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头。我答应了他。
鲍里斯没有失约。我们被赋予部分自治权，重新设置了由日本俘虏兵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由中校领导。以前那种俄国看守和警卫暴行被禁止，所内治安由委员会负责。新政治督导员的（即鲍里斯的）表面姿态是：只要不闹事和完成生产定额，其他事不加干涉。这种看上去堪称民主的改革，对我们俘虏自然是一大喜讯。
"真是了不起！只要有众多你这样的日本人，日本早晚会从战败混乱中崛起。可是苏联不行。很遗憾，几乎没有希望。沙皇时代还多少好一点，至少沙皇不必一一动脑考虑繁琐的是是非非。我们列宁从马克思理论中搬出自己能够理解一部分为己所用，我们斯大林从列宁理论中搬出自己能够理解的部分---量少得可怜---为己所用。而在这个国家里，理解范围越窄的家伙越能执掌大权，愈窄愈妙。记住，间官中尉，在这个国家求生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要想象。想象的俄罗斯人必遭灭顶之灾。我当然不想象。我的工作是让别人想象，这是我的衣食之源。这点你最好牢牢记住。至少在这里的时间里你要想象什么，就想起我的脸来，并提醒自己这可不成这要掉脑袋的。这是我的无价忠告：想象让别人去想！"
这当儿，听得枪声的塔尔塔尔手握大手枪闯进屋来。鲍里斯制止道：
"我早就晓得你想杀我。"鲍里斯静静地说，"你在脑海中反复想象杀我的场面，对吧？以前我应该向你忠告过，想象是要掉脑袋的。不过算了，反正归根结底你没办法杀我。"
一般情况下，对此我想必一口回绝。我无意当鲍里斯的噗呼出卖同伴只求自己一人享福。假如因拒绝而被鲍里斯杀了，对于我莫如说正中下怀。但那时我脑袋里产生了一个计划。
总而言之，我热心而忠实地履行鲍里斯秘书一职。我将他混乱不堪的账簿和库存目录一一加以清理，物品和资金流向也弄得有条不紊一目了然。我分门别类地造册登记，以便马上可以查出何物何款在何处数量多少以及升值动向如何。我把他收买的人列了个长长的一览表，计算出其"所需经费"。我从早到晚为他忙个不停。结果使我原本不多的朋友统统弃我而去。人们认为我已沦为鲍里斯的忠实走卒，为人一钱不值，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可叹的是，纵使现在他们恐怕也在这样看我）。尼古拉也跟我再无二话。以前要好的两三个日本俘虏也对我避而远之。相反也有人因我得鲍里斯赏识而朝我接近，但我这方面又拒之门外。这样，我在收容所里愈发孤立和孤独起来。我所以免于被杀，无非因为我有鲍里斯这个后台。我被鲍里斯视为至宝，杀了我不可能简单了事。人们完全知道鲍里斯会在必要情况下变得如何残忍。其有名的剥皮情节在这里也成了传奇。
与此同时，从事劳动的囚犯们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其尸体一如从前被一个个投入竖井。鲍里斯严格检查囚犯的体能，对体弱者一开始便彻底驱使，削减营养，为减少人数而使其劳累消耗致死。而将那部分粮食转给身体强壮的人，提高生产效率。收容所完全成了效率第一、弱肉强食的世界。强者多吃多占，弱者连连倒下。劳动力不够用，又有新的囚犯像运家畜一样塞满货物列车从哪里运来。严重时候运输途中即有差不多两成死去，但谁都不放在心上。新来的几乎全是从西边运来的俄国人和东欧人，对鲍里斯来说，难得的是西边斯大林朝三暮四的强权政治似乎仍在继续。
他如此把枪挂在衣架上实在十分罕见。谨小慎微的鲍里斯伏案工作时枪总是藏在右手下的抽屉里以便能随时抽出。但这天晚间不知何故他心情很好也很饶舌。大约因此而放松了平日的警惕。这对我正是千载良机。至于如何单手卸下安全检和如何将第一发子弹迅速上膛。这动作迄今我不知在脑海里重复了多少次。我毅然起身，装作去取文件的模样往衣架前走去。鲍里斯正专心写信，看也没看我一眼。通过时我悄悄从皮套里拔出手枪。手枪不大，一只手攥得严严的。无论握感还是稳定性，一上手我就知是一把好枪。我站在他面前，卸下安全检，双腿挟枪，右手将枪栓往后一拉送子弹上健。随着这干涩的一声轻响，鲍里斯总算抬起头来。我将枪口对准他的脸。
"我们早有交往，大可不必那么冷若冰霜嘛！"鲍里斯边笑边道，"开门见山地说，可以的话，我打算把你作为部下收在身边。就是说，想请你在此协助我工作。这个地方遗憾的是能动脑思考的人实在少而又少。依我之见，你虽然胳膊只有一只，脑袋却很够用。所以只要你肯当我秘书一类的角色，作为我非常求之不得，可以为你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使你在此快活度日。你肯定能久活下去甚至可以返回日本。在这地方跟着我绝对没亏吃。"
让别人想象（剥皮鲍里斯故事的继续）
故事很奇妙很长。坦率地说我很难知晓对您到底有怎样的意义。或许一切不过是一个口齿不灵的老者的车轮辘话。但我无论如何都想讲给您听。我觉得必须讲给您。从信上您不难得知，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败北者、失落者，是不具有任何资格的人。在预言和诅咒的魔力下，我不爱任何人，也没受任何人爱。我将作为空壳日后消失在一片漆黑之中。但由于总算将这段故事交付了您，我觉得自己可以带着些许安详的心境杳然遁去。
据尼古拉讲（他愈发沉默寡言），他认识的几个俄国人夜里人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对外说是下落不明或作为事故处理，而实际上无疑是给鲍里斯的爪牙悄悄"干掉了"。人们只要对鲍里斯的意向、命令稍有不从便临生命危险。有几个人向党中央上告这里的不正当行为，结果因事情败露而失踪。"听说为了杀一做百。那些家伙连七岁小孩都不放过，"尼古拉脸色发青地偷偷告诉我，"而且是在父母面前活活打死的。"
用不着感谢，也不必报答。我说。
但，我越是在收容所里孤立，鲍里斯越是对我信任。对我井井有条手段高明的工作情况啧啧称赞，大为满足。
我的计划是杀死鲍里斯。当然，杀死他一个人也无从保证我们处境好转，大同小异的地狱生活仍将持续下去。但不管怎样，我不能允许这个世界有鲍里斯这个人存在。如尼古拉所预言，他简直是条毒蛇，必须有个人砍掉他的脑袋。
新上任的政治督导员在以秘密警察为后盾的鲍里斯面前完全抬不起头，于是鲍里斯趁机将收容所和煤矿镇变成自己为所欲为的领地。阴谋与恐怖在这里成了家常便饭。鲍里斯从囚犯和看守中挑选出残忍而魁梧的人加以训练（这地方不缺少此类人），组成近卫队一样的团伙。他们武装以枪、刀、尖镐，按鲍里斯的命令对不从其意的人进行威胁、伤害或者有时拉去哪里打杀。任何人对他们都无能为力。军方派来负责煤矿警备的一个连队，也对这伙人的胡作非为徉作不知。那时就连军队也无法轻易对鲍里斯下手了。军方只在后头悠然负责车站和兵营附近的警备，对于煤矿和收容所里发生的事情基本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一天，我忽然被叫到鲍里斯作为事务所使用的建筑物里。已许久没见鲍里斯了。他像在站长室见到时那样坐在桌子前喝茶，背后依然屏风般站着腰插一支大自动手枪的塔尔塔尔。我一进去，鲍里斯回头示意蒙古人出去。于是只剩我们两人。
他大约花半年时间确立坚如磐石的独裁王国，其后回过头来镇压我们日本俘虏。中校因在几个问题上代表日本俘虏兵利益同鲍里斯针锋相对而被其除掉。那时委员会里不仰鲍里斯鼻息的人便只剩中校及其几个同伴。中校夜里被人按住手脚扼住喉咙，用湿手巾蒙在脸上窒息而死。那当然是按鲍里斯命令干的。他命令委员会指使日本人杀害了中校。中校的死被作为病死简单了结。我们晓得谁直接下的手，但不能说出口。因为当时便已有鲍里斯的特务潜入我们中间，无法在人前随便开口。中校遇害之后，日本人委员会的委员长通过互选由对鲍里斯言听计从的人接任。
"对你是够可惜的,枪里没上子弹。"他给自来水笔拧好笔帽后说道，"上没上子弹从重量即可得知。上下摇一下看看，7．65毫米的子弹8发约有80克自重。"
半天谁都没有开口，谁都一动不动。之后鲍里斯从椅子站起，缓缓弓腰拾起我掉在地板上的瓦尔萨。他不无意味地看着手里的枪，静静摇头，把抢插回枪套。随后安慰我似地轻拍两下我的臂膀。
"怎么样，间宫中尉，我是言而有信的，是吧？"
我右手握瓦尔萨，笔直前伸，瞄准他仿佛看穿一切的冷冷笑面的正中间沉着地扣动扳机，手中稳稳控制住反冲击力。无比完美的一发。然而子弹仍紧贴他脑皮擦过，仅仅将其身后座钟击得粉碎。鲍里斯眉毛都丝毫未动。他照样背靠椅背，始终以蛇一样的目光逼视我的脸。手枪”哐啷”一声掉在地板上。
"这是实弹，"他说，"一点不骗你。装上打我好了。对你这是最后机会。如果真想杀我的话，只管瞄准开枪！如果没打中，就不得把我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我的秘密告诉给世界任何人。答应我，这是我们的交易。"
回国日期临近的3月一天夜里，杀他的绝好机会出现在我面前。当时房间里只鲍里斯和我两个人，总贴着他的塔尔塔尔也不在场。时近晚间9点，我一如往日整理账簿，鲍里斯对着桌子写信。他这么晚还在办公室里是很少有的事。他一边呷着玻璃杯里的白兰地，一边用自来水笔在信笺上疾驰。衣架上连同他的皮大衣和帽子挂着装有手枪的皮枪套。手枪不是苏军配给的大手枪，是德国造的瓦尔萨PPK。那是鲍里斯在多端河渡河战役后从俘虏的纳粹党卫军中校身上没收得来的。手枪擦得侵亮，枪柄打着闪电形状的SS标记。他侍弄手枪时我看得很仔细，知道弹舱里经常塞有8发实弹。
我不能不感到自己负有将中校引见给鲍里斯的责任。当然即使我不参与，鲍里斯也会通过别的渠道打入我们中间，迟早会出现同样情况。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可以多少减轻一点内心痛楚。我那时判断失误，自以为得意地干了错事。
不知什么缘故，他好像彻底信任我这个人，根本不担心我会把它的秘密泄露出去，现在想来都觉不可思议。对于俄国人及其他白人，他总是疑神疑鬼，严加防范，而对蒙古人和日本人则莫如说怀有百分之百的依赖感。也许认为我即使泄秘也别无损害。说到底，我究竟又能向谁道穿他的秘密呢？我身边清一色是鲍里斯的爪牙，而这些人无不从鲍里斯的营私舞弊中捞得残羹剩饭。由于他贪污占用食品药品中饱私囊而遭受涂炭之苦以至丧生殒命的是软弱无力的囚犯和俘虏。况且所有邮件都受检查，禁止同外界接触。
鲍里斯摇头叹了口气。
随后鲍里斯从手心上的子弹取出两粒朝我脚前扔来，两粒子弹”啪啦啦”滚到我脚下。
如此转眼过去半年。到1947年秋末，我于他已经成了必不可少的存在。我负责他活动的实务性部分"塔尔塔尔"和近卫队负责暴力部分。鲍里斯仍未被莫斯科秘密警察召回。但此时他看样子已不怎么想回莫斯科了。他在收容所和煤矿中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坚不可摧的王国，在此他活得畅快淋漓。他可以在强有力的私家军队保护下，四平八稳地积蓄财产。说不走莫斯科上层也有意不把他叫回中央，而将他放在这里巩固西伯利亚统治地盘。莫斯科同鲍里斯之间有频繁的信件往来。当然不是邮寄，而由密使乘火车一一送达。密使们个个牛高马大，眼神冷若冰霜。他们一进门，室内温度都骤然下降。
当然，这数月蜜月时间里鲍里斯对我们也并非放任不管。他悄悄然而稳稳地埋下了基石---鲍里斯逐个威胁或收买日本人委员会成员，暗地里一步步使委员会处于地控制之下。但由于他推进得非常谨慎，避免使用露骨的暴力，因而我们完全没有觉察到他的用心。觉察到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就是说，鲍里斯在自治名义下使众人麻痹大意，从而更有成效地确立了他铁一样的独裁体制。其计算恶魔一般精确而冷静。不错，无谓而无用的暴力是从我们身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冷酷计算的新型暴力。
祝你拥有无悔无憾的美好人生！
我把枪挟在两腿之间，按保险扣拔下弹舱，装上两粒子弹。一只手做来并非易事，何况手在不停地微微发抖。鲍里斯以若无其事的神情看着我这一系列动作，脸上甚至透出微笑。我将弹舱插进枪柄，准口也瞄定他两眼正中，控制住手指颤抖一扣扳机。很大的枪声炸响在房间。但子弹掠过鲍里斯耳侧打入墙壁，打得白石灰纷纷四溅。相距不过两米，我却未得命中。绝非我枪法不行。驻新京时我练射击甚是执着。虽说是单臂，但我右手握力比一般人大，且瓦尔萨手枪稳定性好易于瞄准同我手也正相吻合。我不能相信自己误失目标。我拉栓再次瞄准，深深吸了口气，口中自语我必须干掉此人。只有干掉此人，才能活出点意义。
"别动手！"他声音尖厉，"让间官朝我开枪。如果碰巧把我打死，再随你收拾他不迟。"
鲍里斯交给我的工作不那么简单，必须处理的杂务堆积如山。最重要的是为鲍里斯管理个人财产。鲍里斯将莫斯科国际红十字会送来的食品衣物以及医药的一部分（约占总数的四成之多）贪污下来运进秘密仓库，之后到处抛售。他还将部分原煤用货车运往别处，通过地下渠道流出。燃料慢性短缺，供不应求。他收买了铁道工作人员和站长，足可以为私人生意随心所欲调用火车。负责警备的部队也因得了食物金钱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于有这种"营业"，他已经积累了惊人数额的财产。他向我解释说以后将作秘密警察活动资金之用。说他们本身的活动需要不便留下正式记录的大量资金，而他自己就是在此秘密筹资。但那是谎言。当然，其中极小一部分或许上交给了莫斯科，但绝大部分我坚信都已变为其个人资产。详细的我不清楚，但情况似乎是他将这笔钱通过秘密渠道汇往外国银行上的账户，或者换成金子。
"是那样的，间宫中尉，"鲍里斯说，"传说是真的。不远的将来你们会全部返回日本。国际舆论压力也越来越大，不可能永远把你们当劳动力使用下去。不过，怎么样，中尉，我有个建议---你有没有不是作为俘虏而作为自由的苏联公民留在这个国家的想法？你为我工作得十分出色，你走了找后任很不容易。反正你回日本也身无分文，相比之下笃定在我身边快活。听说日本吃都吃不上，人一个接一个饿死。而这里金钱女人权力应有尽有。"
这是我最后见剥皮鲍里斯。一星期后我离开收容所，乘火车到纳霍德卡。在那里又几经周折，翌年初终于返回日本。
"瞄准，间宫中尉！这可是最后一发了。"鲍里斯仍面带笑意。
是的，我回答。不错，他是言而有信，很遗憾，他并非说谎。他向我许下的诺言确实实现了，一如同恶魔的情和。
鲍里斯的建议是认真的。大概认为我知道他个人秘密知道得太多，把这样的人放出手去未免有点危险。拒绝了，他或许为灭口把我除掉。但我已无所畏惧，我说谢谢你的建议，但自己放心不下留在故乡的父母和妹妹，还是想回国。鲍里斯耸了耸肩，没再说什么。
我不惜一死。如能同鲍里斯对杀而死自是求之不得。但不许失败。必须等待万无一失那一瞬间的到来，一枪就让他乌呼哀哉。我作为他的秘书装出忠实工作的样子，同时虎视眈眈窥伺时机。然而鲍里斯---前面已经说过---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人。他身边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塔尔塔尔加影随形。纵使偶尔鲍里斯单独一人，没有武装的独臂的我又如何能杀死他呢？但我耐住性子等待时机到来。假如哪里有神存在的话，我相信机会迟早会降临。
鲍里斯起始没有对日本人地区如此凶相毕露。他首先要完全控制那里的俄国人，全力巩固自己的地盘，那期间日本人的事交由日本人自己管。因此，变革后最初几个月我们得以品尝短暂的安稳。对我们来说，那真是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劳动强度由于委员会的要求而多少有所减轻，也无须再害怕看守的暴力。我们中间甚至到这里以来第一次萌生了希望。大家认为事情有了些许好转。
我不相信鲍里斯的话。我迅速瞄准他额头，毫不犹豫扣动扳机。然而只有’咔’一声干响。如他所说，里边没上子弹。我放下枪，咬住嘴唇。我已什么都思考不成。鲍里斯拉开抽屉，抓出一把子弹，摊在手心上给我看。原来他已事先从弹舱取下子弹。我上了他的当。一切都是圈套。
"我说过你杀不了我吧？"鲍里斯对我说道。接着从衣袋掏出一盒"骆驼"，衔一支在嘴上，用打火机点燃。"并非你枪法不好，只是你轻易杀不得我，你还没这种资格。正因如此你才失去了机会。抱歉，你将带着我的咒诅返回故乡。记住：你在哪里都不可能幸福，从此往后你既不会爱别人，又不会被人爱。这是我的诅咒。我不杀你。但不是出于好意。以前我杀了很多人，以后也还要杀很多。但我不搞不必要的杀戮。再见间官中尉，一个星期后你将离开这里开赴纳霍德卡。再见吧。恐怕再没机会见到你了。"
1948年转来不久，收容所里传说日本俘虏兵终于可以回国了。说开春就会来船接我们回去。我就此问了鲍里斯。
"那么我做什么样的工作好呢？"我问。
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包括我在内---由于过于欢迎改革而放松了警惕，未能看穿改革背后鲍里斯的阴谋诡计。
近卫队团伙里特别得鲍里斯青睐的，是一个被称为"塔尔塔尔"的蒙古囚犯出身的人，他总是如影随形不离鲍里斯屁股后。"塔尔塔尔"据说原是蒙古摔跤冠军，右脸颊有块紧绷得变形的火烧伤疤，乃是拷打遗痕。鲍里斯如今已脱去囚服，住进整洁漂亮的公房，将女囚轮流当女佣使用。
不用说，俘虏之间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以往平分苦难的小社会里产生了不公平感，产生了深深的怨恨和猜疑。为鲍里斯效命的人分得较轻劳动和好处；其他人则必须忍受以死为邻的残酷生活。但没有人敢大声抱怨。因为明显的反抗即意味着死。很可能被关进奇冷的惩罚室因冻伤和营养失调而丧命，或者夜里睡着时被"暗杀队"用湿毛巾捂在脸上，抑或在矿井干活时被人从背后用洋镐劈开脑袋扔进竖井。黑暗的矿井深处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不觉之间某某人消失不见。
劳动环境也由于委员会的变质而逐步恶化，终归一切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为了换取自治，我们曾向鲍里斯保证过生产定额。而这对我们渐渐成了沉重负荷。定额被以各种名义步步升级，结果我们的劳动比以前更为不堪忍受。事故增加，许多人成为野蛮采煤的牺牲品而徒然抛骨异乡。所谓自治云云，说到底无非以前由俄国人负责的劳务管理改由日本人自己担当罢了。
"你们获得了自治，我获得了权力。"鲍里斯大大摊开两手笑嘻嘻地说，"所谓各取所需。采煤量也比以前增加了，莫斯科也高兴。皆大欢喜，无可挑剔。所以，我非常感谢你这位中介入，并想实际给你一个报答。"
塔尔塔尔点头把枪口定定对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