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不知道那种信号灯在什么地方，所以没法去看。平常，我们只把一个地方当作风景来看，这并不好。对我来说，街道是一处处风景井然排列，电车、公车和出租车把其间所有的交接处连起来。这是没办法的事，我欠缺的不是方向感，而是方向这个概念。
那是一个毫不稀奇的玻璃柠檬榨汁器，却是外祖母的宝贝。外祖母是妈妈的妈妈，一直和我们全家住在一起，小时候，她经常陪我玩。我没有一起玩的朋友，也不会一个人出去玩。外祖母整天待在家里打扫撒在榻榻米上的茶叶末、抽抽烟、看看电视里的相扑或棒球，是我的好玩伴。
听说柠檬榨汁器是一个男人送给外祖母的，是很久以前和她相恋的男人。他叫什么，是做什么的，我一概不知。
第一次去的鸡肉串店在新桥。我没让厨师蘸酱，只用盐烤。我惊讶于烤鸡肉串那单纯紧致的美味，觉得真是精炼的食物。
这是我的乐器。我这么想。
我并不像她那么能喝，但自从那次之后，餐前酒一定要点酒精度数高的。
这么想着，觉得厨房里温度越来越低，寒气袭来。 地图
不过，我学到的并不是餐后酒的味道和习惯，而是在旁边一边吃水果，一边体味他手中微温的餐后酒的甜味，还有那种妙不可言的满足，心里祈祷着时光就那么停留。
在此之前，我每天晚上都睡在浴室。不是不知不觉打盹，而是在浴缸里熟睡五到八小时，有时候时间更长。浴缸就是我的床。
冬天，外祖母常常给我做橘子水。把一个橘子切成两半，榨汁，然后放在杯子里，放糖，冲上热开水。这饮料微甜、味道模糊，却能暖和身子，有一股橘子温柔的香味。
去年正月回家，一天深夜，偶然和父亲两人独处。
“你吸不带过滤嘴的还早十年。嘴里这头湿了的话，根本不行。”
自此常去鸡肉串店，对烤鸡肉串也了解了一些，因为实在吃得频繁。自从去烤串店后，我比以前爱喝啤酒了。啤酒是美丽的酒，颜色也漂亮（我对漂亮的东西很没脾气）。
有时候，一过信号灯，我就会问出租车司机。可就算他告诉我这里是代代木，也无济于事。
这酒当然很干，不甜，经过喉咙时就蒸发了。和爽快不一样，是一种加了调料的感觉，就像是临出门前冲了个热水澡，胃口一下打开，觉得饿了，准备好享受美食。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到烈酒好喝。
世间的女人有的适合精巧甜美的小包，有的不适合，我当然属于后者。麻烦的是，要问我是不是适合大包，因为我个子矮胳膊又没力气，拿着又大又重的包，怎么看也不像英姿飒爽的职业女性。
我喜欢那种信号灯，对它们常常怀有念想。
泡在自家浴缸里的那种解放感、安心和幸福是难以言表的。那热水的质感、热气的味道。我喜欢旅行，可是无论到了哪里，想起家里的浴室，都很留恋。
外祖母很珍惜它，用得特别小心。她不是用它挤柠檬，而是挤橘子。
但那属于特殊场合，仅限于甜蜜的依赖性外出。对我来说，依赖是恐怖的，需要的东西都得拿着，当然是自己拿。没关系，不用客气——这是我平时的架势。
我自己也不是没有昵称，幼儿园的老师和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管我叫“丘比”。但不管在幼儿园还是小学，这么叫我的只有那两位老师。 烤鸡肉串
对我来说，迷路实在太习以为常，所以走在外面，总是不清楚自己是否迷路，就这么迷迷糊糊走着，最终到达目的地。
无论如何都需要的东西，到时候找就行了。其实也没有什么是无论如何都需要的。
爸爸和妈妈都不喝外祖母的橘子水。问原因，爸爸困惑般地说，不喜欢。妈妈说，寡淡无味，不好喝，亏你还喝得下去。可是，橘子水却很合我的口味，我常常让外祖母给我做。长大了不跟外祖母玩了，我学会自己做，上中学时给好朋友做，但似乎不合她的口味。不知不觉，我也不喝了。 香烟
我在心里惊叹了一下，它已经在身后了。 橡皮筋
“你已经中了尼古丁的毒了。”父亲说。他也许想做个痛苦的表情，但可能是醉了，看起来兴致勃勃。
信号灯的绿是带青色的绿，偶尔也有不带青色的。它们不是为步行者设置，而是车辆用的三色灯中的一个。那种信号灯都很古旧，大概是旧型号吧。那是一种被吮小的糖块般浅浅的绿。
看见我的手脚上闪着薄荷膏的油光，妈妈会问：受伤啦？涂薄荷膏啦？语气里颇有几分不甘心。而外祖母看到我涂着硫软膏，会皱着眉叹气说：明明是薄荷膏更管用。
我这十年最大的变化大概就是这个了。
所以也没想去鸡肉串店看看。大概是《海螺小姐》的影响吧，总觉得只有公司的上班族才去。
以前我喜欢大包。包里有记事本、化妆品、钱包、药，还有五百页的文库本、巧克力，有时还有折叠伞、墨镜、随身听。随身带的东西有一堆，把它们带在身边才放心。
也许相信虚构的能力，女人要比男人多一些。
叮，那种清脆美丽的声音、硬硬的质感，和其他乐器全然不同，它有一种孤立消极的任性。以不安的心情弹（敲？）三角铁，真的会有一种不安的声音。
小时候，我喜欢观察橡皮筋盒子。盒子在走廊的书箱里，里面放着许多褐色和黄色的橡皮筋。新的橡皮筋表面微微有些粉末，有些会粘成一团。把手伸进盒子碰到凉凉的橡皮筋，感觉很幸福，体会到了用的时候要多少有多少的安心，以及拥有富足而方便的东西的奢侈。这种时候，连在指尖移动的橡皮筋的气味也很舒服。
也许一切都不是真的。在夜晚的厨房，我这么想。结婚、丈夫也许都不存在，都是我空想的产物。说起来，以前我就喜欢一个人玩。
不光是对人，我对东西的昵称也不擅长。比如，上小学的时候，忘了是“吉弹板”还是“吉板弹”，反正大家都习惯那么叫跷跷板，我却怎么也叫不出口。
我想，那时我学会的是如何去享受余韵。
音乐是某种生理性的东西，我能感觉到每个细胞被音乐充满，会深深为某种音乐打动。音乐确实有文字、绘画和影像没有的特别的力量。
直到现在我还后悔——当时我不知道“艾迪公”是指猴子，而这个昵称来自他的长相。等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
我只在一家店点拼盘。那儿的六串拼盘很完美，再点几个蔬菜串就没的说了。那家店在哪里？不告诉你。 薄荷膏和硫软膏
在惊讶的一瞬间，它已经擦身而过。不管怎么说，它是绿灯。我总是想，要是红灯的话，还能稍稍看得久一点。
我在天桥台阶上招手，大声叫道：“艾迪，艾迪公！”
对于外祖母和妈妈之间的微妙关系，每次我都觉得好玩。她们俩血脉相连，活得完全不同，却一直一起生活。她们有时会以意见不同拌拌嘴为乐，让我觉得有趣，那是我不知道的只属于她们的时间，她们一起走过的时间。
在佛罗伦萨的酒吧试过名叫“天使脸”的鸡尾酒，啜了一小口，像是猛挨了一拳般热烈，原来如此。“海滩之爱”的味道每家店都不一样，真是奇妙。
我喜欢小拎包。带蛇皮内袋的褐色包、黑线编的筐形包、灰色的尼龙包……我有好多个。
而记忆最深刻的，是在学校受伤的同学被带到保健室涂上的红药水。那药水，外祖母和妈妈都讨厌。 鸡尾酒的名字
最喜欢鸡软骨。但鸡软骨在每个店都不一样，有光是骨头的、骨头中带一点肉的、肉中带骨的。我喜欢的是纯骨头。
家里第一个起床的妈妈，每天早晨都隔着玻璃推拉门跟我说“早安”，不知她是否真的在确认我是不是活着，总之那时我确实过着两栖动物一样的生活。
有这么一件事。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从学校回家路上，一个人上过街天桥，看见住在对门的真美的哥哥正在桥下走。他比我大两岁，是个会照顾妹妹的温和男孩。当时旁边没有一个人，我觉得这是尝试昵称的机会。他有一个奇怪的昵称。
我从小就喜欢浴室，小学的暑假总要玩“浴室游泳池”，和妹妹两个穿着游泳衣，一直泡在前一天的洗澡水里，到了中午妈妈给我们拿饭团过来。不过只有我一个人养成了在浴缸睡觉的习惯。
之后长成了勇敢的大人，所以现在经常迷路。
有时候我会自嘲：以文字为生的人居然还被文字所困。但又觉得：要是写小说的人不受困于文字，那大概也就完蛋了。 三角铁
厨房狭小安静，待着很舒服，我莫名地兴奋。
“目测两百米”也是不负责任，要是这样可以的话，就不需要地图了。我的距离基准是二十五米，假如是两百米，我就能计算成走八个游泳池那么远。但路大多是弯的，跟游泳池不像，所以不好掌握。 餐前酒和餐后酒
我对标本没兴趣，又讨厌虫子之类，但这个蝴蝶标本却有戳到我“软肋”的外观，第一眼看到它，眼和心就放不下了。在纽约的商业区，一家卖风干蝙蝠之类吓人东西的店里，从粗胳膊上刺着纹身的老兄手里买了它，比想象的要贵。
看看周围，一般人都是先点拼盘，再单点自己喜欢的。我吃不了那么多，只点单品。
黄昏时分看见绿色信号灯，尤其美丽，令人感怀。有一次，我在雨夹雪的黄昏看见过它，那一刻莫名地感伤，觉得自己是在哪个遥远的小镇。
我不擅长的东西之一是昵称。
我也几乎没被人用昵称叫过，用昵称叫我的只有母亲和妹妹。
但是模糊不清的地图可不行。“往××方向走两百米左转”这样的表述就不行，我弄不清××是地名还是东南西北，“左转”的话应该有拐角，所以要写清楚拐角上有什么，或者第一个、第二个拐角也行。
我原先不怎么喜欢烤鸡肉串，太甜。我偏爱点心，甜味的菜肴却一概不爱吃，比如咕咾肉、寿喜烧、芙蓉蟹。
我有吸烟的习惯，去年去世的父亲曾不悦地说过：酒是喝比较好，烟是不要抽为好。对于我的所作所为，父亲似乎每次都不高兴，对我吸烟的习惯也就没有分外不悦。
还曾在一家店里看到三种“吻”系列的鸡尾酒：“火之吻”“黑暗之吻”“西西里之吻”。我想知道它们有什么区别，于是三种全要了。
我深感自己属于被名字所惑的类型。无论是书还是CD，经常光看名字就想买，连偶尔买的马票也多半是看马的名字来买。
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它突然跳入视线，也许正因如此，我才像得到礼物一般欣喜。它很像小时候父亲常常给我买的小礼物。
乐感、节奏感和运动细胞一样，似乎是我欠缺的部分，再加上缺乏不懈努力的决心，我没学成一样乐器。筝和钢琴跟老师学过，吉他也跟表哥学过一点，因为摁琴弦的手指太疼半途而废。
我喜欢把橡皮筋连在一起跳皮筋，这是拿手好戏。橡皮筋比做内衣用的扁扁的白松紧带要柔韧有弹性得多，感觉也好多了。
一个个收集起来的漂亮餐具。
他喝的餐后酒一般是科涅克酒，黏黏的，有一股甜味。
餐具架有点像玩具屋，碎碎地摆着，整整齐齐，关得严严实实。有一种很像真东西却不是真东西的伤感。
拿一个小拎包就能去任何地方——这么想着，一下子轻松起来。 昵称
教我领略餐前酒妙处的，是一位比我年长的女子。大约在十年前，我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她。她一点都不摆架子，却很能干，不算场面上的人，却交际甚广。她也是我认识的最能喝酒的女人。
不知是为什么，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盯着餐具架，看得入神。
我想起了过去那个灵巧地用罐装烟的白色薄纸给我做芭蕾舞女演员，用锡纸给我做螃蟹的父亲。 小拎包
想着什么时候应该买一个三角铁。 餐具架
伤心的是，橡皮筋会失去弹性或者干枯。这实在寂寞，但就连这一点也让我着迷，觉得它有一种结束工作、完成一生的工匠般的清洁。直到现在，看到厨房里那些橡皮筋木乃伊，我还是心怀虔敬。 柠檬榨汁器
几年前，在电视广告里看到他轻松地唱道“比我还轻的‘边界’”，就不觉被迷住了，从此开始吸“边界”烟。
我第一次吸的是父亲的“小憩”，像漫画里一样，着实被呛到了。第二次尝试表哥的“樱桃”，觉得气味好闻。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不知为什么，我以前就无法用昵称称呼别人，总是会在一瞬间犹豫，而这种事，那一瞬间无疑就是全部。
洗完碗碟，一个人呆站在夜晚的厨房，经常看着餐具架。
教我领略餐后酒的幸福的，是个男人。他手腕的形状很漂亮，吃完饭会放松地挽起袖子，这时我的目光总是停留在他的手腕、手里摇着的大号酒杯，以及杯里晃动的琥珀色液体那一条线上。
最典型的是鸡尾酒。我喜欢鸡尾酒，经常去喝。要说喜欢鸡尾酒的什么，那就是名字，味道却并不怎么喜欢。
要我说的话，盒子是薄荷膏的比较时髦可爱，直到现在我还喜欢盖子上画的女孩。但硫软膏涂上伤口那一瞬黏稠的冰凉、那白白的颜色和温柔的气味，也很让我怀念。
我有一个蝴蝶标本，装在小小的镜框里，挂在楼梯中间的墙壁上，静静呼吸。
当时我只是六岁的孩子，却明白自己和这个乐器很投缘。
而另一方面，我又对昵称怀有憧憬，脑子里也明白：昵称是带有亲密色彩的称呼。
架子上当然摆着餐具。淘回来的饭碗、一见钟情的白色小碟、朋友给的古董玻璃盘、和丈夫在旅途中买的杯子、妈妈送的兔子小碟、最喜欢的一套瑞典茶具。
一个二月的早晨，我结婚离开娘家。在那个无比美好晴朗的早晨，我在玄关跟妈妈说的话是：“以后您早上起来，就不用去浴室看我是不是还活着了。”妈妈深有感触地说着“还真是，我就像养了个两栖动物”，目送我离开家门。
我只知道，那个柠檬榨汁器是外祖母唯一的宝贝，此外，她没有一件首饰之类的东西。从国外带回来的那个小小的玻璃制品，是那个男人唯一的遗物。
小时候，我哪儿弄伤了，外祖母总要给我涂薄荷膏，妈妈总要给我涂硫软膏。外祖母的薄荷膏总是好好地放在她的衣柜抽屉里，妈妈的硫软膏总是好好地收在她的梳妆台抽屉里。
首先，那奢华的银色三角形很美。这乐器发出的不是旋律，不是节奏，而是“声音”（反过来说，这乐器制造不出旋律和节奏）。
从那时起，我一直留长发，妈妈给我编辫子或是扎头发。扎头发用的不是橡皮筋。我知道橡皮筋不光滑，用它扎头会和头发缠在一起，取下来的时候不光疼，还会掉头发。可是我经常想，要是丢了扎头发的皮筋也不要紧，还有橡皮筋呢。我很依赖橡皮筋，这真是奇怪，有些不可思议。
只要带钱包和家门钥匙就行，再有口红和文库本就完美了。
夜晚看着餐具架，有一种完全虚构的感觉，就像是在故事里，在我捏造的假想空间里。
我小时候是个胆小的孩子，记忆中没迷过路，因为总是牢牢牵着大人的手或者衣角。
大概是喜欢旅行的缘故吧，我也会尝试带地名的鸡尾酒，比如“内华达”或者“内布拉斯加”，看到这些名字总想知道是什么味道，没去过的地方更是如此。
我曾经迷恋的男人是所George[1] 。现在也喜欢他，星期六或者星期天从收音机里听到他的声音，会心头一怔。
人们经常误解，其实迷路是因为欠缺基本地理知识和方向感，并不是因为不会看地图。所以大家递给我地图的时候，不必一脸担心。
结婚之后，我尽量小心不在浴室睡觉，但因为在浴室里的时间长得离谱，我的入浴被丈夫称为“闭关”。 露拉梅
“这是哪儿啊？”
我没办法，吸了两三口，说太辣，掐了。父亲捡起烟头看了看，呵呵地笑了。得这么抽，他说着叼上一根，点上。
“来，抽一根。”说着，他递过一根短短的“和平”。我不要，说抽不了这么烈的。不知为什么，他竟用英语说了句“please”。
没来由喜欢的东西里头，有一样是橡皮筋。不知为什么，或许是被它结实合用的外表吸引——那颜色，那独特的手感，还有那朴素的样子。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场，可是，要是想用橡皮筋而手边没有的话，我会非常失落。
听到“烤鸡肉串”，我就想起《海螺小姐》。鳟夫和同事海鳗，或者波平和外甥海苔助下班后去喝一杯，聊聊家常的情景，那是男人们的休闲一刻。
结婚快五年了。结婚真是不可思议。
在浴室里读书、想心事，所以思考的结果，也就是所谓“决心”都是在浴室里下的。小说的题目和结局，还有我自己的行动——去旅行啦，结婚啦，离婚啦，还是不要离婚啦——也是在浴室里决定的。
这是让人吓一跳的感觉。虽然吓一跳，又觉得是奇妙的想法：果然，真奇怪。
奇妙的是，她们俩都顽固地相信自己的药，看不起对方的药。
我一般只在赏花或看烟花的晚上才吃烤鸡肉串，而且都是别人在百货店的地下街买的。
马丁尼酒，这是有一次她点的餐前酒。总是喝杜松子酒的我不觉学她，点了马丁尼。
用去年作古的父亲的话来说，我和妹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不懈努力”。
我小时候本来就胆小，总是待在家里，所谓弄伤也不过是弄破了手指上的倒刺、抓破了蚊子包之类，这样的小伤当然涂哪种药膏都没区别，什么都不涂也无妨。
觉得好喝的也就是杜松子酒，再就是用了新鲜水果的酒，利口酒兑苏打水的单纯味道也爽口。其他的鸡尾酒就没什么好喝的了，大多太甜，或者又甜又苦，得耐着性子喝。
真美的哥哥吃惊地抬头看着我。
只有和男人一起的时候才拿小包，因为这时候，书、雨伞、巧克力都不需要了。这样外出也挺开心。
那是许久以前的事了。假如现在能一起吃饭的话，我不会再让他一个人喝餐后酒了。 浴室
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不拿东西比拿着更轻松。因为拿不了全部，所以要多拿一点——与其这么想，不如什么都不拿更安心。
只要地图正确，我总能到达目的地，即使是所谓“不好找的地方”，或者别人说“哎呀，这地方真难找，我都迷路了”的情况，我都能找到，若无其事地说声“是吗”。对我来说，没有“好找的地方”，也没有“难找的地方”。
尽管如此，我还是去喝鸡尾酒。在品种丰富的店里，光看酒单就令人兴奋。
所以，信号灯总是不经意间映入眼帘。
没跟别人说过我对三角铁有亲近感，自从在小学一年级的音乐演出中负责敲三角铁以来，便是如此了。
总之我不擅长乐器，不过很喜欢音乐。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感觉音乐的必要，对音乐的需求比吃饭睡觉更迫切。
赵峻 译绿色信号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