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罗斯从怀疑宗教出发，本想指出神道的局限，没料到得出的结论同他的初衷相反。他的探求似乎是一个失败的过程，然而这过程是多么迷人啊。这就是艺术的方式，艺术使描写人性的悲喜剧充满了神性，使语言变成诗，宗教被表演，精神被张扬，人性的探索造就了人本身：
亚里士度（亚里士多德）把那些赞美的作品定名为悲剧，那些讽刺的作品定名为喜剧。《古兰经》的篇章和神庙的蒲团，充满了精美的悲剧与喜剧。
讲述者“我”终于明白，艺术与宗教，均产生于人类精神的源头，它们是精神长河中那万变中的不变，它们的存在从蒙昧时代开始，延续到永恒。
对于宗教，对于神，艺术家的态度总是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那蓬勃的生命力使他本能地排除或亵渎神道，在作品中由衷地赞美生命，展示人性中的一切，通过悲剧和喜剧的写作来进入人生的迷宫，在那里面遨游，追逐着生的奇迹。另一方面，经过漫长的生之探索之后。他往往发现他走过的每一段旅途都与宗教的追求暗合，那就像是殊途同归似的。或者说，他的境界就在宗教的境界之中，而宗教的境界也渗透在他的境界之内。《阿凡罗斯的探求》中描写的，就是艺术家追求诗的境界的过程，这个过程步步离不开同宗教或神之间的瓜葛和恩恩怨怨，既排斥又统一，充满了迷茫困惑，也不乏刹那间的豁然开朗。
阿凡罗斯在书写到最后时发现自己进入了虚无的境界——“仿佛被火化做了乌有”。他探求的结论是：
故事一开始，写作者阿凡罗斯正在通过写作抨击神道，张扬人性。在他的写作境界里，充满勃勃生机的迷宫出现了，迷宫的一头是由潺潺的泉水滋养着的美不胜收的人生风景，另一头无限延伸，与永恒相连。但他的写作很快就遇到了障碍，一生都被幽闭在伊斯兰圈内的他，在阐述亚里士多德学说时被两个陌生的词的含义难住了：“悲剧”和“喜剧”。他颓然搁笔。这时院子里传来一阵歌声，阿凡罗斯从阳台向下张望，看见几个孩子在表演宗教仪式，他们在表演时用俗话争吵，似乎是对宗教的反讽。但阿凡罗斯从他们的表演里受到了另外的启发：悲剧和喜剧不正是类似于孩子的表演吗？或者说宗教不就是以这种形式出现在艺术中吗？这时他又想起了他的旅行家朋友阿布尔卡西姆的事，于是灵感涌出，他的写作顺利地进行下去。对神学一窍不通的阿布尔卡西姆将诗歌中的意境当做最高的信仰，他本能地忠实于这种信仰，但在神道面前，他是一个懦怯者，他不敢否定至高无上的神，却又由衷地赞美着人生。在这场神学家、旅行家和诗人的关于艺术、神和文字的讨论中，阿凡罗斯的立场其实是动摇的，他怀疑宗教是否能包罗万象，而从心里虔信艺术的力量。他的观点遭到了来自神学家方面的反驳，他犹豫不决。这时诗歌的崇拜者阿布尔卡西姆给大家讲了一个奇异的故事。这个故事因为其中的意境无法言传而不为常人所理解，所以在座的神道维护者都不理解。阿布尔卡西姆的故事发生在生命之河的入海口，几乎是世界尽头的遥远地方。旅行家穿越茫茫的沙漠到达那里，一位穆斯林商人带领他去参观一幢木房。结构怪异的木房平台上，有十几个人在表演，这些人演的是囚犯，他们在音乐声中打斗，倒下死去又复活。阿布尔卡西姆说他们在表演历史，也就是说，在表演人类精神史。阿布尔卡西姆还认为他们是在演故事，而不是讲故事。为了更生动地说明他的观点，他又用另外一个故事来说明前面的故事。他说的是两个睡觉者的表演，睡觉者进了屋子，祈祷，睡觉，睡的时候睁着双眼，然后他们睡着生长，三百零九年之后幡然醒来，将一枚钱币交与商人，和一条狗在一起……神学家问阿布尔卡西姆表演者是否说话，阿布尔卡西姆便将表演者急躁的窘态描述了一下。表演者之所以急躁是由于词不达意，因为历史的本质无法言传。但神学家认为不论什么事都是可以说清楚的。阿凡罗斯之所以在写作中想起了阿布尔卡西姆的故事，是因为他所说到的那种表演同院子里孩子们的表演性质上是一样的，阿凡罗斯在写作中才真正理解了那个故事的含义。是的，悲剧和喜剧就是人性的演出，也就是把宗教变成表演，表演的场所在世界的尽头，同虚无接壤的地方。他们的讨论接下去又涉及诗歌和语言。阿凡罗斯认为，没有一种语言是万能的，语言的表达总是局限的，词语和类比无论当时多么新鲜，总会过时。只有真正的诗歌可以使语言成为表达永恒的手段，这种表达同通常的类比无关，它凸现的是人生的本质，时间磨不掉它的魅力，只会使它越来越丰富地活在人们心中，每一代人都会在那些永恒的句子里加上新奇的想像。在这一点上，诗是最为接近表演的。阿凡罗斯谈到在蒙昧时代诗人们已经用沙漠的无限语言表述了一切。这令我们想到他所指的蒙昧时代的诗人类似于阿布尔卡西姆的囚犯表演者，也类似于当今每一位艺术追求者。那种沙漠的语言就是囚犯们发自内心的喊叫。从有表演那天起，人就有了自己的宗教。
我感到，我的故事象征着一个人，他就是过去的我。我一边写，一边觉得，为了写这个故事，我必得成为那个人；为了成为那个人，我必得写这个故事，相辅相成，直至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