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杜拉斯的研究长达44年，可谓整整一生，期间我一直只以她的书为出发点，那是她人生的隐迹纸本，是仍有待解码的遗迹。可见，这便是大家所说的“第一手”工作，从塞杰尔出版社出版的那部论著，到对她在洛特-加隆省（其笔名的来源地）度过的童年的调查，再到组织举办关于某些从未被研究过的主题的研讨会（与她和上帝的关系一样，那些主题一开始总是被人嘲笑和挖苦，但最终都得到了认可），再到1991年发表的那部传记，系第一部杜拉斯的传记，在全球广为译介，已成为很多论文的依据，并被我不断重读、修改和补充新元素，直到成为今天交出的这部作品，只为尽量贴近她的主题和她的真面目。研究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一件总有挑战和风险的事，一是因为必须亲身体会疯狂和眩晕，进入她所说的“暗室”（chamber noire）和“内在阴影”（ombre interne），二是因为她的所有文本都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轻易交出用于开启紧闭的大门的专用钥匙。阅读杜拉斯，我们永远不在她所说的“光亮地带”（zones claires），而是处于一些最偏僻的、埋藏得最深的区域。
当然，我们离不开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提纲：殖民地时期的印度支那、家庭的苦难、中国情人、返回法国和在洛特-加隆省杜拉斯镇度过的童年、与罗贝尔·昂泰尔姆在一起的日子、抵抗阵营、在“文稿管理委员会”的短暂工作、昂泰尔姆的流放、与迪尤尼斯·马斯科罗的长相厮守、加入和退出法国共产党、帅气的情人热拉尔·雅尔洛、学会喝酒、《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随后多部作品以及她久久不屑的爱情小说所获得的闪电般的成功、诺夫勒堡的居所、阿尔及利亚战争、“圣伯努瓦街小组”、在特鲁维尔购置的公寓、离群索居、1968年“五月风暴”、介入女权主义运动、与扬·安德烈亚在一起的生活、她与同性恋的关系、1981年左派的上台、从影经历，还有书籍，至死相随的书籍，还有临终前的孤独、逝世后留下的传奇……对于所有那些倾力重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人生”的人来说，以上就是他们的传记素材。然而，仅凭这些就够了吗？只采用这些素材，仅有这些素材，岂非南辕北辙？自始至终，杜拉斯深知，她的所有一切是一个个疑问，是一扇扇紧闭的大门，是一片片阴暗的“森林”——她把她的人生称为“森林”——是穿插和拥堵在她人生中的一个个十字路口和岔道口。只有她写的那些书，只有那些延续她那深不可测的、有待破解的奥秘的影片，才有望让她触及尘世与万物的珍贵和美好。“对于我们年少时某一天所发现的那种空洞，”她说，“什么都无法使之从未存在”；对于爱情，她发现世间没有什么“能取代爱情”；对于时光，她“从来都只是等候在紧闭的门口”：所以，只有书才能反映她那偶然性的、碎片式的、撕裂了的人生，她那千疮百孔的人生。除了书，还有与之呼应的音乐，特别是巴赫、舒伯特、维瓦尔第、迪亚贝利的奏鸣曲和卡洛斯·达勒西奥的乐曲，它们犹如夜空中前进的足迹，尽头处或许会突然出现金色的光芒：就像小说《爱》结尾处所说的，“或许是一个黎明，上帝”。书和音乐就像召集人，构成了最初的和谐。
我致力于这项工作，不仅因为我年轻时长期与她交往频繁，因为我是索邦大学第一位研究她的学生——我曾于1972年在塞杰尔出版社发表了一部关于她的论著，系法国出版界开先河之作——因为同一年她同意为我创作的一部诗集作序，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一直认为，她的作品触碰到了我内心的最深处，因为在不断阅读她的作品的过程中，已没有什么让我觉得怪异，无论是说出来的还是没说出来的，无论是显露在外的还是隐藏于黑夜的，因为我已由此变成她最专注的读者之一。
很久以来，我觉得我熟知杜拉斯不断讲述的那个世界和那个故事，故事只讲了她和她的人生，却触动了所有读者，他们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一部分。我一直认为，这便是文学及其普适性和全部人性的真正标志。玛格丽特·杜拉斯属于这样一类作家，他们的根源可以上溯到文字诞生之初，上溯到人类最初的呼喊和占卜。她直觉里知道这一点，否则，她怎么能像马格德林岩洞里的史前人类一样，在外部世界面前举起残缺的双手，齐声发出绝望的爱的呼喊？写这部传记，就是要与她相会，捕获她的气息——她曾不断重申，这气息为我们大家、她的读者乃至全人类所共有。
她的人生铭记在她作品的长卷中，而那些作品犹如炼金术士的工作，旨在将所有的痛苦和所有的孤独化为金子。因此，为她作传并非一往无前，把握住她人生的气息和历程，也不一定非得像某些人以招徕读者为主要目的所做的那样，展示一些她几十年前就已禁止公布的资料，但有的人并不理会她的要求……要知道，她的人生其实是处于一些更为阴暗的陷阱中。玛格丽特·杜拉斯一再宣称：“我们有我们所写的，那是一种不可见的人生，接着有另一种人生，它是可见的。”有些人想要一天接一天地复现时光缓慢但愤怒的脚步，排列那些或喧嚣或安静的日日夜夜，整理一件件大事，以日期和标志事物为主线——对于这些人，杜拉斯略带奚落地答道：“我这么说吧，为的是解脱我自己……（如果）非得让我说明日期……我没有这个能力。”
对于这部新传记，我把它看作我对她漫长的研究工作所获得的一个成果。我一直视她为20世纪的重要作家，与马塞尔·普鲁斯特比肩：普鲁斯特为这个世纪揭开了序幕，她则为之画上了句号。在书写她的人生故事之时，我忠于她的抉择和她的价值观，也即尽可能地贴近她，无惧狂风或海浪。不管怎么说，杜拉斯提醒过那些拿她来冒险的人：从1969年我第一次遇到她，到1995年我最后一次见到虚弱而无助的她，她总是会提到进入“内在阴影”的危险和写作的巨大风险，她就像一阵风，“从人生中经过，人生中别无其他，除了人生，还是人生”。
剩下的是她作品的地点，也即她称之为必须追随的“图像之路”（chemin d'images），这些图像被记忆突然泛起的波浪带到水面上来，就像一袭滔天巨浪，她从浪尖上撷取了泡沫，而那泡沫本身也是转瞬即逝的。
如此说来，1994到2012年间那些前仆后继的传记或许未能完全达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预期。确实，无论是沉湎于挖掘私生活中的秘密和政治上的背叛，还是把传记混同于法官的卷宗，以期将杜拉斯置于历史之中或直面她的命运，这些都是不够的。肯定还有别的东西，还有另一些故事，它们发生于夜间，是精神层面的，牵涉到所有游历其中的人，包括读者和作者，而我们永远也不知道能否将其解释清楚。可见，有一点是肯定的：研究杜拉斯，首先得重视她内心的演变，跟着那个阴暗的迷宫——途中，文本是唯一的向导，它引导着读者——深入克洛德·鲁瓦所说的“杜拉斯特质”（Durasie），一个陌生地带，以及“黑色大陆”（continent noir），而我们稍后将看到，这一“黑色大陆”或许是所有人共有的，因此它既令人痴迷，又令人惧怕。
对于那些关注她人生的人，她有言在先：“你们人生的史实，我人生的史实，其实并不存在，或者说只是一堆词汇。我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只有虚构的故事，而没有史实。只有通过想象去回顾时光，才能使人生焕发生气。”对于传记作者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美的途径和更好的建议吗？在传记的创作中，所要做的到底是什么？是把一个人的人生搬上舞台，将其变成一场“真人秀”，还是在充满疑虑和痛苦的夜幕中盲目前行，只靠这种方法去发现人生的生气及其内在的运动？因此，杜拉斯的书或许是其传记的唯一素材，是打开其真实人生的唯一钥匙。更进一步，杜拉斯对未来她的传记作者开出了一个特殊的处方：“我希望人们像我自己写作那样来写我。那或许会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
阿兰·维贡德莱，2013年6月
她在文集《物质生活》里讲的一个小故事为我写这部传记提供了帮助。故事说的是皮埃尔·博纳尔的一幅画，画的是海上的一艘小船。这位画家对他的画不满意，想要加以修改。当拥有这幅画的人同意把画托付给他之后，他把画的整个空间全都让给了小船的帆。于是，帆占据了一切，占据了大海、天空和风。杜拉斯认为，书也是如此，一句话，一个词，都能改变作品的意义，使它走向别处，走向无数的终点。人生一定也是如此。一个故事，一个日期，一个事实，一件轶事，或许会让历史走向别的日期、别的轶事，走向意料之外的含义。基于这样的考虑，这部传记或许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谜，或许能完美地反映杜拉斯的人生，她的神话，她的传奇。
在我写过的所有传记中，献给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这一部是最难以完成的，是最痛苦同时也是最刺激的。在我之后，还有很多人也曾试图重新勾勒她的一生，他们也都碰到了困难，这样一项工作到底难在何处？杜拉斯本人特别善于分析心灵的深处与心灵的沉默，以及她也曾面对过的孤独片段，对于这项工作无法完成的原因，她阐述得很清楚：“我根本无法看清人们所说的‘她的人生’。构成我的，只有对死亡的思考，或对某个男人和我的孩子的爱。纵观所有过往经历，我好像根本不可能近似于任何一种人生模式。”凭借着什么，才能编织出一部即使并非完美无缺但至少正确无误的杜拉斯传记？它应该围绕哪些秘密的主线，才能触及深层次的真相？因为，传记所要做的，正是触及深层次的真相，至少我一直以来所理解的传记艺术是这样的：找到人的秘密，回到它们火热的策源地，就像杜拉斯说的那样“一直追溯到它们”，把犹如深邃夜空中闪闪繁星的它们记录下来。无论是为谁作传，都不仅仅是罗列既往事实，或满足于一篇众所周知的编年史，还包括其他很多更复杂的东西，事后看来，这对玛格丽特·杜拉斯而言尤为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