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积极地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社会曾在她的生活中占有那么重要的位置，但现在，她几乎已不再对它感兴趣。她已经过了那个时期，眼下，她专注于写作，重新创造自己的作品，重写，甚至给自己的语言以新的生命。不过，一切都来自给她全部作品提供原材料的熔炉。跳跃，曾是她过去的风格，她喜欢省略和矛盾形容法，也就是逆喻，喜欢啰唆、咒语，这些，都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从此，她放任自己的语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语言的这种流畅总是给她灵感。她在贝尔纳·皮沃著名的“文化访谈”节目里无意之中说的话，在此得到了肯定和重申，可以说，表达得很自由，但也把握得很好，显得很自然。拿她的话来说，是“在浪尖上”写作，抓住（或重新抓住）从记忆深处，从深深的海底浮现出来的词汇、回忆、感觉，这正是普鲁斯特所探索的东西。语言显得有些夸张，甚至不严密，但对她来说，恰恰相反，那就是她想讲述的故事本身：创作风格令人意想不到的发展，“那些莫名其妙的话，我觉得很神奇。”她有点开玩笑地说，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这些字眼……
围绕她的作品和身世，人们仍在编织神奇的故事，就像一个穿越时间的传奇。永远具有同样的魅力，伴随着同样滑稽的玩笑和同样的激情。在戏剧舞台，年轻的剧团在继续演出她的作品，剧目接连不断，新的编排，甚至对同一题材进行文字组接。巴黎和外省的大舞台从此有了杜拉斯的作品作为保留节目，但私人舞台也不例外，比如说在雅典娜剧院，在当时一个年轻剧团埃鲁克-德吕卡剧团的努力下，60年代的“荒诞”剧，那是杜拉斯在舞台真正的起步，一直幸运地由其创办者克莱尔·德吕卡重演，让娜·尚帕涅（Jeanne Champagne）也在不断地开发杜拉斯的作品。
这本50页的小书于1995年文学季面世，由.出版社出版，取名为《这就是一切》。外面的反应是毁誉参半。“我们可以喜欢这个作家，承认她在法国文学中的地位，说她的最后一本‘书’令人扫兴吗？”约齐娜·萨维尼奥（Josyane Savigneau）在《世界报》上这样写道。调子定下了，面对所谓的箱底货，许多评论家感到惊讶和遗憾。《世界报》的那个女评论员一般来说更倾向于另一个玛格丽特，即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她写过关于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传记。对她来说，这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人们被要求选择自己的阵营，”她写道，“或者肯定杜拉斯是一个‘被评价过高’的作家，支持所有想否认其作品的特点和重要性的书；或者认为她的每个举动都是她才能的表现——从她对格雷高里事件的狂热到她对贝纳尔·塔皮的酷爱。”
快，把你的力气给我一点。
还有说得更清楚的：
我怕。
贫穷但内心富有，傲慢和被弃，反抗与服从，孤独却在人群中自命不凡，渴望行善却又喜好作恶，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冲突中，一部如此伟大的著作诞生了，被阅读，被传播，别人能得到，作者自己也能得到。
从此，她的任何一句话都会引起轰动，成为新闻，被人们所阅读，甚至被当作预言（她去莱邦热采访维勒曼事件并被《解放报》广泛宣传时，这种式样就已经开始了）。1992年，演员兼导演迪迪埃·贝扎斯（Didier Bezace）把她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谈话搬上了舞台。她就此走进了传奇，出现在法国历史的很多页上：抵抗运动、集中营、清算、反殖民地、社会党上台等等。《玛格丽特与总统》（Marguerite et le Président）的上演取得了成功，有人以为她会因此而写进历史。她有本领永远与世上最重要的事件巧妙配合，拥有可以让她发表意见的权威，甚至与决策者一道宣读历史……她允许保尔·奥查可夫斯基·洛朗（Paul Otchakovsky-Laurens）收集她在1963年到1992年写的各类文章和文字：不是压箱底的东西，而是她仍然感到骄傲的文章，可以作为作品的内容或曾是她作品的落脚点的东西：左派和右派、画家、女艺术家、电影、神话般的地方、特鲁维尔、威尼斯等。.出版社的出品人同意了，把仍可能混淆或变化的文章进行了整理。作品成了《外界》的续集。《外界》是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出版的，已收集她在上世纪60年代为了谋生而应《法兰西观察家》或《浪潮》的要求而写的文章。在这部后来叫作《外面的世界》（Le Monde extérieur），副标题为《外界.》的作品中，人们可以找到“拉夫·吉布森和卡拉斯”“女摄影师雅妮娜·尼斯（Janine Niepce）”“威尼斯和中国”“伯格曼‘仍然与永远’”以及“与死亡有关的权力”，所有“写外面，为了外出”，她说，“在外面”的文章……
在这一活动中，只有扬·安德烈亚保持沉默。当然，他有时也同意见人，接受访谈，但通常来说，还是喜欢沉默，把那个触动他心灵的故事留给自己。那种痕迹对他来说是不可磨灭的。杜拉斯捉住了他，让他信奉犹太教，与外界隔绝（尽管是他自己同意的），让他走进了她巨大的人物画廊。既如此，他此后又怎能脱身？既然他跟她所过的是一种梦幻的、创造出来的、文学的生活，他又怎能回到真实的生活中去呢？如果要洗刷某些人的指责甚至指控，弄清那种互相的幽闭，把事情讲出来，围绕着她的故事最后创作出“文学作品”，那又为什么要回去呢？不过，他给了让·瓦里耶一些说明，一些线索，讲述了他跟杜拉斯一起度过的日子，甚至解释了他曾跟杜拉斯发生过的一些隐秘关系。这一切似乎更像是一种死后的复原和重建，当然很真诚，但可信度如何呢？《那场爱情》的出版（是在一家新出版社——让-雅克·博韦尔出版社——出版的）并没有给这个年轻的哲学系学生带来他一开始就渴望的作家声誉，而是由于生活在杜拉斯身边，他才学会了她的口头语、她的用词用句和她的思维方式。那本书在许多方面都写得很动人，因为它展现了扬·安德烈亚的痛苦，同时，也展现了他们俩共同创造、他却没能进入其秘密的那种非同一般的爱情。写作风格的无意识模仿，会对主题产生某种影响，使之难以卒读，把书变成一份证明或某种社会学专业报告：如何生活在一个文学巨人旁边？如何满足自己的欲望，平息自己的暴力倾向和内心冲动？如何生活在一个如此“世界级”（正如她自己形容的那样）、如此诲人不倦的作家身边，而你又如此年轻、一文不名，自己的性欲望又得不到满足？
1991年到1995年，她从来不曾让人这么多地谈论过她。她想过足瘾后再抛弃这种愿望，把它抛弃给已悄悄地打通了死亡之路的疾病。她就此走向了自己的黑夜，走向沉默，但仍踮着脚跟，想追忆她永远好奇的这个世界。多年来，写作已渐渐成了她唯一的伙伴，现在仍让她魂牵梦绕：对她来说，一切皆写作，或是恢复写作的理由。虽然疾病加重，出现了老年性的体力衰退，她仍设法写了一本新书《扬·安德烈亚·斯坦纳》，作为一个总结，为她和她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么多年的那个人的浪漫故事画上一个句号。生活表面上看来是平息了，但激情一直在她心中澎湃，某种狂野的东西撕裂着她，穿越着她。就是那种东西给了她这种具有传奇色彩的力量，让她的作品既强烈又温柔，让她具有伟大的远见。在这方面，她现在毫不犹豫地想说，自己就像古代伟大的预言者那样，具有先知先觉的本领，是上帝派来报信的。她身上有些转瞬即逝的光芒，人们有时觉得她最大的本领在于造词遣句，懂得使用漂亮的词或者说正确的词，诽谤她的人也往往这样说她，但事实上，那是另一种东西，来自她的身外，超出她的能力之外，有时她自己都无法控制。那种灵光往往出现在她生活最平常的时候，事情最简单的时候，甚至是在她最吝啬、最恶毒的时候。她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不是一个异乎寻常、离奇出格的人，而是一个非常普通、平凡的人，她的反应往往像个小市民，喜欢说教，偏狭。然而她会突然发出预言者那样的伟大声音，像一道灵光，像是浑身充满了上帝的恩惠，于是说话威严起来。所以，神圣的反光永远不会离开她，她把自己与神灵，不如说是上帝吧（不管那些评论家怎么说），联系了起来。其实她早就否定了上帝，但在孤独的夜里，她又会去寻找他。
她儿子乌塔的朋友让-马克·杜里纳，她一直很喜欢，愿意让他经常来看她。关于她最后的日子，杜拉斯死后，他写了一本十分有趣的小书。在《圣伯努瓦街5号》中，他发现这个似乎永远都不可战胜、身强力壮、每次生病都无法把她打倒的人，现在身体很虚弱，“她有时会失神，”他写道，“突然忧伤起来，这让她远离了现实世界……她似乎被什么迷惑了。”事实上，她的健康迅速衰退。从1994年起，人们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诺夫勒堡或特鲁维尔都再也看不到她，她似乎与世隔绝了。扬认识到了这种健康衰退的严重性。幻觉、大喊大叫、失神、突然忘事、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这些都属于老年病学残酷地叫作“老年痴呆”的症状，不过，这种痴呆对别人没有危险，也不太严重。于是，杜拉斯被关在圣伯努瓦街的公寓里，护士必须在她床头轮换值班或者随时到场。扬往往都守在她身边，但有时也不在，那时，杜拉斯便会很生气，生性暴戾的她会对他施加压力。她已经80岁了，朋友圈慢慢地缩小了、消失了。她旧日的伴侣，也就是她儿子的父亲迪尤尼斯·马斯科罗，当然还有乌塔会来看她，有时，朋友也会来电话打听她的消息，人们就转给她接。不过在这方面也同样，电话慢慢地越来越少。扬一般来说不愿意杜拉斯的朋友们到处传说她健康在衰退，要求护士或护工回电说她很累，在休息，不能接听电话，总之，别人无法找到她。“消息已经转告。”人们总是这样回答。但说真的，杜拉斯已不再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正如让-马克·杜里纳所说的那样，而是生活在她经常参照的另一个世界中，充满了顽念日夜纠缠她的东西。她“神话”中的一些碎片出现了，穿透了她的“黑夜”，还说出了一些名字，在她的作品和想象中不断循环的东西也冒了出来。她的脑细胞迅速萎缩，似乎是昏迷和酗酒引起的后果，其实她一直都想摆脱酒精，但她好像被她“在浪尖上”的生活抓住了。
不向任何人说再见。甚至不向你说。
现在，到我跟前来。
多次住院、昏迷、插着她似乎还自豪地向别人展示的假喉，其结果是让她露面的机会越来越少。那个“外面的世界”，那个“外界”，从此以后似乎消失了，在时间的齿轮上变小了。她进入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她自己知道，因为已多次与死神打交道，因为已经挑衅过死亡。可她真的准备好迎接它的到来了吗？可疑得很，如果我们注意到她往往回避亲朋好友的死，比如罗贝尔·昂泰尔姆；她好像害怕看见死神接近她所爱的那个男人，也许是她最爱的男人，不过，她也说她没有为他哭泣。
别忘了还有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杜拉斯奖”在不断向她表示敬意，这个奖由皮埃尔·贝尔热-伊夫·圣洛朗基金会和特鲁维尔市政府资助和联合创办，他们不但把这个奖颁给来自戏剧界、文学界和电影界的人士，以表彰他的全部著作，而且还围绕着杜拉斯组织讨论和演出。同样，在黑岩旅馆神秘的大厅里（由马莱-史蒂文装饰，已列为历史遗迹）举办的朗读会，对演员们来说，这不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杜拉斯那些往往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文字的好机会吗？各种各样的活动让她显得无处不在，远远超出了法国国界，因为在所有的大陆，她都被同样多地演出、研究和介绍。当然，就在最近，西贡的那所中学被以她的名字命名，而中国情人的那座屋子也列入计划，将作为观光游览项目！
在巴黎，人们都在悄悄地议论，说，扬·安德烈亚在她身边建立了一座堡垒。在遭受了禁闭，甚至被剥夺了身份之后，现在，轮到他来管理她的生活、安排她的时间、决定她的一切了。杜拉斯对仅能见到她的寥寥几个人说，他对她“还不错”，但有时也“虐待”她。她说的虐待是什么意思？她说的既不是身体上的虐待，也不是精神上的虐待，而是杜拉斯在半醒半迷糊状态中勉强同意要依赖别人；看到扬·安德烈亚恢复了自由，从她强加给他的“奴役”（据说是自愿的）中解放了出来，摆脱了那种“奴役”，她感到心里很不畅。她一直都很专制，什么事都要管，吹毛求疵，耿耿于怀，甚至在病中，不知道拿她过分膨胀的自大狂该怎么办的时候也一样。那种强烈的自我中心，毕竟曾让她在生活和作品中不断前进。不过，身体衰弱却是实实在在的。大团大片的记忆失去了，就像冰川上的冰块坍塌。朝夕之间，她不是忘了这事就是忘了那事。她要别人给她放音乐，巴赫的音乐或是探戈，华尔兹也行，让别人带她跳舞。她不再写作了而是在家里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扬心生一计，把它们记录了下来：杜拉斯最后的话和这重新发出的叫喊。她一直想把这种叫喊写进书中，反映人物最深刻的内在感情。
星期天到星期四期间，乌塔得知杜拉斯已指定扬·安德烈亚作为“文学执行人”，这在法律上并没有多大意义，但这毕竟让扬·安德烈亚坐上了裁判员的位置，处理杜拉斯去世以后作品的未来，况且扬还拥有作品的一部分版权。事实上，扬·安德烈亚也确实很认真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他想严格保护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版权，警觉来她身边溜达的任何人，怕他们试图利用她的哪句话，把她的哪篇文章搬上舞台，或揭露长期以来一直保密的某些事情：她在抵抗运动和被占时期所扮演的真正角色，她与金钱的关系，自《情人》以后她大量增加的财富。这种怀疑和警觉一直落到了她的儿子头上，于是乌塔决定创办一家新的出版社，伯努瓦-雅各布出版社，“伯努瓦”和“雅各布”是她母亲和他所住的那两条相交的马路的名字。他明确宣布自己有合法的权利出版母亲的作品，无视扬·安德烈亚的书刊审查职责，未经同意就在1999年出版了《玛格丽特的厨房》。书出得很漂亮：里面收入了杜拉斯的一些菜谱，她喜欢给她临时邀请来的朋友做菜；还有一些已经发表过的这方面的文章，乌塔拍摄的厨房照片和诺夫勒堡的房屋的照片。那本书不到64页。除了菜谱（蔬菜烧肉、洋葱胡萝卜煨牛肉、法式无奶油浓汤、马德拉火腿菠菜等）还有一些十分动人的注释，反映了作者个人的爱好和内心记忆。杜拉斯描写过烹调，甚至写过做饭的地方，把它当作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地方，小孩长大的好地方：“我们不想让他们在厨房里吃饭，”她写道，“而他们偏偏都想待在那里，天一黑就去那里，那里暖暖的。他们和正在做饭的母亲待在一起。”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小事与菜谱混在一起，童年的回忆，比如用留尼旺咖喱做的那道菜，让她想起了她在永隆的钢琴教师，那是个留尼旺人。这时，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热带丛林，“也许是炎热，在热带丛林的哨所中因努力不成而失望……”。
乌塔最后一次给父母拍了照，他让他们都去了诺夫勒堡。某种关系的最后证明，他想以这种方式让这种关系永恒，好像他本人也需要看到他们在一起，或者说他们的分离曾让他感到痛苦。儿子最后的孝心。扬·安德烈亚却在一路追随着她缓慢的消失。所以，“那场爱情”确实是一场具有传奇色彩的爱情。他在组织这场谢幕仪式，让这个他无可争辩地参与其中的故事变得更加高雅，可是，“外界”，许多人对此感到不安，说长道短。
在那个时期，她喜欢说，这种重新焕发活力、重新使用的作品，是从甜歌“蓝月亮”那儿来的，罗杰斯的那首名曲，旋律一再重复，甚至可以说很甜，像蜜一样流出来，回响在人们耳边。她现在就是用这种想象中的绣花布来编织她的作品。在巴黎，（坏）话接二连三。有人说，杜拉斯“抄袭杜拉斯”，就像1975年人们说达利“抄袭达利”一样，他不过是自身的漫画像而已。还有人恶毒地说，如果可能的话，她会用自己的作品来做果酱……他们没法再说了，因为她去世后，许多剧团把她的菜谱搬上了舞台。她当了出版人（可以说只为家人和朋友出书）的儿子乌塔也出版了《玛格丽特的厨房》（La Cuisine de Marguerite），一本精美的小书，长期以来被无情地看守着杜拉斯作品的扬·安德烈亚所禁止……
我得走了
得走了。
但细心阅读《这就是一切》的读者还会发现更让他们惊讶的东西，因为，奇怪得很，这本书的意大利版（双语版）中有几页是法国版所没有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更“亵渎神明”，着重反映了作家健康的恶化和身体的衰败，表现出在法国许多人都很不喜欢的窥淫癖：“你们都是大笨蛋，”12月8日星期五，她写道，“你们全都无可救药。”而且，在.的法国版中，杜拉斯和扬·安德烈亚的关系被神化了。扬这个情人，严格意义上来说，一直被认为散发着神圣的光芒，以至于让杜拉斯都感到害怕了：“扬，摆脱这种神圣的磁场，这让人害怕。你有时让人害怕。”她哀求道。“沿着大海走，沿着你走。”她还简短地说着警句般的话。她唠叨着的心里话和最后说的话主要还是跟她自己有关，她讲述自己将离开这个世界，心里感到恐慌。那些文字记录了这些简短的话和句子，有些晦涩，但也反映了她内心的神话。那些话也许最让人难忘，最有意义。上帝出来干预了，出现了另一个王国，自我解体了，所以才会说出这句惊人的话：“来些柱子，以便登天”，这是《旧约》中光明之梯的另一种说法，“我要前往另一层了”，“你有没有问过上帝为什么要杀死我”？“有一会儿，我闻到了泥土的味道”：来自她心底的这种内心忏悔让读者了解到了人的临终状态，让大家接近了死亡的秘密，感受到走向死亡的痛苦和最后的道路之艰难。杜拉斯让自己成了一个“行走者”，往前行走的人。从一个女乞丐成为最后的女行者，这仍然是一个不断行走的作家的形象，一路走一路记录，虚空这一形象贯穿着全书：“我的眼前是一片虚空……除了虚空什么都没有，”她说，“虚空。最后一地的这种虚空。我们不是两人。我们每人都孤孤单单。”
她刚刚在P.O.L.出版社出版的那本《扬·安德烈亚·斯坦纳》，是她跟70年代卡宴那个陌生的年轻大学生长期结合的总结。多年来，她不断尝试这种理想的新结合，最后，她一直以为不可能的事情终于成功了，因为，她早就说过，“世上的任何爱情都无法替代这种爱”。虽然说得这么肯定，但她一生都想反对它、拆穿它。这种新的结合是不可能的，却很诱人，衷心地呼唤着她，让她继续追求，一直天真地反复寻找。“那种爱情”，正如扬·安德烈亚所称呼的那样，有它的特殊性，无法完全满足人的欲望。但对杜拉斯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那是她的性格使然。她尝试着这一不可能的结合，有时天真地问自己，同性恋者是否真的不能进入女人。她纠缠着扬，有时甚至一边咄咄逼人地答应他，一边吓唬他说应该投入到“她平静的性器官”中。但面对不可能战胜的挑战，她放弃了，却没有因此而言败。所以她后来扭转了局势，改变了故事，把扬·安德烈亚变成了她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可能把他犹太化了，把他钉在了她巨大的人物画廊中。那些人物变成了神话，劳儿·瓦·斯坦、副领事（从某种程度上来，扬·安德烈亚是他的变形）、在萨瓦纳湾的路上流浪的女乞丐、母亲、小哥哥保罗，从此以后，他总是把扬比作小哥哥。在《扬·安德烈亚·斯坦纳》中，她又抓住了贯穿全部故事的那根红线，重写故事，重新组织，把它加入完全属于她的其他故事中，在遇到这个年轻人之前的故事。从此，扬·安德烈亚·斯坦纳这个小说中的人物永远进入了她的生活，因为他进入了她的作品。她以此方式让这种不可能的、不确定的关系成了永恒，把它固定在传奇中。由于这一变身，扬将精心准备在许多人看来是神话的东西了。但在写作中，在她独一无二的素材库中，一切都在互相转变。杜拉斯只专注于自身，因为她已经从爱情的束缚中，拿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从“强制性的现实”中摆脱出来。欲望进入了作品，不会再粗暴地进入她的生活，纠缠她。
让·马斯科罗的出版社很快就接到了禁止出版的来函：“我们发现有本书混杂了玛格丽特·杜拉斯所写的一些文章，并对它们进行了修改，加上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照片和不合适的谈话片段，”扬·安德烈亚说，“并非全书都是杜拉斯所作，所以不能署她的名字……让·马斯科罗违反了我这个遗产执行人不允许盗版出书的决定，知道自己将面临法律的惩处。”扬·安德烈亚的做法不乏讽刺意义，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杜拉斯清醒，《这就是一切》她也不会同意署名，但不也出了么？这种做法不公正的地方不少，因为那本小书对读者来说是一顿真正的大餐，能让大家与作者进行亲密接触。没有任何东西能破坏她的作品，对它产生危害。恰恰相反。结果，让·马斯科罗和他的朋友们所经历的这场冲突，最后解决的时候好像跟书的内容本身毫无关系似的。扬·安德烈亚所使用的语言非常严厉，“伪作”，让杜拉斯自己的（而且是钟爱的）儿子成了伪造者，受到法庭的追究。有些话大大地刺伤了他。要求查禁的请求尽管被推迟裁决，但1999年5月得到了确认事实的推事的支持，9月15日又得到了上诉法院的肯定。那本书成了有幸购得的读者所珍藏的“藏品”。直到多年以后，双方才达成协议，让这本书重新在市场上流通。这时，扬·安德烈亚又说，他当初就同意把那本小书做成一本“真正的书”……
死亡的情景被塑造得非常完美，杜拉斯（最后的狡计？可在那样失望和孤独的状态中如何想象得出来？）坚定地说：
这种临死前的舞美设计，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圣母瞻礼，由于扬·安德烈亚详细标注了宗教日期而显得更不寻常：简短的语言之前往往有“圣星期四”“圣星期五”“圣星期六”“圣枝主日”，那么多宗教礼拜上的日期和天主教日期让杜拉斯的读者们感到很吃惊，他们更习惯她的无神论。所以说，《这就是一切》就像是走向死亡，像是一条苦路，上帝就在那里，因为7月4日，杜拉斯说：“我希望它（她的生命，她的话，等等）消失，或者让上帝杀死我。”
身体的衰弱很明显，她这样承认道：“我的人要散架了。”她只说了这么一句，但马上又改口说：“快来。我没有嘴，没有脸了。”
来……快来。
然而，后杜拉斯时代已经形成。圣伯努瓦街5号，左边四楼，杜拉斯著名的寓所如此具有象征意义的搬迁，她的儿子并非没有痛苦。他坚持要求由自己来处理，不要专业公司帮忙。但那么多物件和纪念品，如何选择、丢弃甚至要毁掉？面对这巨大的任务，他求助于他永远的朋友让-马克·杜里纳，别的朋友也被叫来帮助。战后以来一直在出租的这个套房，如今房东要收回去了。让·马斯科罗也许一度曾想保留它，为什么不把它变成一个纪念场所呢？但这样宏伟的计划要面临的物质困难太多，他不得不放弃，最终决定离开那座如此富有诗意，见证了那么多事件、冲突、争论和个人痛苦的屋子。
她呼唤这种无法抵挡的诱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布莱士·帕斯卡尔。帕斯卡尔的著作她读得很多，从中发现了他对上帝无时不在的向往。她谈起自己已故的家人，谈起了他们死，后悔没有更多地到家人的坟墓上祭奠；她又谈起了普拉提耶，谈起在西南部她毫无理由想重新买回来的屋子，因为屋子已成废墟；她喜欢参观墓地，诺曼底小树林中的墓地，她和扬常去那里走；她也接受采访，如果说她再也没有力气拍电影了，她却喜欢进入朋友们的电影中，比如说伯努瓦·雅科。当时，她儿子乌塔与朋友让-马克·杜里纳合作拍摄一部关于圣伯努瓦街名人群体的长片，几个月过去，方案越来越厚，新的资料不断增加。她高兴地对影片进行技术审查，讲述极残暴的战争年代，在那个时期，她是那个充满“不屈精神”的特殊抵抗组织的灵魂。她现在还能从中认出自己，总是喜欢反叛，说话一针见血。但她知道，在黎明前的那几年，她用来形容爱情忧伤的“狼牙闸门”（“就像一个狼牙闸门落在一个女人面前，把她带到了他方。”她说），这次真的落下来了。她并不寻求返老还童，相反，她承认这种衰老，并试图给它以另一种光芒，智慧之光，她在此生最看重的就是智慧了。她的目光一直警觉而敏锐，随时在判断，入木三分，往往很果断。死神的逼近（我们就不说是死神带来的杂乱了），迫使她采取另一种生活艺术，另一种行为方式。她不是因此而平静了吗？因为她的整个一生不外乎是由颠簸、决断、破裂、陷入深渊和挣扎组成的，幸福的时光很快就被生存本身的不幸和上帝的沉默所夺走。所以，她没有神助，需要独自应对，走向秘密，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设法揭开它们。前进的道路非常艰难，她现在已经预感到后果了。她累了，但没有失败。还没有。
一切都表明这是杜拉斯的原作，但由于没有这篇文章的任何草稿，只有读者和研究者的直觉，所以，尽管杜拉斯承认自己用别的假名写过文章，包括母亲的名字埃莱娜·勒格朗，但这个故事极其发现仍停留在原地。
很快，在来自杜拉斯故乡的一个女历史学家克里丝蒂娜·拉雪兹-佩内（hristiane Lachaize-Péné）的发起下，玛格丽特·杜拉斯协会成立了，拉雪兹-佩内来请求我的帮助，因为我是第一个给杜拉斯写传的作者。协会颁布了自己的规章，决定每年在杜拉斯当地庆祝玛格丽特·杜拉斯日，那地方好像现在才匆匆借用了作家的名字似的。有些纪念活动是自发的，一些招牌被竖在了她父亲在帕达扬的村中和特鲁维尔，竖在沿着旧黑岩旅馆旧大厦走向沙滩的台阶上。当时，巴黎市政厅尚未决定是否在要圣伯努瓦街5号的大楼墙面安放牌子，直到多年后，2011年才决定安放。在洛特-加隆省议会及其议长，前总理让-弗朗索瓦·蓬塞（Jean François-Poncet）的发起和推动下，玛格丽特·杜拉斯奖创立，指定了一个出色的评委会每年轮流评出一部剧本、一部文学作品和一个电影作品予以奖励。
1996年3月3日，由于肺病发作和全身衰竭，她终于去世了。现在，爱情故事的最后一段开始了。杜拉斯是上午8点一刻离开人间的。几小时后，帕特里克·达沃尔（Patrick Poivre d'Arvor）——杜拉斯对他真的很欣赏——在13点的电视新闻中宣布了她去世的消息。她去世以后到正式宣布死讯的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前一天晚上看望过母亲的乌塔没有人告诉他医生来了，杜拉斯已在弥留之际。他回家了。快到中午的时候，扬才通知到他，他马上赶到了圣伯努瓦街，但殡仪已经到场，他无法如愿在母亲遗体前默祷了。扬已准备好一切，遗体将于下午运往太平间。他预料到杜拉斯的去世必然会引起舆论轰动，担心大家来家里看望。他没有理睬乌塔的发火和愤怒，而且还组织了追悼仪式。首先举办一场宗教追思祭礼，在这一点上他完全赞同殡仪的意见。祭礼将在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举行，这当然让杜拉斯的亲友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又扯到宗教上去。经过商量，放弃了做弥撒的计划，改为似乎更为普遍和人性的“葬礼”。现场将播放巴赫的音乐和卡洛斯·达勒西奥的旋律。时间定在3月7日中午之前。
她78岁了，觉得自己的体力衰退了，她还有力气写新书吗？她怀疑。她让扬安排她的生活，管理她的时间、档案及合约事务。她不断地谈论写作，好像那是她生命的唯一动力，但她只是说。她常常想起死亡，而且她也知道，写得少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失去了填满白纸的乐趣，一天到晚只是说，这也许是死神临近的预兆。可死神是否曾离开过她？她知道它一直和她在一起，给她带来痛苦和忧虑，那种神秘的回光返照只能她能感觉得到。慢慢地，与死神来往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最后那几年，并非老是在重复，重复到烂的地步，如同蔑视她的人所指责的那样。首先那是些幽默分子和讽刺家，比如帕特里克·韩波，他曾说她的作品是滑稽的模仿，模仿得厉害，都是一些写烂的东西，甚至更糟，缺乏想象力，好像她的才能突然（终于！）枯竭了，可事实上恰恰相反。她的生活就像一块宽大的地毯，上面的图案焕然一新，好像不会磨损的宝石，她的生活成了《一千零一夜》那样的“故事”，以另一种方式讲述和重建，重新诞生，重新组织，做了修改和更新。《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就是典型的指路明灯，但她以前让读者尝试过那种运动和过渡：从《副领事》到《劳儿之劫》，从《劳儿之劫》到《印度之歌》……
不过，有一点必须认识到，那就是杜拉斯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个现实社会，在文学界和思想界，永远有关于她、关于她的影响的文章，不断有关于她的生平的著作出版，尤其是她的作品，一直在全世界被人阅读。在大学里，法国的大学和外国的大学，她一直是研究和论文写作的对象，以至于在有的文学系，当有人准备以她为研究方向，撰写论文时，经常会遭到教授的拒绝！这个名字开始得到社会的认可，就像加缪或圣埃克絮佩里一样，有些传媒中心、文化中心和外国的小学、中学以她的名字来命名……就这样，玛格丽特·杜拉斯渐渐地成了偶像，如果说她没有进入法兰西学院，该院宁可接受另一个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而杜拉斯偏偏又对她持有相当保留的意见，那是院士们觉得，尤瑟纳尔太有教养，太经典，甚至都可以进先贤祠了。不能不考虑到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需要分量重的东西：杜拉斯怎么能得到那种崇高的荣耀呢？她如此经常地反对各种重复的社会形式，那是她的原话，指的是妨碍自由的各种形式的僵化组织。所以，人们宁愿推荐乔治·桑也不会推荐她！
对她来说，写作是她的全部工作：她感到自己被它包围了，真的是包围了，“被判”写作。她已经忍受其苦，而且总是越来越苦。在这个意义上，不排除她以为自己是个殉道者，就像是基督教中的伟大圣人。她应该也发现过一场伟大的、得不到的爱，就像马拉美诗中的星星，但她仍想尽一切办法得到它。所以说，她是世俗的，然而，是一个像西蒙娜·韦伊或汉娜·阿伦特那样的世俗圣人。
但“神奇”这个词已经说出来了，因为确实很神奇：那是一种“神奇的”写作风格。菲利普·索莱尔斯在评论这一点时没有说错：她的作品有“萨满教”的色彩。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杜拉斯，似乎一切都得到了解释。信萨满教的女人。否则又怎么解释抵抗主义组织那么辉煌的时候她坚决拒绝参加呢？新小说派最流行最拉风的时候她又为什么不加入呢？然而，她深深迷上了诗歌，迷上了与诗歌有关的一切，迷上了她所喜欢的诗人，当然，她也在语言上试图接近他们。谁能说《情人》中的某些章节不是法国诗歌中的杰作呢？人们想起了海面上的那一幕：星空下，回响着肖邦的华尔兹舞曲，一个年轻姑娘站在轮船的甲板上，一边听一边流泪；或者想起在《圣经》所描写的那种天底下，邮轮行驶在大海上。
杜拉斯去世以后，影响还在继续：她的作品具有那么大的能量，以至于世界上的许多大学生都在写关于她的论文，让大学教授们头疼不已，因为关于她的资料太多了。人们在书目中、旧货店、空阁楼和废纸店里翻寻，想找到她在战争期间或60年代她的书还没有畅销的时候可能写过的文章。那时，为了生计，她被迫写过一些东西。有时，这种搜寻还真有收获：在杜拉斯本人的提醒下，人们不是找到了她在被占期间所写、她当然也没有收入自己作品目录中的一些中篇吗？同样，她也隐瞒了《法兰西帝国》，而那本书却实实在在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过，1940年5月的《画刊》还在广告界以无与伦比的语言赞美这本书。1944年，尼塞阿出版社出版了一些今天可能被叫作言情小说、主要面向女性读者的平淡无奇的东西：杜拉斯应该也参与了。马克西姆·奥内瓦尔（Maxime Orneval）的《黎明》后面，尤其是匿名的《任性》后面，是不是隐藏着她？那两个故事的情节跟她未来的世界完全吻合，那个世界当时虽未开发，但已经存在，尚未孕育，熊熊烈火已在周边燃烧。先从一些“容易的”小说开始，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塔尔奎尼亚的小马》《直布罗陀水手》《夏夜十点半钟》，尤其是从《劳儿之劫》开始的印度系列。在《任性》这一小故事中，杜拉斯的语言风格已经形成，喜欢省略、同义反复、抽象的符号、简洁的句法，有时像欲望发作一样气喘吁吁。“金色的长发，蓝色的眼睛”，“夏天。这是夏季”，“我对艳遇不感兴趣，因为它从来就是艳遇的幻象”，“现在我摊开了，占了很多地方。必须当心心脏，它可能会破裂，炸开胸腔，这让人想起……一头处于恐怖中的野兽”，“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待在门外，不愿意回来，在恐怖中搏斗……”，“咖啡成了野兽出没的热带丛林……”，“她感到自己是个活人，很高兴能够呼吸，成为有待发现的一种财富，一种被发现的东西，无边无际……”，等等。
结束了。
这时，弗雷德里克·勒贝莱（Frédérique Lebelley）在格拉塞出版社出了一本新传记。杜拉斯圈子里的人和大学教师都不认识的这个作者给自己的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或羽毛之重”。勒贝莱自称是“破坏圣像的人”，信誓旦旦地说“检查过自己的著作”，却把杜拉斯的生平当作是一部摄影小说或是一部电视纪录片的脚本。杜拉斯憎恨的一切，她都告诉这个作者了，所以这本书的出版让她非常生气，但《新观察家》和菲利普·索莱尔斯却支持该书。传记作者和那本周刊也很生气。扬却不担心，他对她的第一个传记作者说，这事很快就会过去的，就像一个玩笑！事实果然如此，那本书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在杜拉斯的著作注释中很少被引用。不能只凭轰动性的新闻和轰动效应来作研究。这时，又暗中传来又有人要写新的传记，这回是在伽利玛出版社出，所以，人们可能会认为它比较严肃。写这本书的是弗朗索瓦·密特朗以前的文化顾问劳尔·阿德莱（Laure Adler），但人们当时还不知道作品的主要内容和她的研究路径。然而，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保存和收集杜拉斯最后的话。那些断断续续、大喊大叫的话，让人听起来更像是萨满或是“巫婆”说的话。人们想起了米什莱在故事中描写她们在月光下唱歌的情景，杜拉斯太喜欢米什莱了。那些话被认真记录下来，精心编排得像一本日记。1994年11月22日到1995年8月1日期间说的话。
长期以来评论家们觉得不可能的道路，即上帝之路，她现在正在走。不是因为她皈依宗教了，她一直是个极端的世俗者，而是因为她以自己的方式，可以说，她以自己的听觉，听到了确实来自不可及的世界，来自写作的圣地秘密而晦涩的歌。
这本书出版于1993年，同一年，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被许多人认为是她的文学遗嘱的作品《写作》，书中收入了若干被人遗忘的文章，如“英国飞行员之死”。但在这本“混合”的书中，人们最看重的还是首篇“写作”，写的还是她很多年以前在她关于写作艺术和创作的秘密的著作中阐述过的内容。好像她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了，直奔由于《情人》而获得的那种自由：“波峰”写作，主题与题材变化无常，把它们连接起来的跳板艺术以及她重新找回的青春。作品中的那种清新和清澈甚至让人吃惊，孤独、酒精、诺夫勒堡、玫瑰与孩子、穿过她所在的凡尔赛之路的法国历史、被她成功地改编成道德寓言和哲理寓言的轶事，比如写一只绿头大苍蝇之死，那只苍蝇在方格地砖上奄奄一息，她久久地观察它的颤抖和痉挛。那个暗示我们大家都将死亡的寓言，是一个拉辛式的小小悲剧，语言不多，但很像是拉辛在《贝蕾尼丝》前言的道德教诲，很少内容与主题相关：生命、痛苦、死亡、沉默。杜拉斯知道，这本书将真的成为她最后的著作，所以写得很用心，尽管她已经初现老年退化的迹象，但她硬充好汉，想去宣传促销，而这些事她以前是很少参与的。在她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她同意去做，想重新找回公众，找回读者，找到人。她一直观察着他们，并常常从中挖掘出故事和小新闻，同意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广场最著名的迪旺书店签售。读者排着长队，耐心地等待她给他们在书上签名。杜拉斯不慌不忙，跟他们聊着天，很高兴能待在那里。对她来说，这是够异乎寻常的了。消息越传越广，最后不得不把她从读者当中拉走，否则她非在那里过夜不可……她的作品在继续出版：伽利玛出版社乘《写作》出版之势，终于获准重新出版一直被她当作小书的《厚颜无耻的人》。她已经把这本书的版权授予普隆出版社，因为在1942年，伽利玛和格诺没有出版它，而普隆出版社的女审读员多米尼克·阿尔班却很喜欢这本书。不过，在同意重版前，她把书又读了一遍，对书的质量感到很满意。她觉得这本书总的来说相当不错，她常常这样自我满足，认为这本书远远超过同一时期创作的小说！书后来收入“福里奥”丛书出版，封面是杜拉斯公爵的城堡，就在她父亲以前在普拉提耶购买的屋子旁边，他原来还以为能让重新组合的家庭住在一起……
再见。
杜拉斯只知道，读者好像被她的作品之网所网住了。具有魅力的词语迷住了他们，他们现在还愿意这样。她将不知疲倦地写扬·安德烈亚，扬是她生活中最后的爱情艳遇，更是她对爱情的最后拷问。她所开创的道路，那种奇特的忏悔，介于爱情小说、自传、日记之间的东西，在她笔下成了一种新的样式，完完全全，并且在继续。她给这个故事大厦增添了一块石头。《扬·安德烈亚·斯坦纳》也许是这一感情历程的最后一站。她当然可以说自己是无人不晓，因为她的每本书都很畅销，她与读者建立了长期的来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杜拉斯，正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身上有一部分芭芭拉，那是女歌手和公众之间最美的爱情故事。对杜拉斯来说也同样。既远又近，她越过千山万水，可以说是“穿越世纪”，终于来到了大众身边。对他们来说，她既是一个朋友，又是一个神秘的萨满。在20世纪，哪个作家能这样说呢？谁能自诩有这样的影响力呢？她知道这一点，并为此感到骄傲。更了不起的是，她利用了这一点，因为那种诱人的狡猾在她身上从来没有消失过，就是这种狡猾让她重新融入了她说她最讨厌的东西：社会。她决定离开梅迪西奖评委会，是因为她觉得“人间喜剧”中的所有恶习都在那里恢复了。她说，奖项，“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社会”。她一辈子都不断地想离开它，毫不犹豫地践踏它，宁愿与圣人为邻。为什么不与上帝同在呢？她的姓氏中不是还有上帝的痕迹吗（Donnadieu）？但确切地说，她身上的某些东西又让她重新与这个世界联系在了一起，让她利用它的规则和习俗。
让·马斯科罗接受了人们向他提出的大部分建议，允许在全世界演出她母亲的作品，所以，杜拉斯现在是文学界被演出最多的作家之一。她所有的剧本都被上演了，她写的台词也被搬上了舞台，有些作品本来并不是用来演出的，但由于它们有口语化的特点，所以也上了舞台：演员们都愿意演她的作品。阅读她的作品成了一种时尚，很多大演员都津津有味地读她的作品，如法妮·阿尔当（Fanny Ardant）、玛丽-克里斯蒂娜·巴洛（Marie-Christine Barrault）、玛莎·梅丽尔（Macha Méril）、埃里克·热诺维斯（Éric Génovèse）等。雷尔纳出版社和.出版了集体合写的著作，收集了大学里的研究论文、作家和朋友们的见证和大多都没有发表过的图片资料。
前进道路的既黑暗又光明，跟杜拉斯如此热爱的《随想录》或《忏悔录》的作者同样，因为他们也在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至今仍在谈论一些更晦涩、更秘密的东西，好像那就是人类共同寻找的东西，它尽管深藏不露，却断断续续地闪着光，照亮了人们。
不过，萨维尼奥在影射哪个作家“想否认其作品的特点和重要性”呢？除了帕特里克·韩波幽默的模仿作品，没有其他任何著作在这方面冒过险。平庸者争食猎物的时候，总是急于扑倒他们以为已经快要死的人。有人说杜拉斯最后的隐情让人不安。是真是假？这才是问题所在，因为没有人在场证明其真实性。有的表述，有的语句可能是“纯杜拉斯式”的，那种思想上的闪光和悲剧性的色彩是不可否认的：在失去理智的胡言乱语中，有些珠子和天然的金块在闪光，就像是《写作》的回响。一切都表明，死亡接近了，杜拉斯在坚定地等待，但通达中透着一丝痛苦。断断续续的语言接二连三，滔滔不绝，就像是爱情的独白，扬就是独白的中心。所以，当然有人会想，那本书是经过加工的，以制造这两个人的神话。只有一步之遥，许多人都跨了过去：
我爱你直到死亡……抱着我，在你的泪水中、笑声中和哭泣中……我将成为的东西。
弗雷德里克·勒贝莱所写的传记，当初尽管有媒体的强烈支持，最后还是成了灾难。现在，轮到劳尔·阿德莱了，这是当时在新闻界和文化界很显眼的一个人物，她也投入到杜拉斯众多的作品和同样丰富的人生中了。她想写这本书，杜拉斯生前就已经知道，杜拉斯周围的人不无惶恐地等待着这本传记的出版。劳尔·阿德莱靠写传记和散文出名，尤其是她的电视节目更让她“名声大震”。她是一个深受欢迎的主持人，常常发起论争，身上有些知识光环，这也跟她丈夫阿兰·维因斯坦不无关系，后者是法兰西文化电台德高望重的记者，也是一个诗人。作为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的文化顾问，劳尔·阿德莱拥有必要的权威介入公共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许多人已经批评她对杜拉斯的作品缺乏了解，大家都在冷静而审慎地等待她的那部传记出版。事实上，1998年9月那本书出版后不止让一个人惊讶。在最初读到该书的人中，包括让·马斯科罗，他觉得某些段落对他母亲有些冒犯，尤其是事实调查部分。劳尔·阿德莱似乎把这本书的卖点建立在这上面，那也是她研究的中心：关于抵抗运动时期的历史。根据作者和权利人的意愿，保存在国家档案馆中的某些资料应该几年后才能发表，现在却被公开和使用了。这些东西的泄露让杜拉斯的家人感到难堪，却刺激了伽利玛出版社的新闻处，他们从中发现了一个盼都盼不来的促销突破口。杜拉斯与被占领者以及二战期间法奸组织的保安队之间的暧昧关系被摆上了台面，但这些并不足以让人相信杜拉斯两面派到如此程度。这本传记中还加了一些档案照片，其中有些是从法国第一本关于杜拉斯的传记中复制的，包括图片说明。贝尔纳·皮沃在他主持的“文化访谈”节目提出了照片来源与借用问题，但劳尔·阿德莱却以历史研究为借口，为自己辩护，想抹去引起争执的东西。媒体经常说这本书粗暴地揭露了隐私，还指出了书中的差错。伽利玛出版社已经预料到这点，在该书的第二版就做了某些修改。扬·安德烈亚尽管在书中被劳尔·阿德莱大加赞扬，却毫不隐瞒自己的反对意见。
我都不知道该去哪里。
我给你写信，就像以前喊你一样。
玛格丽特·杜拉斯总是有那么多故事，以至于人们既对她的作品感兴趣，也对她的生活感兴趣，而且总是把二者联系起来，却永远也找不到钥匙和秘径。所以，曾在纽约与玛格丽特·杜拉斯有过短暂接触的让·瓦里耶才重写传记，那部传记将会很棒，详尽而具体。作者用多年的研究结果写成两卷差不多各900页的书，仔细分析杜拉斯的生平，小心翼翼得近乎病态。他的解剖刀很锋利，没有漏掉重要的部分，可杜拉斯身上的所有魅力，那种欲望之美，那种朦胧之爱，那种变幻莫测的声色之乐，还有那种优雅，这些东西统统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冷冷的事实盘点，就像是执达吏甚至是警察的笔录，让读者心寒。杜拉斯所孕育的那种迷人的东西哪里去了？怎样才能找回她作品中的那一大片波光粼粼的东西呢？那些东西曾把她带到无限广阔的地方。在瓦里耶的这本书中，一切都消失在极准确、极详尽的细节中，它与作品完全是脱节的。那怎么办啊？被剥夺了阅读快乐的读者很想这样回答！
扬·安德烈亚达到了守卫杜拉斯作品的中心地位，让·马斯科罗早就对他有气，深信他如果不是篡权者，至少也是一个怀有敌意的障碍。据说，扬·安德烈亚与杜拉斯共同生活期间就有可疑甚至有作弊行为，面对许多人所谓的“封闭杜拉斯”，他的朋友们也义愤填膺。凡此种种，都让他们的关系在杜拉斯去世以后的很多年里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什么都没有了。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她值得崇拜，是文坛的偶像呢？事实上似乎并非如此。围绕在玛格丽特·杜拉斯周围的热情并不属于这种性质。她的阴影区，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她不妥协的性格，她粗暴、不宽容别人的本性，她的不忠和刻薄都被亲朋好友指了出来，包括扬·安德烈亚，他常常说她太坏；或者是多米尼克·诺盖，他在他那本取名为《永远是杜拉斯》的小书中，没有回避她的众多缺点。杜拉斯的影响和光芒来自别处，其中最重要的是她在读者、作品和她自己之间建立起来的那种亲密关系。这是一个自我完成的故事：认识贯穿在她的书中，尤其是贯穿那种不限于每年出版一本书的文学历险中的人性。每个读者都在时间中前进了，或现在与她一道前进。她的语言给了他们那根秘密的线，他们把它展开后，往往都待在其中。她所讲述的故事，她的故事，永远是独一无二的但同时又被读者们所熟悉。最后，她讲起了他们。就是这种秘密给作家与读者之间的这种真正关系奠定了基础。这是共同的归属，不管他写的东西多丰富多奇特。所以，那些大作家，如蒙田、帕斯卡尔、卢梭、普鲁斯特——之所以专门列举他们，是因为他们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个人参照——他们的真正命运似乎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他们陪伴着他们的读者，带他们在世上行走。跟着他们，读者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踏实。这条道路的故事，共同的道路，有复杂的岔道和近道，正是前进中的人类的故事。就像杜拉斯，常常盲目和迷路，常常清醒、反抗、服从、自由、受束缚。我们可以用作品的“现代性”来说明它为什么能走遍世界，但原因远远不止这一点。是因为作品的题材多种多样，还有，它们波光粼粼的东西与矛盾，它们穿透谎言的真诚，它们在人类难以承受的黑夜中的斗争，光与星疯狂的企图，就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这种精神世界，甚至最无动于衷的人也不例外，它构成了杜拉斯的独特性和真实性。
得把书合上了。
过来抱住我的脸。
慢慢地，她还是淡出了她如此喜欢“读”和访的世界，她一直想揭开这个世界的秘密，有时似乎有魔法，能通灵。她最常用的词汇当中不是有“看见”二字吗：“我看见了”她经常这样说，好像前进在厚厚的夜色中，试图发现它被遮掩的光芒。1992年，她同意接受皮埃尔·杜玛耶（Pierre Dumayet）的采访，这可能是她作家生涯中所接受的最后采访之一。特鲁维尔的黑岩旅馆，在她兼作客厅的房间里，挂着海滨浴场的照片，放着几张藤椅，坐垫已经旧了，木桌简简单单。记者把他以前跟她做过的两次访谈节目回放给她看，一次是1964年拍的，关于《劳儿之劫》；另一次是1966年拍的，谈的是《副领事》。杜拉斯很激动，拍完以后她就一直没看过。她的沉默和压抑在画面上可以感觉出来，脸部的特写镜头显示她的模样“被毁”了，正如她在《情人》中所描写的那样。那场新的访谈终于把作品从作家那里解放了出来。口头语从来没有这么像书面语过，“写出来的东西”从来没有如此“口语”过。常常出现沉默，强忍住激情和深深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