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为了再现法，可惜法是无法具体把握的，它是一股风，一道光，人感觉得到它，捉不住它。但是怀着雄心壮志的艺术家决不甘心，他们从古代起就开始了这种尝试，一直努力到今天。他们为什么会抱着这样的希望与热忱呢？这是由法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法将生活变成了艺术。法体现着真正的平等与普遍，它渗透了生活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从最卑贱的到最崇高的，全都洋溢着它的精神。因为心里装着法，因为在卑琐的日常生活中到处感到法的光芒，艺术家压抑不了内在灵感的冲动，只有描绘才是他惟一的出路。这样的描绘是几乎不可能的工作，等于是要用空灵来类比恶俗，用荒谬来冒充真理。艺术家在这种工作中必须飞越巨大的鸿沟。幸亏法的专制性或统一性给了艺术家支撑，艺术家由此变得自信而又自负，因为一旦为法所雇用，便没有他描绘不了的东西。他用的是世俗的材料，表达的全是世俗以外的东西；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将对于法的想像无穷无尽地发挥下去。所以K在画家的所有画幅上都看出了那种完全一致的意志。那正是飞越了巨大鸿沟之后的意境，法的深远意境，虽然阴郁，却出自强有力的心灵。
从K同律师结缘的那天起，K的心理分析课程就开始了。有两种分析在同时进行。
寻找法庭所在地时他差不多是在随便乱走。但他又不是随便乱走，他遵循的是内心的呼唤。他的行为是内部辩论的结果，辩论让他选中了偶然性，这个偶然就是他自由生活中的必然。他盲目地，却又有几分清晰似的登上了楼梯。这时他的日常自我开始用判断力折磨他，不断地让他产生怀疑和懊悔，最后使他恼怒起来，决心不再依赖任何人的指点，独立冒险。出自本能的爆发力一占上风，法庭就找到了。这个过程中，日常判断也不是毫无作用，它的作用就是以逻辑推理的折磨来激怒K，因为爆发是同逻辑纠缠和对抗的结果。自由的选择来自K的不自由的双重性格。获得了自由的K仍然不自由，所以女人告诉他法庭到了，他还是意识不到，意识得到的只是限制与桎梏。但他毕竟作了一次自由的选择。
乡下人也受制于看门人，他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家伙，心里怀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为这幻想耗掉了自己的一生。他是一个大骗局的牺牲品。只因为他心里的欲求过于强烈，过于执著，受到的打击才分外惨痛。尽管他给人的印象一点都不优越，相对于看门人来说，他却有几大优越的地方。一是他是一个自由人，他自愿来到法的面前，也可以自愿离去，不受任何纪律的约束，只除了不能进法的大门。二是他感情丰富，尽管进不了大门，却可以始终对可能性作各种各样的想像，以这想像来消磨时光，而不像看门人干巴巴的，日子过得索然寡味。三是他有极高的悟性，这种悟性虽没能让他见到法，却在他临终时让他看到了一束亮光从法的大门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从而让他相信他等待的一生是有价值的，而木讷的看门人始终看不见法的光芒。
法将布洛克这样的被告典范呈现于K的面前，是不是要他向他学习呢？是，又不是。法虽然十分赞赏布洛克这种理想主义的虔诚（通过律师流露），但法又深知K的本性，知道他成不了布洛克，知道他要走的是另外的一条路，虽然那条路在本质上也同布洛克的路相同，或者说一个是另一个的寓言。对于K的本性中的“弱点”，法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鄙视它，希望它泯灭，一方面又欣赏它，知道K同法的沟通要借助于它来实现。所以律师最后对于K的前途的忧虑也不是单纯的忧虑，那里面一定还有某种胸有成竹的赞赏。是他亲手将K逼到这一步的，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他知道K同法短兵相接为时不远了，因而可以放心休息了。
关于这两个人谁更优越的讨论仍然是关于法的意志的讨论。人只能加入讨论，不能得出结论，结论在人的行动中，也在人的感觉里。
听差的女人作为法的帮凶，将法的意志表现得惟妙惟肖。她的一言一行都是诱惑的、引起冲动的，K简直没法抗拒。糟糕的是她一边引诱K，一边又用她的丑陋和卑劣来打消K的欲念。这一场纠缠实在糟得不能再糟了，倒不是因为K没有得到女人，或K被彻底羞辱，而是因为K投入感情纠缠了一通之后，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了。自己到底是喜欢她，渴望她，还是鄙视她，要躲开她？一切都没法确定，也似乎毫无意义。他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他成了个傻瓜。他这个傻瓜还不想走，又去和听差本人诉说他老婆的可恶之处。而听差本人说起话来更老到，更暧昧，他完全称得上是法律专家。可能他觉得自己光是说一说还不够，口头的宣传印象还不深，所以他怂恿K身临其境地去受教育，以便把自己的地位彻底搞清，将这一场审讯很好地完成。
艺术与法
律师对K的分析激发了K，使他必须反过来分析律师。说到底，K除了分析律师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有效的分析呢？对律师的分析必然会产生突围的冲动，这也是律师料到了的，律师浑身都是这种暗示。他在等待，不是等法院的判决，而是等K的觉醒。K在理性上不知道他是谁，但在潜意识里已弄清了他是谁，他要他干什么，而他就不知不觉地干了。他所采取的行动是在自欺的前提下的下意识行为，也就是说，他总在混沌中实现着自我。
难以舍弃的“弱点”
K向法的内部挺进的目的是揭露法的腐败，以便有一天能推翻自己所受到的指控，战胜法。K就是这样认识自己的行为的。这种表面的或理性的意识是一种贯彻到底的自欺。自欺并不妨碍人对世界的真正认识，反而促成人的认识，因为在理性认识的下面，深层次的、逆向运动的潜意识在同时流动着。这种生机勃勃的潜意识从根本上决定着K的生命活动。它向K暗示的是相反的东西：人不能最终战胜法，人必定会失败；人的失败是一种犯罪，人可以犯罪，也只能在犯罪中意识到罪。于是出现这样的局面：由理性支撑的自欺把握着K行动的大方向，由潜意识的自发运动形成K行动的节奏。听差的女人一同K接触，就将法的肮脏的内情向他展示，极尽炫耀和引诱之能事。如果K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的话，他就会因恶心而马上走掉。但K并不是一个单调而理性的人，所以他的行为同他的初衷背道而驰。他一同那女人见面，就把自己事先预定的任务搁置一边，先同这女人鬼混了再说（美其名曰：从法官手中争夺女人）。后来他又同作为候补执法人的大学生争风吃醋。他总是身不由己，离理性的目标越来越远，这是法的魔力在作用于他。于不知不觉中，与法的对抗变成了与自己的理性的对抗，变成了一连串的胡闹，他就在这胡闹中洞悉了法的秘密，同法达成了妥协和统一。
第二次审讯让K以死里逃生的体验大大地提高了对于法的认识。他在对于法的畏惧加深的同时，更体会到“他还是拥有自主权的”，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出自自由的选择。
在同法交战的过程中，向内追踪与叩问的过程同时展开，这两条主线是完全吻合的。
法的矛盾意志就是K的矛盾意志之体现，这种双重的意志使他在追求尘世享乐的同时不断地向往着那种纯粹的境界，他总是站在两界之间，很难断然地说他到底更爱哪一边。严厉的理性将他往死路上逼，邪恶的欲望让他抓紧时间生活，就这样向往着、向往着，在堕落中耗尽了生命，一步步临近那真正的纯粹。诗人要描述的，并不是真正的纯粹（那是无法描述的），而是对于纯粹的想像，这种想像又只有在最不纯粹的生命活动中才可以实现。这样，每一种生的冲动都成了向死亡的靠近，绝对的区分成了不可能的事，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事件整体中，从K身上区分出两种相反的法的意志。
刽子手的微妙态度
K接到电话通知要去参加初审，通知的方式表明了法的态度。一是审讯必须时常举行，K必须到场，而且要求他参加时要头脑清醒；二是时间的安排并不严格，可以随K的心愿而定。口头通知里的这两条大意似乎相矛盾。更加矛盾的是没有说出来的那些无言的要求。法既没有告诉他具体的审讯时间，也没有告诉他详细的地址，法好像在沉默中对他说：一切都取决于他本人的自觉。那么前面的严厉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正是法的方式。法所要求于K的是自由的审判、是自觉的审判，而不是限制的审判、被动的审判。也就是说，K在被审判的外部形式下，自己的内心要发动一场对于自己的审判。在这样的双重审判中，法给予K真正的自由，以让他体验法的实质。
列妮代表着人类的弱点，也就是人身上最隐蔽、最有活力的那个部分。由于她以纯粹的欲望的形式出现，去掉了一切伪装和矫饰，她一出现，K就受到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的诱惑。接着叔父就把她强行赶走了，为的是使K更惦记她。K遵循欲望的指引找到了她；她坐在K的膝头，同K进行了一场关于欲望和爱的讨论；这场讨论将K提高到一个超凡脱俗的境地。列妮坦率地说，她就代表着爱，K应该同她结合。俗气未脱的K不习惯这种真诚的、赤裸裸的表白，他用一句躲闪的话来敷衍，这时列妮就占了上风。列妮进一步表示她的欲望，K还是不敢正面回答，但已不能控制自己，就搂住她，将她拉得离自己更近。K虽抱着她，还是不习惯于这种奇异的感情，因为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所以总显得隔膜。接着列妮又同K讨论了世俗的爱。在列妮看来，K对艾尔莎的爱不能算爱，因为K不会为她牺牲自己；而且照片上的艾尔莎的衣服绷得太紧，将欲望紧紧地束缚着来给视觉以刺激，这种方式太做作，她不欣赏。最关键的一点是，艾尔莎没有生理缺陷，即她的“弱点”（欲望）完全被外部的东西遮盖了。讨论到此处，列妮向K展示她手指间的“蹼”，浑身散发出异样的刺激的气味，使得K如临仙境，立即同她坠人了欲望的河流。
整个第一章是内心矛盾慢慢展开的过程。投影的形式为K与看守、监督官、房东、毕小姐等人的冲突。在冲突中K第一次为法所钳制，又为摆脱法而挣扎。这种外部审判反过来又成为内心审判的观照，层次分明，逻辑清晰，将我们带往一个立体的世界。
最后的处决终于来了，但K还没有死，还在思考，所以他仍然要自欺到底。他坐在家中等那两个刽子手进来。他们来了之后，他又觉得他等的不应该是这样两个人（也许弄错了？也许还没有死到临头？）。即便如此，他终于还是认定他们是法派来的，然而还是不甘心，又问他们演的是什么戏（因为从未见过真正的死，希望这一次也同从前一样是演戏）。模样毫不含糊的刽子手紧紧地夹住他，以干脆的动作打消了他的幻想。K终于信服了，但还得挣扎，像粘蝇纸上的苍蝇一样挣扎，以这种自欺的方式活到最后一刻。这时死神一样的毕斯特纳小姐出现了，K记起了自己犯下的所有罪行，于是停止了挣扎，迈步向目的地进发。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一生是一个错误，结束生命是这种理性认识的必然结果。用二十只手抓住世界的欲望是可耻的，应受到最后的惩罚。这是K最后的理性认识。这时他才意识到，从前的认识全是自欺。不过这果真是最后的认识吗？他已摒除了全部的面罩同死亡汇合了吗？他的肉体在表明着相反的东西。刽子手们无法使这副叛逆的躯体驯服：无论他们怎样摆布他，总是放不熨贴；无论刽子手将屠刀如何在他面前比画，也不能使他自杀。这时远方出现了亮光和人影，那是临终者眼里最后的希望，他出于本能将双手举向天空，要抓住那不灭的希望。与此同时，刽子手的屠刀刺进了他的心脏，在屠刀转动的一刹那，他的理性还对自己作了一次最后的认识——可惜谁也无法判定那认识是不是真理了。
接下去便是同监督官相遇。监督官比看守们更严肃，K在被叫去见他时甚至必须穿一身庄严的黑衣服，在他面前也不能坐，只能站着说话。可是他在审问K时玩桌上的火柴盒，对K的申辩爱听不听的。当然他的行为并不影响法的严肃性，K也绝对不会因为监督官的这种态度有所侥幸。被他的态度所激怒的K又受到对面街上三个邻居的刺激，出于火爆的脾气就要同刚刚隐约意识到的法较量一下了，他想抹杀法的存在。这时把一切看在眼里的监督官就说话了，他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法是抹杀不了的。他的声明使得K体内隐蔽的那个自我抬头，K碰在法的铁壁上，主动屈服了。当然屈服是暂时的。监督官降服了K之后，马上又给了K一种优待。原来法根本不是要真正逮捕他，把他关起来，原来早上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做做样子的。监督官告诉他可以自由行动了。他甚至早有准备，还派了三个银行职员陪K去银行工作，免得K因为迟到而引人注意。他这种别有用心的体贴又同他刚才的强硬形成对照。他并且告诉K：他的日常生活一切照旧。是啊，一切照旧，法离不开生活。但与此同时，一切又完全不同了，变化的只是人内心深处的东西，是人的眼光，人的感觉。这就是法的奥秘。监督官的审讯是为了教会K幽默的机密，这是人间最高的机密。遗憾的是，表演幽默者不能同时意识到幽默，这大概是K作为表演者的先决条件。说到底还是这种幽默太严肃太认真了。人必须先在绝望中挣扎，然后才能在意识里（或潜意识里）嘲笑这种挣扎，否则幽默便失去根基了。由于法的这种安排，K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学会这种幽默。监督官与K的较量不就是K内心那两个自我之间的较量吗？谁会是赢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战火已经点燃了。
看守起先说得十分吓人：他被捕了，只能呆在自己的房里不许动，早餐也要由他们给他送，任何身份证件对他的案子都无济于事，他除了老老实实地集中注意力考虑自己的案子外，什么也不能做。假如K相信了看守的话，后面的戏就没有了。K理所当然地不相信看守的话，他一意孤行破坏原则，只因为原则太荒谬。不过他又不是绝对不相信看守的话，他在内心深处还是害怕惩罚的，所以他的行为总是留有充分的余地；他不敢把路堵死，他的潜意识里已隐约地感到了这种特殊的法律的存在。同样，看守也并不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坚持原则，他们并不要盯住K不放，而是采取比较宽松优待的看守方式。他们这样做或许也是为了给K留有余地？为了不把他的路堵死？或许竟是为了看K的好戏？既然法是那样可怕，为什么他们在看守K时又如此随随便便呢？
历尽了沧桑的K终于同这样一位神父站到了世界的最高处，来检阅自己那不堪回首的过程。也许是年轻人的热血和冲动使他对自己过于阴沉和严厉，虚无和悲观在此时占了上风，凡是思想所到之处一律变成了废墟。似乎是，他把自己彻底击垮了，他认定自欺的活法不值得再持续下去，他觉得自己应该作牺牲，来揭穿整个法的体系的虚伪根基。他的牺牲有种殉难的性质，为不可达到的真理，为不能实现的绝对的正义，也为尘世间不可能有的、去掉了面罩的真实生活。
K申诉书写不成，长时期地陷入苦恼之后，法派来了新的使者同他接头。来人是一名工厂主，打着来做买卖的幌子，其实另有所图。他知道K已陷入了绝境，他给K带来了一线希望，因为分析不能中断，要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于是工厂主提供的救命稻草马上被K抓住了，他推掉所有的日常工作，奔向那个地方。
K为什么要跟随毕斯特纳小姐
K终于到达了庄严的审判台前。一个自称是监狱神父的人从教堂的布道讲坛上对他讲话。没有了律师，K只能自己为自己辩护了。在这个阴森森的地方，同奇怪的神父面对面地站着，K心中的恐惧在上涨，他说话的口气变得底气不足，迷惑压倒了自信，理性的束缚面临溃散。他还在做垂死的挣扎，他问神父：一个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地被判有罪呢？神父不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告诉他：有罪的人都会提同样的问题。神父永远不会回答K的问题，因为问题本身是审判的前提。但K的反抗也是前提，K从自己的前提出发，说神父对他有偏见，所有的人全对他有偏见。神父说他理解错了，然而他无法直接将世界的结构告诉他，那样做就等于要他马上死。所以神父只是问K下一步打算怎么办。K的回答还是老调子，他说打算争取别人的帮助。神父就向他指出别人的帮助并没有用。K当然只能不相信，无意中又攻击起法官来，后来又意识到自己此举有罪，连忙又想挽回。这时神父就对他严厉地大叫了一声，情形变得于K更不利了。到此为止，神父一直是从讲坛上居高临下地对K讲话。他必须这样，才能形成令K恐怖的压倒气势。但审判毕竟是K自己的事，最后要由K自己来完成，所以神父一经K要求就从讲坛上走下来了。他们开始肩并肩在黑漆漆的教堂里来回踱步。这个时候审判才进入主题，前面的一系列问答只是序曲。
在鸿沟的两边
在执行死刑的过程中，刽子手们的态度变化十分微妙，似乎并没有某种确定的规则，而是在两极之间来回摆动。一开始这两个人十分坚决，不容K作任何辩解，紧紧地夹着他，也不让他挣扎。可是后来K停住了，那两人便也停住，仍然不放开他，却又变得遵从他的意志了。K要停他们就停，K要走他们便走，K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得到他们的应和。由于K一直在犹豫（只要不死就只能犹豫），他们也显得犹豫。他们一直在留心，只要K有选择的愿望，他们就让他作出自己的选择。K在他们的挟持之下是囚犯又是自由人，这也是他们的工作所追求的效果。K最后放弃了反抗，刽子手摆弄着他，想使他变得驯服，他们还将屠刀在他头顶上传来传去，想激发他自己动手。但K还是既不驯服也不能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死到临头还在幻想。刽子手们终于举起了屠刀。
从处决的过程可以看出，清醒的认识总要为欺骗所拉平。认识的过程无穷无尽，只要还在思想，人就要反抗逻辑。K是一个生命体现在思想上的人，所以他一直到最后都保持了冷静和理智，也保持了自欺的思维方式。他将灵魂内部的这种斗争进行到了同死亡晤面的瞬间，为人类树立了精神生活的光辉榜样。人无法说出真正的死到底是什么，但人可以从生者的角度说出对那种东西的体验，能够不断地说，说到底。人能够这样做，还因为他们具有先天的优势——自欺的本能。而死亡本身，除了存在于这种不停地“说”当中，还能存在于哪里呢？最后的真理是由K“说”出来的，而在这之前他也一直在说，他为说耗尽了心血。
但也不能说他绝对没有认出这个人。事情在K身上总是这样稀奇古怪的。他那些关于去与不去的推理，他对这项工作的矛盾态度，他努力要听懂意大利人奇怪的语言的努力，他在大教堂内为自己的滞留找理由的那些反反复复的思想斗争，以及最后留下来的举动，不都在暗示着相反的东西吗？K心里有鬼，神秘的使者就是那鬼的化身，指引着他走完最后的征途。就因为“死”的意志占了上风，“活”才显得如此急切，终于违反理性，自欺到如在梦中的地步的吧？也许，这个时候无论他眼前出现的是什么，他总找得出世俗的理由来作解释。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不能在怀疑中踌躇不前。凡是发生的，总是合理的。他必须蒙住双眼走到审判台上去，否则那审判台远在天涯，永远也走不到。
摇摆在两极之间的诗人，总是处在要不要生活的犹豫之中。突围似乎不是为了打消犹豫，而是为了陷入更深、更致命的犹豫里。生活由此变成了最甜蜜的苦刑，思想变成了极乐的折磨。双重意志将他变为了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但也可以推断出他所获得的那种幸福也不是一般的人可以享受得到的。这一切都是由于他那超出常人的灵魂的张力，这种张力使他达到的精神高度，至今仍无人超越。
K的救星是一名身份不明的画家，据说他为法院工作，画家的住处说明了他这种特殊的身份。同法挨得越近的人，处境就越可怕。画家那高高的阁楼上的小房间就是这种情况。那是贫民窟中的老鼠窝，笼子般的小房间里空气稀薄，灰尘让人没法呼吸，耗子似的残疾女孩们整天围着房子转，不给人一刻的安宁。正是在这种地方，画家根据法的旨令描绘着连他自己也不太能把握的法的幻想。由于成日里同法打交道，画家已经同司法人员一样精通于法了，所以他一听到K的案子就发生了兴趣，这样的案子正是他创作的素材。他通过工厂主向K发出了信号，他知道这个走投无路的人必定会来找他。因此当手足无措的K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真是忍俊不禁。好好地捉弄了K一番之后，画家没有忘记法交给他的任务。这任务就是深入地向K解释法，说明作为一名被告的处境，以及被告可以做的事。
经过不断的心理分析的激发，K体内的矛盾终于又一次大爆发。他擅自作出了一个胆大包天的决定，他要解雇律师，独自承担案件。虽然即使在爆发的时候仍是犹豫不决的，他终于还是去律师家了。他在那里遇到了另一名被告布洛克。商人布洛克五年以前也是同K一样性质的被告，他向K传授了他的经验，尔后又在K面前展示了他对于法的恐惧和忠贞不渝。同样是被告，布洛克同K有一个最大的区别，那就是他缺乏自欺的保护本能。他所干的一切和K所做过的也差不多，体验起来则完全不同。他太自觉了，每做下一件事都完全清楚自己做的是什么，会有些什么后果。这样的生活绝对是K忍受不了的。布洛克蜷缩在佣人的小黑屋里，终日里提心吊胆，还得阅读那些自己永远读不懂的文件，反思自己永远反思不到的罪行；他抛弃了全部的世俗生活，将自己整个奉献给法，一天天挨着日子，等着上绞架的那一天到来；他也积极地活动，但他对活动的认识同K相反，不是为了对抗法，而是为了更加效忠于法；他已经如此训练有素，坚信自己有罪，只要一听到有关案子的事就簌簌发抖，魂不附体；为了和法接近，弄清自己的罪，他也有些小诡计、小犯规；他耗尽心血，周旋于六名律师之间，但出发点不是胆大，而是害怕；他知道惩罚反正是要来的，就拼命探听确切的日期，每次探听的结果都是更加害怕，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又更加紧去探听；他也在律师的鼻子底下同女护士鬼混，但这种鬼混毫无快感可言，只是他那该死的工作的一部分。布洛克可怕的私人生活的暴露是法对K做出的威胁姿态，法在气势汹汹地问K：你能这样生活吗？这就是你的明天！真相的揭露使K陷入无比阴郁的情绪之中。他不能正视眼前的真实，他将在自欺中继续走自己的路。布洛克的生活是寓言，世俗的人不能那样生活。
写申诉书象征着分析的不可完成性，人所能够做的就是感受这种不可完成性。每当K一坐下来想到申诉书，每当他要动笔，就发觉无从着手，痛苦万分。最后的忏悔是无法写在纸上的，那是一种无比深远的意境，无处不在，无时不至。所以这样的申诉书只能是一张白纸，但又决不是一张白纸。痛苦和烦恼是实实在在的，时间和地点都历历在目。K活一天，就要把这个负担背在背上一天。即使他真的放弃了他的工作，将个人生活缩小到最低限度，负担也不会因此而减轻。那种无限性挤压着他，要找出路就只有豁出去。所以K写不了申诉书，但他可以对律师进行分析，律师是具体的、可分析的。这种分析和分析导致的突破就是他的申诉。
为了将K引上“正路”，也为了再次欣赏K体内的活力，律师在K面前演了一出戏。这出戏的表面主演是律师和布洛克，而实际的主演是K。因为K不单纯是观看，他的灵魂正在法的面前表演，这种表演马上就要达到高潮了。前台的表演和后台的隐秘表演，剧情似乎是相反的，实际上是殊途同归。律师是能够洞悉K的灵魂的那种人。他拿出了杀手锏，他期待这出戏能彻底打倒K，也期望彻底解放K。他这两个对立的目的都达到了。当K从律师家走出去时，他的感觉是如释重负，也是眼前一片黑蒙蒙。但是事情还没完。
毕斯特纳小姐
法既然同罪分不开，就必然会涉及忏悔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都是隐蔽着的，K一次也没有从理性上对自己的罪加以清晰的归纳。症结就在于作为一个世俗的人，他意识不到这种罪，于是一切都只能发生在潜意识里，发生在那种不明的欲望里。毕小姐的女友和上尉就是促使这种模糊的欲望实现的媒介。他们是K从理性上极其反感的人物，又是法的使者；他们幽默的表演是为了促使K体内的欲望抬头，让欲望冲破虚伪的外部限制，将触及灵魂的忏悔真正实现。对于一个像K这种特殊性格的人，普通的忏悔显然是不够的，他需要强烈的刺激；只有通过行动来使自我的分裂达到极致，才是他真正的追求。深知K的本性的法就想出了这种忏悔的形式，表面看似乎同忏悔无关，实际上它的深度、强度、直接性也许还超出了普通忏悔，又因其非理性的本质而更刻骨铭心。这样的忏悔对个人生活的改变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本身就在铸就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永不平静的、寻衅肇事的方式。在这种方式里，人是法的奴隶，也是自己灵魂的主人。每一次犯罪中的忏悔不是带来平和的心境，反而是使对抗更加激烈。被莫名其妙的气急败坏驱使着的人必须马上去寻找新的对手、新的事件，以便重新上演具有新的内容的老戏。仔细一回想，自从法侵入K的生活那天起，这种隐蔽的忏悔就一直在进行，凡K周围的人都是他的神父。K与毕斯特纳小姐在她房间里的交锋也是一次忏悔，只是程度要轻一些，K更加懵懂一些，所以事后还能马上进入梦乡。那一次之后犯罪意识就在他的心底潜伏下来了，他良心上不得安宁，所以才有了这第二次破釜沉舟似的行动。这一次K当然难以在事后马上进入梦乡，他的灵魂真正被触动了。微妙之处就在于这些特殊的神父们只有当K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他们的罪行时，他们才出现在K面前。一俟K有所意识，他们就不出现了。所以毕小姐不出现，出现在K面前的是两个代理人。
模拟的法的审判开始了——审判永远只能模拟，K今生不能与真正的法谋面。法问的是永恒的老问题：你是谁？法不要求K回答，因为口头的回答没有任何意义。法用这个使K蒙羞的问题激怒K，让他进行犯罪的表演，这样他就用行动回答了这个古老的问题。他的答复是多么精彩啊！这一场践踏法的爆发令在场的每个执法人大开眼界，也让他们体验到魔鬼般的痛快，法居然可以被这样践踏！他的行动正是法所企盼于他的：让他在疯狂造反的瞬间清晰地感到自己仍在法的钳制之中。不管多么疯狂，最终还是做贼心虚，而不论多么做贼心虚，到了下一次又还是要重蹈覆辙，继续疯狂。这就是法的意志。K的这一次演讲是由他个人唱独角戏的大幽默。他无师自通，于懵懂中将这人间的最高机密发挥得淋漓尽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法降临到他的心中，法同他频频地神交，给予他源源不断的灵感，既让他战胜，也让他彻底溃败。他口若悬河，内心通明透亮，他那些亵渎的雄辩，从反面证实了他心底对法的虔诚。反抗不就是服罪的表现形式吗？就因为承认其“有”，才会反复不断地强调“无”，从这强调中获得近乎歇斯底里的快感吧。在这场与法的对抗中他战胜了谁？他战胜了他自己，结果是古怪的，也是理所当然的。预审法官最后给K的忠告里肯定也包含了对他的赞赏，他不可能完全不受K的感染，观众们不是受到了强烈的感染吗？但是K可不会这样条理清晰、没完没了地去琢磨。法高深莫测，远不是他能琢磨得透的。因此，管它赞成还是反对，他豁出去了。
K必须向房东太太作个交待。为什么？有谁逼他了吗？K的动机不能往里面追究，硬要追究的话恐怕只能说他在默认中向法屈服，而他自己却认为此举是要抹去事件的痕迹，也就是抹杀法的存在。这又回到了他的老矛盾上。处在法的掌握中的K被这样的矛盾心情撕扯着，怎不一惊一咋，鬼使神差！房东太太当然没有使他的愿望落空（如果他从理性上知道自己的真实愿望是什么的话）。经过那样一场半是误解，半是下意识里的追求的谈话之后，K被她彻底拖下了水。这种事谁能断定呢？完全可能是K自己要下水！是他自己主动找房东太太讨论早上的事件。他憋不住了，一定要把他内心的矛盾对一位老年妇女倾诉。谁知道他这样做是不是为了谋求某种快感呢？尔后他又出于隐秘的嫉妒心带头挑起对毕斯特纳小姐的不满，而当房东太太果真大肆诽谤毕小姐时，他又装好人对房东太太大发脾气。他心里到底有什么鬼呢？他是来忏悔的，可是一边忏悔，一边又在犯罪，就好像忏悔是犯罪的借口一样。他卑鄙地将房东太太关在门外的举动，也许就是当初他找她诉说的初衷？要知道这一关门的罪行使法的存在又一次得到了确立。房东太太真不愧为幽默大师，幽默得K见了她就害怕，觉得她实在难缠。世界上什么东西最难缠？灵魂黑暗深处那个鬼精灵最难缠。K躲得了房东太太，躲不了自己的灵魂。况且，K究竟是要躲它还是要找它，也是难以断定的。一切都是似是而非，说不清道不明的。然而从房东太太一本正经的、甚至痛苦的表情来看，她又不像是在有意识地幽默。那么到底谁在幽默呢？房里只有两个人。应该说是不能出场的法在幽默。房东太太也是在表演幽默，或者说她在促使K意识到幽默。她和监督官承担着同一项任务。怪就怪在这种可怕的幽默不是为了消除K的反抗意志，倒是为了维持他的反抗活力。每幽默一次，反抗的情绪就愈加强烈。体内的怪物到底是要否定生存的意义，还是要肯定它呢？里面的戏和外部的戏是如何受制于同一个导演的呢？困惑的K又进入了第三幕，即同毕斯特纳小姐交手。他在第三幕里的表演令人啼笑皆非。
列妮是咄咄逼人的、赤裸裸的，而K，作为世俗的一员、习惯了伪装的人，对她身上的一切都感到好奇，马上为这个女王似的姑娘所左右了。同列妮相呼应的是K体内的欲望，她的任务就是将这欲望唤出来，让K毫无顾忌地“喜欢”她。所以K同她的胡闹是一次真正的犯罪，完全不同于和艾尔莎的关系。K同艾尔莎的关系既没有义务的约束，也不会有惩罚；那不是爱，也不是犯罪，只不过是每个属于世俗的人都做的一种游戏。同列妮的关系则是致命的，K吻过了她手上的“蹼”，就整个地属于她了。也就是说，他必须全身心地服从自己的欲望，陷入罪恶的深渊，而且他还必须承担把案子搞糟的后果，因为列妮是不会救他的。这是非常可怕的爱情，但是K又怎能抵抗得了女人手上那块奇异的“蹼”的诱惑呢？他在不太情愿的情况之下被叔父带到律师家里后，不是只有这个女人是他阴暗情绪中的亮点，是他绝望中的希望吗？不是讨论桌上的枯燥理论，而是性感的列妮带给他的狂风暴雨似的激情，使他又一次同法交手了。列妮向他证明：人身上的“弱点”是一切的根源，舍弃了它，人便不再是人，理论也会消失。这个“弱点”又是罪恶的渊源，因了它人才能不断地同法相遇。
又是一场欲望战胜理性束缚的好戏。当K在忙碌中将案子暂时忘却时，叔父这位过去的魔鬼就从记忆深处冒出来提醒他了。K对他很厌烦，因为他打乱了他的生活秩序；但K又不得不听他的将令，因为他就是K的自我。一开始叔父不断讲到案子，K不断想化解案子；相持了一会儿之后，K慢慢从日常事务中苏醒过来，战胜惰性的判断，又一次打起精神来深入他的案子。他仍然不情愿，但全身的神经不得不绷紧了，做好迎接又一次战斗的姿态。在氛围的逼迫之下，他又将案子的前后经过叙述了一遍。这是战斗前的温习，他即将面临考验。一进律师的家门K就进入了角色，他身上的倦怠之气一扫而光，案子不再是可以忽略的记忆，而成了必须面对的现实。他凭直觉（虽经叔父强调）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精力充沛地投入了自我解剖的手术中。在这一场“荒唐”中，他的欲望有多强烈，他的犯罪感就会有多真切，而且恐惧也就会有多深。他受到列妮引诱时，开始也说了些词不达意的俗套话，接下去就顺从自己的欲望了。同他日益嚣张的欲望相配，这个女人也比毕小姐和听差女人更袒露、更强有力，属于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那种类型。这时K不再是银行襄理了，他成了在法面前偷情的无耻之徒；而他又还是银行襄理，一个没有理由再活下去的骗子。K完成了叔父交给他的任务，叔父就用一通恶骂总结了他的成绩，为的是不让他回去之后又在惰性中安生，因为他的命运只能是没完没了的战争。
向内的追踪
艺术家们为什么要坚持不懈地描绘法呢？当然是为了以他们特殊的方式活下去，这种方式就是在地狱里梦想天堂。只有这种方式才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快感。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在那肮脏的、令常人窒息的小阁楼上，画家会如此地自得其乐了。如果将他抛到下面的人群里，他一定会晕倒，因为没有可供他呼吸的空气。很久以前艺术家们肯定也是从人群里来的，后来才为法所雇用；法雇用他们的时间越久，他们就越无法忍受世俗，因为不可能与世俗彻底隔离，他们只好住在高高的阁楼上，为了同法离得更近，也为了让两极相通。
仍然是鬼使神差。明明房东太太已经让他看过了毕小姐的房间，从当时看到的情况来看一切都回归到了原样，K根本用不着再向她道歉，但是心里有鬼的K还是顽固地要等她回来，他想同她谈谈。谈什么？显然是要谈他心里的鬼，而不是真的要道歉，道歉只是个幌子罢了。他在焦急中等来了姑娘，一个非同一般的、明白底细的姑娘，一个最能洞悉他的欲求和嗜好的姑娘。毕小姐的每一句话都似乎是种挑逗。她要让好斗的K毫无保留地袒露出矛盾，她要让他纠缠不清，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而看起来，她又的确是无辜的。她当然不能对K的沦陷负责，明白底细并不是她的错。一个自己要往泥潭里跳的人，旁人对他当然没有责任。原来K是自己一味下意识地要沉沦，而且他的举动给他带来那么些隐秘的快感！他迫不及待，一心要重温早上的事件。他在毕小姐这个灵敏的旁观者面前再现了早上的情景，从否定法的初衷出发，进一步地证实了法的存在。又因为这违反初衷的证实，因为表演过程中犯罪感的加强，他变得玩世不恭，变得破罐子破摔，因而一不做二不休，痛快淋漓地亵渎起法来。来自下意识的动力让他犯下弥天大罪，从而实现了法的意志。可以说，从头至尾K的举动都是暧昧的、异想天开的、自相矛盾的。每次他产生一个愿望，其行动就同那个愿望相悖，行动的结果就同那个愿望相反。而他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是很难理解的，就连自己也搞不清楚。一开始似乎是要道歉，当道歉的理由成立时却又没有道歉，相反念念不忘的是要在毕小姐面前演戏，演完了戏又胡搅蛮缠，还趁机耍流氓占毕小姐的便宜。罪行就同滚雪球似的增加着。我们不由得要感叹：这样的幽默可不是一般人承受得起的，人心深处的黑匣子谁个又有胆量去打开它！为什么说K实现了法的意志呢？因为法为罪所吸引，要让K意识到法，只有让他亲自犯罪。黑匣子就这样打开了，邪恶的能量滚滚而出，那个清醒的自我暂时靠边站，且让他做一回混世魔王，留待以后再来沉痛反省——反正，法是不会放过坏人的。毕小姐是谁？一个尤物，邪恶本能的激发者，或者说法派来的密探。这种人正好投合了K的本性，她像磁石一样吸引着K, K通过她与法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到K灭亡的前夕还在主宰着他。毕小姐同谁默契地配合演出呢？还是那个不出场的法，或者说K心里的鬼怪。那家伙终究不可战胜，所以这一幕又有点类似引蛇出洞。
由于不能直接向K讲出世界构成的秩序，神父就将这种秩序编成了一个寓言。这个寓言似乎否定了他的生活，但又没有彻底否定；它留下了很多缺口，很多讨论的余地。于是围绕这个人类生存的寓言，K同神父在黑暗中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这场探讨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法究竟要K死，还是要K活？K究竟有没有可能去掉自欺的面罩而活？如果不能，这种欺骗的活法还值不值得持续下去？这种讨论具有可以无限深入的层次，不论深入到什么程度，矛盾依然是矛盾，解脱是不可能的。不知不觉地，神父在引导K回答他自己的问题，引导他自己将对自己的最后审判完成，并亲口说出宣判的结果。当世界的铁的秩序已经铸就，当人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来丰富了法的内容时，如果法的意志倾向于要人死，面对铁的法律人是毫无办法的。然而牺牲者那傻瓜似的虔诚是多么令人感动啊！不是就连冷酷的法也为之动容，让他在临死前看到了法的光辉吗？当然那只是人的感觉，人不可抱希望，人能做的就只是一代又一代地、坚持不懈地证实法。人不可抱希望，人又必须抱希望，才有可能完成他的使命，到达彼岸的、也是自己的光辉。且不说K的那些自我欺骗，就是寓言中的看门人，也必须用小小的欺骗来引诱、挑逗乡下人，否则他是无法熬过那些寂寞的日子的。这个寓言概括了K的整个追求历程，只是K的生活比寓言更生动，更激动人心而已。从他的追求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法是K终生的理想或命运，既钳制他又敦促他，他只能用自己的行动来实现法，终极的实现是永远达不到的。我们还可以看出，K是一个理性非常强的人，不管命运将他推向什么地方，他始终保持了清醒的、逻辑的头脑，在分析，在判断，在选择行动的方式。我们更可以看出，K是一个非理性占上风的、欲望强烈的人，这种欲望往往冲破理性的藩篱，做出一些他自己事先没料到的事来。在这种时候，他非常善于调整自己的理性判断，立刻让它适应了变化的新情况。K的理性是他现实生活中的看门人，而他的欲望、他的潜意识，远比寓言中的乡下人要躁动不安，并且时常具有攻击性。这样的乡下人恐怕是很难乖乖地服从被处死的宣判结果的；只是他已经疲惫不堪了，诗人才让他暂时安息了。关于法的这次讨论是一次最为庄严的、终极的审判。神父将K摆进了法的秩序，也就是把K的生活变成了寓言之后，分析变得那样透明，关于生的各种可能性在这秩序里各就其位。即便如此，讨论还是没有限度的，人只要想继续，就可以继续下去，正如人只要想活，就可以活下去。
刽子手是死亡意识的化身。死亡意识不等于真正的死，它总是讲究形式的，这种讲究使看破红尘的K既讨厌又不耐烦。K没有想到，讲究形式的人其实就是他自己。既然是去死，又为什么还要对刽子手挑挑拣拣，为什么要提抗议，为什么撒娇不继续往前走？可见，人就是到死都是在演戏，因而到死也脱不了自己的劣根性。只因为“死”本身就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其他。那么就把戏演到底吧，只要心里知道就够了，否则还能怎样？于是K继续演戏。他跟随毕小姐回忆着自己的罪行；他害怕警察注意他们而拉住两个刽子手飞跑；直到最后，那幽灵似的影子出现，他还朝空中举起双手，发出一连串的提问。他果真保持了自己的冷静与尊严。人作为人，只能如此，既可笑，又伟大。刽子手们理解这一切，他们的体贴中暗含着激励，默默地协助着K。
代表全人类听取宣判
看守们理性上忠实于法，自愿受罚。但法的确是太可怕了，以致他们在惩罚来临时丧失了理性，变得不那么驯服了。他们信口扯谎，编造故事，甚至不惜把责任往同事身上推，想让别人代自己受罚。他们明知法是骗不过的，出于卑劣的本性，也出于恐惧，他们还是要搞欺骗，而这欺骗必定又要加重对他们的惩罚。对于被告K——未来的罪犯来说，这些情节暗示着什么呢？这里暗示的是：不要放弃活的权利，骗也好，对抗也好，人要活就只能这样干，反正到头来逃不了一死，人就只能在活法上做文章。法并不主张坐等死亡降临，相反，法对反抗的举动倒是容忍的。如果人人都成了驯服工具，法也就没有存身之地了。那么K在发现了看守们在法面前的欺骗恶行之后，对法的意志该有了全面的领悟了吧。即使不领悟也没关系，他从来就没打算去死，他离死还早得很呢。K理解了看守们的卑鄙，意味着他固执于自己要活的欲望。将心比心，处于法的淫威之下，人怎能不为了眼前过关而卑鄙呢？难道真有不怕死的人吗？目睹了酷刑的场面之后，就得将看到的情形时时记在心中，翻来覆去地体会。作为一名被起诉的被告，目前虽然还不等于罪犯，但被告的前景是不可改变的。于是法让K处在这样一种心境中：在时时看见前景的同时，时时企图改变前景。这又使人联想到前面听差的话，他说只有K可以揍大学生，因为K已经被起诉。被起诉而又尚未被判决的人可以尽全力造反，到了罪犯阶段就不行了，只能搞一搞欺骗。法的逻辑就是这样。所以K的地位是一种悬置，他不再等同于法盲（从前的K），也不同于受审者（罪犯），他是二者的中间状态。他在这场戏中从头至尾一直在企图改变法的判决，而在这样做时他又不断体会到“不可改变”这个法的宗旨。一直到了第二天，储藏室里的情景还在向K强调这个宗旨，以防他在精神上有任何的松懈。正视自己的最后归宿，同时不要放弃生活，要以积极的反抗来服从，是这场启发教育所要求于K的。这是一种不可能做到的要求，而法，就是要K去做那不可能的事。这家伙总会有办法的。
当K对蒙塔格小姐说毕小姐拒绝了他时，蒙塔格小姐就对K进行了一段长篇说教。这篇说教应理解成：代表法的毕小姐是不会断然拒绝他的，“拒绝”这种表达太严重；虽不拒绝他，却也不赞成他，只是派了她蒙小姐来与他谈判，一切都要看谈判的结果怎么样。这种隐晦的意思K当然没听懂，K也不必听懂，他只要有所行动就可以了。由此可见，这场说教的核心是行动，是表明空谈没有意义。怎样才能让K行动起来呢？只有把他逼上梁山。蒙小姐的计谋很快成功了。K又羞又恼，为报复闯进了毕小姐的房间，进一步犯罪，随后又进一步羞得无地自容。K的行为应了蒙小姐在前面说过的话，即法对他的要求既不能随便答应，也不会轻易拒绝。这句话暗示法给K提供的是一条无限的出路，永远不会有“是”或“不是”这样明确的答复，答案就在K的肚子里。K将蒙小姐的说教看做双刃剑，要致他于死地的剑，这种看法只对了一半。因为K同毕小姐之间的关系的确是重要的，K约毕小姐见面这件事也的确是要认真对待的重大事件，K既然开了头，挑起了战斗，就要打到底。蒙小姐为完成法的任务就来逼K了——逼他活下去。蒙小姐并没有耍手腕，也没有夸大什么，弄错了的是K自己，这种错误也是没法改变的——因为要活。法永远模棱两可，K的理性认识只能偏执于一端。所以，蒙小姐策略的高超来自于法的高超。法怂恿人自欺，也怂恿人揭穿自己的自欺。在法的范围内，没有什么简单的问题，人只要开始体验，就开始了情感的纠缠，人只要开始思考，就陷入悖论中不能自拔。可见蒙小姐用长篇大论来解释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蒙着自欺的面罩的K才会把这种问题看做简单的问题，可以用几句话说清的问题。
有了内审的需要之后，受审就成了一件真正严肃的事。在法的范围之内，人无处可逃，连自杀也不可能，人惟一可做的就是活着反省，任何脱离宗旨、分散注意力的行为都是法所不允许的。法无处不在，但法又是抽象之物、空洞之物，必须由犯罪人来实现它，充实它；它用优待的方式促使人犯罪，而它对罪犯的要求只有一点，那就是绝对的罪孽感。法既高高在上，统一而严密，又深人人心，用缺口吻合着人的欲望。这种两重性也是人的本质的两重性。两个K在漫长的纠缠与斗争的历程中，不断批判地实现着法——人的本质的象征。
律师工作的意义从表面看似乎是将K挡在法的门外。没完没了的分析能够带来什么呢？只有痛苦和烦恼，不会有丝毫进展。K要的是进展，看得见的进展。但进展本身恰好是看不见的，它要靠K自己做出来，就是做出来了也还是看不见。而推动进展的准备工作就是这种冗长的分析。被告通过律师的分析将自己极度受压抑的处境弄得清清楚楚，然后奋力一搏，开创出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分析的真正作用。怎能不分析呢？“活”不就是分析吗？律师细致入微的分析展示的是生存的生动画面。不要以为K完全没听懂，他只是出于自欺的本能在回避而已。律师一张口，K就感到了他的意思。律师不张口坐在他面前，他也感到了他的压力。于是在潜意识里，他接住了律师抛过来的球。律师在暗示，这种非人的处境是多么难以忍受啊。所幸的是他可以将这一切说出来，传达给K。而K，还可以做一件事，这件事他迟早会做。这是件什么事呢？K会用行动把谜底揭开的。
仔细地体会K的精神历程，我们不由得会感到，总是有两个K在对同一件事作出判断。一个是遵循逻辑的、理性的K，这个K要弄清事物的原委，要改善自己的处境，要对自己的生活加以证实和规定；另一个则是隐藏的、非理性的K，这个K挑起事端，让欲望泛滥，从而自己践踏了自己的那些规定，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搞得罪孽深重。因为有了这种分裂，内审才启动，表面的、外部的审判实际上是内审的投影。这场内耗的持久战中，究竟谁胜谁负是没有结论的。从结局来看最后似乎是矛盾激化，对生命的认识战胜了生命本身，但结局只是叙述故事的需要。
在法的压榨之下，布洛克成了一只躲在阴暗处的老鼠。他自觉地将自己看做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多余而又碍手碍脚的人。一个人，既然成了被告，在尘世便不再有立足之地，而法的领域也是拒绝他的；他成了一名乞讨者，每天眼巴巴地盼望着法能给他一点什么，好让他可以苟活下去。法当然是每次都毫无例外地拒绝，因为施舍是违反法规的。得不到任何施舍，他只好自己来制造自己的精神食粮，这些食粮体现为将来法有可能给他一点什么，于是幻想成了维系生存的惟一营养。乞讨的生涯将他的意志锻炼得无比顽强，又正因为讨不到东西，讨的欲望反而更强烈了。于是一个接一个地雇请律师去刺探，就像中了魔。被告这种身份非常微妙，他已被法所控制，但又还没有最后判罪。法和世俗两个世界都拒绝着他，他处在两界之间，但两界他都不可能脱离。即使是如布洛克这样虔诚的人，也还保留着自己小小的事务所，不然的话他哪里有钱来雇请律师呢？谁也不能彻底不食人间烟火。所以世俗生活的抛弃也是相对的，他将世俗生活转化成了为法服务的努力。这里的生活是被抽去了鲜活内容的生活，只留下空虚苍白的外壳，哪怕是最为生动的性爱也变成了例行公事。所以一开始他就和列妮说K居然会嫉妒他这样一个人，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而他自己，毫不嫉妒K对列妮的渴望。当他面对法的时候，他是一只老鼠；当他面对世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就变得非常傲慢了。一切都是他经历过的，他唾弃了一切，任何俗人都没有资格再来教训他；因为他的身心都已皈依到法这一边，在俗人里面，找不出比他更虔诚、更高尚的追求者了。刚刚出道的K同他相比还差得老远呢！
K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就上当了呢？以他的干练和敏锐，难道事前就一点都没有看出些蛛丝马迹来吗？K的判断的障碍原来还是在他自己身上。根本的原因是他不肯放弃生活。他仍然要维持自己在银行的地位（虽然那地位马上就要崩溃了），他要同副经理争高下，他要避开同事的耳目处理他的案子，他对别人的怀疑提心吊胆。为了这一切，他不敢拒绝陪伴这个意大利人。考虑到长期以来形成的种种限制，现在他除了自愿钻进圈套外还会有什么别的出路呢？他要生活，要做银行襄理，就不能看见真实，就只能有一种思维方式，因为另一种思维是通向死路、绝路的，只能回避。但是法并不因为你不去想它它就消失，它在悄悄地变得更强大。随着末日即将来临，它派出了这个连行踪都弄不清的、一举一动都古怪得无法理解的使者来同K交手。使者身上散发出的陌生气息都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K只要抛开自欺的面罩，就可以认出这个人。但K怎能不自欺呢？他的全部事业、荣耀，他为人的根本，全都在这个世界里，另一个世界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注定了不可能也不愿认出这个人，哪怕事情重复一百次也不能。
致命的考验
在同律师的关系中，从头至尾K都采取不合作的、甚至捣乱的态度；他完全不把律师放在眼里。他的举动却是律师暗暗赞同的。所以律师在K侮辱他时也完全不生气，超出了K的理解。同样超出了K的理解的是，律师企图向他证明，他的行为和布洛克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有表现形式的不同。这一点是最让K不服气的，他不能忍受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活动看做一种形式，他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喜怒哀乐，他决不放弃。当然这件事情上律师是稳操胜券的，但他同样也乐意被K战胜。K的局部胜利是他辩护的根据，何况他从这里面获得了多么大的陶醉啊！可以看出，站在界限上的律师一点都不是静止不动的，两股势力同时对他起作用，分不出谁胜谁负，于是又可以说他是相对静止的。一直到K同他分道扬镳，他仍然在原地未动。K的案件真的原地未动吗？灵魂里的革命呢？难道没有发生过吗？律师的职业是寄生于K这样的被告身上的。无论K怎样冒犯法，他都必须为其辩护。他又希望K不停地冒犯，致命地冒犯，这样他才有事做，也才有冒险的刺激。他的生命只能实现于这种特殊的辩护里头。这种辩护又不同于一般的辩护，它不是被动的，它要通过被告的进一步冒犯来实现。就是这种曲里拐弯的关系使得律师的面孔上呈现的表情永远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他要向K指出他的冒犯之处，让K反省；另一方面，他期盼着K马上又做出不可挽回的事来，以使他的辩护可以持续下去。最后K的离开既是他的心愿又违反他的心愿。这骇人听闻的冒犯给了他极大的刺激和满足，为之停止心跳他也心甘情愿。然而是不是结束得太快了呢？他真不想这么干脆地断了自己的路！离开了这个最后的被告，他的事业也就完结了。
列妮的职业是律师的护士，同时也是律师的助手。长期同律师生活在一起，她已经具有了律师的判断力和眼光。当然，由于她的职业，她更有人情味，对人的弱点更能体贴，使人产生可以亲近她、依赖她的幻想。一旦涉及法，她就变得和律师同样冷酷了，由于性别的原因有时还显得更有恶意。布洛克是一名老被告，长期住在列妮为他安排的小房间里；他那阴暗的生活使他早就丧失了往日的活力，也使他的思想变得如此单纯、执著、乏味。他也是列妮所爱的人，列妮在案子开始时就爱上了他。随着案情的持续，他越来越驯服，越来越自觉；他身上的血肉也不断变为抽象的理念（这个理念正是列妮和他所共同追求的）。所以列妮对他的爱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爱情被滤去了世俗的杂质，消除了世俗的热度，成为生硬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她同他心心相印，任何一句话、一件事他们之间都有默契。然而不可否认，平淡与厌烦也是这种爱情的必然产物。到后来布洛克终于沦为一名奴才，列妮心爱的奴才。他除了对她的眼色极其敏感，把她的愿望当做他自己的愿望之外，对世俗的一切都变得麻木不仁了。K同列妮的关系有很大的不同，列妮对K的爱也许相当于她对布洛克早期的爱。她像一个吸血鬼，一旦爱上谁，就要慢慢将那人的血吸光，让他变成空壳。K的活力远远超出了布洛克，他同列妮的关系马上变成了改造与反改造的关系，而K的坚决不服改造又正是使列妮迷醉之处。她爱他，又吸他的血，心底里又鄙视他的恶俗。K的改造过程是通过反改造来实现的，因而是不自觉的。这种不自觉同布洛克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得列妮时常对他又爱又厌恶，爱和厌恶同样强烈。律师的住所如同一个精密设计的阴谋网，列妮在里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是欲望的化身，她又使律师的理念在K身上活生生地实现，让K将法的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弄清楚，调动起K身上的主观能动性，为最后的冲刺作好准备。原来列妮的地位并不像外人看到的那么低，在律师同被告的关系上，她是起决定作用的人，没有她，律师的那些理念就只能停留在人的脑子里，真正的辩护根本无法实现。回想K初到律师府邸时，叔父对列妮极力刁难，将她看做眼中钉，不就是在从反面强调她在整个辩护中的重要性吗？要辩护就要犯罪，辩护不是在申诉书上，而是在行动的体验里实现的。列妮这个尤物成为被告行动的中心，产生行动欲望的对象，主宰了整个事件的沉浮。由于这一切隐藏得很深，律师对她的态度从头至尾都显得耐人寻味，她对律师的服从也不是被动的服从，其间充满了创造性的发挥。两人珠联璧合，构成了完美的灵魂图像。
法自始至终都在促使K揭开自欺的面罩。一次又一次地，K执行了法的命令。只是面罩下面还有面罩，以至无穷，实体永远看不到。人只能想像，只能在揭的过程中感觉它。
接着他就要进行更大的发挥了，那是典型的为自由而战。魔鬼被从心底释放出来大闹法庭，目的却是让他自己当众出丑，让他动摇自己生存的根基，让他成为既不是油漆匠也不是银行襄理的、不伦不类的自由人。他越是跳得高，越发现真相的凄惨，以及自身处境的荒谬和孤立无援。但是怎能不跳呢？怎能被法抓在手中，老老实实做一个不三不四的“油漆匠”？知其不可为而为是魔鬼的本性。包括预审法官在内的观众们充当着障碍，他们横在K的路上，以激发K运用内心的蛮力飞越他们。这种游戏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越过了这一道障碍，马上面临着更加难以逾越的新障碍。K在这场游戏中始终喘不过气来。他们时而伪装，时而露出本相；时而引诱K，时而打击K；最后还心怀鬼胎地向K表明：他完全失败了，惩罚就要降临。如果K去掉感情色彩来看的话，这些观众其实并不曾伪装。所有的都是真实的，从预审法官的严峻到某些观众的狂热，全都体现着法的要求，从而也体现着K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要求。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要求，不能实现而又不得不实现的要求。也就是说，法同时要求K屈从和反抗。由于法本身的古怪，执法人才显得不可捉摸，似乎心心相印，又似乎远隔千里。理解了法，执法人的行为就可以理解了。认识到法就是K内心深处的愿望，才能理解K那些犯法的行为。这是怎样一些执法人啊！他们虚张声势，面目冷酷，似乎马上就要履行惩罚的职责；一旦K不顾一切地大闹起来，他们又袖手旁观，听之任之，甚至还鼓励K继续造反；他们假装分化成两派，给K以某种精神上的支撑，到头来却让K发现他们是一伙的；而当K造完了这一轮反准备离开时，又轮到他们来恐吓K了。这样奇怪的执法人，超凡脱俗的执法人，从冥府深处走来的家伙，由世俗培育长大的K怎么认得出他们？不要紧，K用不着马上认出他们，后会有期。此刻他只要在他们的配合下尽力表演就行了，表演的成绩将载入他个人的史册，成为通向法的道路上的里程碑。要是说K的表演早有预谋那就错了。这种表演无法预谋，因为它是黑暗灵魂的展露。所以K在法庭上的那一番滔滔演讲完全是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的即兴发挥，是不顾一切的释放，就连他自己也没料到，因为一开始他还打算少讲话多观察呢！仍然是引蛇出洞的老手法，危机四伏的法庭上处处显出亲和力，透出希望，就仿佛他不是被叫来受审的，而是给他一个机会发表叛逆宣言。K在此前也许预料过种种困难，也许准备过许多辩护的理由，也许还规划过自己的目标；只有一样东西他不能预料到，那就是他心底的欲望，因为人心是无法预测的。同样可以说，法从来就未打算过按世俗的常规来审判他；法要进行的就是这种特殊的审判，即由K主动加入的对他自己的审判，以陌生形式出现的、K难以意识到的审判。只有让K冒犯法，践踏法，K才会意识到罪；只有让K心里的魔鬼战胜他的理性，他才会知道自己可以邪恶到什么程度，也才会知道自己的生存是一桩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是的，K所做的就是法所要求于他的、对自身的审判。这种审判由于其幽默的本质只能表演，不能被意识到。表演者的盲目使幽默分外生动，为此观众才笑弯了腰。原来反抗法就是审判自己，原来这种特殊法庭的审判与世俗的审判正好是颠倒过来的。这样全新的事物当然是K无法预料到的。
律师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向着K的，我们熟悉的面孔，满怀忧虑，迟缓、沉重，即使是振奋也只有在唠唠叨叨的谈论之中，一静下来立刻成为高深莫测的死水一潭。律师的另一副面孔则只是偶尔露一露。文中有几处是这副面孔现形的地方。当K决定鼓起勇气解雇他时，这个老谋深算的人一定早就猜到了K的来意，却一味顾左右而言他，婉转地向K表示了内心对他的爱。他曾说过被告是茫茫人海中那些最美的人，原因是对他们的审判使他们变美了。只要联想一下律师的职业，就可以推断出老人对K的爱、羡慕和关怀。可以说他为K而活着，K的案子是他老年的惟一寄托。像K这样有过人的精力而又执著于法的被告，他今生是再也碰不到了。所以他一定要手把手地为他引路，甚至将他背在背上，一直背到目的地。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律师的工作就是激怒K，促使K来反抗自己，直到K甩掉自己。律师的这个意图自始至终是隐蔽的。这就是说，K解聘律师的举动其实就是律师的心愿，他一直在促成这件事，用他的迟缓、沉重、顽固来压抑K，使K处在一种走投无路的氛围之中，使他产生只有摆脱才是惟一出路的冲动。由于隐藏着这样秘密的心思，律师听到K要解聘他的消息时，内心深处是非常兴奋的；他也许在想，这个年轻人终于上路了。他不顾寒冷从被子里跑出来坐在床沿上，告诉K他这个决定是多么重要，由于父辈的友谊和他对K的爱，他要帮忙帮到底，也就是说要促使K将决定付诸实行，而且不后悔。他在促进K的方面做了些什么呢？仍然是用K不大听得懂的那些唠唠叨叨来教育K。律师深藏的这副面孔给人的感觉是，既仁慈又无比冷酷。当他心里对K怀着深深的爱时，他是仁慈的，仁慈到可以为K牺牲自己，什么报酬都不要地牺牲；当他凝视着他和K前方的共同目标——“死”时，他毫不留情地将K往那条路上推，他的所有的兴奋点全在那上头，因为只有通往死亡的路才是“正路”。律师的矛盾意志是法的意志的又一次再现。站在法的边界上为人类辩护的人，也会将法的意志贯彻到底。
这样看待叔父是不是将他过于复杂化了呢？或许他做的一切并不是有意的，他只是履行了法的神秘职责，也就是说，他是受法调遣的木偶。但结果不还是相同的吗？人的主观意图无关紧要，值得追索的是生活。而生活本身，是一部复杂的侦探小说。只有那些饱经沧桑而仍未被征服的人，可以看出内在的复杂结构。
经过第一次的审讯，法在K的脑海中确立下来之后，K更加坐立不安了。法一步步将他的生活变成了单纯的生活，所有别样的生活都被它所渗透，或给它让路。所以他第二个星期天一早就又上那儿去了。他别无选择，难道现在还能不接受审判吗？到了那里之后法院不开庭，他还不甘心就离开，似乎还想捞点什么。他想捞什么呢？不就是深入法的内部，更加确立法的存在吗？现在他已经是这样自觉，而且摸到了一些门道，所以不用别人指点，他也知道要如何做了。法的策略是诱敌深入，K的策略是虎穴追踪，二者正好契合。表面的误解实际上是循循善诱的结果，内部和外部追求的东西实际上是同一个。
这一章描写的是第二次审讯。第二次审讯比第一次审讯更进了一步。没有人通知K, K就主动找上门去。整个审讯过程中没有法官也没有听众，也不存在开庭的事。然而这的确是一次自力更生的、无声的审讯，K再次与法遭遇，灵魂的审判向纵深发展。法的安排是多么精心，人在走进侦探故事时遇到的氛围暗示又是多么强烈！
虽然K中了叔父的计，或者说按他的要求同女看护鬼混了一场，K还是一点都看不透叔父。这诡计多端的老人等在门口，一俟K出来就冲上前来扭住他，恶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通。表面上他说了一大通粗话责备K，其实他的目的很难看透。如果从法的角度去理解，这些话差不多可以看做对K的高度赞赏！谁还能像K这样大胆、有冲劲呢？谁又能像他这样敢于面对法来犯罪呢？甚至偷情偷到了大律师家里，偷到了法的鼻子底下？叔父当然也不是一味地赞赏K；他揭露K的劣行，主要还是为了让K明白他的罪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罪，将那可怕的前途再次端出来威吓他，敦促他更加竭尽全力挽救自己。
K寻找法庭的过程就是他克服身上的惰性、用直觉战胜思想框框、反其道而行之的过程。没有坐标，没有明确的指引，没有逻辑可循，一切都遵循心底的那种神秘欲望，一切宛如在梦中发生。法只是牵引着他，要他积极主动，要他不要放弃，也要他不耍小聪明，不对自己虚伪。说不清的氛围充满了暗示，法因为看不见摸不着才无处不在。法在对K严格要求的同时又对他没有要求；法并不曾牵引他，法任其自然。K耍过了小聪明，又虚伪过了；他刚刚处于绝境，法庭就突然找到了。大约是被他在现场犯下的罪所吸引过来的吧。原来法并不阻止犯罪，还怂恿犯罪，只不过怂恿的方式别具一格；原来法离不了罪，如同鱼离不开水，只有罪的临近才使它偶尔露出峥嵘。像K这样罕见的被告是法多年经营的成果，一旦抓住了他，法永远不会放过。K的这种寻找是真正的自由之旅，短短的一刻浓缩了整个一生的经验，前来投奔法的他，身上那过人的意志已在寻找中可见一斑。表面上犹豫不决，实际上由直觉带路，这是K的派头。似乎每一步都要反复思量，都没有把握，其实每一步都遵循了内心深处的愿望。
布洛克的例子再现了K内心的激烈争斗。撕去面罩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周期性的发作导致认识一轮一轮深化。旧的面罩撕去了，底下又是新的，永远没个完，实体永远看不到。布洛克以他纯净的理想主义从反面激发了K的邪恶本能，使得K在远离他的同时又不断地靠近着他，他们将汇合于同一个目标。
毕斯特纳小姐的这位女友的策略是非常高明的。K由于找不到忏悔的对象而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他是多么想解脱啊。这个时候女友蒙塔格小姐就出场了。她来代表法打消K的幻想，告诉他他所忏悔的对象绝对不会出现了，告诉他怀抱希望本身就是一件丑恶的、需要反省的事。蒙塔格小姐之所以做出这副恶毒的面孔来羞辱K，不是为了要把K赶走了事，她暗藏着隐蔽的策略。她用言语和行动向K表示：有神父的忏悔还够不上彻底的忏悔，只有用行动折磨自己，让自己蒙羞，才是法要求于他的忏悔。蒙塔格小姐表面同K疏远，故意冷落他，暗中又牵引着他，由此让K自愿上当受骗，受了骗之后陷入长久的自责之中，而法的忏悔精神也得到发扬光大。在事件中，K总是有错过机会的感觉，这种感觉也来自于自欺。蒙塔格小姐也许没有有意欺骗他，她只是造成一些诱因，K就主动人网了。于是K进入了自欺一清醒一再自欺的轮回之中，自欺是为了犯罪，清醒是为了意识到罪。
乡下人和看门人究竟谁更优越
首先，K决定认真对付他的案子了。就因为那人在电话里通知了他吗？当然不完全是。种种迹象表明了他心里不愿意承认的事，他要采取行动了。他打算自觉革命，九点以前赶到那个地方。他这一着是屈服的一着，他自己却认为是在对抗。为了独立对抗，他拒绝任何人的帮助，要单凭自身的力量使自己得到解放。不过到底应该对抗还是屈服，他也没把握。这是个大问题。所以他一边不想一分不差地赶到那里，一边终究又加快了脚步，以便尽量在九点钟赶到。可见在此处起作用的不光是判断力，隐藏的造反者在反复问他：法到底有还是没有？如果没有，干吗要如此认真对待？如果有，干吗不依法行事？依法行事就是依这个造反者的爆发力行事，这在后面寻找地点时就充分地显露出来了。
另一种分析是K对律师的分析。K不是那种被动接受分析的人，因此在律师对他进行分析的同时，他也在分析律师。律师在分析中将K可以做的那件事的答案留给了K自己，他预料到K会于不知不觉中来做那件事。分析律师就是主动地来分析自己，只是K没意识到这一点而已。他以为分析自己就是写申诉书，他觉得申诉书没法写。不论意识没意识到，K就是这样通过对律师的分析开始了对自己的主动分析，这就是律师要求他做的那件事。在K看来，律师除了耍贫嘴之外，就是沉默地坐在那里回避问题，要么就是教训、奚落他的无知，把他当小孩对待。K一问起案子，他就用他那一大通诡辩来敷衍，从来也没打算采取实质性的步骤来推进案子，一味地强调困难，一味地强调人的行动对案子没有作用。这一切都分明是由于他的疾病、他的无能，他不敢同法院交手，害得作为被告的K只好受其连累，坐等惩罚降临。既然律师对他的案子如此没有用，他为什么不采取行动自己来推动自己的案子呢？这是K的分析得出的结论。然后他就着手行动了。K的以上分析只是理性的分析，潜伏在这下面的还有一种意识的流动，这种意识流暗示着另外一种看法：也许律师并不是无能，是K的案子本身使得他只能采取这种态度？也许他不是不敢同法院交手，而是只能采取这种迂回的方式拖延？也许K果真采取行动的话，真的会像律师预言的那样导致毁灭？但是他又怎能心甘情愿地任人宰割呢？不，他不能！即使案子真有律师暗示的那么严重，他也要拼死一搏，决不放弃。理性分析与潜意识的领悟相反，结论却一致，都是采取行动推进案子。在实施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受潜意识影响的痕迹。那种影响在理性的压抑之下隐隐约约地闪现着，直到K采取极端行动时才冒头。
第二次审讯已抛弃了被动的外壳，内在矛盾成了惟一的驱动力，因而比第一次显得少了些迷惑，多了些孤注一掷的味道。第一次审讯K主要考虑的还是撇清自己，这一次却是要去调查法庭的腐败了，完全是主动出击的派头。而同时，他那下流的本性也比第一次暴露得更多、更充分。性欲成了理念的反讽，分裂的人格导致滑稽剧底下演出着严肃的人生正剧。当我们说这是一次审讯时，指的就是这种二重性——既是法对K的继续审讯，也是内在的K对外部的K的继续审讯。空空荡荡的审讯室，无人的开庭，男女之间的胡闹与争风吃醋，从表面看似乎是一种嘲讽，其实暗含着严峻的性质。一个人被剥夺了一切理由，连死的理由和借口都被剥夺了，他只好活下去了。但法要求的又不是纯粹的赖活，不是无可奈何的活，而是要由自己内部生出理由来，为这个生出的理由全力以赴地活，并在活的过程中将这个理由又一次否定。K到了法庭后因为没人管他，他就只好自己来寻衅闹事了。他恶意诽谤桌上摆着的法典，攻击司法制度和法官，抱着亵渎的心理同听差的女人鬼混，还同法律学生打架争夺这个女人，之后他又在法庭办公室羞辱坐在过道上等候的被告，还口出狂言，将法说得一钱不值。这一次，他的一举一动都像一个无耻之徒，颇有街头流浪汉的派头了。这并不是说，他不再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规定自己的行动了。他仍然在进行那种不懈的努力，不论干什么他都有非常充足的理由：他攻击司法制度和法官是为了表明自己无罪；他同女人鬼混并为了女人打架是为了证明法的腐败或法不成其为法；他羞辱被告是为了当众宣布法的荒谬，从而抹杀法的存在；进入办公室是为了调查这个机构。所有的理由都是自欺的努力。他在自欺中闯进法的内部后，法于不言之中对于他的造反行动给予了最好的回答，这就是：法不但存在，而且可以随时毁灭他——办公室里的空气就可以让他丧命。这个回答同他理性上的努力相悖，同他潜意识里的觉醒相吻合。所以在经历了这场历险之后，他意识到也许他体内在酝酿着一次剧烈的变革，以迎接一次新的考验；同时他又认为自己还拥有自主权——继续自欺的权利。理性和欲望在此达成暂时的妥协。
给执法者画像正是画家化腐朽为神奇的经过。下级法官全是些猥琐的家伙，他们其貌不扬，没有风度。他们只有一件事可以骄傲，那就是他们是执法者，心里整天考虑着法律事务。这一件事就抹去了他们生活中的全部阴暗面，使他们生活在光环之中了。画家在描绘他们时毫无例外地都是描绘着法；于是在画面上，世俗隐退了，一切同法有关的东西显现出来，被赋予了令人激动的、新的意义。由于K同法的特殊关系，他一看见这类绘画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下意识里已经知道它们说的是什么。
以上过程可以看出，刽子手执行的是法的意志，而法的意志恰好是来自K心里的那个黑洞。这种意志在这篇作品里还比较隐晦，直到下一部长篇《城堡》产生，它才渐渐地清晰起来，结构也更复杂了。
叔父的确非常奇怪。K将他看做从过去生活中来的魔鬼，说明K早就隐约地感到了他身上的某些神秘成分。一开始叔父匆匆赶到城里，闯进K的办公室，立刻就向K打听他的案子。他是以不知情者的面貌出现的。他气急败坏，一心只想马上挽救局面。当K终于告诉他“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案子”之后，叔父的情绪和态度立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他变成了知情者，他不再急于打听案情的细节，而直接就为K考虑起各种对策来了。他议论法庭的话显得非常老到，将各种可能性都估计得很充分；他建议K去乡下避难时也显得别有用心；他也非常善于调动K的注意力，善于把握他的隐秘情绪。最后，他和K经过争吵达成一致，去找他的朋友胡尔德大律师。这一切都发生在K告诉他案情的详情之前，使人不由得要怀疑叔父一开始就是知情者。再者他自己也声称在接到女儿的信时就猜到出了什么事。那么他起先的大喊大叫，他的逼迫都只有一个目的：迫使K看到案件的严重性，全力以赴来对付案子，而不是用自欺来拖延，来逃避。他和K的位置很快转换了。他不再关心K要说些什么，而是反过来教育他。他说案子糟透了，说这种案子是日积月累后的突然爆发，而一个人遇上了这种倒霉事，惟一的可能性就是积极投入，决不可用无所谓的态度将案子搞得更糟。叔父说话时使用的那些双关语完全是法的风度。当K还在犹豫时，他不由分说地把K往法这边拖，打的却是拯救K、让K尽快从诉讼中脱身的幌子。一切都做得那么不露痕迹，那么合情合理（法本来就是合情合理的），K除了服从外，别无选择。直到好久之后K才意识到，自己被这位老叔父拖下了水（“拖”字在这里也是很可疑的）。
一种是律师对K的分析。这种长篇大论的分析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教会K辩证地看待问题的方法，不偏离法的轨道。律师的思路是这样的：申诉是很重要的，必须积极申诉。但申诉不会有看得见的结果，对此不要抱希望。不抱希望不等于可以绝望，K应当看到有利条件，这就是律师本人同官方有密切联系，有时甚至可以影响官员的判断，这是对申诉特别有好处的，这就等于坐在家里掌握了案情的进展。只不过同官方的这种关系又往往没有什么用，因为最后的判决是由偶然的、不可能知道的因素决定的，作出最后判决的高级官员谁也没有见到过。因为看不到自己工作的结果而颓废也是错误的，看不到结果不等于案子没有进展，虽然看不到结果，但下级官员带来的消息说明案子在进展，被告只要不放弃就行了，但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判决会有利于自己。这种近乎诡辩的游戏的实质是非常严肃的心理分析，也是作为病人的K可以得到的惟一治疗。当法的意志是一个矛盾时，这种分析是不会有结果的。人可以追求的就是分析本身（用行动来追求）。一旦进入这种分析，人就变成了法的奴隶，在希望与绝望的两极之间浮沉。
叔父同律师是老交情，现在又为他带来重要的业务，当然就更有理由不打招呼就闯进律师家，也有理由对一切都不礼貌地加以挑剔。律师起先不知道他带来的“业务”，显得无精打采。这时叔父就同女看护发生争执，一心要找她的碴。他的这种奇怪的行动后面暗藏着阴谋，他要使K将注意力集中于女看护而不是律师身上。一直到差点闹僵，他才摊出底牌：他是为K的事而来。律师立刻精神大振，从床上撑了起来，病也没有了，因为他知道叔父带来的业务不是一般的业务，他说为这个案子他就是把老命搭上也心甘情愿。这时房间里出现了法院办公室的主任。律师、叔父、主任三个人立刻凑到一处来谈论法律方面的事，实际上是来策划K的命运。他们有意将K晾在一边，K也就顺理成章地中了叔父的计，同女看护列妮鬼混去了。一边是为营救K而进行的生死攸关的讨论，一边是被营救的对象同女看护在律师办公室的地毯上打滚，这是多么鲜明的人的生存画面的展示啊！叔父从一开始就在暗暗努力使法的精神得到实现，也就是使法变为现实，所以他才会盯住女看护不放。现在叔父带K去律师家干什么是清楚了：让他同法纠缠不清，让人性的“弱点”充分发挥。这也是所有“案子”的内容。
房东太太
看守们的奇怪态度就是法的态度，铁面无私的表情暗示的是挑逗，挑逗暗示的是铁面无私。K当然立刻感到了这种暧昧性，于是自己也立刻变得暧昧起来，既害怕法，服从法，又时时不忘违反法，向法挑战。外部和内部的两个审判过程就同时开始向前演进了。
虽然在这一次审讯中K的态度有孤注一掷的味道，但又并不是那种底气很足、很坚决的孤注一掷，而是同以往一样，犹豫着，犹豫着，不知不觉就做下了不可挽回的事。每一举动都仍然是内部冲撞的结果。既然不开庭，为什么不回去？是为了不白来一趟。既然看到了法典就是淫书，他的案子肯定没希望了，为什么还要呆下去？是因为听差的女人有吸引力，而且愿意帮助他。既然接下去发现那女人是天生的贱货，完全帮不了他，还欺骗他，为什么还要站在那里胡思乱想呢？是出于好奇心。反正无论怎样总找得到借口来执著于法。犹豫归犹豫，取胜的总是魔鬼。同样，无论内部的欲望多么地嚣张，无论流浪汉的举动多么不管不顾，法的铜墙铁壁始终岿然不动，暂时的取胜不过是失败的前奏。抱着希望来调查法、钻法的空子的K的眼前，展现着一幕又一幕吓人的画面，将他原来的设想砸得粉碎。这种“因地施教”让他懂得了：出路是绝对没有的，就连死也不是出路，因为没理由死。法院内部的参观过程就是为了让他体验死是怎么回事，但K在那里面却一点都没想到死，因为里面的一切对他毫无意义，他的所有的意义全在外面。被法，被他自己的理性否定了的K，仍然不能死，仍然只好活下去。在获悉了法的卑鄙的内幕，在对法充满了仇恨的情况下，仍然眷恋着法，同法纠缠不清，一门心思为法而活，这种内心的张力该是多么让人惊叹！犹豫是由内部的扭斗引起的，既然魔鬼长据灵魂，既然理性决不放弃称臣，犹豫就将永远是K的行动方式。犹豫是以守为攻，以退为进。在这一章里，犹豫使得他深入到了法的内部，那个生与死的界限。由此产生的那种悟性又成为继续同法对抗，也就是继续内耗的动力。
从K自身来说，他从分析中得到了什么呢？为什么他从头至尾都想马上离开，而又从头至尾像被磁石吸住了一样，迈不动脚步？这种分析就是他下意识里所需要的。经历了那样多的灾难性事件，已经走到了今天的K，必须依仗这种强烈的刺激，来将灵魂里的这场革命进行下去。自从投身于法网以来，他的每一种自发的、盲目的举动都内含着他的自我意识，因而与法的规则贯通起来了。他从银行逃出来，奔向画家，是因为他的自救的模式要在画家这里得到更新，因为法用它的无限性、它的空虚将他折磨得痛苦不堪了，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到法本身那里找。画家的答案深藏在他的话里，长着世俗脑袋的K被他的话完全摧垮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画家就是要摧垮他那种理性的防御，让K自己战胜自己的世俗，以达到解救他的目的。在脱胎换骨的过程中，K的全面溃败意味着灵魂中新生物的成长和强大。可以说，他从死亡的分析中获得了生长的养料。K的外部举动也充分地暗示了内心的这场战争：一开始他就打算尽快找到画家，向他提几个问题，然后马上离开。接着却又不敢直奔主题，反而同画家讨论起法的问题来了，待讨论完毕，时间已过去了好一阵。好不容易进入正题，只想快点弄个水落石出，然后走路，没想到正题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要将整个司法制度向K解释一遍，他更走不成了。到画家对他的折磨终于完毕时，他真是精疲力竭，全身都散了架，而到这种时候了他居然“仍然犹豫着”，没有离开。最后画家又同他讨论起艺术来，而他也耐着性子听完了他那奇怪的见解，这才终于把门打开要走了。这一切都说明K想要的并不是他脑子里规划的那些东西。他想要的是一个谜，他在画家的阁楼上磨蹭着不走就是想等在那里看谜底的解开。他当然不知道那个时刻是等不到的，因为谜只能由他自己用行动去解。然而“等”已经表明了谜的存在和非理性的强大。画家作为灵魂的救星又一次考验了灵魂的张力，K在考验中证明了自己是合格的被告。
在这一章里自省又深化了，成了真正的自我折磨。落入法网的K变成了一个没事找事，整天同自己过不去，专钻牛角尖，甚至到了践踏自己的地步的怪人。他的个人生活随之消失了，一切活动都紧紧地围绕法转，睁眼看见的全是与法有关的蛛丝马迹，弄得他坐不能坐，站不能站，行动诡秘，疯疯癫癫。在这样的精神状况中，被压抑的欲望自然要找突破口。他就找上了毕斯特纳小姐，将毕小姐作为对手来实行他的自我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有对手呢？因为K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他的欲望不是抽象的，他自身的规定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各种关系之总和。即使是落入了法网，这一点仍然改变不了。所以自然而然地，被法渗透的生活仍然是生活，到处是日常的重压，否则一个人还能怎样活呢？K就这样开始了他的胡搅蛮缠。他的绅士风度完全被自己破坏了。他不择手段，失去了廉耻，也不顾及自己的名誉，有时还穷凶极恶起来。总之他完全变了个人。他自己并不知道这是对法的追求的结果。他只知道自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逼，他只能顺从那股力量，虽然也有犹豫和后悔。焦虑、迷惑、痛苦、懊恼以及小小的暂时的胜利喜悦，构成了这个事件的基本调子。可以看出，无论怎样自觉地追求，也依然是盲目的，离不了自欺这个前提。正因为这样，K在追求中的情感才分外地真实。他只是做了，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可以说他是鬼使神差，但又似乎不完全是鬼使神差。欲望在心中发号施令，逼他一次次出丑，逼他成为毕小姐的女友和上尉的笑柄，以便让他以后长期为此感到羞愧。
模棱两可的意识
K在一天早上醒来被困在自己的房间里。法派来了几个对他进行启蒙的使者，这几个人以冷酷的面貌出现，捍卫着法的尊严，他们傲慢已极，绝不通融，逼着K接受目前的处境。但这只是K最初的感觉。如果我们再深入地探讨一下，就会发现，从事情的初始，就有很多暧昧之处。也就是说，法并不是像他的使者宣称的那样铁板一块，而是十分暧昧的，这种暧昧里深藏着法的最终意图。
看门人是法所委派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他的职务毫不含糊，他说出来的话不可违抗，乡下人来到法的大门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了，他是专为制约乡下人而存在的。因此相对于乡下人来说，他的地位无比优越，乡下人只是他的附庸。但看门人有几大致命的弱点。一是除了不让乡下人进门之外，在其他方面他心肠都不够硬，他不断地给予乡下人小小的希望，甚至挑逗乡下人，这就间接地说明了他对乡下人的依赖性，假如乡下人耐不住寂寞走掉了，他也就用不着看门了。二是他有很不好的自负和夸大的倾向，他谎称自己知道法内部的情况，甚至暗示自己将来有可能放乡下人进去。这种说法超越了他自己的职权范围，只能归因于他头脑简单，又由于头脑简单，他在执行守门的职责时就不那么严密了。三是他是法的被动的奴才，他没有任何自由，被拴在一扇大门旁，而这扇大门只是为一个人开的。乡下人没到大门这里来之前，他坐在大门边等他，一直等到他来。乡下人来了之后他才能守门，一直守到乡下人死去。他的工作的意义全部受制于乡下人，他是乡下人的附庸。
这一章K的自省明显地加进了自虐的因素。自虐将氛围渲染得分外浓烈，丑的能动性被更充分地调动起来，魔鬼般的欣赏能力在文章后面显露出来。
纠缠毕小姐的实质在于他要向她忏悔，他对她犯下的罪孽深重，一天不忏悔就一天不得安宁。这种认识当然只停留在K的潜意识里头。他只知道自己要找她，非找不可，找她干什么是弄不清的。也许真找到了的话，又会发生上次的丑剧，而不是忏悔。但是忏悔的对象因为同法有关系，所以就不能出现，K的忏悔于是成了没有对象的忏悔。这种忏悔同宗教的忏悔是如此地不同，它不是先犯了罪，然后忏悔，而是让罪犯在进一步犯罪时去意识到罪。K的忏悔就采取了这种自我折磨、没有神父的古怪形式。也许毕小姐的女友是代理神父，可能还加上上尉。只是代理神父的职能在这里不是倾听，不是抚慰和平息，却是挑起战火，使K内部的战争打得更激烈。K认不出这两个人的真实面貌，正如他认不出自己的本质；他将这两个人看做不共戴天的敌人，自己继续着犯罪的勾当，最后终于在这勾当里羞愧难当，给法为他设计的这场特殊的忏悔画上句号。当K溜回房间去时，不能露面的毕小姐也完成了任务。
作为执法人的打手和看守，他们的任务就是教育K，将上级的精神通过言语或行动来传达给K。K在那个晚上看到的，就是法为了启发他而设计的这样一场戏。这场戏很惨烈，法将它的意志里吓人的那一面强调着，颇有要人万念俱灰的气势。在K努力尝试了企图通融的手段而不能奏效之后，打手举起了要命的皮鞭，一场命案就要出现在K眼前——当然只能是表演。在目睹了这样的场面之后，K如果没有自欺的保护本能，还能不魂飞魄散？法既收买不了，也绝不通融，那么罪犯除了坐着等死以外还能如何？幸亏K是一名被告，还不会马上遭到这样的处罚。按照法的规定他还有很大的活动余地，他可以充分利用这个规定为自己奔走，但逃不了最后惩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是法的启示就仅限于这一面吗？这场戏里还有一些暧昧的细节。
列妮同布洛克及K的关系
律师的另一面
将叔父同法的关系搞清后，他的一系列古怪行为也就有了解释。他一开始就倚老卖老地冲进办公室，无视K的日常工作，是向他表明：现在只有法才是K惟一的工作，其他都见鬼去。接着他假装（也可能是真的）紧张，要K吐露真情；在询问K时，他严肃到极点，是为了强调法的至高无上，为了让K少一点矫饰，正面对待这件事。包括他后来试探性地提议K躲到乡下去，也是通过激将法让K再次明白：法是躲不了的，必须拼全力来独自对付。K同叔父统一了看法之后，叔父就带着他去投奔律师。他说律师是“穷人的律师”，也就是说，他只为那些最需要辩护的人辩护。叔父的一系列举动就是为了告诉K：他现在一刻也离不开法了，马上行动起来为自己辩护是惟一的出路。将K的情绪调动起来之后，一切条件成熟，他们坐上车风驰电掣般地奔向律师家。当K误认为他是要同律师面对面讨论案件时，叔父却用计谋将他调遣到女看护列妮的身边。因为抽象的讨论对K没有意义，K此刻的当务之急是到女看护身边去发挥。也就是说，他只有在犯罪当中才能体会到讨论的主题。待K同列妮尽情发挥过后，叔父又老谋深算地等在门外，以便将K臭骂一顿。后来他就不再出现了，他完成了监护的任务。
诗人的犹豫
在临终时刻出现的毕斯特纳小姐既使他回忆起自己的罪，也使他打消继续活下去的欲望。此时的K可以说是百感交集，也可以说是脑海空空。这个特殊的女人，曾经给他留下了那么多耻辱的记忆，叫他怎么忘得了？可是那些个记忆，在这样的时刻，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种游戏罢了。毕斯特纳小姐以尤物和死神的双重身份在前方招引着K, K不由自主地跟了她一段路。这种跟随有两重意义：一是跟着她，趁着还有一点时间在心里向她彻底忏悔，以便死前卸去良心上的重压；二是由她带领走向死亡，因为她的存在提醒着K，挽回是不可能的，犹豫也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一种跟随是自欺，也是对自欺的揭露。跟随了一段时间之后，死的意志终于占了上风，K自动放弃了她，独自承担着自己的罪恶走下去。这个时候他已经明白，他的忏悔已没有意义了，任何一种忏悔都没有意义了。他被普遍的罪恶意识淹没了。而且他也不想再挽回，也用不着她来提醒自己了。离开了毕斯特纳小姐，同两个机器人似的刽子手单独相处，才让他尝到了真正的孤零零的味道，也就是独自承担的味道。任何借口，任何讨论，任何抗议，都将消失在那巨大的真理之中。在这个世界上，他是真正的一个人了，而同时，他又是全人类。一切都来不及补救了，但一切都最后完成了。
读完全书，我们陷入一种深深的困惑之中，我们面对着一个最大的疑问：法的意志究竟是什么？法到底是要K死，还是要K活呢？故事的结局已经表明了这种意志，也就是说，法要K死，如同K一直理解的那样。然而在漫长的过程中，K遇到了那样多的引诱，那样多的希望，那样多的突围的缺口，它们都在反驳着上述单一的结论；它们不断地用暧昧的语气告诉K，法要K活，活着来体验罪，而不单纯是为了最后的惩罚，如同K一直在下意识里隐约感到的那样。法的意志的矛盾一展露出来，永恒的较量就由此开端了，又正因为它是一个矛盾，底蕴才显得深不可测。人可以追索、叩问，但不能从单方面下结论，它是一股能动的力，由两股相反的力合成，并通过这两股力的扭斗和撞击向前运动。在形式上，K最后死了，似乎死更能体现法的意志，但留给读者的思索却是关于活的思索。不然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呢？
女友的策略
K在这一章中的情绪斗争
K就要离开神父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将他和神父隔在了两边。K对神父是那样地恋恋不舍，他心里又是那样地不甘心。他对什么不甘心呢？当然是对法作出的判决不甘心。他已无力再进行挽救的抗争，但他死不瞑目。分别之前双方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对话，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双关语，每一句话都在阐明法的意志。K留在此岸，神父消失在彼岸的黑暗中。双方心里都明白了，不久他们将在同一个地方汇合。
每当K落入了某种处境而又不自觉、不甘心时，法就会派出使者来向K强调这种处境，打消他的犹豫和幻想，让他变得脚踏实地起来，让他“认命”，这种认命又不是通常被动的认命，而是另有内容。做事风风火火的叔父使K从醉生梦死中惊醒过来，像从前一样担负起了监护人的工作——一种非常高级的监护。彻底批判了K的侥幸心理之后，他将K带到真正的导师——大律师的家里。于是通过这种半强制半自愿的办法，K又一次同法短兵相接了。这样看起来，叔父不仅仅是K生活上的保护人，也是他思想上的保护人。虽说K已成年，经济上已独立，谁能保证他不在思想上误人歧途呢？喜欢大包大揽的叔父又具有十分清醒的头脑，他知道一切都要依仗于K的自愿，成功的动力全在K自己身上。所以他才同K辩论，通过辩论调动起K的能量和自信心，以迎接新一轮的挑战。这个表面粗鲁的叔父实际上粗中有细，料事如神。他在律师家的表现更证明了这一点。
罪行积累着，法快要露出狰狞的面貌，“死”的意志渐渐占了上风。一个雨濛濛的早晨，法派来了神秘的使者。这名使者以意大利顾客的身份出现，从头至尾讲着K听不懂的语言，后面的举动更是令人毛骨悚然。他将K约到阴沉沉的大教堂，让K一个人呆在那恐怖的黑暗中，自己却始终不出现。整个策划和教堂的氛围都暗示着这是一次死亡之约，因为最后的审判就要到来了。
K对神父的爱是对一种透明的理念的爱，理念是专横的，它要求K用生命来实现那种爱。同样爱生活的K终于一步步将自己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能放弃的都放弃了。虽然K最后还强调了一次自己是一家银行的襄理，但那只是出于反抗的本性，他心里明白这种强调已完全失去了意义。神父最后对K说：法是不会向他提要求的。此话应理解成：凡是法要求于K的，都是K出于自由意志所追求的；人意识到了的东西，就是法的要求。那么法到底是人所制定的，还是一种先验的东西呢？应该说两者都是。多年前灵魂深处的变化导致了法的萌芽，这种萌芽一旦被人意识到，立刻就发展成了体系，发展成体系的法又反过来作用于人的灵魂深处，引起革命。所以从未见过面的最高官员、神秘的法典等，全都来自于灵魂里面的那个黑洞，那个地方的活动是任何人都操纵不了的，谁也无法弄清楚的。这就使得在那种情况下产生的法带有很大的先验的性质。然而这种神秘而朦胧的法有一个缺陷，就是它不能直接显现，它依赖于人的理性意识和这意识指导下的行动来实现自身。于是人在执行那种神秘意志的时候就给自己订下了种种规章制度，这种制度就是法的外形。久而久之，人的灵魂就同他的外部存在分家了。他们被隔在鸿沟的两边，今生不能相会，但却有神秘的使者飞越鸿沟，来来往往，将灵魂的信息传达给人，以规范人的行为，同时又从人的生命活动里吸收营养，以丰富灵魂本身。
法一旦在K的灵魂里扎根，就显露出它的不堪入目的真实内容了。法庭既然设在人间，就脱不了荒谬和丑陋。法甚至将自身构成的这些材料以夸张的方式凸现于人们面前：法庭上摆着淫书充做法典，法官们偷鸡摸狗，下属们乱七八糟。法以这种方式展示着人类的惨状，也展示着辩证的魔术，并于无言之中告诉K：即使到了这种地步，人还是要审判自己，因为这是惟一的获救的途径。浑身都是正义感的K感到震惊，他要和法的腐败作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什么呢？实质并非K脑子里那些浮泛的观念，实质是K灵魂深处的逆向运动，即意识到自己的罪。越斗争，越深入，这种意识也越清晰。最后他不是到了寸步难行，要两个人架着他走路的地步吗？似乎是K中了法的圈套，其实是法使K用本能的自欺引导自己进行自我认识。在法院办公室外面同听差的老婆经历了那场丑恶的纠缠之后，K又进到了办公室里面。办公室所在地是与世俗隔开的，因而这里不存在丑恶，可以说是相对纯粹的地方。K进去之后才知道，这样的地方他更不能呆，因为里面没有供他呼吸的空气，连大脑也在这样的氛围里逐渐麻痹，停止了思想。这就是他深入虎穴得到的经验。将K在法庭外面和里面获得的经验综合起来，构成了这样的印象：法是不能真正进入的，尽头是完全的虚空，探索到底必然同“死”相遇；法又并不是和“死”一样完全空虚的东西，它实现于人间，由世俗的罪恶所滋养；法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有这样多的执法人为它服务，有这样多的罪犯同它发生关系。
画家首先要K确定自己的清白无辜，也就是说，自己确定自己是一个知道法的存在、但不知道法是什么、而又决心自欺到底的人。这样的人正是画家的素材，或猎物。确定了以上根本的东西之后，他就可以对K进行尽兴的分析了。他说他一个人就可以让K解脱。他所指的“解脱”是法的意义上的术语，在K听来却误解成世俗的意思。然后他就滔滔不绝、苦口婆心地向K描述了解脱的方法和内容，他自己也在描述中获得了极大的快感。他的描述看起来如同圈套，其实是非常严肃的、法律履行过程的模式，同律师叙说的模式一样。解脱是什么呢？解脱就是被告在法的桎梏的间隙里尽力挣扎，不论被告选择哪种桎梏，它们都有相同的功能。人的自由就是戴上桎梏的自由，以及挣扎的自由。法所提供的两种解脱的方法都会导致K同法的联系的加强，从而被法更加牢固地控制，成为真正的笼中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这两种模式中，法又逼着人大显神通，大搞“幕后活动”（潜意识活动），将个人的潜力发挥到极致。每当人意识到控制，前景就呈现一片阴暗；每当人投入创造性的活动，前景就透出光明。这两种意志的此消彼长就是那永恒矛盾之体现。在这场角逐般的分析中，无处可逃的K始终执著于光明面，阎王似的画家则执著于黑暗面。也许双方都在演戏，但这场戏是致命的，这种严肃也是十分恐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