可能。简直荒唐！雅纳切克②也认定，贝多芬的作品从来没有让他激动过。拉威尔③的结论是，他不喜欢贝多芬，因为他的声名不是建立在音乐之上，而是关于他生平的文学传奇造成的，就他的音乐而言，根本谈不上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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