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教运动中，部分基层干部一度有些怨气，产生了消极情绪。明方同志对我们说：我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调动他们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方同志一连十几天与干部们促膝谈心。开始基层干部听说明方同志是一位高级干部，和这么高的干部谈心不知话从何处说起。有的觉得很拘束，只是客气一番；有的甚至找个理由躲开。可是明方同志深入到群众中，主动亲近他们，接近他们。人们下地干活，他跟着下地，人们起圈积肥，他跟进畜棚，晚上群众学习，他也参加，干部回家，他就去串门。几天以后，群众和干部见了他，谁也不拘束了。他向人们讲土地革命的故事，讲抗日战争的故事，讲合作化、机械化，讲社会主义方向，讲党的干群关系，讲“四清”运动的政策。他讲的东西，与干部群众的思想活动对号，人们都愿意听。人们喜欢这位老干部没有架子，对人，谁有了什么思想问题，他都能给解开心里的疙瘩，所以人们也就愿意把自己心里的话讲给他听。有的人跟他谈自己为什么想当个“太平党员”、“舒心社员”；有的人跟他谈对“上楼”的抵触情绪；有的人跟他叙说自己为什么和一些人闹别扭；有的还说了老婆为什么要扯后腿、儿子为什么不出工等等。
“我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1987年）
“为什么不可以平列联名向书记处写信！”
1965年11月中旬，我跟随马明方同志到营口县官屯公社官屯大队，搞了四个月的社教运动。在这一段相处的日子里，明方同志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在路线上旗帜鲜明，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在工作上，高标准严要求，坚持到群众中去；在作风上，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是遵守纪律的模范。现在，虽然已经过去13年了，但明方同志的高大形象，在人们脑海里却记忆犹新。下面回忆几个片断，以寄托对明方同志的深切悼念。
明方同志在官屯的生活情况传到了东北局机关，同时也传到了家里。他爱人担心他把身体搞坏，误了工作，托人给他带去些花生米。明方同志接到花生米以后，便召集附近住的工作队员开座谈会，会间把花生米全部分给大家吃了。当晚又写信告诉家里，今后再不准寄吃的东西。
“什么事也不要特殊！”
明方同志在官屯作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结合面上运动的需要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作了许多对当时运动有指导意义的讲话。我们把这些材料，代拟一封信，报给宋任穷同志、顾卓新同志并东北局书记处。当这封信的草稿送请明方同志审阅时，明方同志在信的落款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同时把我们两个跟随他的一般工作人员的名字也并列写上，成了三个人的联名信。我们两个人不肯这样做，提出的理由是：明方同志作为东北局第三书记下来蹲点，给东北局第一书记和书记处写的信，我们作为一般工作人员，不可与明方同志平列联名。明方同志严肃地回答：“你们向我提供了事实和材料，才有可能形成这些看法，我们在工作中的共同见解，为什么不能联名写信给任穷同志和书记处呢！我们之间职务不同是革命工作的分工不同，但同志之间没有高低之分，我们都是普通党员，平列联名向书记处写信有什么不可以！”一封谈《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好的、比较好的干部》的信件，就是这样联名发出了。
明方同志在官屯大队搞“四清”时，营口县委考虑到他有慢性胃溃疡，对他的生活做了一点照顾，多安排些细粮和植物油，伙食标准比工作队员高百分之二三十，县委还指定一个炊事员给他单独做饭。而明方同志进点后的第二顿饭，就到食堂去同群众一起排队买饭了。当他发现自己的菜是现炒的，而且比别人的油多，便问警卫秘书为什么要搞特殊，并一一查问都有什么特殊安排，让警卫秘书细查清楚。情况清楚后，明方同志把公社书记找来，一面对县委的关心表示感谢，一面指示立即撤走专门厨师，取消小灶，今后什么事也不要特殊。在明方同志带动下，工作队人人遵守纪律，谁也不搞特殊。
“让社员都变成工作队不好吗？”
徐明
通过一段艰苦的工作，明方同志取得了干部的怨气来自何方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分析了基层干部的情况，对这些干部做出了恰当的评价。他在给宋任穷同志的一封信中写道：“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占干部的绝大多数”，“他们为群众办了许多好事，受到群众的敬爱”，“对他们的成绩要给以足够的估计，对他们的错误缺点要给以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这样才能够达到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团结起来、做好工作的目的。”由于明方同志相信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一分为二地认识干部，使干部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记得当时有一个生产队长，多占了工分不认错，反而对工作队的批评不满，曾扬言要把工作队留下“改造”两年。明方同志讲了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和认识以后，经过教育，这个队长主动做了检讨，退回了多占的工分，并要求群众监督他改正错误。还有一个群众公认的好干部，也从严要求自己，主动按照一分为二的观点，自己找了五条差距。由于相信和依靠了干部的大多数，认真执行了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大多数干部认识变了，想法变了，行动也变了。原来认为是“挨整”的干部，消除了怨气；原来想撂挑子的干部，表示群众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原来工作消极的干部，也积极起来。“四清”运动的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
在四个月的“四清”工作中，我们听到明方同志讲得最多的是群众路线和党领导的群众运动。进点前，确定两名工作人员跟他去蹲点，有人担心人太少会影响工作，劝他多要几个人带去。明方同志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去那么多人干什么？按毛主席的“十条”办，靠那里的群众，走群众路线。进点后，明方同志又决定，要跟他去的两名工作人员统一编入社教工作队。当时，我们不太理解，心想，仅有的两个人还要统一编队，怎样去完成他交给的调查题目呢？我和当地驻军的一名战士编在一个小组，插到一个生产队去。这个队比较复杂，工作起来感到很吃力。有一次汇报工作，我们向明方同志提出了人太少，东北局机关来了两人还被分到两处，无法完成预定的调查题目。名方同志为了启发教育我们，便同我么一起学习“内因和外因的关系”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让我们明确群众与工作队的关系，明确搞好“四清”靠发动群众，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可是当我们讲完了生产对的复杂情况后，还是强调工作队重要，还要求增加几个工作队员。这时，明方同志颇有风趣地说：“工作队既然重要，让社员都变成工作队不好吗，贫下中农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党的政策，那不就是工作队了吗？而且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我们按照明方同志的指示办了，把主要精力用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上，引导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明方同志也同我们一起深入群众，亲自调查，找人谈话，教育干部，在短时间内总结出一批经验，有力地指导了面上的社教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