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很喜欢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有一次电视上看见他与一群工作人员、教练、以及警卫在一起慢跑，我觉得心中的喜欢几乎达到爱的地步；谁知道他突然头冒虚汗，因为疼痛脸色也变了，慢跑的同伴们赶忙扶住他：一次轻度心肌梗塞。慢跑本是为让全国上下看见总统青春永驻，所以请来了摄影师。结果大家非但未看见朝气蓬勃的运动员，反而看到一个上年纪老人的不幸遭遇，当然这并不是摄影师的过错。
大家紧张地等待了好几小时，听候歌德的裁决。当他听完整个故事，他将站在哪一边呢？
当今欧洲的政治家中，最关心自己能否不朽的应属弗朗索瓦·密特朗。我至今仍记得他在一九八一年当选总统后举行的难忘的庆典。先贤祠前的广场挤满了热情欢呼的人群，但他没有置身其中：他独自一人走上宽阔的台阶（恰如歌德所描述的大幕上的莎士比亚迈步走向名人殿），手里握着三株玫瑰。不一会儿，他躲开群众的视线，独自与六十四位显赫人物的尸魂聚到一起，只见他陷入沉思，追踪他的只有摄影师和摄影机的镜头，当然还有几百万法国人，他们通过电视屏幕，看着他的一举一动。电视上同时响起电闪雷鸣般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他把玫瑰逐一摆放在三座事前选好的陵墓前。他像一位土建测量员，种下那三株玫瑰，作为这幢永恒大厦的标界，它们划出一块三角形地盘，在它的中央将营造起象征他的不朽的宫殿。
③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作家。
第二章
接着，他又被打断。高级将领们来到了大厅，拿破仑从马甲下抽出手臂，坐回桌边。他用叉子戳起一块肉扔进嘴里嚼着，一边听着汇报。摄影师们的身影从大厅中消失。歌德环顾四周，打量起墙上的绘画，过了一会儿，他走向领他进来的那位侍从，问他谒见是否结束。侍从点点头，叉子又把一块肉送进拿破仑口中，歌德离去。
一八一一年九月十三日。诗人阿契姆·冯·阿尔尼姆①与他年轻的新娘贝蒂娜·内·布列恩塔诺住在魏玛的歌德家中已经是第三个星期了。贝蒂娜二十六岁，阿尔尼姆三十岁，歌德的妻子克莉斯蒂安娜四十九岁，而歌德六十二岁，已老得一颗牙也不剩。阿尔尼姆爱他的年轻妻子，克莉斯蒂安娜爱她的老头绅士，但是，贝蒂娜成婚以后，却连续与歌德调情。这天早晨，歌德独自在家，克莉斯蒂安娜陪伴一对新人去参观一个艺术展览（由他们的世交、枢密顾问梅厄安排），展品有一些歌德赞赏过的绘画。克莉斯蒂安娜夫人不谙艺术，但她记得歌德的赞语，因此能从容不迫地把歌德的意见当作自己的看法。阿尔尼姆听到克莉斯蒂安婉颇有权威架势的声音，又打量了一下贝蒂娜鼻粱上的眼镜。每当她像兔子似地嗅着鼻子，那眼镜就会上下疾动。阿尔尼姆明白这动作的意思：贝蒂娜快要气炸了。他似乎觉察到一场风暴就要降临，便小心翼翼地溜进了邻室。
克莉斯蒂安娜也火冒三丈：首先，这年轻的贵族太太，结了婚、怀了孕，还胆敢与她的丈夫调情；更不能容忍的是，她竟敢违拗他的意见。她究竟想干什么？当拥戴歌德的带头人，同时又当反对歌德的带头人？这两条中哪一条都气得她够呛；更不能下咽的是，从逻辑上说，这两者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她毅然大声疾呼，绝不能将如此杰出的绘画说成糟糕之极。
2
这使我产生一个问题：摄像机时代的不朽人物是否产生了变化？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基本上未变；因为摄影镜头早在它被发明以前就已存在，它的非物质化的本质早就存在了。即便没有镜头对着，人们的表现与他们被摄入镜头时是一样的。歌德那时候并没有一群摄影师围着，但是，从未来深处投射出的摄影师的影子却已把他包围。譬如，在那次著名的进谒拿破仑的过程中，就曾发生这种情况，当时正处于权势颠峰的法皇把欧洲各国首脑召集在艾福开会，要他们同意他与俄国沙皇之间划分的势力范围。
贝蒂娜滔滔不绝，她越来越激动。克莉斯蒂安娜突然飞起一掌，朝她的脸掴去。说时迟那时快，她顿时意识到不该打客人。她急忙缩手，但指尖仍在贝蒂娜的前额擦了一下。贝蒂娜的眼镜落地，碎成几片。整个画廊里，人人转过身来张望，面面相觑；可怜的阿尔尼姆从隔壁展室奔回，他不知如何是好，便蹲下身去拾捡碎片，仿佛想把它们粘成原样。
3
当歌德（丝毫未想到自己是歌德席尔）接到邀请，他知道这次非接受不可。他还差一岁就正好满六十了，死亡正向他逼近，与死亡同时而来的是不朽（正如我所说的，死亡与不朽是不可分割的一对，比马克思与恩格斯、罗密欧与朱丽叶、劳瑞尔与哈代的关系还密切），歌德必须考虑他是被邀请进谒一位不朽者。因此，虽然他当时正埋头《色彩理论》的写作——他认为这本书是他全部著作的高峰，他仍然撂下写字台上的活计，直奔艾福。一八〇八年十月二，不朽的统帅和不朽的诗人之间一次难忘的会见就发生在这里。
①泰彻奥·布拉（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著名天文学家凯卜勒的老师。
“您结婚了？”拿破仑真诚地问。“是的。”歌德欠了欠身。“有孩子吗？”“一个儿子。”此刻，一位将军上前向拿破仑一倾身，通报了一条重要信息，拿破仑陷入沉思。他从马甲下抽出右手，用叉子戳了一小块肉塞进嘴里（这场景已不再有人拍摄），边嚼边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才又想起歌德，他真诚地问，“您结婚了？”“是的。”歌德欠了欠身。“有孩子吗？”“一个儿子。”歌德回答。“那么说说卡尔·奥古斯特①吧。”拿破仑突然点了魏玛大公国君主的名字，歌德是他的国民，听口气，他显然不喜欢此人。
拿破仑是一位真正的法国人，他并不愿意看到数十万人去送死，他希望得到作家们的颂扬。他请他的文化顾问列出当时德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其中首屈一指的是个叫歌德的。歌德！拿破仑拍了一下脑门。《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作者！埃及战役时他发现手下的军官个个都迷上了这本书。他知道这书的内容，因而勃然大怒。把军官们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们居然读这种软绵绵的无聊货色，他下令今后谁也不准再碰小说，任何小说！让他们读点历史，那要有用得多！但这一次，既然知道了歌德是何许人，他决定请来一见。他实际上也愿意这样做，因为顾问告诉他歌德首先是一个剧作家。与小说相比，拿破仑更喜欢戏剧。戏剧使他想起战斗。他本人就是最伟大的战争策划者之一，他是无人可及的导演。在他内心深处，他坚信自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悲剧诗人，比索福克勒斯伟大，比莎士比亚伟大。
歌德不能说自家君主的坏话，但又不能与一位不朽者分辩，只好顾左右而言他，说卡尔·奥古斯特大力扶植艺术和科学。艺术和科学的话题使这位不朽的统帅停止了咀嚼，他从餐桌边站起，将手插入马甲，朝诗人走了几步，开始就戏剧发表看法。此刻，那群隐形摄影师苏醒过来，照相机咔嚓咔嚓响成一片，把诗人拉到一旁准备促膝谈心的统帅，只好提高嗓门，让大厅里的人都能听见。他建议歌德应该写一出关于艾福会谈的戏，因为这次会议将保证人类最终进入一个和平幸福的时代。他大声宣布：“剧院应该成为民众的学校！”（这已是明日报上第二个美妙的“响词儿”。）“如果您把这个剧本献给亚里山大沙皇②，”他改用比较温和的语调补充说，“那将是个绝妙的主意！”（其实，艾福会议就是为此人而开！他是拿破仑需要争取的人！）接着，他又就文学问题给这位歌德席尔上了简短的一课。其间，侍从送上报告曾打断了他的演说和思绪。为接着讲下去，他只好离开上下文，自己也没有把握地又重复了两遍“剧院——民众的学校”，然后，（啊！谢大谢地！他终于找到了思路！）他提到了伏尔泰③的《恺撒之死》。在拿破仑看来，戏剧诗人失去了成为民众导师的机会，这就是一个典型实例。他应该在这部剧作中表现伟大的统帅为人类的幸福操劳，然而他短促的一生未能使他实现这个理想，最后几个字眼听上去有点忧伤，统帅看着诗人的眼睛说：“看哪，给你一个伟大的主题！”
一只酒杯破碎，它象征好运。一面镜子破碎，你将会倒运背时七年。那么一副眼镜破碎呢？它意味着战争。贝蒂娜走遍魏玛大大小小的沙龙宣布：“那根粗香肠疯了，她咬我！”这句话传遍了每一个人，整个魏玛放声大笑。这句不朽名言，这不朽的笑声，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仍回荡不绝于耳。
他刚离开，贝蒂娜就打断了克莉斯蒂安娜：别胡诌了，她完全不能同意！这些绘画糟糕之极！
①按书中情节推算应该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1552-1612）。
他的前任是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但总统，他曾邀请一名清洁工与他在爱丽舍宫共进早餐。这无非是多愁善感的资产者为了赢得普通民众的热爱，让他们相信他是他们的一员而作出的一种姿态。密特朗没有天真到想当清洁工的地步；（没有一位总统能实现这一梦想！）他想摹拟死者。这确实聪明多了，因为死亡与不朽是不可分割的一对，如果谁的面相在我们心目中与已故某人的面相吻合，那么他在有生之年就已经不朽。
克莉斯蒂安娜听着，她丝毫不能理解这女人的意思。贝蒂娜越激动，她就越用一些从年轻大学生伙伴那里学来的词语，而克莉斯蒂安娜认为她之所以用这些词语，是欺侮她不懂。她注视着贝蒂娜的眼镜在鼻梁上上下滑动，觉得她难懂的语言与她的眼镜简直就是一回事。其实，贝蒂娜戴眼镜是件大好事！因为谁都知道歌德谴责过在大庭广众的场合下戴眼镜，认为这是情趣低下、性格乖张的表现！因此，如果贝蒂娜坚持在魏玛戴眼镜，那就说明她要厚颜无耻地表现自己属于年轻的一代，属于以浪漫主义加眼镜为特征的一代。而我们都知道，这些人骄傲地与年轻一代认同后会说些什么：当他们的父兄（就贝蒂娜而言，指克莉斯蒂安娜的歌德）早已长眠于地下，头顶野菊花的时候，他们依然充满生机。
②亚里山大沙皇，此处指俄国沙皇亚里山大一世（1777一1825）。
诗人的不朽可以任你评说，但军事统帅是更加不朽的人物，因此，由拿破仑而不是由歌德首先发问是理所当然的：“您多大啦？”他问道。“六十。”歌德回答。“这年纪您看上去气色很好。”拿破仑赞许他说（他比他年轻二十岁）。歌德不禁受宠若惊。他五十岁时就已肥胖过人，成了双下巴，但他还并不太上心。随着年纪增大，临近死亡的念头频频出现，他开始意识到很可能要挺着这么可怕的大肚皮跻身不朽。他于是决定减肥，很快变得苗条了，虽说不算漂亮，但至少能让人联想起他昔日俊俏潇洒的形象。
文化顾问是个能干人，但常常把事情弄混。歌德的确对戏剧感兴趣，但他的名声与此无关。在拿破仑的这位顾问的心目中，肯定是把歌德同弗雷德里克·席勒混为一谈了。既然席勒与歌德过从甚密，因此，将两位好朋友合为一个诗人也不算太大的错误；说不定，也许这是那位顾问的故意所为，他想为拿破仑着想，把德国古典主义结合到弗雷德里克·约翰·歌德席尔这一个人物身上，这种训诲意图还是值得赞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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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站在克莉斯蒂安娜一边，永远不准这两位年轻人再踏进他的家门一步。
这种话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那种“响词儿”。政治家在长篇演说时，总恬不知耻地重复一个意思，他们深知重复与不重复都一样，对于老百姓来说，除了新闻记者摘引出几个词，其余什么也记不住。为了方便新闻记者的工作，给他们一点提示，政治家就在大同小异的讲话中塞进一两个以往不曾用过的简洁而风趣的词语，这一招是那么出人意外，这些词语顿时不胫而走，家喻户晓。这年头搞政治的全部艺术已不是从政（众人之事取决于自身机制中那不为人知又不为人把握的逻辑），而在于想出“响词儿”，一个政治家是否被人看见、被人理解，民意测验中如何评估，以及最终能否被选上，全仗着这些“响词儿”。歌德还不懂“响词儿”这个术语，但是，任何事物在其物质化的实现和命名之前，它的实质早已存在。歌德立刻发现拿破仑方才说的几个词恰恰是不同凡响的“响词儿”，日后对他俩都将大有用途。他心头一喜，向拿破仑的餐桌走近一步。
说到不朽，人们自然又不平等。我们必须有所区别，一种是所谓一般的不朽，熟人之间对一个人的怀念（村镇父母官向往的那种不朽）；另一种是伟大的不朽，即一个人活在从来不认识他的人的心民中。生活中有一些途径，可以从一开始就让人面对这种伟大的不朽，当然，并不一定十拿九稳、但毫无疑问有这样的可能：它们就是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的道路。
当然，歌德所说的不朽与相信灵魂不死的宗教信仰不同。这里所说的是另一种、比较世俗的不朽，即死后仍活在后人记忆之中。人人都能获得程度不等、延续时间长短不一的不朽，人们从小就懂得了这个道理。譬如，他们常常提起一个摩拉维亚村镇的行政官，我童年时期远足常去那里，那人家里摆着一口敞盖的棺材，每逢他自满自足的得意时刻，他就躺进棺材，想象葬礼的情景。这是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躺在棺材中任思绪飞扬：这就是沉湎于自己的不朽。
不朽。歌德并不害怕这个词。他的自传《我的一生》有一个著名的副标题——“诗与真”（DichtungundWahrheit），其中写到德累斯顿新剧院的舞台大幕，他十九岁第一次见到时曾仔细作过一番考察。它的背景（我援引歌德的自述）展现的是名人殿（DerTempeldesRuhmes）场面，历代剧作家簇拥于四周。正中是“一位身披轻便斗篷的男士”，他正旁若无人地“大步迈向殿堂；人们只看见他的背影，而他看上去与别人也并无西样。此人被认为是莎士比亚，他既无前人可效法，也不关心以往的杰作，他独来独往，向不朽直奔而去。”
但贝蒂娜的反应是，不仅可以宣布它们糟糕之极，而且应该补充说这些绘画荒唐透顶！没错，它们荒唐透顶！她又列举出一系列论据论证这一看法。
①卡尔·奥古斯特大公（1775-1828），魏玛公国君主。
歌德被摄影师们的影子乱哄哄簇拥着登上一段宽阔的楼梯，一名拿破仑的侍从陪伴他又上了一段楼梯，穿过一道又一道走廊，走进一间大客厅。在客厅的最顶端，拿破仑正坐在一张圆桌前用早餐。身穿制服的军士你来我往，从各个方向上递给他各种报告，他一一作简短的回复，嘴里一直嚼个不停。好几分种过去，侍从才敢上前示意歌德已到，此刻正一动不动地站在远处。拿破仑瞥了一眼，右手慢慢伸进自己的夹克衫下，掌心触到左下肋骨。（过去他经常胃痛，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久而久之，他喜欢上了这个姿势，每当他发现自己被摄影师包围，他就不由自主。地摆起这姿势，仿佛乞灵上天帮助。）他赶紧咽下口中食物，（咀嚼使脸部扭曲，不宜拍照，而报刊总居心叵测地发表这种照片！）提高嗓门，说了一句人人都能听见的话：“要找的人就是他！”
如果设想，早在鲁道夫大帝①时期就有了摄像机（正如使吉米·卡特不朽的那种），皇宫盛宴被摄人镜头，只见泰彻奥·布拉在椅字上扭动，脸色刷白，双腿时而夹紧时而放松，直盯着天花板翻白眼。如果他意识到还有几百万观众在注视他，他将更加感到痛苦，而他所在的不朽圣殿走廊上的笑声，将听上去更响。人们一定会要求这位著名天文学家羞于去撒尿的镜头每年除夕重播一次，因为人人都想开怀大笑，而可笑的东西却太少了。
①阿契姆·冯·阿尔尼姆（1781一1831），德国作家、待人。
一个人渴望不朽，可是有朝一日摄像机将会让我们看到一副咧嘴龇牙的可怜相——这将是我们记住他的唯一样子，成为他抛物线似的一生留下的唯一东西。他将进入某种不朽，但我们将称之为荒唐可笑。泰彻奥·布拉①是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但我们今天只记住了他的一件事：在一次宫廷晚宴上，他因为羞于上厕所而胀破了膀腕，死后作为为面子和小便而献身的烈士跻身于荒唐可笑的不朽者行列。这同克莉斯蒂安娜·歌德完全一样，她被永远称作一根会咬人的疯香肠而跻身不朽者之列。小说家中与我最新密的是罗伯特·穆西尔，一天早晨）他死于举重练习。所以，我练举重时便不停地测量脉搏，生怕倒地死去，如果同我敬重的那位作家一样，手持扛铃死去，那么，我就成了一名伟人摹仿者，由于我的难以置信的狂热和盲从，我将立即加入荒唐可笑的不朽者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