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
出来后，我没有回到莫妮克那里。我知道我的难题她帮不了忙。我回到自己的公寓，度过了一个无梦的不眠之夜；第二天下午，我在让·雅克经常光顾的咖啡馆找到了他。
还有一点我必须说的是，尽管女修道院院长不像安德斯太太那样身上有令人感到遗憾的疤痕，但在身材和肤色方面，她还是与我的旧情人有几分相像的。当然，女修道院院长就和前天安德斯太太一样，基本上是包得严严实实的，这也符合修女的身份。而且，在安德斯先生的印象中，他妻子不是进修道院了吗？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梦关涉安德斯太太以及我要给她带去的命运。
“你为什么问这个？我敢肯定她身上出现过，只是我眼瞎了，没看见。你可能有所不知，她是个改变信仰的人。顺便说一下，我不想把这个事实到处张扬。当然，我们生活在一起，她感到非常烦躁，心情不好，尤其是最后一两年，这说明她已经快要做出重大决定了。”他的目光变得富有挑战性。“怎么？你认为一个人可以在虔诚的同时又不把它当作一种职业吗？你是不是怀疑我妻子的态度不那么真诚？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吗？”
我正由一个小胡子修道士陪着，走在雪地上。我向他请教如何才能忍住寒冷，又不觉得冷。
“但是，”我有点不知所措地回答说，“我现在不清楚她确切的地址。都几年过去了……”
但是，要推断出这个梦的寓意得花点时间。起初，让我沉思的是这个梦和其他梦相类似的模式。都是被关起来；又都是有人想要教给我点什么东西；那个穿黑泳衣的男人又出现并强迫我做他要我做的事情；又是那些熟悉的情感。惊愕、屈辱感和谄媚的欲望是我梦里一直出现的三种情感，而在我白天的生活中，我要独立得多。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发现自己在这个梦里又在听从别人的意见了。我指的是我告诉女修道院院长“一切都好”这一点。
我决定向他透露部分真相。“是的，我是隐瞒了点儿事情。为了我好，我愿意全告诉你，但我认为你妻子不希望我这样做。要不然，她自己为什么没把地址告诉你呢？”
“告诉我。”他说。
事后没过多久，莫妮克就怀孕了，我的观点也得到了确认。我鼓动她把孩子生下来，并保证我会来抚养。我们一次正常的性生活，这么一种小小的行为结出这么大大的果实——一个生命将来到世上，这样的结果似乎有点儿合算。但是，莫妮克告诉我，她希望继续致力于她更大的事业，她神色相当严肃，拒不接受我的建议。
“你看着办吧，”她声音严厉地叫道，“只是，你得记住，我是你的，你要打发掉的女人。我警告你，要把我打发走会非常困难的。你知道，女人可是有耐力的。”
“不信教！我的上帝！对她来说，为什么无神论还不够好呢？对别人都够好了！她满可以还是做个犹太人的！”
“我们现在有条件充分利用钢琴的资源，”黑暗中，我在那金属弦线的毡垫板中间想找一个舒服些的位置时，听到女修道院院长这么说。我听到她对哪个学生下命令，让他在钢琴左、中、右三个位置上同时弹奏。我越往钢琴里面爬，她的声音就变得越低。没过多久，我蜷曲在角落里，看到一个脸色苍白、蓄着小胡子的年轻人，他问我那天星期几。我说是星期天，他一听就哭了起来。“没关系的，你认为是星期几就是星期几好了，”我说。我为了哄他，就像哄小孩一样，把钢琴底板上的一个洞指给他看，怂恿他和我一起看个究竟。
在我的生活圈子中，我发现朋友们都在表达喜好、做出选择。连安德斯先生都知道游戏什么时候结束，以及怎样为自己提供新供给。我不愿意小看幸福的机会，为了追求幸福，我甚至准备不理睬我的梦对我提出的一些要求。
“如果她在修道院！你说话为什么这么战战兢兢的样子？别怕伤害我。”他拿出手绢。“伊斯兰教！”他喘着粗气，一屁股坐在地板上。“真不敢相信。真丢人。怪不得她没敢告诉我。你有没有跟什么人讲过这个？”
双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开了口，“我梦里有个人对我吼，但我对他说，吼从来就没能让我明白过什么。”
“跳！”
安德斯太太希望得到拯救，我帮助她从旧生活中摆脱出来，又让她套牢在新生活中。我也想通过被套牢来获得拯救。所以，我才高兴去拍电影。在电影里扮演角色给了我充分施展才华、成为有用之人的感觉。我知道这是我需要的拯救样式。但是，我自己的需要仅靠生活的外在变化——比如挑一个专横的情人，或者找到一个奴役人的职业——并不够。奴役得是内在的。那么，我的梦是不是我寻找的权威呢？我努力服从它们，但它们对我的要求所作出的反应是如此的自相矛盾、捉摸不透。
“别把我忘了。”我走出门的时候，她伤心地说。
“你和同党煽动的那些革命麻烦就出在这里。事倍功半。”
梦后第二天，对我来说，成了一种假日。这天，我取消了平时每天要做的事情，全身心投入到对我新收获的思考上。我面临着打发掉安德斯太太这个急迫的个人难题，做了“钢琴课之梦”以后，有这么一天“梦休”，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惬意呵！我的旧情人等着我二十四小时之内给她答复呢。
我还真不明白，所以，也不知说什么好。“如果上帝赐予她一种更幸福的生活，”他又轻声地说，“我不想破坏它。”我心里突然觉得，安德斯先生自认为越来越具有宗教情怀。
“我现在脑子昏昏沉沉的，”我最后说，“给我四十八小时，我会把决定告诉你。”她开始求我留下来，但我没听。
有一天，莫妮克说收到一封信。“一封很奇怪也难看懂的信，”她冷冷地说，“是一个女人写来的，她声称你欠她的债，她也欠你点儿什么。”
只有这样，才解释得通我那年与一位叫莫妮克的认真的年轻女子开始建立的关系。朋友们介绍我们认识，他们认为我们会很和谐的，因为（除了演电影这个工作，我还在追求一种业余精神；还真让他们给猜着了）我仍旧享有思想者的名声，尽管我不配。说得简单点儿，我碰巧还是一个不写作的作家，而莫妮克本身是个知书达理、能欣赏别人的人。我现在敢断定，朋友们也认为莫妮克会给我带来有利的影响，她人可靠，持一种大度、简单的人生观。她出身在一个多子女、贫寒但却正派的家庭；父亲是财政部职员，母亲是教师。她在首都长大，生活里有的是宽阔的林阴大道、溢满了饭菜味的拥挤的公寓、剧院第一排楼座、由正襟危坐在打字机面前打字的苦恼的男人和脚穿厚实的长筒袜往来于文件柜之间的能干有用的女人组成的办公室。她的职业是一个志存高远的公务员。她已经在一家左翼小周报干了几年。现在，她供职于一个致力于殖民地人民解放事业的组织，她的工作是写文章、发邮件、做演讲。我很快就注意到，莫妮克激进的政治观点并没有破坏她对官方制度的信念。对婚姻、行政部门、法院、新闻、学校、军队，对这些东西，她的理想都没有真正幻灭过。她从未想过，她对正义的热情会无法通过现有的交流渠道和机构传递出去，她认为这些现存的交流渠道和机构并不坏，而仅仅是听到的情况不可靠。正如读者回忆得起来的那样，因为处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出发点很好的欧洲人所怀有的政治上的不满，每每采纳那种比他们原本所希望的还要激进得多的投入方式，而生性喜欢以提高他人道德水准为己任的莫妮克竟未入党，让人感到非同小可。在党内，至少会有一段时间，她会开心得多，我是说，她会更加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一开始，我发现莫妮克不妥协的态度很迷人。但我很快就开始认为她不追求潮流与其说是她人品好，还不如说她对那些东西真搞不清楚。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她个人习惯上。她的个人习惯中，资产阶级的勤勉和无产阶级的恶俗趣味搅合在一起。她个人热衷的是孩子、高级烹饪术和名人。尽管她已数次流产，尽管我在她的公寓吃饭时，她端出来的只是佐料搁得过多和变了味儿的奶酪，也尽管没有哪个名人想娶她，但她的热情丝毫未减。
“信的邮戳看了没有？”我紧张地问。
我喜欢我的新公寓，我还得知我不必就住在一间屋子里。对我来说，莫妮克能带来乐趣，而且，认识她也是我朝着自我阐明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但我始终弄不明白我有什么地方吸引莫妮克。她是为了我，还是因为我在电影圈和其他地方认识名人才要我的呢？她把我介绍给她的旧情人，一位名叫图布布的高大结实的非洲革命流亡者。多少个夜晚，我们仨坐在一起，就一个正义的革命和通过政治途径来改造社会的可能性而争执不休。我也把她介绍给让·雅克。他的作品现在越来越火了;可她不欣赏他，认为他是个另类，也是个自私的人，可他倒被她逗乐了。我也把她带到拉森那里，就是那个斯堪的纳维亚导演。看得出来，假使他对她表示出一丁点儿兴趣的话，她就会立即弃我而去，投入他的怀抱。
“不是，”我回答说，“不是不真诚，根本不是。我说的只是某些你也许并不怀疑的趣味、爱好和想法……”
“一位朋友。”他跟我学舌。
看清楚站在我门口的人，我非常失望，因为我原来指望的是一顿臭骂，至少也会听到一个孤独和悲惨的故事。如果安德斯先生真爱过她，那么，我又怎么才能向他说明她妻子移居她的欲望之乡对他也像对她一样有好处呢？但是，他好像并不恼火，只是有点不自在而已。我请他进来。
尽管他夸大其词，但他站起身，戴上帽子的时候，看上去的确沮丧得很。我打开钱夹，拿出那个商人的地址，抄录给他。
又是几声巨响，还有木头开裂的声音。我看见一把斧头在我头顶上闪过。我无法相信老师竟然允许他们这样乱来。但毫无疑问，我藏身之处正受到进攻。我气愤极了，决定不退回洞里，而在这里守住阵地，抵抗到底。我拔出左轮手枪，蹲在角落里，等着第一张脸探进来。
“听我说！”我火冒三丈，“你有一位能过上几种生活的朋友。我是说先后过上，不像你，分白天和黑夜过几种生活。”
“你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我知道你跟她什么关系，”他怒目圆睁。接着，他狂笑起来，一直笑到眼泪出来。“我从来都没有幸福过。从来都没有！从来都没有！从来都没有！”
“呶，在这儿，在城里，”她回答说，“她是谁啊？”见我没有回答，就噘起嘴，“你是不是有了别的女人？”她叫道，“你是不是在玩弄我的感情？这不公平！”
他很忙的样子，所以，没有什么寒暄，他开门见山对我讲了他来要讲的话。我听出来，他相信他妻子已进了修道院，毫无疑问认为得尊重她当修女的愿望。我问他是从哪儿得到消息的，他告诉我说，她离开半年后，他收到她写来的一封信。他还告诉我，在这封信里，安德斯太太指定我为她在这个世上的委托人，不妨说是她尘世财产的处理人，她的调解人。他几乎感到很惊讶，我居然对此一无所知，这个修道院的故事在我听来是安德斯太太的一个搞过头的恶作剧，尽管如此，我觉得我必须尊重她的意愿。于是，我问他我能为他做点儿什么。
“我能说什么呢？”我低声说道，“这些灾难降临到你身上之前，你还好吗？”
我现在说这番话，并不是说自己高莫妮克一筹，要指点她，因为当时我就没这样想，也无权这样。不管她的激情和信念在外界的客观命运如何，她都完整地守住它们，她在这方面的能力让人感到惊叹。在这一点上，她难道不像我吗？这一想像很有趣，也很有启发性。
我为那吓坏了的同伴难过，他会窒息而死的。但是，抗议也无用处，钢琴还是给捆扎起来抬走了。我开始跟在后面追，突然间，我有了个主意。我要杀掉这个恶女人。她背对着我站在那儿，跟一些学生谈话呢。因为怕子弹射不出膛，我就双手举起枪。我小心地瞄准她的后背，扣动了扳机。
“我不相信你会做什么公平的事情，”她说，“事实上，我倒指望你那样。不过，我的希波赖特，我指望你做些美妙的、让人感到愉快的事情。让我惊讶，让我迷惑吧！刺激我吧。”这时候，她眼睛里全是诱惑我的神色，我感到震惊，因为我想到眼睛下面的那张脸。
然而，这个梦又不单单像别的梦。我不知道，钢琴课是否可以解释成布尔加劳教授信奉的那些古老的异端邪说的一个注脚。说一切都好，这是把精神从使其变成沉重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一种途径。但也许，我把梦话太当回事了。“一切都好”这一信条可能有某种疗效，但疗效不比“一切都不好”的信条好。所有卸掉重荷的行为都一样，包括梦本身。
然后，我就在屋后一个什么花园里，天气温暖，阳光灿烂。女修道院院长也在那里，她端坐在一棵柏树下的大钢琴面前，在上音乐课。按照要求，我们每人都得到钢琴边弹上一会儿。我说我不会，别人也说不会，但她一再说没关系。接着，有人走过去，很不情愿也很尴尬地用右手食指弹起国歌。又有个学生自告奋勇，羞答答地弹了首全是和音的颂歌。我认为他们的表演都特别笨拙，但我开始明白在这里笨拙是一种才能。轮到我了。我知道我弹不了进行曲、颂歌或者摇篮曲，我甚至连胡乱地弹奏一曲都不行。于是，我站在钢琴前，用双拳敲击几组琴键，敲完，我就踢钢琴，转身，鞠躬，然后回到草地上，在老地方坐下。
但我没有睬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好顺从了，我认真地调整好姿势，准备跳下去。但紧接着，他就拉我，他一直紧紧地抓着我的一只膀子，并将我拽倒在地。我本来要自己跳的。我倒地的时候，痛苦极了。
“进来，我愁眉苦脸的骑士。”她说。
“你什么意思？”她怒气冲冲地责骂我，“这个人根本不为别人考虑，所以世上才会有这么多不正直。”
“胡说，”我说道，“他只是把他身体本身的一个宝贵部分送出来，这样做，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他就重新安排了宇宙的秩序。他用最经济的办法，以最细小的途径，让某件事发生了。对这一示范性行为，我们应该感谢才对，而不是生气。”
“对。”她说。
“嗯，好，”她说，把衣服穿穿好，“我幸福过。你把我抛给他的那个男人是个温柔的情人。他在去清真寺前的下午两点到四点之间来我这里，一般每星期三次。我被关在一间小屋里，跟房子里的其他人都不准讲话。我非常怕他。但是，等到我不怕了，开始高兴的时候，他也腻味了，就把我卖给一个生意人。生意人把我带进沙漠地带。就是在那里，我不和他配合，在那里的生存能力也弱，所以，我受到严厉的惩罚。你都看见了。”
可以理解，那天，我们分手时并不友好。我已经明白，处理这个难题，我真的是孤立无援了，除了我的梦还能给我出出主意。安德斯太太身体被损，她在过去的日子里已经弄得精疲力竭。在这座城市，她还能过怎样的生活呢？但是，我哪能命令她回到阿拉伯人身边，去受更多的罪？幸运得很，那天晚上，梦来帮我了。想必你也知道，我现在已经很相信我的梦了。
“你印象中，”我小心翼翼地开始说，“你妻子身上是否出现过宗教职业常有的迹象？”
“你愿意看到我吗？”她问道。
“见到你总是很开心。”我回答说。我这个人向来说话坦诚，但要与她和好，所以，只好这样说。
安德斯先生有个口信要带给他妻子，但他不知道她的行踪，就请我跟她联络。他想再婚。
那天下午，我着手做周密的准备工作。我买了几升煤油和几捆破衣服。到了午夜，正好是在我见过安德斯太太四十八小时以后，我又来到她的住处。她肯定在家等，因为她知道我守时，她本人也向来要求别人守时。我把浸过煤油的、用破衣服绕成的布条沿着她住的小房子的墙脚围了一圈，在一处点着火。火苗就像点燃的导火线一样，串成一片，房子顿时成了一片火海。我站在不远处观望，邻居们大呼小叫地跑上街，有人报了火警。
“好了，”女修道院院长说，她指着我这边问：“你已经上了第一课。第一课讲了什么？”她这一指，让我很窘迫。
他把我带到一栋楼的门口。楼房就跟爱斯基摩人的住处一样，是用雪块砌成的。那里有个女人，一身素白，修道士称呼她院长。
“我不知道什么？”
“要是你不说清楚，我就会……”他脸色铁青，手紧紧地抓住帽子。
“除了这个，你是不是没别的话跟我说啦？”我对他很失望。“我没提她的名字，故意的。不是因为我想对你隐瞒她的身份，而是因为我希望你能认真地对待我的问题，而且是泛论。”
“老兄，说吧，大声点，”他叫道，“她做了些什么？随她做出什么愚蠢的、放肆的行为，我概不负责！”
他一把抓住我的阴茎。我生气地挣脱了，对他说是我的脚冷。
“告诉我，要我做些什么，”我说，“现在该你发命令，我来服从了。”
“不可能的事！”他酸溜溜地说，“希波赖特，你怎么可能有难题呢？你每做一件事，都认为是你一定要做的，因为嘛，你的梦给你动力。”
“跳！”他怒气冲冲地吼道。
我抗议说树太高，但他就是要我跳下去。我告诉他，跳下去会受伤的，他又一次命令我跳。
有一天，安德斯太太的丈夫来访。我得更正一下：是安德斯先生。既然他太太走了，他当然有权让自己的身份得到承认。但是，对我来说，即使这个时候，他还是她丈夫，因为就我对他的了解（主要渠道是通过安德斯太太），他嗅觉灵敏，爱好动物标本制作，她认为他从来都没有对她不忠过。他们的女儿柳克丽霞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在你心里，”我继续说道，“你知道修女吗？知道光溜溜的白墙、十字架、凌晨五点钟的祈祷、一个肥胖的女修道院院长、还有客厅里响起的来访者要进来而摁响的门铃声吗？”他气得强压住怒火，牙齿咬得格格响，所以，我赶紧说完，“嗯，根本不是这样的，”我说，“你知道，安德斯太太不是一位特别虔诚的天主教徒。如果她进修道院，那也是个信伊斯兰教的修道院。”
我又沉默了片刻。我那不知去向的情人的丈夫嘲弄地看着我，一脸的担心，这一神色逐渐变成敌意。“你有事瞒着我，”他怨恨地说。说完，他就更稳地靠着墙（我房间里没有椅子，一张都没有，我又没敢请他席地而坐），等我回答。
“你们完蛋了，你们白人，”图布布扬言，“你们既无力去做出丧尽天良的暴行，又无力带来什么变化。”我不禁死盯着他黑面颊上两道深深的对称的刀疤，好像它们表明他知道某件我永远都无法知道的事情。
“怎么做才公平呢？”我这话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求你了！”他恳求地盯着我，“我知道我可以以遗弃罪向她提出离婚。但我想让她知道。明白吗？我不能没有得到她的同意，没有她的祝福就结婚。”
“我不知道现在还要不要……好，给我吧。我也许可以写信给她。不过，现在似乎无关紧要了，”他的声音成了低语。“你知道，我有多欣赏她！”
第二天晚上，接近午夜时分，我按信上的地址摸到了城郊火车站附近一间昏暗肮脏的木屋。一个女人开了门，她身穿一件宽松的灰色阿拉伯服装，衣服把她整个儿罩住了，我只能看见那熟悉的褐色大眼睛露出时而温顺时而凶悍的神色。
在一片吵闹声中，女修道院院长的课又开始了，她叫下一个演奏者上去演奏，我又轮到一次，尽管我去过一次了。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像我那些跳舞的同学，我朝钢琴走过去的时候，故意蹦蹦跳跳，还跺跺脚，晃晃脑。但一到钢琴面前，我就傻眼了，不知怎么办好，所以，我就爬进钢琴，拉下撑盖的杆子，把自己关在了里面。
“亲爱的少妇，”信是这样开头的，“目前，你和我的一位年轻朋友同时也是我的被保护人关系密切，他欠我很多，因为我保护他、爱他。但是，我也欠他的，你跟他提起这封信，他就会懂的。你必须明白，我不直接给他写信，因为我不想干扰他对你的爱。爱是我们女人拥有的一切。但我请求你叫他来看我一小时。我有东西要给他看，亲自给他看。”下面是一个城里的地址、第二天晚上约会的时间和署名——“一个幽灵”。
我记得接下来我就在树上了。我现在不能肯定我是躲在哪里的呢，还是在庆祝自己大胆的犯罪行为，也许，这部分梦跟前面发生的根本就不搭界。
“我自己来，”我恳求他，“看，我要跳啦！”
“我还是认为这让人讨厌。”莫妮克其实没有真听我讲。
如果这个女人就是我想到的，那么，跟莫妮克解释便没有意义。我要过信，发现信是这样写的：
在欧洲，类似的公众动乱不再能改变什么，不管政治形式意义上的革命选择还在怎样吸引着黑人民族。也许，我们可以指望有比政治革命更适宜的，当然也更危险的革命。也许，未来的革命会全都是个体的革命，反映的不是理性的宗教而是隐私的宗教，对隐私的膜拜以傀儡为象征……不用说，我无法让莫妮克接受我的观点。个人自身的行为对她来说似乎并不重要，除非她能用公共标准来衡量，甚至就像一个人的个人魅力需要大家证明他有名气才能触动她一样。
她转过身，走到房间的另一边，弄了一下她的衣服，然后露出一只变了形、伤痕累累的胳膊给我看。“你注意到我的笔迹有什么不同吗？”我点点头，没吭声。“还有呢，”说完，她敞开衣服的前襟，让我瞥了一眼她身上的伤疤和所遭受的蹂躏。“这儿还有呢，”她脱下头罩，我发现她半边脸扭曲着，仿佛在痛苦地、嘲弄人地呵呵笑着。
“没说。”
“你不知道你甩不掉她了。”他大吼一声。
“好极了！”我听到女修道院院长的声音，“比键盘上最低的调子还要低五个音。这是最最漂亮的调子。”然后，一片寂静。
“那你是怎么想像的？”我小心地问。
“正经点，”我说，“假设你有一位朋友——”
“公平？”她叫起来，“我从未听到你这样讲过话！”
积雪已经很深，一直没到我的脚踝。其他人全躲在房子走廊上，我决定一个人进屋去。我偶然发现他们在跺脚，想抖掉身上的雪子儿，看上去像在跳一种舞。除了羊毛衣服难闻的味道，我还闻到一股什么味道，就像公共医院走廊里扑鼻而来的防腐剂和消毒剂的混合味。
接下来的梦里，我独自一人在公园里。雪开始下在绿草坪上。我感到很怪，拼命回想这是冬天还是夏天。我希望再碰上女修道院院长，我对自己的鲁莽很生气，心里很懊恼，我没有表达出真情实感。我知道自己不是故意不真诚。我当时相信了我一时冲动对她说的话。但现在我又不相信了。“一切都好”这种断语好像不对。我又试试“一切都不好”，似乎好些，但还是不对。我又想到“有些事情是好的”。但这就更糟糕了，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
我好像被带到了自己的某个房间，我记得有人端着盘子，给我送来饭菜。我也记得我想到该开始沉思了，却禁不住抬头从房间墙上高处的窗子看出去，我想出去。
“你有那个感觉吗？”他问。我意识到他并不想帮我，就让他带我去见修道院院长。修道士脚蹬白靴。难怪他无法叫我的脚不冷，但是，靠近些看，他脚上又不是靴子，而是厚厚的绷带。接着我发现他不是瘸腿，这让我惊讶起来。
消防队员问过邻居和包括我在内的旁观者房子里是不是有人之后，几次冲进去。一个自称是房东的女人心慌意乱，她说几周前一个外国女人搬进来住，这个新房客难得出门，两天前，来过一个客人——惟一的客人。房东说好像看到他进去、出来，但并没有真正看清楚。看着烧焦了的窗子，没有人感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也没有人涕泗滂沱。房子塌下来前，消防队员没有发现幸存者。我走在回去的路上，心想安德斯太太这下肯定葬身火海了。
“是不是‘一切都好’？”我低声说。
“好极了。”一个学生笑着夸我。接着，我把他也打死了。扣扳机这么容易，我就把他们杀了个精光。我知道他们跟她全是一伙的，真庆幸自己这么聪明。我搞不明白，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这样来结果他们。
“别嘲笑我，”我愤恨地说，“告诉我你怎么样，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下来。”身穿黑泳衣的男人喊道。他正站在下面，抓着我的一只膀子，但是没拽。
巨响声、木头开裂声继续传来，但是钢琴没塌掉。我抓住分分秒秒，筑起我的防御工事。我的手一挥，拉起钢琴金属弦线，缠绕在身上，当盔甲。现在，我差不多能立在钢琴里。我决定鸣枪警告，让他们知道我准备自卫。枪声听上去像炮弹一样，低而沉闷。
“行，行，”我说，“但，你不要逼我。”我发觉只好跳，但我想自己跳。我不想有人胁迫我。
和莫妮克做爱像做运动一样的生猛，一点都不含蓄温柔，毫无性幻想。尽管我不想告诉她我内在生活的波澜跌宕，我还是渐渐喜欢上她了。我对她的情感有一部分是兄长式的温柔，激发起这部分情感的是我们自我完善的共同努力；另一部分属于情人的感情，更自私，也更喜怒无常。在图布布面前，我明确无误地感觉到一阵阵由嫉妒引起的痛苦，要不是出于嫉妒，我还是喜欢他的；当我意识到莫妮克渴望与婚姻生活幸福的拉森浪漫一下的时候，同样的痛苦向我袭来，不过莫妮克感情上对我不忠，我无法责备她。对名人的爱，就像所有强烈的情感一样，是相当抽象的。其强度可以用数字来衡量，而且独立于个人之外。莫妮克也不是要拒绝我，只不过我的名气不如别人大。
“还要问一句，”我们站在门口的时候，我说，“少了她之后，你是否更幸福些？你可以跟我实话实说。”
“我什么都没有想像！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没有，没有，”我安慰他说，“你不明白。你怎么会明白呢？我知道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
我跟你讲件事就能说明我们之间的这一区别。有天下午，我们正走在去她公寓的路上，突然，有人从我们头顶上方的窗子吐痰，那口痰就落在我们前面的人行道上，离我们仅一步之遥。“人怎么能做这种事情！”莫妮克叫了起来。“谢谢你，”我抬起头，喊了一声。我们的反应正好相反。
接下来的一刻工夫，我跳出了钢琴。她生气了。“他在哪儿？”她厉声问道，“他藏起来了。他肯定要受到惩罚。”我假装不知道她指的是谁，因为我怕她叫我回到钢琴里把刚才的同伴带出来。结果却是她对女佣下了命令，让她用绳子把钢琴捆扎一下。“这下看他怎么出得来！”她刁蛮地说。
莫妮克，亲爱的莫妮克，大手的、眉毛未修的莫妮克，让我恢复了些许自信，尽管我现在知道那不是她的本意，因为我们经常吵架而且吵得很厉害。她指责我的生活方式，说我房间空荡荡的，说我对政治缺乏兴趣，还批评我疏远家人。她的批评非常坦率，也自命不凡，所以，我能够认真地接受批评而并不感到她冒犯了我。我着手弄明白哪些对我自我探寻的职业是必要的，哪些是不相干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我也发现了我自己身上迄今为止未曾指出过的几个不够统一的地方。首先，我穿着总是很讲究，很清爽，衣服是我刚刚搬到首都来的时候父亲介绍的一个好裁缝做的。我喜欢干净的、熨烫伏贴的灰西装、灰袜、黑鞋、薄软绸领带和帽子（而不是套头衫、怪怪的短裤、宽领带，诸如此类的），但是，我房间陈设极少，我饮食简单，这又如何统一得起来呢？我怀疑，我的简单饮食和空荡荡的房间是否已经成为一种矫情，所以，莫妮克劝我搬到一座她住所附近的、带家具的公寓去住的时候，我同意了，而且，还同意雇个女佣每周来为我打扫两次。我呢，反过来也说服她承认，如果她在家里不好好做饭做菜，那么，她就欣赏不了、也谈不出饮食国粹之绝妙。我们俩一起去买了几本烹饪书，兴致勃勃地花了几个小时一起买做调料的芳草，在厨房里烹制地方特色菜。可惜，她吃这些菜的胃口也只比我好一丁点儿……我当时一阵阵想、说开始就开始，又一次次动摇——我敢说渴望吗？——过上一种更正常的生活，现在看起来似乎是悲哀的事情。但我当时真的是那么想的，至少说明我没有了探索时的那份傲慢，如果不是智慧的话。
我们是在我形单影只、很烦自己的时候相遇的。尽管我对自己的判断力和我的趣味、对我为自己选择的迂回曲折的生活方式显然非常自信，但我也有怀疑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情况更糟，我甚至为自己远离了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而怜悯起自己来。我已经过了十年的成人生活，受过教育，和许多雅士聚谈，有过一个情人，还学会了怎样哄她开心，甚至不惜自己失去她，我也追求过一种生涯。但我知道，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些活动中去。对我来说，惟一的，而且我不能跟任何人分享的活动，即我通过梦对智慧所作的不大有把握的追求。这对我才真的重要。我在体验一个完全是自投罗网之人的两难和烦恼（这些，如果不是其他的话，我与相对于教授、政客、将军、贵族、妻子等而言的艺术家分享）。没有人指派我一心一意地去做梦。我必须承受我本人对自己职业价值的怀疑，我也必须忍受亲友对我所作的随意的批评，他们认为我是个古怪的饭桶。我真配得上这个称号吗？有时候我问自己。我在浪费时间吗？我在给什么人，甚至我自己，带来快乐吗？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里发生的事情，尽管我按照梦来行事，但与我梦里行为的精神是不一样的。我不感到愤恨，也没有压迫感。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尽管梦点拨了我。我是这样跟自己说的：安德斯太太想过一种新生活——其实跟我一样，通过与莫妮克认真的关系，我也在找寻一种新生活。由于某种有悖常情的原因，她找到我为她定夺。不过，正如安德斯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也确实是她在这个世界上的委托人，负责管理她在尘世的财产。安德斯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还不明白呢。也好，就帮她做一次裁决吧。尽管我确实希望她别来缠我，但我不会逃避责任的。我不得不行动，因为我已有过的一次行动——把她卖掉、让她受奴役——其结果我虽然始料未及，我却是脱不掉干系了。安德斯太太再次出现，咄咄逼人就是这未料到的后果，现在必须面对。我知道必须大胆行动起来。过一种新生活？她带着现在这种被糟蹋的身子，能过什么样的生活？看起来只有一条出路，即结束这条已经结束、却还在贪婪地希望延续的生命。
“一位朋友。”他重复道。
“她有没有说她进了什么样的修道院？”
对他的愤怒，我越来越恼火。这个人表现得真让人讨厌！但我感到如果安德斯太太愿意，我应该让他知道真相。“我要不要把她的地址给你？”过了一会儿我说，“我有最后一次见到她时的地址。”
“这位朋友，”我决定不理会他的故意逗弄，就继续说，“请你帮她开始一种新生活，因为是你结束了她的旧生活。你会帮她吗？你会不会认为她的心死了？”
后来，我从柳克丽霞那里得知安德斯先生真给他妻子写了封信，按我给他的地址寄出，他让妻子同意离婚，安德斯太太回信同意了，他很快还真又结了婚。我常常想他现在是不是幸福；我相信没人不能通过某种途径获得幸福。安德斯太太幸福吗？我倾向于认为她是幸福的。至少，她还活着，通情达理，并且愿意继续待在她待的地方。我得承认，因为我只知道她的这些情况，所以很羡慕她。她赢得了自由，同时又实现了她的幻想，这可真巧。而我仍旧整天去对我的幻想、我的自由做出诠释，因此完全被缠住了。安德斯太太远在沙漠国家和她的穆斯林情人尽情地享受生活，而我却待在房间里，孤枕难眠，聆听我的梦。
“我刚告诉了你你不知道的东西，这是惟一有价值的忠告。”
“对安德斯太太，你得防着点，”让·雅克说，“你想跟她了断可不会是件容易的事情，麻烦大着呢。”
我们和图布布的聚谈澄清了我对革命行为的想法，这些想法在我和让·雅克的谈话中就已经开始成形。说澄清，那是因为，正如我已经暗示的那样，有时候，我把自己幻想成一位尚未命名的革命代表，我急于以自己的非政治思想来对抗任何政治思想。
那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低估了本人在梦中表现出的反抗精神。是的，我顺从了女修道院院长，但我不也把她杀了吗？我把他们杀了个精光。如果有人相信“一切都好”，那么，这件事也必须被看作是好的。
我解释说，也许是现在的年轻女伴影响了我，在慢慢地、同时也是粗鲁地把我引向正常的生活轨道。
也许，图布布是对的。莫妮克这样想当然很幼稚。在黑人国家，正义可以通过集体暴力行为来获得，如果压迫者是外邦人，暴力至少是貌似有理的。但是欧洲还有政治正义以外的其他事情，在这些方面，暴力就是一种徒劳的自杀。只要看看我国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我们就明白了。先是有一场推翻了教会的革命，又发明了一种新宗教，即对以一个女神为化身的理性膜拜。此后，革命不断。单是去年就还有请愿、取缔报纸、号召总罢工等等。学生们在墙上刷标语，警察冲进议会，高呼反犹太口号，两位内阁部长藏身于外国使馆，南方派遣的伞兵从天而降。你知道这一切闹哄哄、乱糟糟的行动收效甚微。现在，学校发了新课本，报上登了新面孔。几家咖啡馆被关闭，因为那是颠覆分子聚会的地方。警察在街上查起身份证来更勤了。其他方面，情况基本照旧。
莫妮克大胆地抗议了：“我知道你们民族的抱怨是正义的，”她说，“但是，孕育过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的国家不会一直是压迫人的国家。”
我必须承认，看了这封信，看到那熟悉但又歪歪扭扭的笔迹，我颤抖起来；她的笔迹潦草得令人难以置信，就像是涂脂抹粉、染了睫毛膏的僵硬的脸上流露出来的痛苦神情，给柳克丽霞的信也是这个笔迹。我无法忍受那些丢人现眼和指责。但我安慰自己说，信的语气是温和的。渐渐地，我倒盼着这场约会了。
“我遇到难题了。”我说。
他说太害怕。接着，我们周围喧闹声四起，所有的学生都爬到钢琴顶上，用脚弹。我感到恐惧极了，就想把他推进洞去。但是，我推不动他。不管我做什么，他就知道哭诉，用脚踢我。
“那不稀奇，”他回答说，“你要学会感觉到冷又不用去忍受它。”
