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方同志，我早有所闻，但由于当时党还处于地下，我们不便见面，况且也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直至1932年冬，中央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赴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特委书记便由马明方代理。后来，明方同志来到我地巡视，检查佳县党的工作，我和明方同志这才算真正相识。
当时，因为马明方同志尚未到来，大家派我到马明方同志家里找他。当晚，我找到明方同志，吃完晚饭后，我俩便星夜赶到佳县寨则沟村，在张清禄同志家里开了一夜会。由马明方提议，决定：一是派常学恭到党的北方代表那里汇报工作；二是特委委员立即分赴各地，动员群众，鼓舞士气，不要因六位同志被杀而垂头丧气，裹足不前，应该更加努力地贯彻执行特委扩大会议精神，争取团结、胜利。马明方同志在敌人早已通缉之下，不怕苦，不怕死，深入各地群众之中，坚持革命斗争。他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马明方同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对党一贯忠心耿耿，坚信不移。即使我们党处在困难关头，他都能不畏艰险，全力以赴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是值得在此提及的。1951年，西北军区分配陕西军区为志愿军代买一批骡马。由于他们向上级多报了价钱，结果“三反”、“五反”时被查了出来。在事实未搞清楚、矛盾性质未定之前，《陕西日报》既未讨论，也未通过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马明方审核同意，仅由担任主管的领导批准，就擅自作了报道。报纸登出之后，明方同志深感不当，除了查询事出原因外，并亲自到陕西军区向司令员刘金轩赔礼道歉。明方同志事后对我说，他对此事虽然事先不知道，但自己作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他是应该承担一定责任的，不能遇事先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而把责任全部推到别人的头上。可见明方同志的思想境界和革命品德是很高尚的。
当时革命的生活的确是很苦的，但是大家的热情却很高。明方同志的这种作风，一直保持到全国解放以后。无论他任陕西省委书记，还是到西北局工作，乃至以后调到北京，明方同志始终穿的平常衣，吃的家乡饭。
马明方同志善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也勇于作自我批评。1934年，也是个秋季，我由佳吴地区回到特委常驻的清涧县寺嫣村。有一天，我和当地很多群众在一起拉话。有的老乡问我：你们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收了，我们欢迎，但大家这么一窝蜂地收，将来打下的粮食该怎么分配呢？这样不行。有的勤劳，有的懒惰，不公平，况且地也种不好，你们总得想出个办法啊？我明白了老乡们的意思，就是要求分配土地。
关于明方的生平事迹，马文瑞同志曾写过一篇详尽的纪念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值此陕西省组织撰写革命英烈传记之际，谨就我同明方同志以往朝夕相处、倾心交谈留下的几点深刻印象记述于后，以表达对明方同志的缅怀。
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明方同志一直过着克己、俭朴的生活。土地革命时，我们特委活动经费很少，几乎连一部急需的油印机都买不起。所以，明方同志出外巡视、检查工作，总是身无分文，走到哪里，就到哪里的同志家里食宿，即使远行，带着几个铜板，常是吃个半饱，也要把钱节省下来。冬天，他没有衣、被，除了一块毛巾和一双烂布鞋，就是他那件没有面子的，抹的油渍麻花的短皮袄。晚上，我同他常是扯着一件破羊皮大衣合衣而睡。多少年来，明方同志吃的不是南瓜、洋芋，就是小米、咸菜。记得有一次马文瑞同志从安定县巡视工作回到特委机关，由于饿得不行，向明方同志提出想吃一顿小米干饭炒猪肉，明方同志答应了。大家吃得香，都说真像是过了一个好年。
又如，中共中央西北局撤销后，明方同志调到北京工作，他母亲一起随他也到了北京。有一年，明方同志母亲病得很重，他没有因此而影响工作。在明方同志去甘肃检查工作没有几天功夫，就接到电报，要他迅速回去处理母亲的丧事。但是，明方同志没有及时回北京，一是他考虑到工作没干完，二是怕自己亲手操办影响不好。所以，明方同志只是拿了些钱，要他兄弟们操办了母亲的丧事。从以上几件事情看，明方同志无论大事小事，都是很注意严格要求自己的。
明方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勋业照千秋，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明方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从不占公家的便宜，不利用自己的职权谋个人的私利。1932年，特委机关经费极度困难，陕甘边红二十六军为了帮助陕北特委，曾送来两包特货存放我家，明方同志担心泄漏秘密，引起敌人注意，宁肯忍饥受饿，也不愿冒险卖掉，直到1934年游击战争全面开展起来，这时才拿来出手。1936年，我回到瓦窑堡住红军大学一科，明方同志那时已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有一天，我到他住地看他，明方同志对我说，他父亲来这里看他。他父亲有点嗜好，明方同志没有满足他，引起父亲的大怒，并和他吵闹。明方无可奈何，只好把他父亲送回家去。
冬书房总共有两孔窑洞，学生住一孔，马明方和特委机关的同志住一孔。由于明方同志深入群众，善于宣传群众，他在群众中很快享有很高的声望。尽管明方同志没有公开自己的身分，实际上大部分群众都知道他是共产党人。人们不仅欢迎他，爱戴他，并且很关心他，有时还把饭送给他。正是由于有了群众，有了周围各村党组织的保护，才使得明方同志和特委机关较为安全地在我村住了下来。
1933年底，北方代表派郭洪涛、李铁轮两同志到陕北特委工作。他们于1934年1月间在佳县南抓村召开了一次党团联席会议，会上除传达了北方代表对陕北特委的指示，强调了组织工作和兵运工作的重要性外，特别着重批评和指责了陕北特委犯了所谓“富农路线”，对开展陕北游击战争消极怠工的错误。当时，出席会议的特委委员，坚决不同意这位同志对陕北特委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错误批评，马明方更是据理力争。由于明方同志坚持了正确的立场，事后特委们分工时，马明方同志原任的组织部长调任为宣传部长，而组织部长却由这位同志自己担任。这是一次严重的斗争，是坚决贯彻王明“左”倾路线与坚决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明方同志无疑是党的正确路线的维护者，是坚决反对错误路线的勇士。
（1984年6月）
张达志
为了继续发展陕北革命形势，明方同志经过详尽思考，周密计划，决定召开一次特委扩大会议。1933年7月，会议终于在佳县高起家抓村召开了。明方同志亲自主持，并代表特委做了关于革命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并且具体规定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地区。特委扩大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与会同志一致拥护通过。此次会议，在原有特委委员的基础上，又增选了四名新的特委委员，增加了新的血液，充实和完善了特委领导机构，从组织上保证了特委扩大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
特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不久，特委委员王兆卿、毕维周及特委交通员高录孝和米脂县的几位领导崔明道、高庆恩、王守义等六位同志不幸被国民党逮捕。紧接着，敌人又到米脂县姜家兴庄抓捕马明方、马文瑞以及常学恭（后自首），被当地群众掩护逃脱，分散于各地知己同志家里隐蔽起来。两三天后常学恭来到我家，经我俩商定派刘光显到米脂县了解情况，得知六位被捕同志惨遭敌人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另外两名特委委员擅自跑到北京去了，仅留下的几位特委委员陆续来到我和高长久家里，商量对策。
明方同志胸怀坦白，为人正直，总是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不搞特殊化，不摆官架子。他工作细心，勤于学习，每当收到上级下发文件时，他总要再三斟酌，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总之，明方同志的长处是很多的，我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仅就我记忆深刻的几点写了出来，作为我对明方同志的纪念。
明方同志对人非常赤诚，宽宏大量。同志有了缺点或错误，他总是善意地、耐心地提出批评、帮助，不发脾气，不动辄训斥；惟对那些违法乱纪，伤害群众利益的同志却是极为严厉的。记得1933年秋，神府游击队没收了土豪两头毛驴，作为特委的活动经费，结果一位姓曹的同志把毛驴赶到山西变卖后，挥霍了一部分。明方同志知道后，找来这位同志当面严肃地批评了他一顿，并且给了他纪律处分。
马明方同志是陕西省米脂县叶家岔人，生于贫苦家庭，自幼刻苦勤学，成绩优异，思想进步。1925年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革命活动，做过许多重要的领导工作。明方同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时，因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摧残，含冤病故。
明方同志巡视检查过区委工作之后，高兴地认为：这里是个好地方，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群众基础好，本村和周围村庄党团组织也比较健全，便于进行活动。所以，决定将陕北特委机关移到我村。明方同志就住在我任教的冬书房里。
当时，佳县县委尚未成立，只是由我和高长久、刘光显三同志组成区委，我任书记。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发展党团组织，教育和动员群众，我特意在本村成立了冬书房，公开身分是教员。
我将群众这种呼声和意见向明方同志汇报之后，明方同志当即找来特委各位委员进行了商量，决定就在寺墕村召开一次专门讨论土地分配问题的会议。当时，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特委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仍然执行的是一套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好田除留给红军为公田外，全分给雇农和贫农的错误政策。尽管如此，但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明方同志是十分重视听取群众的反映和意见的。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它对陕北革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由秘密工作转向公开武装斗争，也是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
明方同志的党性是很强的，从不患得患失，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他对有的同志下车伊始的错误批评，本来很有意见，但决不犯自由主义。在分工问题上也是这样，大家认为这不合理，深表不平，而明方同志还是服从组织的调任，仍能坚持积极的工作。又如，1933年特委扩大会议选举期间，代表们经过充分酝酿、讨论，正准备选举马明方任特委书记时，崔逢运同志忽然提出：北方代表指示，特委书记一定要由工人同志担任。明方同志当即表示，支持崔逢运这一积极动议。尽管陕北当时没有产业工人，但手工业工人和雇工还是有的。经过反复酝酿，一致认为崔田夫出身雇工，党龄也长，革命坚决，斗争性强，所不足的是文化水平低，不过大家认为这是可以帮助的。田夫同志当选为特委书记后，身为组织部长的马明方，实际上仍承担着很多重要工作。即使这样，明方同志还是十分尊重崔田夫的。他亲切地称田夫同志为掌柜的，从未表示过不满的情绪和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